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簡介
江蘇打鼓墩樊氏墓墓室總建築面積為37平方米。室內全長9.25米,最寬處4.15米,室內面積24.5平方米。此墓採用平地造墳的方法,墓頂用楔形和長條形兩種灰磚券砌,墓室上堆築有高大墳冢。墓室由前室、中室、後室及前室另附的東西兩個耳室共四部分組成。主墓室牆壁用朝內一面鏨平的厚重青石板壘砌而成。樊氏墓畫像分布於墓中室門柱、橫額、南北兩壁以及前後通道兩側的石壁上,墓中室東西兩壁上沒有刻畫像。樊氏墓畫像石總共24塊,雕刻的畫像作品有50幅,包括:一、墓中室的南北兩壁畫像石共20塊,每塊畫像石的正面和側面刻有畫像共40幅;二、墓中室南北兩壁的橫額共2塊2幅;三、墓中室前後門柱共2塊,兩門柱的正面、背面、左側面、右側面共刻有8幅畫像。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50幅作品畫像石中,有36幅祥瑞畫,還有以人物為主題的畫像石作品14幅。以描繪人物為主題的14幅畫像石,主要描繪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和現實生活等內容。打鼓墩樊氏墓36幅祥瑞題材的畫像石作品中包括“嘉禾圖”10幅,另有表現神怪和奇禽異獸的畫像作品26幅,這些作品延續表現了西漢以來大量的祥瑞形象,以藝術的方式表征漢代哲學體系中“天人感應”的觀念。從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畫像石作品的內容題材上看,反映莊園經濟的現實生活場面如耕作、狩獵、放牧、紡織、庖廚、樂舞百戲等內容大為減少,這與東漢時期較流行的這類題材相左。我們在江蘇打鼓墩樊氏墓畫像石中的歷史、神話故事畫中明顯能感受到,無論是表現內容還是藝術風格,都與魏晉以前有著或多或少的不同,這是因為漢畫像地區不同的變異呢,還是預示著一個新的藝術風格來臨前的徵兆呢?本文選取《蕭史吹簫圖》簡要分析其在構圖樣式、意境的營造等方面的特色,以此作為研究該墓葬畫像石藝術風格的突破口。
構圖樣式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蕭史吹簫圖》刻於墓室中室南面牆壁,東側最底層畫像石的側面上,長64厘米,寬38.5厘米。
關於蕭史吹簫的故事,漢朝劉向著的《列仙傳·卷上·蕭史》中記載說:“蕭史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作鳳樓,教弄玉吹簫,感鳳來集,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夫婦同仙去。”江蘇打鼓墩樊氏墓的《蕭史吹簫圖》可以理解為一幅真實與想像、現實與浪漫交融的歷史人物故事畫,整幅繪畫注重表現自然山林之樂和欣賞音樂之樂的美妙意境,其繪畫的主題已經超越了簡單的蕭史吹簫的故事情節。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畫像石《蕭史吹簫圖》中間為一棵大樹,樹幹呈彎曲狀,樹冠與樹葉用圖案化的曲線與橢圓形來表現,枝葉搖曳多姿、清新秀美,似有清風拂面而來,樹上還有三隻鳳鳥,或飛或棲。樹下有兩人對坐於床榻之上,一人吹簫,另一人似撫琴應和。床榻之旁,一位侍者靜立。樹下的另一側,立一口銜仙草的鳳鳥伴著簫聲、和著音樂翩翩起舞。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蕭史吹簫圖》不僅重視圖中物象“形”與“神”的刻畫,也追求場景布置與圖式的豐富。打鼓墩樊氏墓《蕭史吹簫圖》完整地交代人物活動的場景,圖中樹木、鳥雀、吹簫者與侍者之間呈現互相應和的關係,巧妙地表現了複雜的人與人、人與自然景物的相互關係,營造出整幅畫面中眾人沉醉於簫聲的寧靜、愜意的氣氛,反映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以及魏晉時期士族階層寄情於自然山水之間的生活風尚。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蕭史吹簫圖》通過獨特的構圖表現了山林之景,其中人物形象被刻意縮小塑造,表現自然中人的渺小和寄情于山林的愜意。打鼓墩樊氏墓《蕭史吹蕭圖》中“樹木”成為整幅畫面的中心,而將人物塑造在樹木蔭蔽下的床榻上的構圖,與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磚印壁畫有異曲同工之妙。魏晉時期,官場險惡,文人學士動輒得咎,許多長江流域的名士不滿現實,隱遁山林,寄情於湖光山色之中。孔子在《論語·公冶長》曾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就是說如果個人的理想不能實現,就歸隱於大自然。魏晉時期特殊的政治氣候,使隱逸的風尚大行其道,文人歸隱山水,崇尚清談的老莊思想盛行,對後世文人的影響也十分深遠。“竹林七賢”生活在動盪的多事之秋,為求自保,隱逸成為一種躲避現實的有效方法。
意境的營造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蕭史吹簫圖》典型地說明了東漢末年到魏晉時期畫像石藝術表現手法和藝術觀念的變化。縱觀畫像石作品的演變歷史,早期畫像石藝術比較注重物象個體形象的刻畫,同時也注重通過物象進行思想性的傳達。從純粹藝術角度來審視早期的畫像石藝術,可以發現:早期畫像石作品上留白較多,線條稚拙,形象簡潔,具有幾何化傾向。東漢末年到魏晉時期整個社會思潮發生了重大轉變,繪畫藝術風格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此時,畫像石作品注重細節刻畫、線條流暢圓潤,畫面中形象充盈繁密,人物形象的描繪開始變得舒展自然,體現了人的意識覺醒。江蘇打鼓墩樊氏墓畫像中的藝術形象,已初步顯現了六朝時期繪畫藝術的某些特質。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畫像石《蕭史吹簫圖》的構圖特色,體現出東漢末年到魏晉時期的繪畫,特別是人物畫,不再由繪畫故事文本的內容和思想性內涵來表現其意義與價值,繪畫的意義在於通過“形”的塑造來表現被畫人物的“神”,並追求繪畫作品自身的意境。魏晉以後,中國繪畫逐漸擺脫了作為宗教、忠孝節義、倫理等的附庸地位走向了覺醒和獨立。魏晉時期,繪畫本身成為美的對象,而具備了獨立的審美意義。可見,魏晉時期評價人物畫優劣的關鍵在是否通過用筆對人物外形、動勢、神態的刻畫達到“傳神”的境界,突破了以往人物畫僅僅作為描寫一種象徵符號的外在形象的局限。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畫像石《蕭史吹簫圖》流美飄逸,頗具魏晉風度,體現魏晉時期繪畫創作要求“形神兼備”、“以形寫神”的原則,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不但其人物形象有準確的形體、服飾結構、比例,而且還能夠充分表現人物的性格、氣質和精神狀態。打鼓墩樊氏墓畫像石作品以流暢、細勁、均勻的線條,描繪人物的形體與面部神情,達到“神似”的藝術追求。同時,打鼓墩樊氏墓畫像石《蕭史吹簫圖》講求場景透視原理,較好地處理人物與人物之間、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以求整體畫面布局、氣氛與意境的統一。
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蕭史吹簫圖》典型地表現了魏晉時期士子欣賞音樂之樂的意境。魏晉時期大批名士,或以琴書自娛,或以琴酒消憂,以琴交友蔚然成風。琴在名士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影響和體現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成為“魏晉風度”、“名士風流”的象徵。魏晉六朝是古琴的定型期,也是歷史上古琴藝術的興盛時期。魏晉名士對古琴藝術的推崇,則是古琴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琴、酒、藥、詩、文組成了魏晉士人完整的人格,人們稱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人的覺醒”時代。真正意義上人的自我意識的尋覓,應該說始於魏晉,此時的哲學精神與古琴音樂所體現的緊密聯繫,在中國古代史上獨樹一幟。魏晉時期,琴樂思想體現的是名士們追求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使人生達到藝術化的境界,這種藝術是自然的,是人本性的流露。江蘇打鼓墩樊氏墓畫像石《蕭史吹簫圖》生動地表現了魏晉時期的藝術風尚。
精美的江蘇打鼓墩魏晉時期樊氏墓畫像石作品《蕭史吹簫圖》,為研究、印證、考察東漢末年到魏晉時期的繪畫風格,為中國古代繪畫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而僅有的實物資料,在中國古代美術史,尤其在繪畫史上的價值非常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