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遠東清洗華人事件

蘇聯遠東清洗華人事件，指史達林執政時期，尤其在1938年，蘇聯對遠東地區華人華僑的清洗事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蘇聯遠東清洗華人事件
• 外文名：Sudden Far East Cleanse Chinese Case
• 國  家：蘇聯
• 清洗者：華人華僑

政策

蘇聯成立之時境內有數十萬華商和華工

蘇聯建立之時，在其遠東地區定居的華僑大概有15-20萬人，主要為商人和勞工。華商多為做小生意的、開洗衣房的，也有做麵包、針織品和皮包等生意的，他們在遠東地區非常活躍，據統計，在遠東城市的全部業主當中，中國人占37%。而華工則基本上是體力勞動者，如裝卸工、搬運工、礦工、製革工和食品業工人等。此外每年還會有7.5萬到20萬季節性勞工在春季進入蘇聯境內工作，冬季帶著工錢返回中國。蘇聯建立初期的國內戰爭造成華僑人數銳減，1926年的人口調查顯示，“革命風暴和內戰結束以後，有10萬中國人繼續留在蘇聯，其中大部分（7萬多）集中在遠東地區”。

1920年代蘇聯的集體化對在蘇華商造成了嚴重衝擊

剛開始，蘇聯革命並沒有對這些人的生活造成多大影響，但隨著蘇聯激進集體化措施的推行，旅蘇華人中的企業主、商人、地主、富農群體開始受到衝擊，他們被當作“剝削階級”，遭到逮捕並被遣送回國，或者與蘇聯人一樣被發配到偏遠地區，其財產全部被蘇聯當局沒收。據當時中國領事的文獻記載，“他們被指控走私、藏匿武器、非法越境、出售鴉片、從事間諜活動等等。蘇聯法務部門經常不對案件進行偵察和審判，有時乾脆沒有任何指控就進行處理。”同時，伴隨著這些僑民的被捕被驅逐，由這些僑民組成的各種商會、民族協會等組織也被蘇聯當局取締了，所有這些團體的代表、副代表和董事會的許多成員遭到逮捕和審訊，這些組織的檔案、金錢和財產同樣被沒收。

態度發生變化

中國領事館抗議蘇聯當局欺侮華商，對方雖有收斂但仍扣押大批華商

眼見華僑受此欺侮，駐蘇中國外交官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他們很快向蘇聯當局提出抗議並努力營救被捕華僑，中國政府的介入雖然成效不大，但華僑被鎮壓的程度畢竟還是有所緩和。據1927年10月來自布拉戈維申斯克的中國領事通報說：“蘇維埃政權根據自己的經濟政策嚴厲地對待中國商人。在這裡逮捕了他們並按照莫斯科政治局的決定將他們流放到了荒野地區，流放到了納雷姆和阿爾漢格爾斯克。按中方的請求，法庭重審了他們的案情後，對他們當中的某些人用驅逐出境代替了流放。”之後，被捕的一些華僑被釋放了，財產（除武器外）和錢也退還了。但仍有很多人被繼續扣押，僅據布拉戈維申斯克的中國領事1928年通報當地的情況說：“至今被逮捕的中國人中關監牢的有360人，在警察局有86人，被邊防軍扣押的有120人。沒收商品總計8萬元，這裡經抗議後歸還物主的未計入內。”

此外，蘇聯當局還採取措施要將華工“擠壓出邊區”

華商的日子不好過，在蘇華工的情況也沒有好多少。與對華商的階級敵視不同的是，蘇聯在考慮華工問題時更在乎國家管理和社會秩序。面對大批季節性華工常年穿梭於中蘇邊境，遠東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不僅“無法對這種遊民運動的規模提供任何情況”，而且覺得華工以工資和貿易利潤形式攜帶大量資金出境是對蘇聯經濟的損害。在1927年在第二屆邊區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就有人抱怨說：“關於無護照者在我們這裡是個大問題，每天都有許多中國人和朝鮮人越境跑過來，按我們的法律，我們很難同他們鬥爭，很難控制這些蜂擁而至的無護照的中國人。他們來到我們這兒，不問任何人就在城裡和區里安營紮寨，不經任何允許就從事農活，按照蘇維埃法我們又不能將他們趕走或送去勞改……這些外國人當中還有許多刑事犯罪分子，如果今天將他送回國，那么明天他又會出現在這裡，沒完。換句話說，我認為懲罰措施太軟。……如果那個或另外的外國人未持護照，隨心所欲來到我國領土上，那么應按管理條件將其遣送出境。”

面對這種情況，1926年1月5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會議決定：必須“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國人和朝鮮人流入蘇維埃領土”。會議認為，中國人和朝鮮人的流入是“嚴重的危險”，因此對遠東地區的華人要實行將其“擠壓出邊區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完善證件管理制度，加強邊界警戒等。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是非常嚴厲的，以至於蘇聯人自己都感覺有些過火，據第三屆邊區蘇維埃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稱：“我們的法庭對待中國人並非永遠像對待俄國人那樣一致。可以舉出一連串的例子，當我們的無產階級法庭，在判處犯了與俄羅斯罪犯同級罪的中國人時，要比俄羅斯人重得多。”

中蘇關係緊張

20年代末期中蘇交惡，蘇聯對華僑的控制更是變本加厲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蘇關係受蔣介石“清黨”反共和中東路事件的影響迅速惡化，這導致本就處境尷尬的華僑生存更加艱難。1928年1月，蔣介石轉向反共後，中國駐尼古拉-烏蘇里斯克（雙城子）領事通知北京：“自從共產黨人被從南方趕出後，蘇方對待當地中國人的態度更加惡劣了，去年12月在我市許多中國商人被捕。”之後中國外交代表向蘇方提出了抗議，蘇方回答說：“這些人當中有政治嫌疑犯甚至有秘密派來的特務，我們不得不實行逮捕。”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爆發，華僑更是被敵視，據當時在西伯利亞工作的師哲回憶說：“中國人在西伯利亞，大多數是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人……中東路事件後，蘇聯政府對旅蘇華人從業加以各種限制，使他們難以立足，紛紛返回國內。到1931、1932年時，全蘇聯華僑比多的時候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在西伯利亞務工的中國建築工人

毀滅性打擊

九一八事變後的狀況

“九一八”後，為防止日本間諜滲透，蘇聯開始將中國人遷出遠東地區

就在在蘇華僑處境不斷惡化之際，更大的打擊隨之而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了整個東北，隨之逼近蘇聯邊界。1932年，日本扶植建立了偽“滿洲國”，而那些來往中蘇邊境的季節性華工瞬間成了偽“滿洲國”的國民。日本的這一系列擴張措施讓蘇聯倍感威脅並很快做出反應：一方面開始在遠東修建防禦工事區域體系；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日本間諜的滲透和中國人借蘇聯的領土反日，蘇聯當局開始加大力度限制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越境流動。

為了防止日本奸細，蘇聯當局在遠東地區開始清除一切可能與日本和偽“滿洲國”有關係的人員，許多中國人被懷疑可能是日本特務，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其中多數人被遷往中亞，而另一些人則以“間諜嫌疑”、“走私犯”、“越境犯”等種種莫須有的罪名送進了勞動營。為防止中國人利用蘇聯抗日，一些被迫撤到蘇聯境內的中國抗日戰士也成了被懷疑和逮捕的對象。比如後來成為公安部辦公廳主任的姚艮就是1932年8月去蘇聯給抗日義勇軍籌備軍火時，被蘇聯保全部門以“日本間諜”罪名逮捕入獄並送勞動營的，據他回憶勞改營的生活說：“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國‘澤克’（俄文罪犯的諧音）以及蘇聯上千名勞改犯被送往遠東黑龍江下游。由於勞動地區的偏僻和艱苦，無需特別看管，那些‘澤克’們是很難逃跑的……1936年7月，所有的中國人又被棚車裝運到巴勒哈什北邊的矛音特車站鐵路工地，修築卡里甘達-巴勒哈什湖鐵路。在押解途中經過沙漠乾旱地區，曾連續在三天的高溫中沒有喝到水，飽受乾渴的折磨。修路工程完成後，中國“澤克”被裝進帶鎖的棚車，由內務部押解部隊押送，到北極之城瓦爾士特集中營。在那裡我當了礦工，深入地下挖煤。……幾年來在勞動營中，我經歷多次九死一生的災難。在北極勞動營當礦工，深入地下上百米採挖煤礦時，礦井突然冒水，我和幾位中國‘澤克’埋在地下九天才被營救出來。此外，在勞動營和押解轉遞過程中，還常常會發生俄國流氓搶劫和毆打中國人的事，此時也不止一次地冒著生命危險，拚死去和他們打鬥。這一切總算過去了，萬幸地活著出來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記得那些葬身異國的同胞呢？……1938年4月，我乘火車抵達邊境。在出關時，我再次受到蘇聯邊防人員滿懷敵意的盤查和嘲諷，仍然被當作了間諜，只不過是勞改了五年三個月，如今被釋放了而己。”由此可見，當時被逮捕的中國人還是有不少的，而且這些人在勞動營經歷了種種非人的待遇。

情況的進一步緊張

而隨著遠東局勢越來越緊張，蘇聯對日本間諜的行動也越來越敏感，進而對中國人也更加不信任。1937年4月23日《真理報》刊登了關於日本謀報機關在蘇聯遠東活動的文章，文章稱被日本秘密局派到那裡的中國和朝鮮族特務“偽裝成這個區的當地人”。隨後，當時海參崴一次黨代表大會的通報稱：“在朝鮮與中國的勞動民眾里，鑽入了不少極壞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在那裡進行自己的工作。”有此判斷必有所行動，從1937年開始，蘇聯當局決定將中國和朝鮮人從遠東遷移出去，其中有8千中國人和18萬朝鮮人被遷往了蘇聯西部，此外還有1.1萬中國人和2500名朝鮮人被逮捕。這部分華人和一些中俄混血人後來多數被遣返回中國新疆，據估計，在1932-1937年中，經伊犁回國的中國僑民有9000餘人，經塔城回國的有10000餘人。

蘇聯“大清洗”期間有很多華僑被逮捕、殺害和驅逐出境

如果說1930年代初期蘇聯對華僑的措施還算“溫柔”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大清洗”對華僑而言幾乎就是滅頂之災。在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中，蘇聯當局把還留在遠東的華僑當作“反革命民族分子”和“有害分子”，把他們逮捕、殺害或發配到西伯利亞高寒地帶去服苦役，以至於像海參崴這樣曾是華僑聚集的地方，最後竟然華僑一個也不準居留。據當時在莫斯科被捕後來在勞改營服役的中共黨員馬員生回憶說：“1939年夏，一批中國人約有一百多，坐船路過農場到沃爾庫特去……從談活中，知道他們大部分是從海參崴來的。據說，日本占領武漢後，蘇聯開始對在海參崴及其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遷移或逮捕，很多人被送到中亞細亞地區，有些被判刑八年、十年，還有十五年的，有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分子，有害分子等。他們都是僑居在海參崴及附近的人。

大清洗案例一

範文，山東掖縣人，原在海參崴做生意，他被判刑期八年，是社會有害分子。

”另據一位在蘇聯解體後去外興安嶺的黃佳介紹說：“在外興安嶺的結雅斯科附近農莊，遇到了三位中國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歲了，是煙臺福山縣人，叫張德魁，見到我們兩位中國人哇哇大哭，‘可見到祖國親人了！’（半個世紀沒有看到從中國來的人）他們是1938年從海參崴被清理趕出來的。‘家口’（老婆孩子）給轟到哪裡去了，是死是活？他們都不知道。他們8名中國男人，被發配到這高寒地帶，密林深處，那5人已先後故去，現在只活著他們3人。”此外，還有很多中國人被殺害，據俄羅斯2010年的訊息，俄方誌願者在挖掘政治大清洗犧牲者屍骨過程中發現了中國人的遺骸，初步推斷這些中國人是在1937年清洗治安混亂街區過程中被殺的。

當年退入蘇聯的東北抗聯戰士，後來很多人也被逮捕

大清洗案例二

除了“有害分子”之外，“大清洗”中最常用的罪名便是上面提到的“日本間諜”，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被懷疑是“日本間諜”，據馬員生回憶說：“有兩個中國女犯人，二十多歲，曾在東北抗日聯軍中和日本人打過仗。都是1937年被派到莫斯科學習，1938年忽然被捕，說她們是偵探，勞動改造五年。……一個山東老頭，五十多歲的郭金玉。他自稱從山東出來到東北黑河地區金礦里做工，上山，後來漂木排，被衝到蘇聯邊界。被捕後，也以偵探嫌疑判勞動改造八年。……還有個奉天人，原是學生，後來參加了抗日，因想逃脫日本人的壓迫，跑到蘇聯，被判偵探罪十五年。”還有中共黨員李正文、吳先清（女）等5名中國人，也是在1937年被以“日本間諜嫌疑”罪名逮捕，之後被發配到西伯利亞靠近北極圈的一個勞改營服役，在嚴寒下從事挖煤、挖坑、砸石頭、蓋房等超乎體力的勞動。後來吳先清等先後在勞改營里慘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難友姚艮全力幫助，恐怕也必死無疑。更有甚者，有中國邊民前往蘇聯境內城鎮購買日用物品，也被安上“日本間諜”的罪名逮捕判刑。

此外，還有形形色色的罪名被安置到華僑頭上，據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回憶說：“我們出版社的兩個中國同志，其中一個因為編輯了一本“有明顯托派思想”的書，被投入了監獄，就再也沒有出來。另外一個在‘肅反’擴大化時期被捕，最後慘死在蘇聯監獄中。”甚至有人到死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罪，比如中國的左翼戲劇家朱穰丞，據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說：“他曾在‘莫斯科小劇院’當過助理導演。1936年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失蹤。從此就和國內（包括他的妻子）斷絕了訊息……全國解放後，他在德國結婚的一位德籍夫人到上海來找我，對我說朱穰丞1936年離開莫斯科後，她一直認為他已經回到中國，擔任秘密工作。到1955年，袁牧之才含著眼淚告訴我，朱穰丞在1936年蘇聯肅反時失蹤，肯定已不在人間。”朱穰丞究竟是怎么死的，誰也講不清，直到半個世紀後的1989年，由於其家屬要求調查此事，蘇聯才發來了平反書。

就這樣，經過“大清洗”，遠東地區的華人社區被徹底掃蕩一空。可以確定的是：到20世紀40年代，遠東地區基本已經沒有中國人了。

華人華僑內部的爭鬥

華僑內部的相互傾軋也讓不少自己人受害

不可忽視的是，這些受害者中有不少中共黨員，特別是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中國留學生。據張惠卿介紹李正文的情況時提到：“在勞改營里，李正文見到了不少中國政治勞改犯。一位叫張北的東方大學學生告訴李，他被特別會議判了八年刑，並說莫斯科東方大學絕大多數學生都被捕了。李還碰到了被特別會議判刑二十年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成員陳郁同志。據陳告訴李，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別會議秘密判刑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不等，現在都分別在幾個勞改營里服役。”

而這些被“清洗”的中共黨員中，有很多人是被自己人迫害的。比如1937年11月11日史達林接見王明、康生等人時，王明在史達林面前告了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等人一狀。史達林立即下令查辦，不久周達文、董亦湘在伯力被捕，俞秀松在新疆遭到逮捕並遣送到蘇聯。之後，王明又發文章誣衊三人反動、反共，說“俞秀松、周達文、董亦湘是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日本的奸細，列舉他們托派的所謂種種罪行”。據此蘇聯《真理報》也刊登文章指責三人是托洛茨基分子。隨著蘇聯肅反運動中的“大清洗”，三人相繼被迫害致死。1958年，由於董亦湘在蘇聯的妻子申訴，蘇聯遠東軍區軍事法院予以了平反，恢復了名譽。俞秀松、周達文等也相繼得到了平反。

另據李正文回憶，他被逮捕也是自己人害的：“我們中國在共產國際的代表，除了王明、康生等一小撮專門誣陷別人的壞蛋，因誣陷有功沒被捕外，其他人基本上都被捕了。據我記得，有李立三、陳郁、郭紹堂等，還有中山大學的全體中國學生，如蘇飛、王千、張北等。在麻拉霍夫卡國際招待所和我住在一起的四男二女，除了一個女的王明分子每月寫一次誣陷報告而受到獎勵外，其他五人，先後都被捕。我和吳先清同時最後被捕。那位女王明分子的誣陷信，被我們抓住過一次。其中就有寫我的。”

50年代中國外交人員曾接到受難華僑求助，但“為了中蘇友好大局，無法救助他們”

華僑被捕後，經歷過北極地區殘酷的流放、戰後能夠返回原住地的倖存者寥寥無幾。即便那些倖存者也沒有逃過劫難，據李隨安引述一位50年代赤塔中國領事館工作人員的回憶說：“50年代的中蘇蜜月時期，他曾接待過一些遭受過苦難的華僑，聽過他們含淚的訴說。與那些被槍斃和被驅趕到偏遠地區的中國人相比。這一部分華人屬於‘幸運’的一類——超強度的勞動，沒有人身自由。他們之所以得到蘇聯當局的‘關照’，是因為他們有一門技術或專長。他們被打發到集體農莊後，不知怎么的就欠下了這個農莊一大筆錢。他們一年到頭地幹著沒完沒了的活兒，但就是還不清這筆債；還不清債，就休想離開這個農莊。集體農莊的頭頭們把他們盯得死死的，想跑也很難。再說，在蘇維埃的統治下，所有的農莊都一樣，跑到另一個農莊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境遇。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幸運’的華人華僑被蘇聯當局變成了現代的農奴。他遺憾地說：為了當時中蘇友好的大局，他作為中國外交人員無法救助他們。“

參考資料

【俄】拉林著，閻國棟譯《俄羅斯華僑歷史概述》；劉濤、卜君哲《俄羅斯遠東開發與華人華僑（1860-1941年）》；【俄】拉林《華僑在蘇聯》；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姚艮《風雨人生八十年》；布蓋、瓦達：《驅逐“俄羅斯”朝鮮人史略》，《人民友誼》1992年第7期；馬員生《旅蘇紀事》，民眾出版社1987年版；李隨安《評<中國人在俄羅斯>兼論其他》；王旭烽《神秘的紅色女間諜——吳先清·紫羅蘭》；李莎，李英男，姜濤著《我的中國緣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憶錄》；夏衍著《懶尋舊夢錄》；孔海珠著《左翼·上海：1934-1936》；張惠卿《我所知道的李正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家：董亦湘》；李正文《蘇聯肅反擴大化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趙俊亞《旅俄華人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