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如光，高級導演，中國電影藝術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中央電視台高級導演、《百家講壇》總策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解如光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不詳
- 代表作品：《尋找無形良田》
- 政治面貌：民眾
- 性別：男
簡介,人生經歷,解讀《百家講壇》,解如光評價,
簡介
2004年和2005年教師節晚會策劃。獲國家政府級的主要作品：
解如光
解如光電影：《雪域之夢》、《走進西藏》；
電視：《閱盡人間》、《逛胡同》、《趕牛闖香港》、《靈異老人》、《雪域情結》。
參與策劃國家級的主要作品：
《老夫老妻》、《走進墨脫》、《卜婆婆》、《西藏班的新學生》等
人生經歷
架座橋，扶著專家過橋
解如光把這個節目比喻成“一座專家通往老百姓的橋，然後讓專家從橋上走過來”。這種架橋說進一步明確了節目宗旨，那么，為什麼要架橋呢？解如光說：“研究機關過去在計畫經濟里有很多弊病，他們很多的研究是脫離現實生活需要的，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題目，但責任不在這些學者專家，在於當時的體制，這種體制只要求他們寫出這樣一些文章，然後他們就可以評到職稱、晉升，久而久之，他們就習慣這種生活了。他們以為這樣就是正常的，就形成了固定思想問題的方式，他們有一套自己的規則，離老百姓越來越遠，離他們一開始做學問的初衷也越來越遠，這樣的體制客觀上造成了老百姓離中國文化越來越遠。”他在強調學術普及時，忽略了學術研究的根本責任。
接下來是過橋。“不食人間煙火”的專家直接走過來是不行的，必須告訴他們怎么過橋。“我們一直在尋找‘百家講壇’自己的敘述模式，就是你們不能是研究院裡的文本，也不能是大學講壇的講義，也不是說書講故事的，而是，‘百家講壇’自己的表述方式，這個探索我們進行一年了，我們在做各式各樣的實驗。我們認為，‘百家講壇’講出來的東西應該是思想與敘述並重。以前的大學老師講課，他事先要給你很多閱讀的東西，他講課的時候其實就是分析，這在我們這裡是不行的。有很多人沒有看過這些書，所以必須把故事和分析結合在一起。研究機關偏重抽象理論分析，而電視的口播節目不是合理性抽象分離的，抽象分析對我們來說畫龍點睛就夠了。”
“過去有句話，大學教授教不了中小學生。解如光說，這種改變對專家來講可能是痛苦的國恥，“他們都是有一定學術地位的人，要改變他們，等於把一個人整個表述體系徹底顛覆。對那些想改變的人，經歷了一個很痛苦的過程，任何通化的過程都意味著失去原來體系里的嚴密性。真正能夠做到深入淺出的往往都是大師這樣的人。”
談到劉心武現象，解如光不客氣地說：“那些紅學家到我們這裡來講課，大部分都很失敗，原因就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如何讓老百姓聽明白。所以他們今天說劉心武，恰恰就是他們的短處。我們真的有種想法，希望他們改改治學上的態度。”
論壇需不需要認真的學術背景？“百家講壇”太多強調的是他們扶著專家過橋。製片人萬衛說：“讓他們列提綱，第一講要完全按照我們的要求寫出來。一般來說，整體結構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都做得比較學術，內容也是基上論文的方式。然後我們告訴他們哪些是不符合我們要求的，按照我們的要求去改，這時候衝突就出來了。一般情況下，的反映是‘讓我講這么簡單的東西？’他們老是覺得目的是傳授他們的觀點，我們覺得觀點可以在講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往外倒，主要是細節的東西。比如有個講《紅樓夢》的老師，講的過程中滔滔不絕地講他的觀點，他不知道把觀點和細節聯繫在一起。觀眾能坐在電視前看節目，必須要有懸念。傳播方式必須是線性的，單線條的但是學者喜歡橫著走，提出個觀點，然後四處旁徵博引論證觀點。”過橋就要經受痛苦
解如光說：“幾乎每一位專家都要經歷痛苦改變過程，沒有這個過程的屈指可數。讓專家講故事，講細節，細節和思想並重，而且，主要部分要用歷史事實和文學故事去講述，然後在思想上稍加提煉。敘述上注意懸念化和戲劇結構，每個專家都有可能找到自己的表述方式，你只要吸引人就行。所以每個專家都要跟我們有長期的磨合。”
解如光講了幾位教授痛苦“變異”的實例。他說：“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很有熱情到我們這裡講，她講《聊齋》，有些部分講得好，有些講得不好。她鬼狐妖夢，很生動，她不用做過多故事上的設計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是後來從總論上講，具體到一個人的時候，她的講法就不管用了，必須按照懸念，故事性去講，她就沒有縱橫空間了。為此，我們特地去了一趟濟南，跟她當面溝通。比如她講到一個人物叫細侯，一個煙花女子，她一生中所有故事都很平常，只是到了最後的一剎，她思想中爆發了一種別人都想像不到的能力。馬老師一開始就講‘驚世駭俗說細侯’，上來把這個故事的結果給講出來了，然後再去分析。我告訴她這樣講不行，前半截講完後半截就沒人看了，要換一種方式講，一個孩子的生活經歷，邊講邊把分析加進去，一直講到最關鍵的時候再把這張牌翻出來，前面各式各樣的分析都帶著假設，覺得她不過是個很普通的煙花女子，那么蒲松齡為什麼寫她？肯定有原因，這樣就吸引住觀眾了，最後再說蒲松齡寫細侯的真實目的何在。”
馬瑞芳教授也告訴記者：“以前我們搞古典文學研究總是那么幾個角度，但老百姓喜歡文學中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講《聊齋》人物，和我平時講的不一樣，我講了20年的蒲松齡，他們不讓我講，讓我按問題去講，我開始拒絕了。後來專家和讀者反映說這樣挺好的。我跟他們溝通每次都要花很長時間，電話一打就一個多小時。現在的電視觀眾很難伺候，對我們來說也是挑戰。”
解如光舉的另外一個例子是中國國防大學的馬駿教授，“他來我們這裡講二戰，他很配合，作為一個軍人，穿了一輩子軍裝，居然花了一千多塊錢買了一套西服，說明他很重視。但他一開始講得不好。他用部隊里長官對士兵講話的態度講了幾集，我們跟他磨合，給他講欄目的宗旨和要求，他想改變自己，但是在部隊里習慣了居高臨下命令式的作風，所以講座也表現出來別人灌輸的姿態。隨著時間的磨合，馬駿漸漸懂得了心平氣和地和別人交流，他懂得小聲說話了，他懂得要講故事了，他注意觀眾的眼球了”。
解如光說：“其實對他們來說做些改變也是必要的，因為今天的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在計畫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專家應該知道市場經濟是什麼樣的，改變有好處，這一點從閻崇年先生等人的改變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對於學術研究準確性，他這樣看“現在的專家身份和地位已經不單是領導的肯定，還有市場的肯定。你看搞健康快車節目的洪昭光，在安貞醫院，連小護士都踩咕他，為什麼？通俗化的過程是個很危險的過程，一通俗有時候就不準確了。梁文道，許子東在‘鏘鏘三人行’上講，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任何比喻都不會百分之百準確，所以有很多專家都固守自己在陣地上,老攻擊先走進市場的人這是學術界的潛規則。今天劉心武被攻擊，是很正常的事情，誰對誰錯我不管，我倒是希望很多專家邁出這一步，它是市場的需要，時代的需要。科學文化越普及、越大眾、社會就越文明、越進步這是任何人都承認的基本法則，怎么一到具體人身上就想不通了呢？很多專家就是自己邁不出這一步。很勇敢邁出這一步的閻崇年、易中天，都邁得非常好。
解讀《百家講壇》
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讓易中天、劉心武、閻崇年等“布衣學者”一夜成名。這種神奇的文化現象是如何實現的？10月29日晚上7點，《百家講壇》的策劃人解如光在三峽大學講述了成功的秘訣。 節目定位：讓專家為大眾服務
“當今時代，已進入大眾文化時代，這就是‘超女’等節目大受歡迎的深層原因。專家、學者的雅文化要為大眾所接受，要受到大眾歡迎，必須走到大眾中去，蹲下來，甚至一屁股坐下來和大眾說話。”解如光認為，《百家講壇》是很好地順應了時代的發展，趕上了潮流，所以獲得了成功。
他說，2001年，《百家講壇》誕生之初走的是文化品位、科學品質、教育品格的路，定位於匯集各路專家、學者的“開放式大學”，是一部電視版的“百科全書”。節目將觀眾群基本定位在受教育程度較高、欣賞品位不俗的知識階層。當時門檻很高，登台的都是楊振寧、霍金、李政道、丁肇中、鄒靜之等頂尖級的科學家、學者。雖然很努力，但是太專業、太深奧，觀眾聽不懂、不接受，更不叫好。面對中央電視台“欄目警示及末位淘汰”，眼見收視率屢次位於頻道後列的《讀書時間》、《美術星空》等欄目黃牌出局，《百家講壇》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我們深入調查、分析，不得不存認，正如一些研究文化的學者所說，‘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思想價值時代，九十年代是專家時代’，而從本世紀開始，中國已進入了‘大眾文化時代’，也就是老百姓的文化時代。”解如光說，文化主流的變化反映了國家的整個政治生活在發生變化。大眾成為文化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以人為本的外在表現。只有讓大眾成為文化主流，文化才能繁榮，才能發展。因此，《百家講壇》把節目定位於：讓專家為大眾服務，終於靠大眾成為了名牌欄目，靠大眾的支持和擁戴越來越火。
節目製作：架起專家通往大眾的橋樑
找準了定位，創造大眾喜聞樂見的雅文化，成了《百家講壇》改革和節目製作的方向。解如光說，2004年底，《百家講壇》舉行了一次會議，他提出架一座把專家送往大眾的橋樑。他說，當時，這個新提法面臨幾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對象是大眾，是最普遍的、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人。原來的對象主要都是大學生和有大學以上文化的人，這些人其實是不怎么愛看電視的，現在轉向大眾，轉向需要知識的大眾，這是定位的轉變。第二個問題是橋樑，橋樑是連線的方式，讓專家們通過橋把學問送到大眾的手裡。這個橋的建法和一般的橋不一樣，橋的這邊是學問，到那邊是大眾可以接受的知識，這個橋是轉化的橋。第三個問題是這是讓專家通往大眾的橋，這一頭一定是專家，而且必須是優秀的專家。
“架橋”成了關鍵，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解如光說：“大學教授習慣了對大學生講課，我們請的大部分人都是博導，他們對博士講課，沒有必要對很多常識性的問題進行解釋。到《百家講壇》不行，面對的是大眾。幾乎每一位專家都要經歷痛苦的改變過程，讓專家講故事、講細節，細節和思想並重，而且，主要部分還要用歷史事實和文學故事去講述，敘述上要運用懸念化和戲劇結構，要能吸引人。所以每個專家都跟我們經過了長期的磨合。”
他給大家講了一個例子。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講《聊齋》時講到一個人物叫細侯。這是一個煙花女子，一生中所有故事都很平常，只是到了最後的一剎，她思想中爆發了一種別人都想像不到的能力。馬瑞芳一開始就講“驚世駭俗說細侯”，上來把這個故事的結果給講出來了，然後再去分析。解如光告訴她這樣講不行，前半截講完後半截就沒人看了，要換一種方式講，邊講邊把分析加進去，一直講到最關鍵的時候再把這張牌翻出來，前面各式各樣的分析都帶著假設，覺得她不過是個很普通的煙花女子，那么蒲松齡為什麼寫她？肯定有原因。這樣就能吸引住觀眾了，最後再說蒲松齡寫細侯的真實目的何在。
解如光說，就是這樣，他們從內容、主講人到手法都進行了一系列的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的靠攏，用馬瑞芳教授的話說，《百家講壇》是張魔鬼的床，長的給鋸短、短的給拉長，目的只有一個：適合大眾，吸引大眾。
節目選題：堅持歷史就是故事
解如光針對有些人認為《百家講壇》有庸俗化傾向、把歷史講成故事的議論進行了反駁。他說，“歷史本身就是故事。從國外到國內，從古到今，歷史都是講故事。司馬遷最大的功勞就是寫了《史記》。《史記》就是講故事。《史記》中大量人物的片段都是故事。西方也都把歷史當成故事講。”
“認為歷史不是故事，而是科學的觀點，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西方人首先提出來的。當時，一位德國史學家提出歷史應當蒐集各種證據，在各種檔案中尋找真實的東西，認為這么做就是一門科學。後來人們真的把歷史變成科學，變得越來越無趣，越來越乾巴，變成大學生都不願意聽的歷史。”解如光說，錢鐘書先生說過，歷史和文學是不能分開的，歷史不講故事的傳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遭受了絕大多數人的反對，現在一些人反對《百家講壇》講故事是站不住腳的。《百家講壇》用講故事的方式講歷史是無可非議的。
解如光說，他們用故事講歷史很注重去其糟粕，存其精華，對人物和故事進行了非常精心的準備、選擇，去掉了封建的、愚味的、消極的東西，只講積極的、人性化的東西，既迎合大眾，又不隨波逐流。
他透露了一下《百家講壇》正在準備的一個新講題——《偉大皇帝唐太宗的小心眼》，他說這個講題將比較全面地講述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些人性弱點和缺陷。
解如光評價
他是一位博學者，擁有著多重身份：高級導演、中國電影藝術家協會會員、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會員，2004年和2005年教師節晚會策劃，曾導演過《尋找無形良田》、《雪域之夢》、《走近西藏》等多部優秀影視作品。在他接手央視節目《百家講壇》以來，靠著破除舊習、銳意進取的精神和突破傳統、大膽改革的方法，將這個曾經一度要面臨被撤銷的節目變成了家喻戶曉的高收視率品牌精品。他一手捧紅了眾多“學術明星”，諸如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歷史學者閻崇年等人，但他卻甘願居於幕後，默默的為這些“大家”們服務……
他是一位精神矍鑠的老者，戴著寬邊金絲眼鏡，身著深藍色澤西服，略微花白的頭髮，眉宇間又流露出儒雅慈祥的氣質，這就是他留給筆者的最初印象。在餐廳內，他緩緩走到我們身邊的沙發處坐下，向我們娓娓道來他所經歷的一些往事……
他，就是《百家講壇》總策劃解如光先生。
西藏十五年：鑄造了青春的靈魂
記錄歲月的鏡頭將時間拉回到四十多年前，地點則放到了西藏。那時的祖國還沒有從物質貧困中走出來，而當時的解如光也正是一位風華正茂，立志要為祖國貢獻青春的小伙子，在他看來，西藏大有可為，眼前全是希望！
1965年，解如光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後憑藉優秀的成績被分配到西藏人民廣播電台。從播音員做到文學編輯，事業如日中天。正當他滿心歡喜地為自己的將來打算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暴——文化大革命——已經影響到了這片聖潔高地。“那個年代沒有人可以逃脫。”如今解導不想再回憶自己所受過的種種苦難，“西藏是一個鑄造靈魂的地方。在那樣的惡劣的環境中，朋友還是給了我最多的鼓勵。那種友情是超越政治超越階級的。”
他還記得那時，在西藏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的一個周末，一位藏族同事將他帶到家裡，肥美新鮮的牛羊肉，陣陣飄香的青稞酒，兄弟間推杯換盞，喝的好不愜意，聊的好不投機，那位同事還請解老師幫忙參考參考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有誰會想到其實他倆政見不合，又恰逢政治鬥爭時期……
解導現在每當想起此事就很感慨：“那時處在雪域高原的人們，在政治緊張的時期都保持了一顆純淨的心靈，在拋去一切有關於政治的東西後，一碗青稞酒，一杯酥油茶，一句‘你幫我看看這個姑娘和我結婚合適不？’，都似一股股的暖流，流進心裡，留在記憶中。”他說這是西藏這片神聖的土地賦予了人們高潔的心靈，雖然那時很困難，但想想也會為友情而感到溫馨。
後來，解導回到北京，在翻閱了眾多典籍，積累了大量知識後，又重回西藏。在這裡，他拍攝了《雪域之夢》、《走進西藏》、《閱盡人間》、《西藏班的新學生》等很多關於西藏的優秀影視作品。西藏，這片充滿了青春奮鬥足跡，浸泡過辛酸與幸福淚水的土地，注定成為他生命中無法磨滅的記憶。
步行穿越塔克拉瑪乾：我能行
1990年，已經調回中央電視台的解如光，在台里按部就班地做著導演工作。然而就在這一年，新疆自治區政府決定將聯合我國中央電視台、日本東京電視台對區內某條季節性河流的流域進行考察，而所有參與考察的人們將要徒步穿越塔克拉瑪乾大沙漠！由於工作需要，解如光正是包含在內。他知道自己在西藏工作的十五年里，因受到高原氣候的影響，身體狀況已是不盡人意，但他卻沒有要求台里換人。就這樣，為了準備這次“遠征”，已是近半百年齡的解如光開始了每天堅持跑步，三年內風雨無阻的日子。
不間斷的努力終會迎來了勝利的曙光，三年後當他成功穿越塔克拉瑪乾時，他腦中一片空白，只是說了一句話：“我還行。”
也許除了他自己沒人能更深切地理解這三個字的意義。解導告訴記者，當時他並沒有想自己收穫了什麼，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肯定：一是對體能的肯定，一是對自己精神意志的肯定。他說：“那時，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也許，直到這時，西藏留給自己消極影響的一面才算在近二十年後逐漸不復存在。
也許，塔克拉瑪乾的鼓勵來的稍稍晚了一些，但卻不妨礙這位早已過不惑之年的人將來取得更大的成就。
《百家講壇》：改革是必須的
從導演到總策劃，博學而又擁有深厚知識底蘊的解導卻從沒想過從幕後走到台前。當筆者問其是否感到委屈時，解導堅決地說：“沒有委屈，只有光榮。因為我喜歡目前的工作，我認為我的工作是光榮而且有價值的。”他認為人只有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才會更加盡心盡力地去奮鬥。“有價值的幕後，才能策劃出有營養的欄目。”解導如是說。
於是，為了挽救當時瀕於被台里封禁的《百家講壇》，解如光提出了改革計畫。可自從該節目改革以來，就爭議不斷，但解導堅定地認為，民眾的眼光是雪亮的，觀眾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改革後不斷攀升的收視率就是最好的佐證。
現在《百家講壇》欄目組內部正在醞釀著再一次的改革。“改革是必需的。”解導說，“沒有一種模式能長久下去，沒有一種方式是萬能的，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當問及會改往何方時，解導笑笑說：“其實我們一直在路上，在不停地探索，不斷地嘗試。任何人不敢打保票說改往何方，但相信會越來越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