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緣與地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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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國內史學界研究中國聯宗問題的第一部專著，普遍存在於宗族間的聯宗（包括同姓與異姓兩種類型），是一種介於血緣之間的社會行為，是中國宗族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產物。聯宗的結果不是形成一個新的大規模的宗族組織，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形成一種同姓的地緣聯合，不斷加深對聯宗及聯宗組織基礎性質、內部結構狀態和細節的了解程度。定將有助於中國宗族研究和基層社會結構研究的深化。

血緣與地緣之間：中國歷史上的聯宗與聯宗組織

本書是國內外史學界關於中國聯宗問題的第一部研究專著。普遍存在於中國民間社會中的宗族間的聯宗(包括同姓與異姓兩種類型)，是一種介於血緣與地緣之間的社會行為。聯宗，是中國宗族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產物，其發生、發展，具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聯宗的結果，不是形成一個新的大規模的宗族組織，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形成一種或同姓或異姓的地緣聯合關係。聯宗問題對於理解中國傳統的姓氏學、譜牒學和宗族世系學理論的演變，準確把握明、清以來中國宗族形態逐漸發生的變動實質，以及近年來正在中國農村中深刻地進行著的傳統宗族結構與功能的“轉型”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曾經把國家按血緣關係來劃分與組織國民，轉變為按地緣關係來劃分與組織國民，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進步的標誌。日本著名學者清水盛光在著於1939年的《支那社會的研究》中，也把中國農村社會的村落形態，分為血緣性村落和地緣性村落兩種，認為地緣性村落是在血緣性村落解體的基礎上出現的(即從單一姓氏村落演變為異姓混居村落)。近代以來，人們對中國歷史上血緣性社會組織的狹隘性和傳統宗族制度的落後性的批評，以及推出的一系列經典性的研究範例，大多也是以類似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作為自己的出發點或前提。這當然可以說明相當一部分事實，但卻不能說已經涵蓋了一切，至少它沒有意識到還存在著聯宗一類社會現象。聯宗作為一種發生在基層社會中的活動，一方面通過聯結同姓人群之間共同的姓氏符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血緣認同關係；另一方面又通過滿足共同的功能和利益，反映了各同姓宗族之間相鄰或相近的地緣關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很廣大的地域範圍內，聯宗，特別是集中於一時一地的聯宗運動，對地域社會的形成和運作，對民間生活的組織、活躍、協調和平衡，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類作用不僅一直延續至今，而且隨著現代條件下新一輪聯宗運動的發生，出現了進一步的加強和深化。

中國歷史上聯宗的存在和發展史可以清楚地說明，它能比單純的宗族結構、宗族功能研究更直接也更深刻地反映出中國地域社會的形成過程、機制和實際內涵。出於聯宗較多地發生在明中期以後，因此，如要準確地了解明、清以來中國農村地域社會發展演變的歷史，聯宗顯然是一個非常恰當並具有廣闊研究前途的學術視角。

就中國宗族制度史本身而言，聯宗也是值得認真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

在中國宗族發展史上，宗族本源與宗族分支之間的相互關係、變化趨勢，即所謂分、合關係，可說是宗族觀念中的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主題，受到歷代學者始終如一的關注。如果要大致地對有關成果的特徵作一階段性劃分的話，明代或許可作為一條時間上的分界線。在這之前，先秦至兩漢的理論家們建立了以大宗為主、小宗為副的宗族世系理論；魏晉至唐末、五代的學者和官僚，則在政治領域對聯姓的意義及功能作了充分的討論。宋代是一個過渡階段。政治環境的改變，民間宗族的分化和小型化程度的加深，使得當時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們開始重新尋找一種既能聯結過去，又可面對現實的解釋策略，所謂歐、蘇譜式，就是應運而生的一種以小宗世係為主體的模型。明代以後，中國各地區(以華東、華南為主)的宗族普遍出現了在同姓之間建立程度不一的聯合關係(或合族，或聯宗)的趨勢。體現了這一趨勢的是大量的聯宗類譜牒的編撰。經正式著錄的聯宗類譜牒至少已知有上百種。同時，在各種家譜、族譜、宗譜中(特別是在以“宗譜”命名的譜牒中)，也包括了關於聯宗活動的大量記錄。聯宗在明代以後成為中國宗族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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