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蔣方智怡生於高雄市,籍貫浙江杭州。
蔣經國三兒媳。她是前國道高速公路工程局局長方恩緒的最小的女兒。1973年方智怡與蔣經國的第三個兒子
蔣孝勇結為連理。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逝世後,她和蔣孝勇帶著長子
蔣友柏、次子
蔣友常舉家遷往加拿大定居。幾年後加入加拿大國籍,1990年,蔣孝勇與方智怡的第三個兒子
蔣友青在加拿大出生。1996年,蔣孝勇因患癌症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去世。蔣方智怡目前是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她也是目前唯一活躍在公眾視野中的蔣家女性。她還是私立華興託兒所創辦人,中國國民黨海外
美國舊金山分部常委,中國國民黨美國總支部常委,中國國民黨16屆中央常務委員。
現任職務
中國國民黨17屆中央常務委員
中正文教基金會董事
私立華興託兒所董事長
中華民國海外泛藍大聯盟北加州召集人
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直屬婦女會名譽理事長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理事
婚姻情況
當蔣孝勇與蔣
方智怡還在談戀愛時,蔣家就對方智怡期望很大,因為她父親--台灣前高速公路局局長方恩緒,與蔣家同是浙江人,彼此感覺很親切。
蔣介石特別喜歡方智怡圓圓大大的臉,曾說:“這才是大家閨秀應有的樣子。”嫁到蔣家後,蔣方智怡很努力地扮演蔣家媳婦的角色,與兄弟、妯娌都相處和睦,深得長輩喜歡。
蔣經國在世的時候,她每周三都會陪他吃飯。
蔣家最令人同情的莫過於蔣家的男人從蔣介石到第二代的蔣經國、
蔣緯國和第三代的
蔣孝文、
章孝慈、
蔣孝武、蔣孝勇三代6個男人都已作古,留下一門六寡的淒清局面。蔣家第三代長子蔣孝文有一女
蔣友梅,次子蔣孝嚴和夫人蔣黃美倫生兩女蔣惠蘭、蔣惠筠及一子
蔣萬安,三子蔣孝慈和趙申德有一子
蔣勁松、一女蔣友菊,四子蔣孝武與前妻汪常詩有女兒
蔣友蘭、長子
蔣友松,而五子蔣孝勇與蔣方智怡竟育有三子:
蔣友柏、
蔣友常與
蔣友青。因此蔣方智怡在蔣家的地位無可質疑的。
1996年蔣孝勇過世後,蔣方智怡繼承了丈夫龐大的遺產,在美國舊金山開創事業,是蔣家後輩中難得一見的女強人。同時,她捍衛蔣家聲譽的作風也相當鮮明,一直以來都扮演著蔣家新聞發言人的角色。
相關爭議
蔣方智怡與
章孝嚴的心結由來已久。2000年8月,章孝嚴以蔣經國兒子的身份前往浙江省
奉化溪口祭祖。當時蔣家人考慮到蔣經國
遺孀蔣方良的感受,對此均頗有微詞,但只有蔣方智怡公開站出來批評,而章孝嚴則回應說“能不能認祖歸宗,不是由蔣家某一些人說了算的”。
兩人的心裡從此就有了疙瘩。2001年8月,蔣方智怡接受電台採訪時,更放出重話批評章孝嚴在參選“立委”時,以打“蔣家牌”作為文宣訴求。她呼籲章孝嚴“不要把一些人的光環戴在自己頭上”,並稱“目前蔣家沒他這個人”。此後,蔣方智怡在接受採訪時,均以“這位先生”或“章先生”來稱呼章孝嚴,還多次表示對他的一些舉動“無法認同”。2002年12月,章孝嚴申請新身份證成功,在父親欄填上蔣經國,舉行茶會時給蔣方智怡發了請帖,但她沒有出席。2003 年8月,蔣方智怡為孫女辦滿月酒,也發了請帖給“章孝嚴立委”,章與妻子黃美倫一同出席。雖然他一再強調自己是蔣家人,並稱呼蔣方智怡的兒子蔣友柏為“賢侄”,但蔣方智怡仍以“立委”相稱。兩人僅禮節性地握了一下手,章孝嚴呆了不到5分鐘就離去了。2004年1月初,章孝嚴長女章蕙蘭出嫁,蔣家大媳婦
蔣徐乃錦與蔣緯國之子
蔣孝剛均出席婚禮,但蔣方智怡僅獻上祝賀花籃,始終沒有露面。外界認為兩人的關係雖然仍處於“冰凍期”,但至少不再有齟齬,直到章孝嚴突然決定轉戰台北市北區,情況又有了微妙變化。
國民黨人士指出,蔣方智怡雖然曾說不想參選“立委”,但章孝嚴打著蔣家旗號轉戰台北市北區,特別又是在蔣方智怡戶籍所在地、蔣方良長期居住的七海寓所,對蔣方智怡來說不啻為一種挑釁,難免會勾起以前種種不愉快的記憶。媒體預測說,“立委”選舉過程中兩人很可能互相批評,這也將大大不利於國民黨內部的團結。
回鄉祭祖
2014年10月4日,蔣介石孫媳婦蔣方智怡回杭州富陽新登鎮祭祖省親。1973年方智怡與蔣經國的第三個兒子蔣孝勇結為連理,她正式踏入蔣家大門,從此開始冠夫姓為蔣方智怡。婚後兩人育有3個兒子:蔣友柏、蔣友常和蔣友青。
接受採訪
記者:剛才和台灣媒體人士聊天,他說台灣現在很多老百姓在懷念蔣經國時代,那時有很美好的願景。其實蔣經國先生在世的時候,對他的評價並不完全一致,像江南的《蔣經國傳》對他的評價並不太好。
蔣方智怡:我覺得,不管是不是做一個政治領袖,每一個人所獲得的別人的評價都不會一樣。不可能十個人都說你好,或十個人都說你壞。我們家裡的教導是,如果你有十個朋友,其中有六個人說你是好朋友、夠義氣,有四個人說你不好,那在你的人生中算合格的啦。
記者:六十分?
蔣方智怡:人生有六十分不合格嗎?當然合格。如果你要當一個政治領袖,你的眼光應該放在全體人民身上。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對你的人民有好處的,你不必在乎另外一些人對你一點點的批評。對有些批評我們是不在乎的。
記者:蔣經國先生剛到台灣時可能和晚年有些不太一樣,剛到台灣時,他從事
政治工作,有所謂的“白色恐怖”,晚年又促成台灣的民主化。你怎么看這兩個階段間的矛盾?
蔣方智怡:據我的了解,蔣經國先生的本性是非常平民化和民主化的,他16歲就說希望到蘇聯去學習,他當時認為共產思想是非常正確的事情。他在蘇聯度過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時間,但是他認為,那段時間非常值得回憶,讓他體會到什麼叫做人生。他常常和我們講,那個時候他在看守金庫,全世界最仰慕的是什麼?是金子,但每天看著金子,手摸到金子,卻沒有自由又有什麼用?沒有用啊!
在那一段時間,他也碰到了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是一個女主管,他們互相不知道對方的背景,他們產生了非常真摯的感情。他認為這段時期是最珍貴的,在他的一生中,婆婆是他獲得的非常好的禮物。
經過那段時間以後,他從蘇聯回到國內來,有了新的經歷和處境,後來又退守台灣。就像你剛才說的,很多人批評他那一段時期的表現。但當時台灣的情況不太穩定,如果當時他不做一些必要的處理的話,台灣的進步大概不可能這么快。我們知道,一個時代的進步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當時的情況之下,總得採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有人批評得比較嚴厲,我是覺得這些在歷史上最終都會得到公平的評斷。
記者:蔣經國先生晚年,有沒有和你說起過那段日子,他對自己那段工作有何評價,或者有對一些批評的回應?
蔣方智怡:作為公公,他是不會跟兒媳講這些事的,但是他會跟我先生說。我剛才講的,就是我先生跟我說的。
記者:蔣經國先生晚年的轉變,是不是有一個掙扎的過程?
蔣方智怡:其實沒有“轉變”,這是經國先生的本性,他從來沒有變過。只不過是在某一歷史階段,因為他身上所負的責任,不得不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做一些調整。
記者:你的意思是說,他本身沒有變,而是時代變化了,他去順應時代的變化?
蔣方智怡:對了。
開放黨禁是有備而為
只要他覺得有利於人民,他就會盡力推行自己的政策,減少負面聲音
記者:你怎么看蔣經國先生晚年開放黨禁、推動台灣民主化的行為?有人認為,他當時是情勢所迫:美國的壓力、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等。
蔣方智怡:這個觀點是不正確的。經國先生年輕時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認為,主權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最大目標。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發點,完全是為了使台灣步入另外一個更好、更完美的階段。
記者:蔣經國先生晚年有沒有對台灣族群對立有過擔憂?
蔣方智怡:當然有。所以他在晚年就主動講,
我是中國人,我也是台灣人,我們在這塊地方,一定要專心建設這塊土地,安居樂業。
記者:對島內民主運動可能導致的失序,他也有擔憂么?
蔣方智怡:經國先生在開放黨禁的時候,我相信他心裡完全有這些準備。他在推動這件事情的時候,心裡對會碰到一些什麼樣的事情是有預期的。他的思維非常清楚,但比較辛苦的是,他那個時候身體不是很好。我們也很心疼,因為他個人的觀點是,身體不需要太多的保養。
我是非常佩服經國先生,即使在他身體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他心中所想的還是台灣的方向,他在考慮如何才是對台灣、人民最好的選擇。他開放黨禁、開放回大陸觀光,他認為這些事情都是那個階段里,台灣人民最需要的東西。
記者:一本傳記里提到,在蔣經國先生晚年的時候,病得很重,一次出來講話,現場有人抗議,當時經國先生的臉色就變了,回去就病情加重。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反而面臨著一些攻擊。
蔣方智怡:這是1987年的12月25日,在
中山堂的大會中。他當時就有講,他一生都在為人民做事情,為什麼到這個時候還有人有這樣的舉動。對他來講是有打擊了,那一陣子是有點傷心、心痛,所以過了很短的時間,1988年1月13日就去世了。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如果沒有那件事,應該沒有這樣的意外發生。
記者:
蔣經國晚年對台灣民主化的走向是樂觀的么?有沒有局面不可控的擔心?
蔣方智怡:當他推行一個政策的時候,他會做一個非常周密的計畫,政策推出後,當然會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出現。只要他覺得有利於人民的,他就會盡力推行自己的政策,減少負面的聲音,讓人們了解他為什麼會推行這樣的政策。
像那個時候,經國先生做十大建設,他說,今天不做,明天后悔。當時台灣的經濟能力不好啊,我們都是貸款來做這些事的,有些人也會很擔心:啊呀,有沒有搞錯啊,在我們經濟這樣的情況,一下來這么多建設,都是從國外貸款,你怎么辦?事實上他非常堅定,認為這是必走之路,是台灣的希望,所以就推行下去。就是因為這樣,我們台灣才變成了亞洲四小龍之冠了。
記者:蔣經國在選接班人的時候為什麼選了
李登輝,而李後來成了“台獨教父”。
蔣方智怡:我剛剛有講經國先生的民主思想,他沒有選接班人,當時他是選擇了“副總統”。
記者:當時他沒有覺察到李登輝的思想傾向么?
蔣方智怡:我想請問你一下,你的好朋友,也許你認得他十年了,覺得非常了解他,但他內心所想你知道么?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特別包裝自己的話,你是不可能看到這一面的。而且人位置不同,面臨的權力誘惑不同,人都是會變的。人是活的,思想也是活的。
蔣介石的日記很真誠
對一個歷史的文獻,每個人看的角度不同,觀感也會不同
記者:你覺得蔣經國先生在治理國家的理念等方面,有哪些傳承自蔣介石,他和父親又有哪些不同?
蔣方智怡:經國先生是非常非常孝順的,從蘇聯回國以後,雖然有不同的職務,會調到別的地方,但他一直追隨在父親的旁邊學習、盡孝,一直都是沒有間斷的。你說是不是有傳承?那當然有。
他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原則上講,他覺得他的父親蔣公做的大部分事情在當時是正確的,因為每一個時段都有不同的做事方式。
記者:從蔣介石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歷史的細節。當初在公開蔣介石日記時,家族內部有沒有顧慮,做過討論么?
蔣方智怡:日記現在已經部分地開始在
史丹福大學的
胡佛研究中心公開了,這也是遵照老先生自己的決定,不是我的決定。我希望你們有機會到史丹福大學去查閱,目前公開的是從1921年到1945年間的日記,其他時間的日記將在3年之內陸續公開。因為日記藏久了,需要細膩的處理,那些紙張看上去很好,但摸到手裡都非常的脆弱了。我非常感謝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中心,他們的技術員在小心翼翼地處理這些檔案。
記者:蔣介石日記里表現出對自己很嚴格的要求,比如某一天“見艷心動”,他要懲罰自己。你覺得,蔣介石日記的公開,會澄清外界對他的很多誤解么?
蔣方智怡:蔣公通過日記,從不間斷地非常誠實地把他的一生記載下來。就像你剛才講的,他有對自己的反省。如果有錯,他承認,並且告訴自己要改。我看了後非常感動。我敢說,目前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寫日記,這樣真誠而且這么持續。
至於會不會引起你剛才所說的對他評價的一個變化,這個問題不是我所能答的。因為對一個歷史的文獻,每個人看的角度不同,觀感也會不同。我只是誠實地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讓大家有機會看到一些真實的資料,更加了解他。
記者:你如何評價蔣介石先生的功過?中國人一般喜歡三七開、四六開。
蔣方智怡:我不會做這樣的分法。對於他功過的評價,每個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蔣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娶了
宋美齡的時候就變了,蔣夫人全家信仰的是基督教
記者:你覺得基督教對蔣介石先生的影響更深,還是
王陽明的影響更深?
蔣方智怡:基督教,這是不可置疑的。先生蔣公從小受到佛教的熏養,但是在他娶了蔣夫人(宋美齡)的時候就變了。蔣夫人全家信仰的是基督教,當時宋老夫人是不贊成這門婚事的,可是蔣公答應老夫人一定好好地研讀《聖經》,去了解《聖經》的經意。在他研讀以後,他發現另外一個意境。所以他就受洗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跟夫人一起晨禱、讀經。我看到的蔣公、蔣宋美齡女士,還有我公公,用我們基督徒的話講,真正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記者:蔣介石在日記中有沒有總結自己一生功過?
蔣方智怡:這個我現在不方便講,你就慢慢等,等到我們公開到那一段時間的時候,你自己來看吧。
你不要總問我問題,你對蔣公有些什麼看法,認為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記者:他早年混跡幫派之中,晚年卻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這是我感受最深的變化。再有就是,他早年受
法西斯影響比較大,一直到終老都是個比較威權的人物。
蔣方智怡:因為蔣公從小在軍校,受軍事教育,所以完全是遵照守紀律、盡忠職守這個理念走的。在抗日的時候,他要創造
黃埔軍校,要有極端的軍權,但是和夫人(宋美齡)結婚之後,蔣夫人對蔣公的影響非常大。一個柔(當然蔣夫人有時的表現又是非常剛的)、一個剛,互相幫助,互相信任,他們兩個人的配搭我覺得是非常完美的。你可以看到,蔣公到了年紀大的時候,連相貌都變得很慈祥。貌由心生,晚年他完全是另外的思維了。
至於蔣經國先生,他年輕時是經過一段非常艱苦的磨練的。我的婆婆
方良夫人,在俄羅斯算是一個平民的後代,出身是孤兒,是她姐姐帶大的,她的愛心非常強。人就是這樣,越是你失掉了什麼重要的事情,你就會越重視什麼。方良夫人對孤兒最有愛心。從她和經國先生的穿著也可以看出來,非常簡單。對於身外的奢侈,她不會去追求。
我自認為,我沒從政
就是因為國民黨“在野”,我才出來服務的,否則就不會出來了
記者:蔣經國先生對子女從政有什麼態度?
蔣方智怡:我想請問,你說的這個“政”是指什麼?
記者:政治。例如,你現在就在從政。蔣家後人中,除了
蔣孝嚴,大概就你在從政。
蔣方智怡:在我看來,政就是大眾之事。你覺得我在從政,可是在我,我對我自己的期許是,希望能夠盡力給國民黨來做一些服務的工作。
如果你是講從事行政工作的話,你們都知道的,我們家裡面,像(蔣)緯國先生也沒從政啊,我們家的三兄弟(蔣經國的三個兒子)也沒有從政啊。我自認為我沒有從政,台灣黨政是分開的,我只是在黨裡面做一些服務工作。
記者:現在國民黨“在野”,如果國民黨“執政”了呢,作為國民黨的中常委,你就要擔當公職了吧?
蔣方智怡:就是因為國民黨“在野”,我才出來服務的,否則就不會出來了。讓選民相信國民黨“執政”的能力,希望在2008年能夠重新得到選民的信任,再為大家服務,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蔣方智怡:(笑著拱手表示不敢當)我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了。1996年年底我先生過世,1998年我出來,開始參與海外的黨務工作,2000年才回到台灣做“總統”輔選的工作,這是我正式開始在台灣的黨務工作。
2000年我們落選,我覺得有責任再來替黨做一些服務的工作,很不幸的是2004年我們又沒有贏得大家的信任,我們現在寄望於2008年。我覺得國民黨有這個責任。
記者:三民主義中有“民族主義”的訴求,但在台灣國民黨內會不會有分裂呢,形成所謂的本土派?像
王金平在此前也講,國民黨應正視少數族群的政治精英是否適合統治多數族群的問題。
蔣方智怡:在台灣是有族群的問題,但我覺得沒那么嚴重。其實要看講話的人是在什麼樣的時機講的,不要看他字面上說什麼,要解讀他的話背後是什麼意思。
記者:你說國民黨一旦獲得政權,你就要退出政壇?
蔣方智怡:我沒說我要退出政壇,我只是覺得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我自己對於幼教有我的負擔,我本身也處在單親家庭,知道單身家庭非常辛苦。另外,我要對一些弱勢團體,例如對失明者提供幫助。有太多事情要去做了,以後我可能會從事這方面的事。
記者:是從事慈善事業?
蔣方智怡:可能很多人把這些歸到慈善里去了,但是對我來講,我自己是覺得自己有這樣的任務。我們基督徒都認為,神會幫我們鋪路,帶我們到應該在的位置上去盡力。
黨務工作也是,現在我被允許做這方面事情,過完這個階段,我就去做另外的事情。
記者:你兒子蔣友常剛剛宣布婚訊,蔣孝嚴的女兒也出嫁了,蔣家第五代越來越多了。蔣家的第四代、第五代裡面會不會有人從政呢?
蔣方智怡:第五代已經陸續出世了,已經5個了。下一代是神給我們的祝福,只能是求神多給我們一些祝福。我幾個孩子這方面從來沒有讓我操心過,我相信他(過世的)爸爸也會很高興的。友柏、友常會不會從政?他們的資訊你們都知道的,有機會你們自己去問他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