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品簡介,作者簡介,相關評論,
作品簡介
《論演說家》，一部空前絕後的羅馬人關於演說術之奧秘的傑出作品；西塞羅，《論演說家》的作者，力圖徒勞無功地揭示演說術的奧秘，這是因為他敏銳地感受到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而主要聽者科塔和蘇皮爾基烏斯正是這個新時代的先知。畢竟，在啟蒙家孟德斯鳩眼裡，作家西塞羅是個二流政治家，這是有根據的，恰如撒路斯特所總結，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政治家非加圖和愷撒兩人莫屬，而其時加圖已經自殺，愷撒取得了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
作者簡介
馬爾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通常被視為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後塵的一系列希臘和羅馬思想家中的一員，他的作品既缺乏柏拉圖的神秘，又不具備亞里士多德的清晰；既無獨創性，又無感召力。他被認為是一個希臘文化的淺薄的涉獵者，而不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體系體現出強烈的折中色彩，缺乏學說的一貫性和理解的深刻性。雖然在一段時期里，他可說是“國家的掌舵人”，但根據正統的觀點，西塞羅對於後世學者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對政治法律問題的獨到見解，而在於他對活躍於其時代的各派希臘哲學學說的詳細解釋，以使這些學說適應已經根本不同了的羅馬理智環境。西塞羅在少年時代即表現出來的特殊才華被認為不過是這樣的能力，即，把不同的且常常看起來彼此衝突的各派學說綜合起來，使它們適合羅馬人的口味，並充分滿足羅馬務實精神的要求。他的主要作品《論共和國》和《論法律》，和他的《反卡提林四演說》一樣，一般被認為是為垂死的羅馬貴族制度所做的最後申辯。而他本人確實活著見證了共和制的中堅人物加圖手持《斐多篇》自殺身死，以自己的生命為羅馬的貴族統治理想作出了最後的殘酷獻祭；此後不久，“最後的羅馬人”、愷撒的謀殺者布魯圖斯也匆匆趕赴了“腓力比之約”。
相關評論
上述的評價不是沒有包含真理。然而，它沒有嚴肅看待西塞羅在以自己的方式處理素材時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懷抱的目的，這樣的目的更多地是苦心。墊烏永拳因此，這樣的評價離西塞羅思想的實質整凝還有相當距膠妹拳疊離。至少，它沒能充分懂得充分分析西塞羅的作品對於充分理解西塞羅本人、及其政治生涯組盛霸的必要性。棕灑組在西塞羅流傳下來的龐大作品庫(其中並非沒有偽托之作)中，《論演說家》無疑是其非拔迎喇常成熟的作品，如果不說是其最成熟的作品的話。正如這部作品中譯本的序言作者、義大利著名羅馬法研究者塔拉曼卡所陳述：“公元前55年的西塞羅可以說是經歷了政治家和演說家的所有的人生體驗”，或者如西塞羅本人所強調，“……政治升遷已經終了，個人韶華也已虛度……”。理解了這部作品中的西塞羅無疑也就意味著它的讀者擁有了綜觀西塞羅的一個制高點。讀亞里士多德，讀者可以直接領受作者本人的談話；但讀柏拉圖則要遭遇到一個直接的困難：除了僅有的一次例外而外，柏拉圖從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出場，蘇格拉底能代表柏拉圖嗎？這也正是我們讀《論演說家》所要面臨的第一個困難。
塔拉曼卡強調指出：“柏拉圖採用的對話體適應了辯論地敘述不同觀點和引入蘇格拉底式的啟發式提問的需要，但是西塞羅的《論演說家》採用這種對話體除了為了連續、而且在不間斷的交鋒中準確地比較各方觀點外，更多地是為了記載不同的對話者對一個相對連續性的話題各自所堅持的不同看法。”這種看法無疑是對西塞羅思想實質的一個根基性的曲解。西塞羅首先是個政治家和嚴肅的哲學家，其作品的一個一貫宗旨是他試圖使自己作為演說家的非凡才華和經驗服務於哲學。像他自己所構想的那樣，他的任務就是把希臘哲學及其“好奇”的理論態度介紹到羅馬，如果說不是引入羅馬的話。這並不是簡單的任務，因為他所要介紹的哲學首先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對於西塞羅來說，介紹不合民眾口味和思想的學說本來就有困難，介紹不被信任的舶來品則更加困難，而介紹源自希臘的學說就難上加難了，西塞羅必須謹慎對待羅馬人的感情。什麼樣的感情？前於西塞羅大約一代人寫作的羅馬史家撒路斯特無疑是羅馬情感的最簡潔、最權威的概括者：“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跡確實是相當偉大而又光榮的，儘管如此，它們實際上也並不是像盛傳中那樣出色。但是由於雅典產生過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業便被認為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這樣看來，成就事業的人們的功績之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過是有偉大的作家能夠用頌揚的文字對事業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羅馬人民從來不曾享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章漿仔們總是從事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他人的讚揚，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別人的英勇行動。”西塞羅對羅馬情感的尊重首先、並且也是首要地表現為對話體。
在嘗試對《論演說家》作出整體評論時，塔拉曼卡陳述說：“在沒有因為具體情況的需要而作出相反表示時，他(西塞羅)還是法學家的崇拜者。”這同樣是個曲解，因為法律與其說是《論演說家》的主題，倒不如恰當地說是佐證之一。演說家並不是民事或刑事法庭上的舌辯家；正如同演說藝術絕不意味著法庭辯論一樣。“論演說家”唯一可能的主題就是演說家及其演說的藝術。
這個明顯的曲解和上述的根基性曲解乃是子與父的關係。這導致塔拉曼卡一開始就沒有注意到對話發生的氛圍和環境。可用一個典型的希臘辭彙刻畫這個氛圍和環境：“閒暇”。希臘哲學，無論是作為理論態度，還是作為生活方式，哲學都起自“閒暇”。主要談話者之一斯愷沃拉要求並生動地概括了這種“閒暇”氛圍：“但願我的雙腳也能試試蘇格拉底的粗糙的雙腳得到的感受——使他躺在草地上進行被哲學家們視為由神靈感召的談話的那種感受。”另一位主要談話者克拉蘇更補充說：“不，甚至還可以更舒適一些。”這個意味深長的補充並不意在強調要更舒適一些，因為柏拉圖《斐德諾篇》中的蘇格拉底是站立在那棵梧桐樹枝葉扶疏的蔭蔽里，而《論演說家》中這些對話者已經躺在草地上了。在對話發展到第二天，也就是核心地帶的時候，愷撒和昆圖斯到來，並向對話者傳達了“(羅馬)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事實上你也知道現在是休息時期”的信息，這使讀者真切理解了真正的“閒暇”，也正是在此刻，對話者們才真正獲得了“閒暇”。無論如何，讀者都應當謹記這樣一點：如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西塞羅在他的《論共和國》中也試圖探究最好的政制的本性、探討正義和理性的本性。但西塞羅這一探究的結果之一就是促使讀者明白政治生活內在的、必然的局限。理性和正義二者都必須加以某種程度的弱化，以便適合實踐的需要；西塞羅關於最好政體和正義的本性問題的探討是在“西皮奧之夢”中達到了完美的巔峰。這也是《論演說家》的底色所在，如果說對話的細節是一件微妙的刺繡工藝品的話。
對話以克拉蘇對演說藝術之重要性的生動鋪陳開始，而克拉蘇情緒激昂地賦予演說家的幾乎是沒有限制的重要性立刻遭到了斯愷沃拉的決絕駁斥。在提出同樣激昂、但更加尖銳的這項對駁之後，斯愷沃拉的談話則明顯地趨於冷靜、平和，並沒有乾脆取消演說術的功用，毋寧說，他只是在“富有見識的意見”、“堅定的語言”和“善於辭令”之間劃出了一條界限。在此，他和克拉蘇一起為演說藝術鋪就了一個發揮作用的共同的宏闊空間。
問題在於：什麼人將是這個舞台的主角？
演說術同樣源自希臘。即使在雅典，直到拜占庭時期，也從來沒有發展並形成過實證法學，但是在公元前5到4世紀之間，卻在希臘發展並形成了有關政治和法律的論辯藝術。這種藝術是伴隨著希臘城邦初始結構向一個能“接納”更多人口、使之成為公民、並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演進而發展起來的。這一新的希臘制度賦予公民大會以首要地位，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里取消戰神山議會是這一發展的最顯著標誌，伯利克里是希臘世界最偉大的演說家之一。演說術應當產生說服人的效果，情緒色彩重，而理智成分不多，這也正是亞里士多德把諸如恐懼、憐憫、高興等激情列入其《修辭學》著作、而非《倫理學》著作加以論述的主要原因。演說所針對的聽眾不能從政治上或者法律上判斷辯題的純粹是非，但他們需要獲得關於是與非的知識。
在克拉蘇和安托尼烏斯之間的對話中，主題是法律，更確切地說，是城邦的法律。克拉蘇責備許多演說家對法律一味無知，主張演說家要直接深入地學習法律。安托尼烏斯則認為演說家對法律具備一般的了解就足夠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求助於法學家或者他們所撰寫的論著。但是很快，安托尼烏斯強調指出了法學家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距離，他同時指出法學家的論著越來越艱深難懂，但對這一現象，安托尼烏斯不置可否。
伴隨斯愷沃拉越來越堅定的沉默，克拉蘇在同安托尼烏斯的辯論中，不由自主地多出了濃重的“啟蒙”色彩(西塞羅再明顯不過地將這一轉變過程刻畫為一個無意識的、順理成章的過程)。第一天的對話以克拉蘇的勝利者的談話告終。第二天對話的前提是神事的管理者、占卜官斯愷沃拉的退出——前往圖斯庫盧姆莊園休息。失去“神”的支持，並不意味著安托尼烏斯會輕易讓步。他堅持：“要知道，一個學識淵博、智慧非常的人經常說，他不希望毫無學識的人閱讀他的作品，也不希望學識豐富的人閱讀他的作品，因為前者什麼也不會理解，而後者可能比他自己理解得還要多……那么我不希望對陋俗之人發表(談話)，並且更不希望對你們發表。我希望我的談話寧可不被理解，也不要遭受批評。”但這段談話與其說是堅持“舊”(Old)立場，倒不如說是道出了這個堅持的原因所在，安托尼烏斯決定讓步了。在得到了“突然到來的”“新”(New)加入者愷撒和卡盧圖斯在談話地“呆上一整天”的保證之後，安托尼烏斯開始了他有關演說術的真正的、內心的見解，確實這個見解同克拉蘇取得了近乎完全的一致。法學家應當取得演說家的能力，演說家應當取得法學家的學識。
但舞台的主角並不是兩位主要談話者克拉蘇和安托尼烏斯，更不是早已退場的斯愷沃拉，也不是兩位突然到來的新加入者。而是兩個始終在場的年輕人，即科塔和蘇皮爾基烏斯。他們憑藉稟賦具備出色的演說才能，並且他們具備典型的希臘式求知慾望，並且他們正在人們的預期中尋求“保民官”的職位，按照羅馬法律，這一職位擁有對元老院決議的否決權，最關鍵的是，從一開始，這場對話所設定的主要聽者對象僅僅是這兩個年輕人。
對話以克拉蘇的總結談話終止：“當然毫無疑問，在任何事情中，真實都會超過模仿。但是，若是真實自身在實際中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我們自然便無需演說術。然而，心靈的激情主要應該是由演說本身激發或引起的，並且常常是紊亂的，以至於是模糊的，不明顯的，因而應該排除那些引起模糊的因素，顯露那些清晰、昭然的方面。”
現代法學家們很少去注意西塞羅的《論演說家》，因為真正的法學家可能都明白這並不是一部可以從中獲取法律實證知識的作品。但沒有誰比托克維爾更清楚地刻畫出《論演說家》的現代處境：“法國的成文法往往很難理解，但人人都可以研究或討論。相反地，對於普通人來說，再也沒有比以先例為基礎的法律更使他糊塗和莫名其妙的了。英國和美國的法學家對先例的這種尊重，他們在教育中養成的這種尚古思想，日益使他們脫離人民和民情，並終於使他們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階級。法國的法學家都是學者，而英國或美國的法律界人士，則好像埃及的祭祀，並像埃及的祭祀一樣，只滿足於充任一門玄奧科學的解釋者。”
在嘗試對《論演說家》作出整體評論時，塔拉曼卡陳述說：“在沒有因為具體情況的需要而作出相反表示時，他(西塞羅)還是法學家的崇拜者。”這同樣是個曲解，因為法律與其說是《論演說家》的主題，倒不如恰當地說是佐證之一。演說家並不是民事或刑事法庭上的舌辯家；正如同演說藝術絕不意味著法庭辯論一樣。“論演說家”唯一可能的主題就是演說家及其演說的藝術。
這個明顯的曲解和上述的根基性曲解乃是子與父的關係。這導致塔拉曼卡一開始就沒有注意到對話發生的氛圍和環境。可用一個典型的希臘辭彙刻畫這個氛圍和環境：“閒暇”。希臘哲學，無論是作為理論態度，還是作為生活方式，哲學都起自“閒暇”。主要談話者之一斯愷沃拉要求並生動地概括了這種“閒暇”氛圍：“但願我的雙腳也能試試蘇格拉底的粗糙的雙腳得到的感受——使他躺在草地上進行被哲學家們視為由神靈感召的談話的那種感受。”另一位主要談話者克拉蘇更補充說：“不，甚至還可以更舒適一些。”這個意味深長的補充並不意在強調要更舒適一些，因為柏拉圖《斐德諾篇》中的蘇格拉底是站立在那棵梧桐樹枝葉扶疏的蔭蔽里，而《論演說家》中這些對話者已經躺在草地上了。在對話發展到第二天，也就是核心地帶的時候，愷撒和昆圖斯到來，並向對話者傳達了“(羅馬)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事實上你也知道現在是休息時期”的信息，這使讀者真切理解了真正的“閒暇”，也正是在此刻，對話者們才真正獲得了“閒暇”。無論如何，讀者都應當謹記這樣一點：如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西塞羅在他的《論共和國》中也試圖探究最好的政制的本性、探討正義和理性的本性。但西塞羅這一探究的結果之一就是促使讀者明白政治生活內在的、必然的局限。理性和正義二者都必須加以某種程度的弱化，以便適合實踐的需要；西塞羅關於最好政體和正義的本性問題的探討是在“西皮奧之夢”中達到了完美的巔峰。這也是《論演說家》的底色所在，如果說對話的細節是一件微妙的刺繡工藝品的話。
對話以克拉蘇對演說藝術之重要性的生動鋪陳開始，而克拉蘇情緒激昂地賦予演說家的幾乎是沒有限制的重要性立刻遭到了斯愷沃拉的決絕駁斥。在提出同樣激昂、但更加尖銳的這項對駁之後，斯愷沃拉的談話則明顯地趨於冷靜、平和，並沒有乾脆取消演說術的功用，毋寧說，他只是在“富有見識的意見”、“堅定的語言”和“善於辭令”之間劃出了一條界限。在此，他和克拉蘇一起為演說藝術鋪就了一個發揮作用的共同的宏闊空間。
問題在於：什麼人將是這個舞台的主角？
演說術同樣源自希臘。即使在雅典，直到拜占庭時期，也從來沒有發展並形成過實證法學，但是在公元前5到4世紀之間，卻在希臘發展並形成了有關政治和法律的論辯藝術。這種藝術是伴隨著希臘城邦初始結構向一個能“接納”更多人口、使之成為公民、並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演進而發展起來的。這一新的希臘制度賦予公民大會以首要地位，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里取消戰神山議會是這一發展的最顯著標誌，伯利克里是希臘世界最偉大的演說家之一。演說術應當產生說服人的效果，情緒色彩重，而理智成分不多，這也正是亞里士多德把諸如恐懼、憐憫、高興等激情列入其《修辭學》著作、而非《倫理學》著作加以論述的主要原因。演說所針對的聽眾不能從政治上或者法律上判斷辯題的純粹是非，但他們需要獲得關於是與非的知識。
在克拉蘇和安托尼烏斯之間的對話中，主題是法律，更確切地說，是城邦的法律。克拉蘇責備許多演說家對法律一味無知，主張演說家要直接深入地學習法律。安托尼烏斯則認為演說家對法律具備一般的了解就足夠了，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求助於法學家或者他們所撰寫的論著。但是很快，安托尼烏斯強調指出了法學家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距離，他同時指出法學家的論著越來越艱深難懂，但對這一現象，安托尼烏斯不置可否。
伴隨斯愷沃拉越來越堅定的沉默，克拉蘇在同安托尼烏斯的辯論中，不由自主地多出了濃重的“啟蒙”色彩(西塞羅再明顯不過地將這一轉變過程刻畫為一個無意識的、順理成章的過程)。第一天的對話以克拉蘇的勝利者的談話告終。第二天對話的前提是神事的管理者、占卜官斯愷沃拉的退出——前往圖斯庫盧姆莊園休息。失去“神”的支持，並不意味著安托尼烏斯會輕易讓步。他堅持：“要知道，一個學識淵博、智慧非常的人經常說，他不希望毫無學識的人閱讀他的作品，也不希望學識豐富的人閱讀他的作品，因為前者什麼也不會理解，而後者可能比他自己理解得還要多……那么我不希望對陋俗之人發表(談話)，並且更不希望對你們發表。我希望我的談話寧可不被理解，也不要遭受批評。”但這段談話與其說是堅持“舊”(Old)立場，倒不如說是道出了這個堅持的原因所在，安托尼烏斯決定讓步了。在得到了“突然到來的”“新”(New)加入者愷撒和卡盧圖斯在談話地“呆上一整天”的保證之後，安托尼烏斯開始了他有關演說術的真正的、內心的見解，確實這個見解同克拉蘇取得了近乎完全的一致。法學家應當取得演說家的能力，演說家應當取得法學家的學識。
但舞台的主角並不是兩位主要談話者克拉蘇和安托尼烏斯，更不是早已退場的斯愷沃拉，也不是兩位突然到來的新加入者。而是兩個始終在場的年輕人，即科塔和蘇皮爾基烏斯。他們憑藉稟賦具備出色的演說才能，並且他們具備典型的希臘式求知慾望，並且他們正在人們的預期中尋求“保民官”的職位，按照羅馬法律，這一職位擁有對元老院決議的否決權，最關鍵的是，從一開始，這場對話所設定的主要聽者對象僅僅是這兩個年輕人。
對話以克拉蘇的總結談話終止：“當然毫無疑問，在任何事情中，真實都會超過模仿。但是，若是真實自身在實際中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么我們自然便無需演說術。然而，心靈的激情主要應該是由演說本身激發或引起的，並且常常是紊亂的，以至於是模糊的，不明顯的，因而應該排除那些引起模糊的因素，顯露那些清晰、昭然的方面。”
現代法學家們很少去注意西塞羅的《論演說家》，因為真正的法學家可能都明白這並不是一部可以從中獲取法律實證知識的作品。但沒有誰比托克維爾更清楚地刻畫出《論演說家》的現代處境：“法國的成文法往往很難理解，但人人都可以研究或討論。相反地，對於普通人來說，再也沒有比以先例為基礎的法律更使他糊塗和莫名其妙的了。英國和美國的法學家對先例的這種尊重，他們在教育中養成的這種尚古思想，日益使他們脫離人民和民情，並終於使他們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階級。法國的法學家都是學者，而英國或美國的法律界人士，則好像埃及的祭祀，並像埃及的祭祀一樣，只滿足於充任一門玄奧科學的解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