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書七千部，或稱西書七千部入華，是指明朝末年時期由於教廷發現事實可見的當時的傳教運動是依靠科學運動，科學竟成為在上層知識分子間傳教之絕對條件。既教廷所稱的“圖書館護教運動”。
耶穌會自利瑪竇來華，即注意借書籍傳道，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已稱“利瑪竇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湯若望的個人藏書，在永曆五年已有3000卷。他們要與上層知識分子周旋，便不能不提高自身的學術程度，因此在歐洲徵求圖書和在中國譯述西書均成為必要的事。
《西學凡》：“除方物外有裝演圖書 7000 餘部，重複者不入， 纖細者不入。書籠見頓香山澳，俾一朝得獻明廷， 當寧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錐訂。”徐光啟曾有“經書萬卷，今未得遍譯”之說；方豪認為： “除七千部外，全國西士帶入者亦必有數千部”。那么， “萬部”之說，也“非過甚之詞”。1623 年，湯若望隨龍華民以軍事專家的身份留居北京後，湯若望曾將所攜書籍中的有關數理天文學的書籍列出過書目，進呈朝廷，只 可惜這個書目我們已看不到了。只能在《西學凡》中窺知一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書七千部
- 發生地點：歐羅巴、明朝
- 主要人物：金尼閣、徐光啟、孫元化
- 主持人物：西儒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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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比利時人金尼閣是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1613年，在回歐洲的漫長旅程中，他把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作的回憶錄手稿《利瑪竇中國札記》——翻譯成拉丁文，並作了補充和潤色。這本著作刊印後，在歐洲引起轟動，耶穌會內掀起了到中國傳教的熱潮。金尼閣還有兩個任務，一是請求耶穌會總會增派人手，二是募捐圖書儀器。採購及募捐圖書儀器是為了在北京建立一個圖書館。教皇保羅五世向中國耶穌會贈送了五百多冊圖書，其餘部分，則由金尼閣和同伴鄧玉函精心挑揀，從義大利、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收集及募捐而來。在記載此事的十七件中國文獻中，有十一件稱“七千餘部”，有三件稱“七千部”或者“七千卷”，有二件稱“萬部”，有一件稱“逾萬部”。
事件經過
引進圖書
1618年4月，金尼閣從里斯本出發，第二次往中國航行，次年7月抵達澳門。同行的二十餘名傳教士，其中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傅汎際等人都是飽學之士，日後並成了傳播西學的棟樑。還有七千餘部圖書隨船遠航。旅途是艱苦的，有七名傳教士染病死亡，包括金尼閣的弟弟；又有一個資料說，同行的傳教士僅存五人。幸好圖書完好無損，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了中國大陸。
如果這七千冊書全被翻譯過來，中國文化會呈現出什麼面貌，超乎想像。十七世紀的歐洲，正在奠定近代科學的基礎，中國倘能加入這一運動，其歷史必將完全改寫。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過早病逝，“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畫流產。1938年，北平天主教北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七千部”中殘餘的數百部。方豪先生《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援引北堂圖書館的早期法文目錄說：這批藏書中“確知金氏攜來教宗保祿五世所贈者合各種文字計之，凡二五七種，不能確定者，凡一五六種，兩者總計四一三種”。1949年，由惠澤霖教士領導完成的北堂藏書目錄，把教皇贈書的數目提高到了五百三十四種，計四百五十七冊。
十七世紀初的歐洲人，剛剛崛起，也沒有多少家當，他們恨不得把家底全掏出來，自己花錢運到中國。當時的情形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們大多粗通中文，而中國的學者，幾乎沒有通拉丁文的。譯書時，由傳教士口授，中國學者記錄大意，潤色文字。利瑪竇《譯幾何原本引》描述了翻譯的艱苦。他說：“（徐光啟）命余口傳，自以筆受焉；反覆輾轉，求合本書之意，以中夏之文，重複訂正，凡三譯稿。”幾個世紀後，李善蘭譯數學、林紓譯小說，還是採用這么笨拙的方法。參與西書翻譯的中國學者，主要是徐光啟、李之藻、王徵、韓霖、孫元化等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國知識分子。翻譯和刊印書籍的費用，大多由譯者承擔。明末清初的譯書，幾乎完全是耶穌會這個宗教團體，這時候，中國的一 流學者，例如錢謙益、方以智、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雖然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學的影響，可是沒有介入翻譯事業。《崇禎曆書》、《幾何原本》、《職方外記》、《遠西奇器圖說》介紹的嶄新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知識，頗和漢晉印度佛學東漸時一樣都是依靠僧團翻譯沒有召喚來一個教外大學者，拋棄傳統作業，學習梵文、拉丁文，悉心探究異域文明。
組織翻譯
當明朝海商見南洋滿地都是穿板甲的歐洲僱傭兵，明朝沿海出身的官員深知南洋的歐洲人情況。因明人沒有被西方人打敗過，但又被西方先進生產力的生活所震撼。所以明人並不是白人崇拜，而是先進生產力崇拜，明朝開明士人明白歐羅巴視四方如未開化的資本是因為憑藉古希臘留下的數理知識及文化積累。明朝沿邊主官們一直進行洋務運動。火繩槍、加農炮、棱堡及戰列艦（鄭芝龍）都逐步仿造出來。徐光啟不僅試圖組織人才隊伍在道理和技藝各層面虛心學習和利用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還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匯並超越（“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發展路線。但終因明朝的快速崩潰及各地烽火而失敗。
事件結果
許多人對明末清初的翻譯事業做過研究，對於耶穌會譯書的成績，整理出不同的統計結果。美籍學者錢存訓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裴化行《歐洲著作漢譯書目》兩書，統計耶穌會士共翻譯西書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宗教書籍二百五十一種；人文科學五十五種，包括哲學、倫理、教育、語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學一百三十一種，包括數學、天文、物理、地質、生物、醫學、軍事等。這些書籍有部分被傳教士翻譯成滿文。“（康熙）皇帝曾對我們說，這個帝國之內有三個民族，滿人會像他一樣敬愛我們，但蒙古人和漢人不會容納你們，所以，不要去衙門把知識傳授給他們（蒙古人和漢人）”1910年（宣統二年），《廣益叢報》批評“政府防蒙古如防賊”，質疑清朝陸軍部禁止喀喇沁旗蒙古族留學生升學的舉措“殊令人不解”。
社會評價
西書影響
明·葉向高《贈西國諸子》：“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
明·郭子章《山海地輿全圖序》：“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明·朱舜水：“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
明·徐光啟：“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
明·馮應京（1555~1606）：“即如中國聖人之教，西士固未前聞，而其所傳乾方先聖之書，吾亦未之前聞，乃茲交相發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東漸西被不爽耳’ （《輿地圖敘》）
明·楊廷筠（1557~1626）：“惟我西方天學乃始一切掃除，可與吾儒相輔而行耳”
明·方以智（1611~1671）：“借遠西為剡子，伸禹周之短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