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望鄉〉》是現代作家巴金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談《望鄉》
- 創作年代：現代
- 作品出處：《隨想錄》
- 文學體裁：散文
- 作者：巴金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談《望鄉》
最近在我國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鄉》，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公開反對，有人說“映了這樣的影片，社會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說這是一部“黃色電影”，非禁不可。總之，壓力不小。不過支持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報刊的評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鄉》在今天還能繼續放映，當然不會是無條件的放映，是進行了手術以後的放映。我看放映總比禁止放映好，因為這究竟給我們保全了一點面子，而且闡明了一個真理：我們的青年並不是看見婦女就起壞心思的人，他們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
據說老年人對《望鄉》持反對態度的多，我已經踏進了七十五歲的門檻，可是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認為這是一部好電影。我看過電影文學劇本，我看過一次影片，是通過電視機看到的，我流了眼淚，我感到難過，影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運像一股火在燒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寫過一本小書：《傾吐不盡的感情》，我對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這部影片以後，我對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謝他們把這部影片送到中國來。
我喜歡這部影片，但是我不願意多看這部影片。說實話，我看一次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譴責，仿佛有人在質問我：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來改變那個、那些受苦的人的命運？沒有，沒有！倘使再看，我又會受到同樣的質問，同樣的譴責。
我生在到處都有妓院的舊社會，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當時只有十九歲。我們上了岸就讓旅館接客人用的馬車把我們送到四馬路一家旅館。旅館的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斜對面就是當時的一家遊樂場“神仙世界”。我們住在臨街的二樓，到了傍晚，連續不斷的人力車從樓下街中跑過，車上裝有小電燈，車上坐著漂亮的姑娘，車後跟著一個男人。我們知道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們從未因此想過“搞腐化”之類的事。後來我在上海住下來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馬路一帶，每天晚上站滿了穿紅著綠、塗脂抹粉的年輕妓女，後面跟著監視她們的娘姨，這是拉客的“野雞”。我們總是避開她們。我從未進過妓院，當時並沒有人禁止我們做這種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在軍閥、官僚、國民黨反動政府封建法西斯統治下的舊社會，年輕人關心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們哪裡有心思去管什麼“五塊錢”不“五塊錢”？那個時候倒的確有黃色影片上演，卻從未見過青年們普遍的腐化、墮落！
難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後了？反而不及五十幾年前的年輕人了？需要把他們放在溫室里來培養，來保護？難道今天偉大的現實，社會主義祖國繁花似錦的前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就不能吸引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無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時光耗費在胡思亂想、胡作非為上面？我想問一句：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正面的東西是不是占主導地位？那么為什麼今天還有不少人擔心年輕人離開溫室就會落進罪惡的深淵，恨不得把年輕人改造成為“沒有性程式”的“五百型”機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和讀者為例吧，他們比我們那一代高明得多！他們覺悟高，勇氣大，辦法多，決心大。沒有這樣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誰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說他們只能看刪剪後的《望鄉》，否則聽到“賣淫”、“五塊錢”這類字眼，就會——，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這是極其可悲的民族虛無主義！
據說老年人對《望鄉》持反對態度的多，我已經踏進了七十五歲的門檻，可是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我認為這是一部好電影。我看過電影文學劇本，我看過一次影片，是通過電視機看到的，我流了眼淚，我感到難過，影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運像一股火在燒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寫過一本小書：《傾吐不盡的感情》，我對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這部影片以後，我對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謝他們把這部影片送到中國來。
我喜歡這部影片，但是我不願意多看這部影片。說實話，我看一次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譴責，仿佛有人在質問我：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來改變那個、那些受苦的人的命運？沒有，沒有！倘使再看，我又會受到同樣的質問，同樣的譴責。
我生在到處都有妓院的舊社會，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當時只有十九歲。我們上了岸就讓旅館接客人用的馬車把我們送到四馬路一家旅館。旅館的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斜對面就是當時的一家遊樂場“神仙世界”。我們住在臨街的二樓，到了傍晚，連續不斷的人力車從樓下街中跑過，車上裝有小電燈，車上坐著漂亮的姑娘，車後跟著一個男人。我們知道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們從未因此想過“搞腐化”之類的事。後來我在上海住下來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馬路一帶，每天晚上站滿了穿紅著綠、塗脂抹粉的年輕妓女，後面跟著監視她們的娘姨，這是拉客的“野雞”。我們總是避開她們。我從未進過妓院，當時並沒有人禁止我們做這種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在軍閥、官僚、國民黨反動政府封建法西斯統治下的舊社會，年輕人關心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們哪裡有心思去管什麼“五塊錢”不“五塊錢”？那個時候倒的確有黃色影片上演，卻從未見過青年們普遍的腐化、墮落！
難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後了？反而不及五十幾年前的年輕人了？需要把他們放在溫室里來培養，來保護？難道今天偉大的現實，社會主義祖國繁花似錦的前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就不能吸引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無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時光耗費在胡思亂想、胡作非為上面？我想問一句：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正面的東西是不是占主導地位？那么為什麼今天還有不少人擔心年輕人離開溫室就會落進罪惡的深淵，恨不得把年輕人改造成為“沒有性程式”的“五百型”機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和讀者為例吧，他們比我們那一代高明得多！他們覺悟高，勇氣大，辦法多，決心大。沒有這樣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誰來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說他們只能看刪剪後的《望鄉》，否則聽到“賣淫”、“五塊錢”這類字眼，就會——，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這是極其可悲的民族虛無主義！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