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認知戰
- 外文名：Cognitive warfare
- 發生地點：全球、全網
發展背景,發展沿革,內涵特徵,前沿技術,作戰模型,組織形式,實施過程,社會評價,
發展背景
公共外交分為信息傳播和文化教育兩大方向。在信息傳播這個方向，其內容始終是符合相關國家本國利益的各式各樣的表達和呈現，而其在形式上則有一個清晰的媒介疊代過程，即從早先的電台、電視台，到後來的網際網路以及移動網際網路。
發展沿革
認知戰早在1996年就已出現在美國海軍研究院碩士生唐納德·E.埃蘭的學位論文《攻擊基礎設施：探索進攻性信息戰的潛在用途》中，不過，此文中認知戰只是作為信息戰的別名出現。同年，認知戰以標題形式出現在美國高級空軍研究學院阿登·B.達爾的畢業論文《指揮功能障礙：思考認知戰》中，且在美國空軍上尉約翰·博伊德提出的“觀察—定位—決定—行動”（簡稱OODA）理論基礎上建構了認知戰框架。
2005年後，以認知戰做標題的文章逐漸增多，如《戰略影響》2007年第3期的文章《基於知識的戰爭：認知戰》指出，認知戰是基於知識的戰爭，是一場以知識為武器的知識領域戰爭。
認知戰還是美國大學的科研興趣所在，軍事和政治戰略研究尤其強調知識的決定性作用。美國海軍軍官斯圖亞特·格林2008年的學位論文《認知戰》認為，認知戰既包括軍事詐欺、媒體宣傳、灌輸和審查等短期性的心理戰、信息戰手段，也包括培養觀念、文化、宗教、意識形態等長期性的意識滲透、話語改變等手段，其目標是破壞敵方的戰爭意志，甚至獲得敵方對戰爭的支持，而非摧毀其戰爭能力。
2017年8月14日，時任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文森特·斯圖爾特在國防部情報信息系統2017全球會議上發言指出，“第五代戰爭是認知戰”。同年8月15日，美國《信號》雜誌的數字新聞媒體總監金伯利·安德伍德發表文章《認知戰將成為戰鬥中的決定性因素》。同年9月17日，時任美空軍參謀長的大衛·戈德芬在美國空軍協會“航空航天與網路”會議上宣稱，“我們正在從消耗戰過渡到認知戰”。美國軍方對認知戰的戰略地位的論斷推進了北約的系列研究。
2020年3月，北約發布的認知戰項目書《作戰2040：北約在未來將如何競爭》指出，信息和認知戰將在未來的衝突中發揮重要作用。2020年秋，北約發布報告：《認知戰：對真相和思想的攻擊》。同年6月，北約盟軍轉型司令部委託前法國官員弗朗索瓦·杜克魯澤爾作為北約創新中心的經理，並贊助他對認知戰進行為期六個月的研究。2021年1月，杜克魯澤爾發布報告《認知戰》。
2021年6月21日，北約召開了第一次認知戰科學會議，發布會議報告《認知戰：認知主導的未來》。
2022年伊始，隨著烏克蘭局勢的急劇變化，這一現象更為凸顯。相關國家從政府到社會乃至到個人，集中在我國網際網路的網路社區發聲，其背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公共外交政策在當代中國的媒介形態疊代。
就我國本土的日常環境而言，一些NGO、智庫、媒體甚至飯圈、娛樂公司，都極有可能被相關國家、資本、企業、NGO和社會組織所操控，以達到他們公共外交的基本目的。
因為當代公共外交，與“認知戰”有很大交集，這本身也是當代戰爭的一種新形態，在烏克蘭局勢中已得到了鮮活的展現。有人猜測，披著馬甲的“台獨”“港獨”等勢力在圍繞烏克蘭局勢的一系列輿論、輿情中一再興風作浪。
2022年，來自於一個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名為“中國怎么了”（SupChina）的反華組織，利用在國內社交媒體上的一些小號，發布一些流言，在中國企圖發動認知戰。
2023年3月16日，北約又發布報告《對認知戰的緩解和應對》。
2024年3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於2019年簽署一項秘密總統令，授權美國中情局成立專門團隊在中國國內和東南亞、南太平洋及非洲等地，通過買通媒體、虛假社交賬號等隱蔽手段散布抹黑中國政府的言論。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我記得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不久前公開表示，已投入更多資源對華開展情報活動。你提到的有關報導和伯恩斯局長的言論相互呼應，也再次證明，美國長年有組織、有計畫地散布涉華虛假信息，這已成為美國對華認知戰的重要手段。”汪文斌說。汪文斌指出，美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曾直言，美國政府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虛假信息傳播者。美國經常指責他國散布虛假信息，實際上美國自己才是虛假信息的真正策源地。“炮製散布謊言只會加速自身信譽的破產。散布虛假信息阻擋不了中國向前發展的腳步，只會讓美國自己越抹越黑。”汪文斌說。
內涵特徵
認知戰概念的出現與演變是認知科學的興起、發展、完善的產物。認知科學始於20世紀50年代，是一門跨學科的科學研究，旨在研究人腦和心智的工作原理，包括語言、感知、記憶、注意、推理和情感等心智慧型力，尤其聚焦神經系統如何表示、處理和轉換信息，涉及語言學、心理學、人工智慧、哲學、神經科學和人類學等領域的知識。
認知是知識的獲取，包括感知、注意、思維、想像、記憶、判斷和評估、推理和計算、解決問題和決策、理解和產生語言等。因此，認知戰又被稱為知識戰。據此，認知戰是指根據認知原理，利用種種手段干擾、改變敵人的認知過程，控制敵人的知識獲取，以扭曲敵人的文化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並最終影響決策，阻礙有利於敵人的行動。
前沿技術
認知戰不僅融合了上述概念所強調的所有元素，而且增加了新內容，主要表現為各種前沿技術。這其中包括納米技術，如納米機器人技術、納米感測器、納米結構等；生物技術，如生物基因組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神經藥理技術等；信息技術，如人工智慧技術、微電子技術、穿戴式或嵌入式電子技術等。因此，認知戰也被認為是利用技術來改變他人認知的藝術。
作戰模型
決策主體：指實施認知戰的國家、軍隊或團體，它是認知戰的發起者和指揮者，根據自身的利益和目標，制定認知戰的策略和計畫。
實施主體：指被挑選或塑造的、執行認知戰任務的各類線下線上組織或個人，包括政客、名流、公知、網紅、意見領袖等公眾人物，基金會、非政府組織、智庫、高校、黑客團隊等專業機構，媒體、出版社、影視公司等傳媒平台，水軍團隊、網民等終端。它是認知戰的執行者，負責製作、傳播和控制信息，以影響目標國家的社會認知。
社會認知：指目標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生活等各個領域的公眾意見、觀念、態度和情緒。社會認知是認知戰的主要作用對象，也是認知戰效果的反映。
目標實現：指通過認知戰達到的戰略戰術目的，包括顛覆、牟利、分裂、控制等。目標實現是認知戰的最終評價標準，也是認知戰的動力源泉。
這四個環節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和互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認知戰體系：決策主體通過實施主體影響和改變目標群體的社會認知；社會認知的變化影響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的策略和行為；目標實現影響決策主體和實施主體產生新的動機和目標。這就形成了一個動態循環。
組織形式
戰略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整體或重要部分的社會認知進行長期且系統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顛覆或控制其政治制度、經濟模式、軍事力量或意識形態等根本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國政府對蘇聯就曾展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戰略性認知戰，且充分利用其盟友和附庸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資源，對蘇聯及其盟友進行多方位、多層次的認知戰，以孤立和包圍蘇聯，削弱其國際影響力和地位。
在這場戰略性認知戰中，美國政府針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民族、宗教、文化、歷史等特點，專門製作和傳播歷史虛無主義和修正主義等特定信息，並利用各種媒體、智庫、非政府組織等，以所謂“中立”或“客觀”的姿態發布或轉載有利於西方利益的信息，以引發“認知反應”。同時，美國政府利用其控制或影響的間諜、叛徒、分裂分子等，在蘇聯內部進行滲透和破壞，製造或操縱各種事件或話題，以塑造或改變蘇聯的社會認知，並通過電影、音樂、文學等形式，全力向蘇聯民眾傳播西方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誘導其認同西方模式，又通過獎學金、交流項目等隱蔽方式，培養或收買了蘇聯的精英分子，逐步影響或控制了其思想和行動。
美西方發動的認知戰，使蘇聯陷入國家思想混亂、主權認同消失、社會價值觀分裂、國民意識淡漠的困境，是其最終走向解體的一大原因。
戰役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局部或特定領域的社會認知進行中期且有針對性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瓦解或削弱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軍事防禦或社會團結等重要利益的目的。
例如，2003年美國政府為了推翻伊拉克政府，攫取地緣和資源利益，發動了一場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戰役性認知戰。美國政府利用其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向全世界宣傳其對伊拉克的單方面指控，大規模炮製虛假證據，並通過國際組織和媒體美化其對伊拉克的侵略行為，為最終繞開聯合國軍事推翻一國政府掃清障礙。
戰術性認知戰：針對目標國家部分群體的社會認知進行短期的影響和改變，以達到誤導或操縱其政治觀點、經濟行為、社會情緒等具體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國政府為了消解其國內公眾對毒品問題的不滿和批評，選擇對外轉移矛盾，故意製造外國是芬太尼泛濫問題責任方的假象，並利用其在媒體、教育、文化等領域的優勢，向其國內公眾傳播這種假象，還通過法律規定、政策措施等影響其國內公眾對毒品問題的認知，以此誤導和操縱了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社會情緒。
實施過程
一是情報蒐集。通過網路、社交媒體、人工智慧等工具和手段蒐集目標社會的信息，包括哲學、信仰、規則、弱點、動機、情感、歷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身份和意識形態等人類認知維度的要素，以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綜合情況。
二是目標分析。根據情報蒐集的結果來分析目標社會的特點、利益、需求和矛盾，將目標社會的個人或群體進行分類和分層，確定最易受影響和最有影響力的目標群體，以及最有利於攻擊者的切入點。
三是決策制定。確定認知戰的目標和意圖以及期望達到的效果，選擇合適的認知戰策略和方案以及相應的技術手段和實施平台。
四是信息設計。基於目標群體的心理特徵、接受能力、價值觀和認知偏差，設計符合攻擊者意圖和策略的信息內容和形式，包括文字、圖片、視頻、音頻、遊戲等。值得注意的是，其間既有真實的信息，也有虛假的信息。
五是渠道選擇。在充分考慮目標群體的信息獲取習慣、信息傳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干擾因素和應對措施、提高信息可信度和覆蓋率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傳播渠道和平台，包括網站、社交媒體、新聞媒體、部落格、論壇等不同類型的渠道，甚至會選擇非正式的或隱蔽的傳播平台。
六是效果評估。根據傳播渠道的反饋，評估認知戰的效果和影響，包括信息接收者的數量、質量和反應，以及信息對目標社會認知狀態和行為變化的影響方向和程度。效果評估的重點在於研判信息傳播是否達成了攻擊者的目標，總結認知作戰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以提升下一次綜合作戰能力。
通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認知戰涉及多個領域，整體鏈條長且精密，處理的細節多且複雜，這就使得這種戰爭形態在實踐中常常採用矩陣攻擊或集群作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