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評價,死因調查,內部問題,童言無欺,王自正自殺,
人物生平
譚甫仁，廣東韶關仁化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910年4月1日生於廣東仁化城口。1927年參加農民協會，隨廣東農民自衛軍參加南昌起義部隊。1928年1月參加工農革命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4軍士兵委員會幹事、紅12軍36師108團政治委員，紅1軍團1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參加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鬥爭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1933年入紅軍大學學習。1934年任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參加長征。後任紅軍陝甘支隊第2縱隊12大隊政治處主任。到陝北後任紅15軍團75師225團政治處主任，第75師、78師政治部主任，參加東征、西征戰役。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15師343旅687團政治處主任，參加平型關戰鬥。後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晉冀豫軍區獨立游擊支隊政治委員。1940年隨部隊挺進冀魯豫邊區，任新編3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1941年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赴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吉林軍區舒蘭分區政治委員、第23旅政治委員、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7縱隊副政治委員。參加了遼瀋、平津、廣東等戰役。1950年4月起任第四野戰軍44軍政治委員，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70年12月17日在昆明遭反革命分子槍殺，享年60歲。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
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第十二軍團政委。
1929年任紅四軍第三十一團一營黨委幹事。
1930年任紅十二軍一O三團連政治委員，同年冬任第三十六師第一O八團政治委員。
1933年入瑞金紅軍大學學習。後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第十五軍團師政委部主任。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後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團政治處主任、旅遊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縱隊旅政委，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參加了平型關戰鬥。
1935年9月任紅軍陝甘支隊第二縱隊第十二大隊政治處主任。
1936年春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政治部主任，不久改任第七十五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東征、西征戰役。
1940年7月擔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率部參加開闢、發展冀魯豫邊抗日根據地，堅持艱苦的敵後游擊戰爭。曾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吉林軍區舒蘭軍分區政治委員、右路總隊政治委員，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七縱隊副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第四十四軍副政治委員等職。率部參加解放東北和進軍中南的多次戰役戰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第四十四軍政治委員，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庭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兼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等職。
1941年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46年後，任東滿軍區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縱隊副政委。參加了遼瀋、平津、廣東等戰役。建國後，歷任軍政委，廣西軍區副政委、政委，武漢軍區副政委、政委，工程兵政委，昆明軍區政委。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10年4月1日生於廣東省仁化縣城口鎮一個貧苦農民家庭。6歲入私塾，9歲起就讀於仁化縣立第四高小。1926年高小畢業時正置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開始，仁化地區工農運動蓬勃興起，遂投身家鄉革命鬥爭，任區農民協會秘書，負責宣傳工作。同年11月，入廣東省農協在韶關創辦的江北農軍學校，畢業後返回家鄉繼續從事農民運動。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隨江北農軍北上武漢，7月移師南昌編入
國民革命軍第20軍賀龍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軍南下時，他與主力部隊失掉聯繫，在尋找部隊時誤入江西國民黨軍第27師，被編在該師第79團1營當兵。1928年1月，隨軍“進剿”井岡山，在新城戰鬥中被俘，參加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改稱紅4軍）。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紅4軍士兵委員會幹事，紅12軍連政治指導員、第36師108團政治委員，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參加了南雄水口等戰役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1934年奉調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任組織科科長。長征中任陝甘支隊第2縱隊12大隊政治處主任。到陝北後任紅15軍團225團政治處主任，第75、78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東征、西征和山城堡戰役。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15師343旅687團政治處主任，參加平型關戰鬥後調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1939年任晉冀豫軍區獨立游擊支隊政治委員。翌年隨部隊挺進冀魯豫邊區，任新編3旅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1941年赴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抗戰勝利後赴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吉遼（東滿）軍區舒蘭分區政治委員、第23旅政治委員，與旅長賀慶積指揮部隊積極開展剿匪作戰和根據地建設，很快在舒蘭地區站穩腳跟。1946年4月，任吉遼軍區第3路東北縱隊政治委員，會同司令員曹里懷統一指揮第23旅等部6000餘人在兄弟部隊配合下攻占長春，任長春衛戍部隊東分區政治委員。四平保衛戰後，奉命率部撤離長春，任吉林軍區政治部主任。1948年4月起調任東北野戰軍第7縱隊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加遼瀋戰役。同年11月，第7縱隊改稱人民解放軍第44軍，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隨後參加了平津、湘贛、廣東等戰役。1950年4月升任第44軍政治委員，參與指揮解放萬山群島。1952年4月起任廣西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工程兵政治委員，昆明軍區政治委員。
毛澤東讓譚甫仁做雲南王
毛澤東讓譚甫仁做雲南王評價
譚甫仁是仁化人民開展革命鬥爭以來資歷最深、軍銜最高的一位領導人。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後，上井岡山一直跟隨毛澤東同志幹革命，先後參加過黃洋界保衛戰、一至五次反“圍剿”、二萬五千里長征、東征和西征、平型關戰役、抗日戰爭、解放東北戰鬥、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及解放廣東、萬山群島等戰役。在錯綜複雜和極其艱難惡劣的環境中，奮不顧身，英勇善戰，屢立戰功。
譚甫仁早年參加革命，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培養了他許多優秀品質。在工作上，他認真負責，刻苦積極。經常是白天開會，晚上批閱檔案，直至深夜，甚至通宵達旦。1967年，他任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辦公室主任期間，由於情況複雜，學習班駐地分散，他不分晝夜地奔走於各個駐地，工作非常勞累。在此期間，他做了大量的保護老同志的工作。
譚甫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思想品德，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0年雲南生產了第一批黑白電視機，廠里決定送給省核心小組成員每人1台。譚家那時也沒有電視機，但譚甫仁嚴令工作人員把已安裝好的電視機退回。“九大”期間，昆明煙廠向大會送了一箱特製的雲煙。中央不收，帶回昆明。有人主張將這箱分給一些領導同志，譚甫仁堅持把香菸退回煙廠。像這樣廉潔奉公的事例不勝枚舉。
譚甫仁為人忠厚，胸懷寬廣，剛直不阿，光明磊落。他的一生是清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譚甫仁犯下的最大錯誤、是對昆明滇池的填湖造田運動，被填的面積達數十萬畝，既不能生長糧食，也斷了滇池的自身潔淨功能系統。
死因調查
內部問題
案發當天6點，軍區大院被封鎖了，全城進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據六姨提供的線索以及偵破人員對現場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圓臉、大眼睛、微胖者，均視為有作案嫌疑。問題是，雖然破案搞得聲勢浩大，風聲鶴唳，但事過多日案件偵破仍毫無進展。聽說是周恩來非常生氣了，再次明確指示：破案並不難，問題在內部。此話不是原文，我也未見到準確的書面材料。作為一個精明幹練、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周恩來的如此判斷當是十分精準、一針見血的。於是全軍區開始查驗槍枝，某日，保衛部副部長王慶和突然發現保險柜中兩支五九式手槍及20發子彈不翼而飛！保密室的門窗絕無撬動痕跡，保險柜暗鎖完好無損！周恩來所指問題在內部，可謂千真萬確了。
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
昆明軍區於是急調十一軍副軍長趙澤莽來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衛部大多數人員一時都成了嫌疑對象，被弄到城外軍區外訓隊“學習班”接受調查。原負責組織偵破此案的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自知重責難逃，在學習班開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龍網兜懸掛床頭欄桿，自縊身亡。
趙澤莽原系五十四軍軍官。1968年秋五十四軍由重慶調防來滇，次年又離滇北調，留下一部分骨幹組建十一軍，趙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軍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軍的人來主持破案，當是順理成章的事。自殺身亡的原保衛部長景儒林是老昆明軍區的人。老昆明軍區是二野班底。我在“譚辦”供職時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昆明軍區不整頓好，林副主席睡不著覺。“將昆明軍區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軍區”，是首長們大會小會都愛掛在嘴上的口頭禪。
童言無欺
趙澤莽上台後迅速把偵破重點收縮到軍區內部。目擊者被重新提上來。目擊者當時就知道一個：六姨。六姨已經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線索了，於是第二個目擊者：馬蘇紅，就是前面說到的、為兇手指路那位十三歲的少年，這時候浮出水面了。
馬的父親也是政治部幹事，在組織機關幹部回憶、提供偵破線索時，他突然想起了案發當天早上曾經有人敲門讓他兒子去為他引路找人，於是向組織作了報告。偵破人員很快找來少年對詳細情況進行了查詢。問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誰？馬說，他只知道那人的兒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親為誰。70年代那會兒，幹部宿舍設施條件都很簡陋，從無家庭衛生間一說，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馬蘇紅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齡相近，總喜歡一起玩耍嬉戲。偵破人員迅速查閱了戶口簿———軍區人員都登記公共戶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親，叫王自正。
發現這個名字，大家就有些納悶了：他不是正在被審查的保衛科副科長嗎？他不正關押在西壩俘管所嗎？身被羈押，怎么能夠順利實施如此驚天大案？……馬蘇紅那年十三歲，記憶力正好，他確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親，而且他確信他可以指認出來。
童言無欺。兇手這一下被罩入法網了。
接著就帶小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員讓他站上當院小樓的二樓陽台，然後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到院子當心打掃庭院。馬蘇紅沒有猶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認了出來。偵破人員問：確實嗎？他說，確實。接著馬上通知所有被審人員在操場上集合排隊，讓馬蘇紅從隊首走向隊尾，對所有人員再過一遍———馬又一次準確無誤把兇手辨認了出來。幾十年後，馬已身任雲南省建設廳城市建設處處長，他對我說起當時情景還記憶猶新。“那一剎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記得清楚：恐慌，驚訝，非常絕望！好像汗水都嚇出來了。”他說。
這算不算一個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兇手確實被指認出來了，顯然又已打了草，驚了蛇，後來抓捕兇手時出現重大失誤，就毫不足怪了。
王自正自殺
應該說，抓捕王自正是並非草率的。把王圈定為重點嫌疑對象之後，還做過相應而必要的證據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見許多士兵赤腳涉進西壩河，排成數路橫隊，在冰涼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尋找那支保衛部遺失的“五九式”手槍。在西壩河冰涼的河底沒有撈出什麼結果，而在“學習班”牆外的垃圾堆中，確實找到“五九式”手槍一支———可以認定王行兇後返回途中把槍扔進了廁所，被掏糞農民和糞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證據，認定王自正為兇手，應該沒有問題了。
抓捕是在晚上10點半左右進行的。陳漢中和另外一名保衛幹事來到隔離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說：起來，到飯堂去一下。有點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狀，突然從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槍，對準來人便射———垃圾堆里發現的手槍確實是王扔的。但是，保衛部明明知道丟失的手槍是兩支，那么，兇手手上肯定就還有一支了，破案人員為何將如此重大的線索疏忽了？———兇手共有20粒子彈，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還剩下多粒。殺手迅速地對來人一人一槍，彈無虛發，一重傷一輕傷，趁二人撲倒在地，他往門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無路可逃。槍聲把守候南屋的戰士全都驚醒，他們紛紛提槍對冷麵殺手射擊。
王自知逃脫無望，於是將槍口迅速對準太陽穴，摳動槍機，把最後一粒子彈留給了自己。
事後檢證：兇手自殺所用手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另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