豎三民報

《豎三民報》於1905年創辦，《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都用“民”字打頭，創辦時間相銜接，風格和基調協同，被人稱為“豎三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豎三民報
• 時間：1905年
• 來源：報名都用“民”字打頭
• 報紙：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

簡介

《民呼日報》：1909在上海租界創辦，于右任為社長。該報以“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為宗旨，革命色彩鮮明，內容以報導災荒為重點，大造清朝氣數已盡的輿論。後租界當局將其逐出租界，此報被迫停刊，出版前後僅92天。《民吁日報》：20餘天后，于右任又在租界創辦了《民吁日報》。豎三民報豎三民：1905年，于右任集資在上海租界創辦《民呼日報》，因仗義執言，為民請命，而被查封，該報只辦了92天；《民呼日報》被封二十餘天后，于右任又在上海租界辦了《民吁日報》，該報又因揭露日本政府企圖控制我國東北的陰謀而觸怒日本人，於是日本人串通清政府和租界當局又查封了《民吁日報》，該報只存在了48天；《民吁日報》被查封一年後，1910年10月于右任又在上海租界創辦《民立報》，該報因得到了孫中山的支持而陣容強大，〈民立報〉後來實際上成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機關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都是于右任創辦的，由於報名都用“民”字打頭，創辦時間又互相銜接，故人們稱它們為“豎三民”。

豎三民報

民呼日報

于右任退出《神州日報》後，上海道台蔡乃煌重金邀請他擔任《輿論日報》的總主筆，藉以影響上海的輿論。于右任以政見分歧堅決不與其同流合污，另起爐灶創辦了著名的《民呼日報》，是為“豎三民”之首。《民呼日報》創刊於宣統元年三月（1909年5月），以“大聲疾呼，為民請命”為其宗旨。較之《神州日報》，《民呼日報》的持論更為激烈，內容更為豐富，開拓業務的方法也更進一步。它激烈抨擊清政府的腐敗，揭露了陝甘總督升允不顧人民死活、三年匿災不報的罪行,並號召各界人士募捐,幫助陝甘人民度過災難。“我國報紙參與社會賑濟工作,由《民呼日報》始創。”《民呼日報》還宣傳“弔民伐罪”、“改朝換代”的思想，因此遭到了很多清廷大吏的忌恨。租界當局終以“毀謗名譽”、“侵吞賑款”等罪名封閉了報館，于右任也身陷囹圄。《民呼日報》從創辦到被查封，僅有92天。

民吁日報

報館被封，不僅沒有使于右任退縮,反而使他更加勇敢和無畏,出獄不久，他很快又以《民呼日報》原有館址、設備創辦了《民吁日報》。宣統元年八月（1909年10月），《民吁日報》創刊。“民吁”一名，于右任的解釋是：“以吁之與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陰慘之聲；而分析‘吁’字，又適為‘於某之口’，於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民吁日報》提出“宣達民情，鼓舞民氣”，“振刷國民精神，提倡國民實力”，“與專橫政府對抗，與強霸列強對抗”為宗旨。特別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覬覦中國領土的罪行和清政府“寧贈友邦勿與家奴”喪權辱國之事。因該報宣傳反日救亡，引起日方仇視。日本對租界當局施加壓力，清廷遂判決“該報永遠停止出版”。被封之日，有人懸“弔詞”於報館門前，晚上“竟有燃香燭痛哭者”。可見《民吁日報》為民請命，深得人心。從問世到被封，《民吁日報》實際僅存在了48天。

民立報

宣統二年九月（1910年10月），于右任等又創辦《民立報》。《民立報》繼承了《神州日報》、《民呼報》、《民吁報》的優秀傳統，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三報不曾有過的作用。宣統三年（1911）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民立報》成為其機關報，在揭露清廷預備立憲騙局，報導各地革命鬥爭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為辛亥革命前夕國內最有影響的革命報刊。《民立報》的影響不僅在上海，而且遠至內地各省及南洋。如寧調元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蓋此報出現，弟讀之誠不忍釋手，海內外三年來無此痛快，無此敢言之新聞紙。”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也愛讀《民立報》，對其有深刻的印象。1936年，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訪問延安時，毛澤東還在窯洞裡對他提起過《民立報》：“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訊息。我深受這篇報導的感動，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份報紙是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先生從國外返回上海，親自為《民立報》寫了中英文題詞。中文題詞為“戮力同心”，英文的贈詞為“Unityisourwatchword”(團結是我們的口號)。後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論功行賞，對《民立報》頒發了“旌義狀”。“二次革命”時期，《民立報》又成為革命派筆伐竊國大盜袁世凱的重要陣地，因而被“禁止售賣”。1913年9月4日，《民立報》被迫停刊，它一共發行了1036號，時間將近三年。

影響

于右任創辦的《民呼日報》的宗旨即推翻清廷、宣傳革命。這是從政治史、革命史或報刊史的角度的認識和總結。從思想史的角度審視《民呼日報》的創辦背景、對報紙職責的論述和報紙內容的編排，可以發現，該報的宗旨還應包括改造國民性。《民呼日報》的社論、新聞、小說、戲劇、圖畫等多種文體形式，都把改造國民性的思想寓於現實發生的事件中，感性、自然地承擔了傳播與教化的作用。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民呼日報》都是對20世紀初的改造國民性思潮的承襲和發展。

毛澤東和民立報

1911年春，青年毛澤東在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時，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報紙就是《民立報》，就是這份報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36年，他在保全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成了一個好讀報紙的人。……我還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民立報》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1879—1964）創辦的“豎三民”報之一，在近現代史上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歷史影響。于右任是1903（光緒二十九年）的舉人，因譏諷時政，遭到清政府輯拿，1904年逃亡上海，後赴日本，訪孫中山，加入同盟會。1907年4月，在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其中插圖和副刊詩詞，經常閃爍著強烈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芒。後來又創立了史稱“豎三民”報的《民呼日報》、《民吁日報》和《民立報》。前兩種報，因經常刊發揭露黑暗統治，抨擊時弊的文章，遭到當局的查封。從1909年5月15日從創刊《民呼日報》到1909年11月25日《民吁日報》被查封，于右任撰寫大量文章。1910年10月11日，《民立報》正式出版，在“豎三民”報中，《民立報》的影響最大。它以論說、批評為手段，猛烈抨擊清政府，批判封建制度，報導各地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言論比前兩份報紙更為激烈，特別是宋教仁以“漁夫”的筆名，在《民立報》上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給民眾以十分強烈的影響。1911年8月間，毛澤東就注意到了報紙上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他對斯諾說：“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民立報》，它經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這裡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同學討論社會主義。”（龔育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可以說，《民立報》使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重要改變，他從那裡了解了廣州起義，了解了孫中山及同盟會的綱領，了解了“三民主義”，正是《民立報》的影響，使毛澤東開始拋棄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立場，轉向了孫中山、黃興革命派的立場。1919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文章，也提到了宋教仁。可見《民立報》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對毛澤東的影響是深刻的。從1910年10月11日創刊到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凱查封，《民立報》共刊出1036號，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發揮了巨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在中國近現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對此，于右任在1940年寫的《本人從前辦報的經過》一文中感慨頗多：“那是同盟會革命運動的急進時代，我們的任務：一面在揭發清政府之鴆毒，喚起民眾，一面在研究實際問題，作建國的準備。”該報發行三年多，僅于右任一個就以“騷心”的筆名發表文章30多篇，有力地啟發和鼓舞了革命民眾。

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誘人；曾用名劉學裕、原春雨，號髯翁，晚年又號太平老人；“右任”本為清光緒三十年(1904)開始向報社投稿用的筆名，後成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筆名有騷心、大風、神州舊主、剝果、半哭半笑樓主、啼血乾坤一杜鵑、關西餘子等。祖籍陝西涇陽，生於陝西三原。兩歲喪母，由伯母房氏撫養。後經三叔於重臣幫助，入名儒毛班香私塾就讀。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縣學，成為秀才。兩年後又在三原宏道書院、涇陽味經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繼續求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參加歲試，又以第一名成績補廩膳生，曾被陝西提督學政葉爾愷譽為“西北奇才”。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光緒帝出逃西安，參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認清了清王朝政治腐敗、媚外殘民的面目，寫下了不少憂國憂民、抨擊時政的詩篇，自編成《半哭半笑樓詩草》，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三原知縣德銳看到詩集隨即報告陝西巡撫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下令拿辦于右任。於的親友聽到訊息，以重金僱人去開封，向正在那裡參加會試的於報信。恰在這時，西安的電報局和路驛均發生故障，致使清廷緝捕於的公文反比於的家信晚到，於得以迅即逃離開封到上海，化名劉學裕，入馬相伯創辦的震旦學院讀書。入學不久，震旦學院主管教務的法籍神甫乘馬相伯生病之機，企圖使震旦為教會所把持。馬相伯憤而辭職，學生相率離校。為解決離校學生的求學問題，于右任出錢、出關係並聘用馬相伯、葉仲裕、邵力子等共同另行籌組復旦公學，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秋節正式開學。

歷史故事

當年，《民立報》創刊時，恰逢重陽佳節。于右任即景生情，在創刊詞中將《民立報》比作“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的“晚節黃花”。並祝願它能像菊花那樣不怕冷風霜雪的侵襲，凌寒自開。這篇發刊詞，寫得氣勢雄健，文采璀璨，被戈公振先生譽為新舊文學合流交匯的代表作，並選入其《中國報學史》一書中。于右任先生把《民立報》比作“晚節黃花”的妙喻，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他的“夫子自道”？徐鑄成先生說“在中國報史上，艱苦創業，再接再厲，鍥而不捨的，于右任先生應是第一人”，誠哉斯言！時過境遷，于右任先生的這種孤往而執著的辦報精神，當永遠感動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