詐欺救妻指的是北京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半年之後，廖某花光了所有積蓄。為讓妻子活下去，廖某用私刻的假公章到醫院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詐欺救妻
- 外文名：Fraud to save his wife
- 地點：北京
- 原因：妻子換患尿毒症
簡介,案情介紹,各方救助,各方評論,
簡介
在妻子身患尿毒症後，41歲的廖丹面臨無力支付醫藥費又要維持妻子生命的兩難選擇，於是他開始偽造醫院單據，讓妻子“免費”治療。
案情介紹
2007年11月至2011年9月間，北京人廖丹為給患尿毒症的妻子治病，在北京醫院使用偽造的收費單，騙取醫藥費17.2萬餘元。2012年2月21日，其被警方控制後取保。
廖丹說自己犯法是因為吃低保的家庭根本供不起妻子每月5000多元的醫藥費。據介紹，因廖丹偽造的單據仿真度很高，故4年裡無人發現，北京醫院在收費改革過程中對賬時才發現大窟窿。
各方救助
廖丹妻子杜金領是河北省易縣農村戶口。河北易縣相關部門表示，杜金領可申請明年的新農村合作醫療，年繳50元，最高可報銷7萬元。
廖丹家所在的朝陽區六里屯街道辦也表示，2012年初已將廖丹的情況上報，希望給他家爭取更多特困醫療。
北京 街道辦盡力爭取救助
廖丹說，妻子每月醫藥費超過5000元，這讓吃低保的家庭無力承擔。他曾去街道辦希望給妻子辦醫保報銷，對方答覆“你愛人不是北京戶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醫保待遇”。
北京市戶籍管理規定，夫妻結婚滿10年，外地戶口一方年滿45周歲，才能投靠在京落戶。
朝陽區六里屯街道辦民政科相關負責人稱，廖丹的家庭情況確實很困難，街道辦以家庭為單位為他家申請了低保。杜金領不是北京戶口，無法享受北京市民醫保。但北京有“城鄉特困人員重大疾病醫療救助”制度，杜金領身患尿毒症，又是低保戶家庭成員，按規定可以享受，每年救助3萬元。這項政策最高救助額度2011年12月剛提升到8萬元，街道辦已在第一時間把廖丹的情況報給上級部門，“我們會在政策許可範圍內，儘量為他爭取救助。”
河北 可參保新農合獲補償
杜金領的戶籍目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易縣解村。
易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中心人員表示，即使嫁到外地，只要杜金領的戶籍還在易縣，按照規定可參加“新農合”，獲得大病報銷（尿毒症屬於特殊病種大額門診補償範圍）。參合農村居民每人每年繳費50元，在所在鄉鎮或村委會繳納。2012年度繳費工作已結束，杜金領可參保2013年的新農合，每年累計補償封頂線為7萬元。該工作人員介紹，杜金領如果在北京居住和治療，需要在新農合管理中心辦理異地醫療登記備案。如果是在易縣或保定當地定點醫療機構透析，補償比例高，在北京（屬省外三級醫療機構）治療補償比例低很多。
該案被報導後，不少熱心人聯繫法院表示想捐助這對夫妻。
各方評論
要讓“窮人”得到更多救濟
鄭山海（醫生）：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錢能買命”的現象，那么在尿毒症病人身上絕對是得到了體現。這個病多由腎功能衰竭引起，大多無法治癒，但如果能定期進行透析治療，並且不出什麼意外情況，病人可以生存幾十年。但這個治療的價格相當高昂。特別是我們國家大量使用血液透析方法，年花費多在8萬元以上。如果沒有醫保，尿毒症對於普通家庭絕對是殘酷的打擊，完全依靠自費，能夠負擔的家庭估計寥寥無幾。對於這樣的情況，應該反思的是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從社會公平上講，醫療保障應該“嫌富愛貧”，富裕家庭支付能力強，保障可以相對弱一些，貧窮家庭支付能力差，保障相對應該強一些。可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似乎恰恰相反，越是沒有經濟來源的家庭，越難以得到保障。比如廖某的妻子沒有工作沒有北京戶口，就沒辦法繳納醫保。除了醫保制度的完善，對這些特殊大病，國家在救濟上也應繼續發力。香港對於自身無力支付透析費用的病人的做法是，每周提供兩次做腹膜透析的機會。這樣的辦法應該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多少人被制度擋在門外
敬一山（媒體人）：尿毒症已經被納入醫保，從理論上看，無論是河北老家的“新農合”，還是北京的醫保，都應該能給予救濟，可是為什麼廖某隻能自費就醫，最終走上違法的道路？廖某是北京人，可是自己的愛人卻不能隨之入戶。北京關於夫妻之間投靠入戶的規定是，結婚滿十年、申請人年滿45周歲。因為不符合規定，廖某的妻子只能被擋在北京之外，而沒有北京戶口，就不能享受北京市民醫保待遇。為什麼不去河北老家參加“新農合”呢？據說他們曾經想申請，但“後來覺得太麻煩，就沒再申請過”。即便能通過申請，可能還要河北當地醫院開轉院證明，當地醫院治療不了才能到北京治療。而尿毒症的透析，並非很難的手術，更大的可能是只有在當地治療才容易報銷。但她這樣的身體，家裡還有上學的孩子要照顧，又如何承受兩地奔波的勞累？兩地都有制度，可是廖某一家硬是被擋在了門外。這樣的人，不知道還有多少？希望這個悲情故事，可以讓各項制度設計者有所觸動，不能再眼看著戶籍藩籬、醫保轉移壁壘，把人逼入絕境。
能否以“緩刑”兼顧法律情理
特銳（法官）：廖某的悲劇雖令人同情，但違法性質毫無疑義。17.2萬餘元的涉案費用，在刑法上屬“數額巨大”，將面臨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廖某如實交代了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有著坦白情節。這就意味著，廖某有可能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同時，對廖某所採取的強制措施是取保候審，也傳遞給我們一個正面信息，檢察機關認為廖某的“社會危險性”較小，採取了人性的、值得讚許的措施。同時，廖某是初犯並不是累犯，也不是惡性暴力犯罪，並且如果他被處以實刑，他患重病的妻子將無人照顧，孩子也將陷於失學、受餓狀態。因而，如果廖某真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的話，還有望符合適用緩刑的條件：“被判處三年以下（包括本數）有期徒刑且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正如檢察官所建議的，希望在量刑時能考慮到他如實供述和當庭認罪態度。法不外乎情理，相信每一個知曉此事的人都充滿感動與同情，希望法院能懷著悲憫情懷，行使自由裁量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
同情不能取代法律
無論我們如何同情廖某，也無法改變他觸犯法律的事實；觸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懲戒。然而在法律之外，不能不去想:若廖某坐牢，病妻何以為生?
別讓個體陷入絕望
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凸顯醫保制度還存在不足，缺乏完善的“大病救助體制”就是其一。當公民個體遭受無力承擔的災難時，不能讓其陷入絕望的困境。
審判之後還需救助
讓法律歸法律，救助歸救助，廖某理當認罪服法，但其妻也該得到繼續救治。政府部門、醫療機構、慈善機構及愛心人士，能否合力幫助這個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