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血卒（1908年—2005年），原名袁漢澄，1908年出生於寧陝縣城關鎮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6年12月考入西北軍官學校，是著名的“寧都暴動”領導之一。歷經紅軍團長、特科學校政委、師政治部代主任、中央軍區政治部破壞部負責人、縱隊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救工部部長，第二高級步校校務部長，總後幹部學校校長，工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民政部副部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血卒
- 別名：袁漢澄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寧陝縣城關鎮
- 出生日期：1908年
- 逝世日期：2005年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西北軍官學校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1978年任民政黨組成員、副部長
人物簡介,家庭狀況,人物生平,相關連結,
人物簡介
袁血卒祖籍湖北省麻城，外祖籍四川巴州，父親小時候是裝在蘿筐里被爺爺挑著從湖北麻城逃到漢水邊上乞食，母親是從四川巴州不知何年何月也逃到陝西寧陝縣關口鎮定居。
關口鎮這個地方是八百里秦嶺中最長最深最險的一條山谷叫做子午谷，他們就住在這個子午谷底的一個小鎮。長安河橫過，清水細流，人民勤勞，森林茂密，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真是“春來也，魚龍變化，鳥語花香”。
家庭狀況
父親袁熙幟，字烈臣，行二。為人耿直忠厚，同鄉人都叫他“二爺”。他讀過兩年私塾，愛看“三國、水滸”之類的小說。對世間的不平憤憤於心。他還當過一年“清兵”。退伍回家種地，租地五斗。對半交租，即收十斗交五斗，收八斗或七斗也是交五斗。母親叫司清蓮。世居董家壩，出自忠厚的農家，會刺繡，蟲、魚、鳥、獸隨手剪裁，活靈活現，鄉友們都讚揚她手巧。煮酒、熬糖、做豆腐、養豬、泡菜等家務活樣樣能幹，憑著她勤勞的雙手幫著丈夫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袁血卒自幼家貧，一家人租種幾畝坡地，常常不能填飽肚子，全憑心靈手巧的母親給人刺繡、裁縫衣服等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民國13年，寧陝遭大旱，赤地千里，顆粒無收。血卒的四個姐妹、兩個弟弟相繼病餓而死。正在這時，地主又串通縣衙門逼債，使其父受盡凌辱。血卒見此情景，氣憤至極，幼小的心靈從此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人物生平
1926年前後，關口傳來了一些宣傳革命的報紙，西安的學生聯合會還派了學生代表到關口國小演講。血卒聽到了“三民主義”、列寧主義等。1926年冬，國民軍進入西安，血卒熱血沸騰，與同學相約到西安投奔了國民軍韓德元部，被編入了學兵連。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軍事政治學校，於1927年2月在學校秘密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之後又隨西北軍東出潼關參加了第二次北伐戰爭。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袁血卒與黨失去聯繫，後幾經周折，於1931年在上海找到黨。被介紹到中共中央軍委由朱瑞同志負責的訓練班裡受訓。受訓後與王超、李肅等被派往國民黨的二十六路軍中做兵運工作。袁血卒一行人到二十六路軍後，利用軍中的進步力量，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策反工作。他嚴格按照兵運工作原則和組織上的要求，積極尋找自己熟悉的關係，培養發展黨員，為爭取二十六路軍暴動打下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爭取這支部隊，袁血卒等人千方百計做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和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等上級軍官的工作。在爭取趙博生入黨後，中央根據二十六路軍黨組織活動情況，決定組成特支，袁血卒任組織委員兼管士兵支部。正當形勢迅速發展之時，黨的接頭機關遭到破壞，特支成員全部暴露。情況突變，特支緊急商議，決定提前暴動，派袁血卒到蘇區跟紅軍取得聯繫。
在紅軍總司令部，朱德總司令接見了袁血卒。第二天，召開了軍委會，會議制定了二十六路軍暴動的方針及防範措施。會後，毛主席在辦公室召見了袁血卒，並指示說：“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這要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捅上了一把刀也是好的……你們能把二十六路軍這支反動力量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回到寧都後，袁血卒同劉振亞、趙博生一道投入暴動前的各項準備。秘密緊張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1931年12月14日黃昏，趙博生參謀長以執行南昌行營命令“進剿”為名，在總指揮部召集團以上軍官會議部署暴動。一切按計畫行動，暴動的勇士向著自己的攻擊目標前進。暴動勝利了，由二十六路改編的紅五軍團誕生了。
1934年10月，中央決定將兵強馬壯的主力紅24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袁血卒作為24師代理政治部主任，被留在蘇區。在此期間，袁血卒主要參與了東線作戰，戰線在福建連城、舊縣一帶。在戰線長、兵力少、機動性大的情況下，袁血卒採取了積極的行動，去迷惑敵人，阻擊敵人，給敵人以錯覺，起到了防守陣地。阻擊敵人前進的作用，成功地掩護了主力突圍轉移。11月21日，敵東路第3師由瑞金向會昌推進，軍區命令24師趕到謝坊附近埋伏，這次戰鬥結束後，按中央分局給中央發的電報說：“打了一個大勝仗、消滅敵人一個師。”
主力紅軍突圍轉移前夕，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和中央軍區。中央分局書記項英，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項英還兼任中央軍區司令員、政委。1934年初至1934年底，袁血卒任地方游擊政治部和破壞部的負責人（他從紅24師政治部調中央軍區政治部工作），當時政治部開辦了一個游擊訓練班，開始由劉夢槐同志主辦，後來被肅反掉了，這個訓練班就由袁血卒兼管。賀昌、陳毅同志有時到訓練班講課。
1935年2月，留守在中央蘇區的全部紅軍，被廣東軍閥陳濟棠和國民黨軍隊圍困在於都南部地區。經項英、陳毅、陳譚秋、鄧子恢、譚震林、張鼎承組成的中央分局研究決定，把部隊兵分四路，突出重圍。袁血卒又一次受命於危難時刻，擔任掩護主力突圍的游擊4大隊政委。在上坪山、天門障地域，與圍追之敵展開殊死搏鬥，擊退了數倍於我之敵的輪番衝擊，一直堅持到彈盡糧絕，全大隊500餘人，只剩下袁血卒和李翔吾政委、一個文化幹事、兩個通信員，還有兩個士兵，敵人距他們越來越逼近，李翔吾政委說：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決不讓敵人抓住我們一個活的，並提出留下一顆子彈。袁血卒說：“翔吾同志提出的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毫無疑問，但我們要找敵人薄弱環節，衝出一個也是黨的一份力量我們兵力雖小，但耍分布，要四處左右分散出擊，迷惑敵人……。”這一提議得到其它同志的擁護。但衝擊時，又犧牲了兩位同志，剩餘5人中，李翔吾亦中彈受傷了，袁血卒讓通信員拖著李政委走，李翔吾說：“血卒，血卒……放下我吧，你們前進，不要管我。”這時，唐繼章看李政委確實不行了。想放下，袁血卒說：“你把他丟下，我槍斃你。”李翔吾有氣無力地向袁血卒說：“我有兩件事情托給你了，第一。全國解放了，你向黨打招呼我犧牲了；第二，家中有個老母親，還有個剛出生的孩子，你們勝利後代我照顧一下。”說完後用留下的一顆子彈自斃，讓剩餘部隊繼續前進。大家含淚告別，這時，部隊除兩位通信員唐繼章、鐘衛生與文化幹事周子禎外，幾乎全部壯烈犧牲。勝利完成了掩護蘇區紅軍主力再分散的艱巨任務。最後袁血卒帶著劫後餘生的3人化裝突圍，晝伏夜出，歷盡艱辛，經過15個日日夜夜的煎熬。終於在1935年3月31日成功突圍，到達上海，尋找黨組織
當時，上海正處在白色恐怖之中，黨的組織幾乎被破壞殆盡，國民黨四處通緝由蘇區進入上海的幾名“共匪”。特別聲明捉拿共匪頭子（指的是袁血卒），他們處境十分危險。他同唐、鐘（何俠是上海的工人，到達上海後就回家了）商定了應付敵人的辦法，並叮囑他們一旦發生意外，一切都往他身上推。這時袁血卒化名黃日升，同唐、鐘一起露宿街頭以賣報做掩護，沿街乞討為生，繼續尋找黨的關係。
1935年12月6口。由於人力車夫告密，袁血卒、鐘衛生、唐繼章三人同時被國民黨上海市偽警察局拘留在拘留所里、他機智地與敵人周旋，以“癟三”的而目掩蓋自己的真實身份。敵人在威逼利誘均不奏效又查無證據的情況下，決定以放出找人為詭計，將袁血卒放出，準備放長線釣大魚。他以沒錢吃飯為理由，又回拘留所，騙取了敵人的四元錢後交給黨組織，警察局毫無辦法於12月8日將他釋放。釋放後敵人仍在暗查，袁血卒奉上級命令又化名吳銀到國民黨57師當兵離開上海。57師駐防海鹽、平湖一帶，將近半年時間，他時常懷念唐繼章、鐘衛生在上海拘留所的情況，又開小差回上海，在上海閘北火車站找到張新生(1也下黨支部書記），詢問了唐繼章、鐘衛生的情況，張告之唐、鐘已經出獄，他們已給送出上海，解除了他的一塊心病。
1936年初，袁血卒在上海地下黨幫助下化名董守成。到駐紮在浙江江山縣的國民黨部隊當兵，伺機尋找黨的關係。新兵點名時不料被發現，袁血卒又以“政治嫌疑犯”罪名於當年8月74日再次被捕。依照所謂“危害國民緊急治罪法”被判處5年徒刑，關押在杭州陸軍監獄執行
在監獄的審訊室中，而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袁血卒始終沒有泄露半點黨的機密。他還靈活地以“大頭兵”的身份做掩護，取得看守人員好感而放鬆對他的監管，使他得以藉機給獄友傳送情報，互通訊息。鼓勵獄友堅持鬥爭，爭取早日回到“母親的懷抱”
1937年，國民黨政府在我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感召下，決定釋放“全國政治犯”。袁血卒和獄中難友一起，於11月23日被集體釋放出獄。12月他幾經轉折進入延安，到達延安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黨講清自江西蘇區突圍後的坎坷經歷及獄中同敵人鬥爭情況。請求組織給予審查，澄清事實，做出結論。但他怎么也想不到這一審查會持續三年多，在被審查的三年中他任政治訓練大隊政治教員、編輯等職，直到1941年9月中央組織部才根據何俠（周子楨）、李克如、李興宗等同志的證明和組織上調查了解所掌握的情況，做出了“恢廈袁血卒同志全部黨籍”的結論。1941年9月17日，陳雲同志親自對袁血卒宣布結論：袁血卒同志在獄中的表現是好的，對敵鬥爭是堅決的，隱瞞了共產黨員身份，掩護了同志，恢復黨籍、送黨校學習。他再次感到了黨的關懷和溫暖，這個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都無所畏懼從不掉淚的硬漢，此時此刻眼睛卻濕潤了。
1943年4月3日，中央發出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7月15日，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運動報告》，掀起了所謂“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袁血卒在劫難逃，被毒打批鬥，還以槍斃相威脅，逼其承認“兩次被捕，兩次自首”。袁血卒心地坦然，他牢記黨實事求是的教導，嚴守“身可辱志不可短”的家訓，據理申辯，堅決不同意強加給他的“兩次自首”的錯誤結論。他在為此而寫的書面聲明中寫道：“對於‘兩次自首’的結論我過去不同意，現在不同意，永遠不同意。”在自己處境惡劣、生死未卜的情況下，還挺身而出，為其它被誣陷受冤的同志出面作證。直至今日不少當年目睹此情此景的老同志們，對於袁血卒同志這種敢于堅持真理，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的高貴氣節，仍表示由衷的敬佩。袁血卒被關押在延安保衛處近三年時間，1945年朱總司令從保衛處將他要出，給其恢復黨籍，派往前方，任命為冀熱遼縱隊宣傳部副部長，後又任命為晉察冀二縱隊敵工部部長，但被康生誣陷在檔案里“兩次自首”的錯誤結論像影子一樣始終跟隨著他，被長期控制使用。
在1948年11月淮海戰役中，國民黨110師師長，地下黨員廖運周同志率部起義，袁血卒奉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和張際春之命，組織領導了對110師的教育改造工作。袁血卒按照“長期改造，慎重處理，幫助生產，產量就業，使人皆有用，各得其所”的總方針，組織在國民黨110師中廣泛開展了“打倒恐蔣親美的思想教育”；發動廣大士兵開展“訴苦運動”，激發士兵的階級覺悟；同時開展了“清洗頑固分子、爭取不堅定分子、打擊反動分子”的活動。通過他的辛勤工作，使這支部隊很快改造成為了人民的軍隊。以後不久，蔣介石又重新組建了一個新的110師，師長廖運升。袁血卒巧妙地利用廖運周與廖運升的兄弟關係，派楊大倫同志多次去做廖運升的工作，曉之以情，明之以理。在他的策動下，該師在浙江義烏一帶投誠起義，為進一步壯大了我軍力量做出貢獻。
1950年，袁血卒被任命為西南軍區教導總隊（下轄2個師，3個獨立團的編制）總隊長兼政委。2月，在其所轄的教1團和教2團收審的國民黨校、尉級軍官共800餘人，密謀以木棍、鐵鍬、鐵鎬做武器，砸毀教導總隊隊部，組織反革命暴亂。袁血卒同志查覺後，隨即向上級作了匯報並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很快予以瓦解。
1951年12月，袁血卒被任命為第二高級步兵學校高研班主任。1952年元月29日，校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就“如何處理國民黨高級軍官的指導思想和教育方針”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袁血卒與校黨委的意見發生嚴重分歧，他據理力爭，堅決不同意“分期畢業”的意見，提出了“分期處理”的主張，並於2月1日寫信給二野政委鄧小平同志，陳述己見，提出“該放的放，該用的用，該養的養，該管的管，該殺的殺”的建議，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對教育、改造和利用國民黨高級軍官起到了積極重要的作用。
1952年，在“三反”運動中，袁血卒是校“三反”運動核心領導成員。當運動進行到“打虎”階段時，他對那種不顧客觀實際，不做調查研究而硬性往各單位分配“老虎”指標的做法持反對意見，還為被錯劃成“老虎”已判死刑（尚未執行）的司機肖義幹部黨員張光炎平反，因此被指責為思想右傾。又遭到誣陷“袁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袁長期做敵工工作，接觸國民黨高級軍官，必有受賄”等，以“貪污”罪名將其關押。1953年6月28日宣布：“給予袁血卒同志以撤職、降級、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調往西南軍區後勤部公路處任處長，後改任西南軍區工程學校副校長。
1957年，解放軍總後勤部對袁血卒的歷史問題進行了重新認定，得出“兩次被捕均不以自首論處”的結論，依然沒有擺脫所謂“搶救運動”中所犯鬥爭擴大化錯誤遺留下來的“極左”痕跡。袁血卒堅決不同意總後這個改頭換面的錯誤結論。他堅信自己是無愧的，更是無辜的。在以後漫長的十多年時間裡，年年申訴。
1957年12月，袁血卒任總後幹部學校校長。他以培養紅、專合格人才為目標，堅持抗大的辦學方針，借鑑自己在紅軍特科學校任政委時的辦學經驗，嚴格要求，嚴格訓練。為我軍培養了成批合格的後勤幹部。後來他堅決回響黨的支持邊疆建設的號召，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動員全校營以上100多人到祖國的北部邊疆北大荒安家落戶，為繁榮和建設祖國邊疆做出了貢獻。
1958年9月，奉上級命令，袁血卒同志由總後幹部學校轉業到天津化工學院，任院長兼黨委書記。從此，結束了30餘年的戎馬生涯，投身到新中國的教育事業
天津化工學院是天津教育戰線有名的“四無”院校（無教師、無校舍、無食堂、無室外訓練場地），學院開始成立時，學生們你一言我一語，無一是處。有的說：“在這樣的學校里念書要比老大學低一等。”有的說：“我一到學校就涼了半截。”有的一進學校門就要求退學、轉學，甚至還有個別同學未經學校批准私自回家，一去不返。很多人不願佩帶學校校徽或把校徽藏在衣袋裡，說：“戴化工學院的牌子嫌丟人。”不但學生有許多不正確的看法，就是當時在社會上也有一些人對該院瞧不起。
對待這些問題，袁血卒同志帶領黨委一班人，保持和發揚我軍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重點抓了調集師資力量、創建教學環境、辦廠創收，促進自我發展等重點工作。他堅持不拘一格，任人為賢的觀點，貫徹了歷史問題看現在，家庭問題看個人，個人問題看錶現的政策。使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歷史上有某些污點的知識分子（教師）得以放下包袱，發揮各自的專長，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服務。袁血卒處處身先士卒，同廣大教職員工一樣，風餐露宿，早起晚歸。蓋起了簡易校舍。基建面積達20225平方米，其中教學用房5598平方米，生活用房11927平方米，新建食堂一座2850平方米；新教學樓一座12000平方米；另外還修建物理、化學實驗室一座1200平方米，有力地保證了教學。為了進一步改善教學條件和環境，提高全院師生員工的福利，他還下力量抓了校辦工廠的建設。沒廠房建廠房，沒原料找代用品，因此生產產量猛增，建廠時全部資產共合7萬元左右，截止1962年10月底，累計利潤140萬元，並從實現的利潤中抽出7.3911萬元購置了教學設備和試驗儀器，用於學生集體福利和學生生產勞動保護及營養方面共達13萬餘元，為教學和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家的教育事業同國民經濟的發展一樣，幾乎停滯不前，絕大部分院校都處於停課或半停課狀態。化工學院怎么辦？面臨著抉擇。袁血卒同志帶領全院師生利用業餘時間開墾荒地，種糧種菜。種菜25畝，四年收穫蔬菜105萬斤，豬肉9.7898萬斤。雞蛋9851斤（雞因1961年春飼料供不上，全部處理了），糧食7758斤。副業的收入，改善了一伙食，添置了一些桌椅板凳及教學用具，保障了教學，順利渡過了難關。為此，天津市教育系統在化工學院召開了現場會，被樹為先進典型。天津化工學院的師生感到光榮，機關、企事業單位也都願意接收天津化工學院畢業生到本單位工作，徹底改變了學院的四無”而貌，在天津教育戰線上樹起了一面旗幟。
“文革”初期，在康生唆使下，陳伯達由北京竄至天津，在河北工學院煽風點火，造謠生事。惡毒污衊袁血卒是“沒有開除黨籍的大叛徒”、“工學院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煽動、挑撥和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極其野蠻、慘忍的手段施以烙鐵烙、火筷燙和活埋等殘酷的刑罰對袁血卒進行迫害。他的家人和子女也受到株連，精神和肉體上遭到嚴重摧殘。
袁血卒同志靠著對黨的赤誠之心和對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在被關押期間，他立場堅定毫不動搖，同這些倒行逆施的罪惡行徑進行了堅決的不屈不撓的鬥爭。
1978年5月18日，經中央批准，袁血卒40年的政治冤案得以徹底平反。平反後袁血卒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民政部黨組成員。當時，他有三句話：“一是倖存下來了；二是身體還健康；三是我現在有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對於工資級別、補發款項等從不向組織伸手，全身心地投人到工作之中。5月20日，他參加了民政部召開的第一次黨組會，會議決定由他帶隊到西南片召開省、市、自治區民政廳局長座談會，了解全國各地的民政工作情況；7月18日，中共民政部黨組會議決定黨組成員分工，袁血卒主要分管優撫和信訪工作；1979年9月6日。中央為解決上訪問題，決定成立中央機關工作團，任命袁血卒為工作團的領導小組成員。
在為黨工作期間，他不顧自己年老體弱，以分秒必爭的精神加倍努力工作。在他主管民政部信訪工作期間，由於“十年浩劫”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信訪工作任務艱巨，量也很大。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親自承辦了大量人民民眾來信來訪工作，為不少人平反昭雪，使民政部信訪工作走在其它部委的前面，受到中央通報表彰。他關心祖國的殘疾人事業，經常深入災區和貧困地區察看災情，他還深入了解基層居委會的情況，他在一篇“加強居民委員會的建議”一文中寫道：“居委會是兩眼一睜，忙到熄燈，跑斷了腿，磨破了嘴；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他對部里的優撫工作和扶貧工作非常重視，為推進我國民政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1983年，袁血卒同志積極回響黨中央號召退居二線。袁血卒曾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憂國憂民的拳拳報國之心使他人老心不老，人退心不退。1995年7月18日經中央批准，袁血卒同志享受正部級待遇。
袁血卒同志不論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還是在解放戰爭的各個時期以及和平年代，都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不論在任何時候，都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和高尚品質。
他為人正直，寬以待人，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處處平易近人，事事聯繫民眾，他作風清正廉潔，為人襟懷坦蕩。工作中他善於學習理論政策，刻苦鑽研思考業務，身先士卒，為人表率，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保持和發揚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歷經千難萬險，始終堅韌不拔，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在順境還是逆境，都以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站在鬥爭的前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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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2004年2月11日電 民政部原黨組成員、副部長袁血卒同志（正部級）因病醫治無效，於1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袁血卒病重期間及逝世後，胡錦濤、曾慶紅、賀國強、劉華清、宋任窮和張震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袁血卒1908年生於陝西省寧陝縣。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寧都暴動的領導人之一，為成功舉行寧都暴動、壯大紅軍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寧都暴動後，率部參加了中央蘇區的6次進攻戰役和第四、五次反“圍剿”鬥爭。因作戰勇敢、戰功卓著，被中央軍委授予“火線英雄”稱號和“二等紅星勳章”。
1934年袁血卒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長汀游擊司令部司令員、紅24師代理政治部主任，率部掩護主力紅軍長征。1935年，留守蘇區的紅軍被圍困時，他臨危受命，與敵人進行殊死搏鬥，堅持了艱苦卓絕的3年游擊戰爭。淮海戰役中，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對國民黨軍110師的爭取、策反、教育和改造工作，為戰役取得勝利、進一步壯大我軍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晉察冀軍區教導總隊總隊長兼政委、第二高級步兵學校校務部部長、總後勤部士部學校校長、天津長工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民政部副部長。是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他任西南軍區教導總隊總隊長兼政委，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對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和俘虜中的中高級軍官的教育和改造工作。1978年任民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他主管的民政部信訪工作受到中央通報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