諷諭刺美說

用詩歌或刺譏或讚頌以達委婉進諫的學說。中國古代關於詩歌的政治功能的理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諷諭刺美說
• 定義：用詩歌或刺譏或讚頌以達委婉進諫的學說

內涵

諷諭，指以委婉的方式進諫，亦稱諷諫；刺，即刺譏、怨刺；美，即讚美、歌頌。

美刺

美刺的觀念，在《詩三百篇》中已有詩人直接表明。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就是刺譏；《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就是讚美。但美刺作為理論概念的確立，則始於漢代的經學。《詩大序》釋頌為“美盛德之形容”，釋風為“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對於美刺的具體分析見於各篇“小序”。鄭玄的《詩譜序》則對美刺的含義做了明晰的說明：“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可見美刺就是詩人所做的政治道德評判，其目的在於彰善戒惡。

諷諭

刺譏常和諷諭相聯繫，成為詩歌的一種特殊功能。《詩大序》中講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譎諫”出以含蓄婉曲之詞而不直言。也就是諷諭，這樣就能取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效果。鄭玄的《六藝論》曾說明了諷諭產生的歷史背景：“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他認為，在上古之世，君臣關係像朋友一樣平等，無論是稱頌還是批評都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建立禮制以後，君臣有了尊卑之別，不便直言箴諫，詩歌遂成為諷諭的手段。

歷代對諷諭刺美說的態度

漢代

對詩（包括賦）的政治功能的看法在漢代是有分歧的。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可見他並不排斥歌頌。但是在美刺二者中他更重視的是諷諫。他高度推崇《離騷》，說：“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議，《離騷》有之。”（《史記·太史公自序》）而他評論屈原（見圖）以後的楚辭作者則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紀·屈原賈生列傳》）把“莫敢直諫”作為宋玉等人不可仰攀屈原的弱點。然而董仲舒則顯然注重歌頌而不及刺譏。他論樂說：“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舉賢良對策》）論詩則說：“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他在對辭賦的評價上也表現出這種分歧。揚雄早年醉心於辭賦，他作賦本寄託著諷諭的義旨，但後來發現：“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詞，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辭賦為體式所限，很難起到諷諭的作用，於是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輟不復為”（《漢書·揚雄傳》）。然而班固則全面地肯定辭賦，說：“賦者。古詩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兩種賦序》）因為他著眼於“潤色鴻業”，辭賦自然是非常合用的形式。

唐代

諷諭刺美說在唐代得到發揚光大。史學家劉知幾將詩之美刺與史之褒貶相比擬：“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史通·載文》）柳宋元則把“文之用”歸結為“辭令褒貶，導揚諷諭”（《楊評事文集後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元稹、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之標榜諷諭刺譏，因為詩壇欠缺的正是這種敢於面向現實、觸及時弊的諷刺精神。白居易在《采詩官》一詩中寫道：“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戒，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若求興喻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塞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只有頌美，而無刺譏，朝廷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也就看不到社會的矛盾，因此他大聲疾呼要繼承古老的諷刺傳統，把詩歌作為諷諫的工具。他把自己所作的詩中“關於美刺比興者”，謂之諷諭詩（見《與元九書》），列於閒適詩、感傷詩之上。

宋代

宋代的文人也闡揚諷諭刺美說。歐陽修稱之為“詩之本義”：“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喜怒哀樂於心。此詩人之意也。”“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毛詩本義·本末論》）李綱更以為“詩以風刺為主”，“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有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吟詠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湖海集序》）。風刺發於忠君愛國之心，出於仁人志士之口，因此完全符合儒家教義，應該予以提倡。但是，也出現了非諷諫的論調。黃庭堅說：“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座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於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黃庭堅指出，詩歌的發生是由於鬱積的情感之要求宣洩，並非懷有明確的功利目的。這種見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之詆毀諫者，是由於對文字賈禍的畏懼，喪失了干預現實的勇氣，因此遭到後人的非議。比他稍晚的黃徹就依據《詩經》給予針鋒相對的批駁：“余謂怒鄰罵座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應為《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作？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w0260001溪詩話》卷十）

明代

明代的開國功臣劉基非常重視《詩經》的風剌傳統。他對以刺詩為“居下位而訕上”的說法加以駁斥：“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變風變雅大抵多於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使其有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王原章詩集序》）但在明王朝的統治鞏固以後，需要鼓吹休明，粉飾太平，於是台閣派應運而生，倡導“潤飾洪業”，“鳴國家之盛”，刺詩亦因而衰微。後來，七子派起而矯台閣體之弊，這種狀況才逐漸改變。及至明末社會矛盾極度尖銳，遂有陳子龍高揚譏刺說。其《六子詩序》云：“（詩）蓋憂時托志者之所作也。……夫作詩而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時，托物連類而見其志，則是《風》不必列十五國，《雅》不必分大小也。雖工，余不好也。”他把是否“導揚盛美，刺譏當時”，即關心。現實，昭明善惡，作為評價詩歌的主要標準。他還提出了“雖頌皆刺”的觀點：“時衰而思古之盛王，《嵩高》美申，《生民》譽甫，皆宣王之衰也。”（《詩論》）身處衰世，而緬懷先人之盛德，名為歌頌，實為刺譏，這種看法是十分深刻的。

清代

在清代的文論中，值得注意的是程廷祚之論刺詩。他的《詩論》中《刺詩之由》和《再論刺詩》兩篇本於儒家詩教，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朱熹目刺詩為謗訕的議論。他認為：“夫天地之大，猶人之一身，一氣之周流也，或滯而不行，則為癰為疣。……‘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召穆公之所以諫厲王也。‘不如小決使道’，子產之所以不毀鄉校也。後世不明此義，故立誹謗之法，重妖言之誅，以致道路以目，而卒無救於亡。”（《再論刺詩》）如果依了朱熹的意見，以刺詩為訕上，而加以杜絕，則等於堵塞言路，結果恰恰會導致國家的危亡。

歷史地位

諷諭刺美說是儒家詩學中具有民主性的精華。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培育了中國古典詩歌切近現實、干預政治的優秀傳統。但由此也引出了某些反對詩歌題材多樣化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