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生平,事跡,為官,
家世
許宗禮出生於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其一世祖許源，為元代金州刺史；二世祖許諒金，為新州刺史；三世祖因亂世不仕；四世祖許昭先，本為讀書人，後被徵兵，以武功升千戶，署開州。後升為武節將軍管軍元帥，鎮守邳州。後以年老致仕。五世祖許璋，襲職為千戶。
許氏從許源始，世居長垣縣城。許昭先元帥死後，從五世祖許璋起，遷居於蘆崗鄉三青觀村。到許宗禮已是第十五世。
許宗禮的父親名許淬，其弟兄五人。其中許瀾，為明乙卯科舉人，曾任潞安府通判及奉政大夫。許宗禮兄弟五人，其兄為宗孔、宗英、宗哲、弟為宗儒，他排行為四。
生平
萬曆十五年（1587年）出生於蘆崗鄉三青觀村；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鄉試中乙卯科舉人；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殿試中三甲二百一十三名進士；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初授孝義縣知縣；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任榆次縣知縣；
天啟元年（1621年），擢戶科給事中；
天啟三年（1623年）十一月，改禮科右給事中；
天啟四年（1624年）升吏科都給事中；
天啟五年（1625年）四月，任太常寺少卿；
天啟六年（1626年十二月，）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天啟七年（1627年）四月，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二品），協理院事；
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任吏部左侍郎；
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納贖為民。
事跡
許宗禮作為新科進士，初授孝義縣知縣。孝義縣位於山西省呂梁山東，太原盆地西南，土石山和丘陵占總面積的百分之八十五。為有名的乾旱貧瘠地區。許宗禮在任期間，做了三件大事：
引文峪河水灌溉農田。文峪河發源於呂梁山區，流經縣境東部。孝義由於丘陵崗地多，十年九旱，逃荒要飯的災民很多。許宗禮經過實地調查，動員老百姓開挖三條文峪河的支渠，引水澆灌農田。同時又在城南開挖了方圓兩三里的大水塘，用以蓄水，以解決人畜用水問題。此處後來成為張家莊水庫。
孝義處於偏遠地區，“素乏弦誦聲”，許宗禮至“即以起衰為己任，日夜勸課，從此屢有掇科者，皆化導力也”。許宗禮興學辦校，對孝義的教育事業影響深遠。使孝義擺脫了過去鄉試、會試多年空白的局面。
孝義縣名是由當地“割股奉母”和“義救樵夫”故事演變而來。據記載，孝子鄭興，自幼很有志向，終日勤勞耕作，侍奉父母，但家境貧寒。父親去世後，鄭興守了三年孝。母親久病不起，鄭興服侍床前，從不解衣，不離母親半步。母親想吃肉丸湯，鄭興因無錢買肉，於是割下自己的肉煮湯奉母。
義虎救樵夫，說的是有個樵夫砍柴墜入深淵的虎穴中，老虎不僅沒有吃他，反而將他背出山外。許宗禮以兩個故事為例，舉孝廉，以教風化。大力宣揚孝道，提倡鄰里和睦相處，倡導淳樸的民風。使縣內的風氣大為改觀。
許宗禮治理孝義三年，政績顯著。屆滿，遂調任榆次縣知縣。榆次縣是當時各方面比較好的地方。榆次的歷任知縣大多得以升遷。
許宗禮到榆次是輕車熟路，十分順手。他在榆次值得一提的是全面修繕了榆次城隍廟。該建築歷史悠久，建築風格獨特。由於常年得不到維修，幾乎是一派破落景象。許宗禮懷著一顆虔誠的心，籌集民間資金，對城隍廟進行了整修、加固，使其恢復了原來的面貌。
為官
天啟元年（1621年），許宗禮離開了榆次，擢為戶科給事中。給事中屬於言官，職責是下情上達，監督彈劾官員。許宗禮雖然還是七品官職，卻享受四品官的俸祿。
天啟三年六月（1623年），許宗禮就明朝的稅賦制度，也就是俗稱的攬納，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摺。此奏摺全文如下：
戶科給事中許宗禮奏：山東都司經歷何之望，於天啟元年八月內，投批戶部，解光祿寺粟米等銀，侵匿不納。業經題參奉旨追問，今經一載，茫無結局。所宜照欠追比，問擬如律。然錢糧重大，吏弊無窮，所當申飭者有五：一選擇宜急。該司府於各屬中體，訪醇謹敬事者，凡遇斂解，擇而使之，則用得其人，解納自清；一部文宜速。凡錢糧起解之日，該府類造清冊一樣三本，一存庫備照，一送該道藩司，一選差的當人役投部，按驗倉口數目起解。日期解官姓名一一開載，以杜假印假文沉匿侵沒之弊；一印封宜固。銀人鞘時，當堂兌封，逐封用印鈐蓋，仍載在冊批項下，以憑查驗，則防範既周，奸貪自息；一包攬宜禁。都中積年猾棍，專以包攬為生涯，解官受其啜誘，貽害不小，宜嚴加戒諭，毋墜術中；一連坐宜嚴斂。解責佐貳而委，解府為政，司道為監主，誠能互相照管，即有神奸，豈得出入自繇，遲速任意。今後省直解官但有侵欺那借，聽該部巡視衙門於府道藩司，一併指名參處至該部職司主計。亦宜勵精振刷，耐心磨勘，毋憚於勤渠刻期兌收。毋滋其沉閣，於以起積玩而裕經費，豈日小補得旨何之，望奉旨提究著作，速查明追贓正罪。起解查參等事，俱依議嚴行嚴飭。
許宗禮的奏摺，是消除糧物轉運弊端的重要建議。
許宗禮在奏章中說：“都中積年猾棍，專以包攬為生涯，解官受其啜誘，貽害不小。”指京城一些地痞流氓，天賴惡棍，利用全國各地解運而來的錢糧物料，損公肥己，以次充好，買賣等行為。
許宗禮的奏摺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視。朝廷指示戶部迅速拿出意見，將許宗禮提的五點建議貫徹其中。許宗禮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活躍在京城的攬納活動，減少了它對國家賦稅制度的危害。
許宗禮所在的天啟年問，正是魏忠賢權勢熏天，飛揚跋扈時。隨著楊漣、左光斗等正義人士被殘害致死，大批東林黨人離開了朝廷。朝廷部院人員空缺，國家機器的運轉都成了問題。魏忠賢是以人劃線的，但畢竟閹黨無法填充所有空缺。於是他想將平時不迎合東林黨的官員拉為己用，使之成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許宗禮就是這樣的人。他朝上朝下不論黨爭，只管幹事，且才華橫溢。同時許宗禮厭惡閹黨，且又不敢得罪閹黨，身不由己地說過一些違心的言語。因此，許宗禮自然地就很快被充實到空缺的部院中去。這就是從天啟五年四月到天啟七年十一月，許宗禮迅速地從四品官升到正二品官的原因。
沒想到一場“政治運動”迅速捲來，將年輕的吏部左侍郎推入谷底。
崇禎將以前的稱頌、建祠的奏疏發下，要他們和左都御史曹於汴一起在內閣詳加評閱，“如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或素有人才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司責其後效，”只要對那些“首開諂附，傾陷擁戴，及頻頻頌美”之徒，還有那些“陰行贊導”之人，都要列入。崇禎還要他們“數日內確定，不許中書參預”。
韓爌等遵旨詳審後，擬出入逆案諸人名單，名後附上其主要罪過。韓爌為人端莊寬厚，不想廣加株連，以免樹怨，所以第一次只列入四五十人。崇禎看了後大不高興，命韓爌等再廣加搜求，並說這些人“皆當重處，輕則削籍”。
過了幾天，韓爌等又加入了數十人呈上。崇禎看後大為震怒，謂所定“不稱旨”，還說“魏忠賢一人在內廷，如不是外廷諸臣逢迎，哪裡能做那么多惡。內臣中那些協同作惡的，也應一併列入。”韓鍍和幾個大學士則回答說：“外廷不知內廷事。”崇禎面有怒色，嚴厲的說道：“怎么能說都不知道呢?只是害怕樹怨罷了。”
第二天，崇禎再一次將諸臣召入，指著一個黃包袱說：“這都是紅本，內臣作惡的實證都在這裡，宜一一詳查列入。”韓爌等人知道事關重大，內臣凡是有參與其中的都不能逃脫。這裡所說的“紅本”，即批的奏章。臣下上疏，先由內閣票擬，然後由皇帝用御筆批紅，隨後即發下執行。但皇帝往往懶於此事，故大都由司禮太監代批。於是，這些內臣藉機行私，傾陷異己便得心應手。對這些“紅本”進行細查，內臣們行私之事自然能一一查出。這樣一來，牽連自然會很大。韓爌回答崇禎說：“臣等職責是掌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實際上是在推脫此事。吏部尚書王永光也不敢掌此事，便回答說：“吏部只熟悉考功法，不習刑名。”崇禎又召刑部尚書喬允升，要他對這些人按律定罪。
喬允升無奈，只好與內閣諸臣一起處理此事。經過一番詳查，又列上一個名單。崇禎看了後問道：“張瑞圖、來宗道等人怎么沒列入呢?”韓爌等回答說沒有事實。崇禎說：“張瑞圖因善書而受魏忠賢寵信，來宗道為崔呈秀之父上恤典，稱什麼在天之靈，實在可惡至極。”又問賈繼春怎么未列入，王永光回答道：“賈繼春曾請求善待李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稍覺反覆，其所言亦多可取。”崇禎馬上厲聲說道：“正是因為他反覆，所以才是真小人!”並命令這些人都要列入。
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崇禎將“欽定逆案”正式頒布天下。前邊有崇禎的“聖諭”，先講了一通定“逆案”的必要，後邊說道，經過這次處置後，“縱有遺漏，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其尊王路”。崇禎的“聖諭”後附有韓爌等人上的一道“本”，實際上就是對定逆前後經過的一篇說明。隨後是對入逆案諸人分等治罪。將逆案人員按罪行分為八等，依律處置。
一、首逆二人；二、首逆同謀六人；三、交結近侍十九人；四、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五、逆孽軍犯三十五人；六、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七、諂附擁戴軍犯十六人；八、祠頌四十四人。
許宗禮被列入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之列。近侍指太監。
許宗禮的罪名為：贊導。戶部吏垣，吏調管察，考選曲徇要路，躋升同卿比黨。
清除逆黨的擴大化，使許宗禮蒙受了很大的冤屈。當時的吏部尚書是房壯麗，吏部僅許宗禮一個侍郎。一切人事任命安排，吏調管察、考選，均是按照房壯麗指示辦的。許宗禮受到了“坐徒三年，納贖為民”的處罰，房壯麗卻列入最後一類“祠頌”，定為回鄉閒住。
許宗禮就是這樣變賣了家產，納贖為民。他悄悄的離開了京城，默默的回到了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