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蔣介石在紛爭中“復活”：解封民國

2007年至2008年，蔣介石再度走到爭議的十字路口。海峽那邊，“去蔣化”正進入高潮，數百座銅像被拆除甚而切割，“中正紀念堂”改名“台灣民主紀念館”，“大中至正”牌匾拆換成“自由廣場”，已成台灣一景的“兩蔣”陵寢哨兵也被撤掉。台當局官員宣稱，蔣介石將不再是民眾崇拜的“民族救星”，而是有功也有過的政治人物。

內容簡介

2007年至2008年，蔣介石再度走到爭議的十字路口。海峽那邊，“去蔣化”正進入高潮，數百座銅像被拆除甚而切割，“中正紀念堂”改名“台灣民主紀念館”，“大中至正”牌匾拆換成“自由廣場”，已成台灣一景的“兩蔣”陵寢哨兵也被撤掉。台當局官員宣稱，蔣介石將不再是民眾崇拜的“民族救星”，而是有功也有過的政治人物。那段時間，兩岸的學者奔赴大洋彼岸的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取經”，這裡正式對外公開蔣介石日記，人們看到了一個更為複雜的蔣介石。恐怕很少有人如蔣介石那樣得到那么多互相矛盾的“頭銜”：“民族救星”“偉大領袖”“獨夫民賊”“劊子手”“賣國賊”……本書在新的情勢下，讓蔣介石及陸續的眾多民國人物從也在紛爭中“復活”。

章節試閱

前言

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宣誓就任****首期臨時總統，誓曰：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圖謀民生幸福。這誓言，距今已然百年。也正是由此，民國開啟了它命運多舛的歷程。”

總統的誓言，不應當僅僅看做是一種個人承諾，更應該是看做他所代表的國家政權對國民的承諾。

由孫文開端，歷任民國總統無不給國民許下了莊嚴的承諾。袁世凱在誓言中，要“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黎元洪在誓言中，要“嗣後一切設施，自應謹遵法律辦理”馮國璋在誓言中，要“府院一”體，內外同心……但求利國，不計其他”徐世昌在誓言中，要“適用民”生主義，悉力擴張實業”曹錕在誓言中，要“以法治為根基，以守法為”要義”蔣介石在誓言中，要“向真正的**而學習”而李宗仁，這位生不逢時的“代總統”也同樣做出了“進行**改革，獲得民眾支持”的承諾。

強國、和平、統一、共和、**、法治……這些至今仍熠熠生輝的名詞，裝飾著總統們華麗的誓詞，也裝飾著民國與國民的夢境。

然而，誓言歷歷在耳，承諾卻屢屢成空。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這是時人對時局的悲諷之議。屢屢成為空頭支票的誓言，最後變成民國動盪的政治現實。

序：一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

“我不否認我們中國是憂患重重，我更不否認我們建國前途，是十”分艱巨，**的基礎條件，還是薄弱。但是時代的力量，已使我們向**憲政前途里程碑邁進了一大步，儘管橫在面前的還有洶湧的波濤，而我們必須邁步前進，則是任何困難所不能阻撓的。

這是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就任總統時的誓詞。而此時，他應該已經知道，這個時代已在棄他而去。那些華麗的誓言，在現實中已成鏡花水月，它們的主人，在歷史中也只是過往一客，但這個國家，仍將繼續向前行進

引子

1912年冬天，在《論人心之枯窘》一文，著名記者黃遠生以慘澹語氣，回顧了辛亥前後人心的變遷、信念的破碎：晚清時代，國之現象，亦憊甚矣。然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

（今日）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猶以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

1918年，一種精神古老、話語嶄新、無比清新的時代變奏，席捲了中國，席捲了被稱為“第三代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

福建：陳炯明打造“安那琪世界”（1）

文/丁三

1912年冬天，在《論人心之枯窘》一文，著名記者黃遠生以慘澹語氣，回顧了辛亥前後人心的變遷、信念的破碎：晚清時代，國之現象，亦憊甚矣。然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今日）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猶以短筏孤舟駕於絕潢斷流之中。糧糈俱絕，風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這個觀感，說盡了千萬士紳、知識者的走投無路，中國社會的淒楚與絕望。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異常灰暗、無比壓抑的時代氣息，悄悄地蔓延開來：一方面，范愛農、魏連芟、呂緯甫……這些或真實、或虛構的落拓人物，成為幾年間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洪憲稱帝、張勛復辟、派系林立、軍閥混戰……一場場鬧劇走馬燈般地上演著。在政局的日顯荒誕、人心的愈加灰涼中，蔡元培、汪精衛、李石曾等同盟會**，先後發出了“不做官”不當議員”的誓言；而魯迅更在日復一日的灰色市井中，看到了一個無望的人間。

這是最壞的時代。過往浩浩，而前路渺渺，舊的家國與天下已被徹底粉碎，殘留的精神與倫理資源也日漸邊緣化。這又是一個孕育著微茫希望、新的生機乃至前所未有的世界譜系的時代，在幾年的號哭絕望、奔走呼喊之後，一個個知識者、一群群青年乃至為數眾多的當權者，紛紛將目光投向英美的角落、日德的深處、法俄的新思潮乃至舊傳統的源頭，試圖找到新世界的入口。從1917年開始，以“中國向何處去”的雄健追問為先聲，種種新觀念、新術語、新的社會實驗和道路鼓吹層出不窮，成為盛極一時、蔚為壯觀的時代景象。

1918年，一種精神古老、話語嶄新、無比清新的時代變奏，席捲了中國，席捲了被稱為“第三代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這種被命名為“安那琪”的社會主張，以“三無”二各”為理想形態，即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它視合作、互助”為人際紐帶、理論基礎。一時之間，千萬人為之傾倒：守舊士大夫從中看到了《禮記》孔孟理想的痕跡；青年知識分子則以社會進化論為出發，不僅看到了一種“甘美、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而且看到了文明輸出歐美、中國引領世界的廣闊前景。在這樣的追求和嚮往中，富有理想色彩的陳炯明將軍也被裹挾其中，他試圖以“閩南護法區”為依託，漸漸通往一個安那琪的國度，一種天下大同的未來……

如果說，撇除出身、職業、社會地位，安那琪信仰者大多是精英分子、理想主義者的話，那么，從1920年開始，以湖南為中心、蔓延幾省的新憲政運動，則以中下層士紳、知識分子為骨幹。在兩任督軍趙恆惕、譚延闓的支持下，三千萬湖南紳民決心以地方憲政為起點、以聯省自治為中介，通過漸進方式，自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地實現一個美式合眾國。

也是1920年，在“全國掀動”的安那琪工讀互助實驗失敗後，一大群原先的實驗發起者、曾明確表示信仰安那琪的青年才俊，急劇地向左轉了。李大釗、毛澤東、張國燾、鄧中夏、惲代英、施存統……紛紛成為布爾什維克信仰者。在參與國共合作、實踐“新三**義”後，他們走向民間的步伐，由城市而鄉村，由工人、市民而汪洋大海般的赤貧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