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文集5:農民帝國》是一部反映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發展變化的當代長篇小說，也是著名作家蔣子龍積十餘年心血鑄成的又一部力作。《蔣子龍文集5:農民帝國》以改革開放初期一個普通的小村莊——郭家店的發展變化為藍本，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長經歷、人性蛻變及至最後毀滅為主線，細膩而深刻地描寫了一群農民跌宕起伏的生活，入木三分地剖析了金錢、欲望、權力對人性的衝擊，進而在不動聲色的描述中，帶給人們強烈的情感碰撞和無盡的思索……
基本介紹
- 書名：蔣子龍文集5:農民帝國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 頁數：672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文學
- 作者：蔣子龍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2009857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蔣子龍文集5:農民帝國》編輯推薦：蔣子龍，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天津作家協會主席、天津文聯副主席。作為著名作家和中國文化的使者，他先後出訪過歐美亞等十幾個國家。《蔣子龍文集5:農民帝國》里塑造了一個農民代表“郭存先”。郭存先本是善良而勤勞的農民，帶領村民脫貧致富。這樣一個好人，在從貧窮到暴富的過程中，卻無法抑制自身的欲望在權力和財富中的膨脹，終成“階下囚”。
作者簡介
蔣子龍，當代著名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天津市政協常委，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第四屆主席團委員及第五、六、七屆副主席。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198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農民帝國》《蛇神》、《子午流注》、《人氣》、《空洞》，中篇小說《鍋碗瓢盆交響曲》，短篇小說《三個起重工》，《蔣子龍選集》（3卷），《蔣子龍文集》（8卷）等。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及《拜年》分獲1979、1980、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及《燕趙悲歌》分獲1980、1982、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圖書目錄
前言
上部
1.龍鳳合株
2.大耙
3.“代食品”
4.砍棺材
5.借地
6.搶窪
7.“土”與“壤”
8.火燒蛤蟆窩
9.辯論辯論他
10.拆台
11.四面出擊
12.結婚時代
13.女人的命運
14.倒春寒
15.女人和小辮子
16.罵
17.鬧
18.死
19.光棍堂
下 部
20.轉
21.撞客
22.錢的面孔
23.話癆
24.郭存勇死也拉個墊背的
25.“軟蛋治不了渾蛋”
26.逮捕
27.死去活來
28.鹹魚翻身
29.陳康的畫技
30.判決
後記
上部
1.龍鳳合株
2.大耙
3.“代食品”
4.砍棺材
5.借地
6.搶窪
7.“土”與“壤”
8.火燒蛤蟆窩
9.辯論辯論他
10.拆台
11.四面出擊
12.結婚時代
13.女人的命運
14.倒春寒
15.女人和小辮子
16.罵
17.鬧
18.死
19.光棍堂
下 部
20.轉
21.撞客
22.錢的面孔
23.話癆
24.郭存勇死也拉個墊背的
25.“軟蛋治不了渾蛋”
26.逮捕
27.死去活來
28.鹹魚翻身
29.陳康的畫技
30.判決
後記
後記
此生讓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構了屬於自己的“文學家族”。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機會，能將這個“家族”召集起來，編成佇列。
——這就是整理《蔣子龍文集》。
整理文集確實像召開家族大會。將我親手創作的各色人物，聚集到一起，大大小小，林林總總，他們的風貌、靈魂、故事（即便是散文隨筆中也有人物、事件和思想）……一下子勾起我許多回憶，感慨萬端。
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給我惹過大麻煩。如今競都讓我感到了一種“親情”，不僅不後悔，甚至慶幸當初創造了他們。
將他們收拾停當，排出先後次序，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個“大廣場”上，像所有等待檢閱的人一樣，有興奮，有期待，還有緊張。
首先將檢閱我這個“家族方陣”的是責任編輯包蘭英，然後是出版社的老總。他們是我寫作上的貴人。而人民文學出版社則是我的文學福地。
“文革”結束後，我頭一次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子，就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
我在文學講習所讀書時，導師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秦兆陽先生，他看了我的《赤橙黃綠青藍紫》後，給我寫過一封長信，那是我收藏中的珍品。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蛇神》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上發表；我下功夫最大也是自己最看重的長篇小說《農民帝國》，也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寫了大半生，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文集，我視為是一種“終身成就獎”。
由衷地感謝包蘭英先生的舉薦，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厚意。
蔣子龍
2012年12月31日於天津
——這就是整理《蔣子龍文集》。
整理文集確實像召開家族大會。將我親手創作的各色人物，聚集到一起，大大小小，林林總總，他們的風貌、靈魂、故事（即便是散文隨筆中也有人物、事件和思想）……一下子勾起我許多回憶，感慨萬端。
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給我惹過大麻煩。如今競都讓我感到了一種“親情”，不僅不後悔，甚至慶幸當初創造了他們。
將他們收拾停當，排出先後次序，送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個“大廣場”上，像所有等待檢閱的人一樣，有興奮，有期待，還有緊張。
首先將檢閱我這個“家族方陣”的是責任編輯包蘭英，然後是出版社的老總。他們是我寫作上的貴人。而人民文學出版社則是我的文學福地。
“文革”結束後，我頭一次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子，就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
我在文學講習所讀書時，導師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秦兆陽先生，他看了我的《赤橙黃綠青藍紫》後，給我寫過一封長信，那是我收藏中的珍品。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蛇神》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上發表；我下功夫最大也是自己最看重的長篇小說《農民帝國》，也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寫了大半生，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文集，我視為是一種“終身成就獎”。
由衷地感謝包蘭英先生的舉薦，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厚意。
蔣子龍
2012年12月31日於天津
序言
《農民帝國》是迄今最讓我耗神的一部長篇小說。
豈止是富裕起來的農民容易懷有“帝國”的夢想，寫長篇，也可以視為是作家在建構自己的“小說帝國”。無論這個“帝國”的規模如何，成敗如何，都包含著構成一個“帝國”的全部因素和夢想。
而現實世界充滿事件，突如其來，層出不窮，幾乎是霸占了人們的想像力。現實比任何小說都更令人不可思議，更使人有陌生感，這就越發增加了作家構建“小說帝國”的難度。是現實生活中的戲劇性．又幫了作家的忙。喜事和喪事同在，盛世和末路並存，現實變得無法預測、無法把握……然而在小說的虛構中，卻可以做到這一切。
因此，《農民帝國》就這樣成了一部我命中注定、非寫不可的作品。
我在城市裡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也確實寫了不少工業及城市題材的小說，長期以來約定俗成，便把我劃在“寫工業題材”的行列內。我始終認為一個成熟的作家不該受題材的局限，何況我對農村歷來懷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那是一種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機勃發的翠綠，富有神奇的誘惑力和征服性，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運的根基。是童年養育了一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對人的一生有著重大影響。至今我對農村的感情依然很深，平時關心著有關農村的訊息，甚至每天聽天氣預報，首先想到的是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的影響……因此我一直覺得自己骨子裡是個農民。而眼下要反映中國現實，似乎沒有比選擇農民題材更合適的了。
這還因為，懷有“農民情結”的不光是我，還有我們這個國家。歷史上的每一次大的變革都與土地有關，如商鞅、王安石的“變法”，張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農村的變革，又都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同樣還應該承認，是農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國，至今農民仍是社會的主體，像以往一樣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原動力。被鄧小平稱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有人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讓中國農民醒了，毛澤東讓農民站起來了，鄧小平讓農民富了。
農民是怎么富的？富到了什麼程度？富了以後又怎么樣？
這些問題想想都很有意思。我的文學觸角一直關注著現實，不可能不為其所動。如果能寫一部關於農村的小說，描寫蘊涵著農業文明形態下的鄉村和農民，在面對幾十年紛繁變幻的現代化進程時，他們都作出了哪些反應……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情結，對我的小說園地來說也是一種責任。
毛澤東說過，中國什麼問題最大？農民問題最大。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農民的問題貫穿於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之中，其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觀念形態以及運作方式，無不是農民意志動向的直接或間接反映。這就是《農民帝國》的意蘊，我甚至覺得從意識形態上講，或者從文學意義上講，目前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倒有類似城市的大農村。現代農村在害城市病，模仿著城市，大量建造跟城市相同的房屋；城市又在害農村病，大興土木，到處是農民工在支撐著城市的建設和運轉。
這部小說斷斷續續地磨蹭了很長時間，但這不是“十年磨一劍”的“磨”，是“磨洋工”的“磨”。準確地說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我雖然很看重這個構思，但開篇後常常感到駕馭不了這個主題，對現代農民的命運把握不準，不能完全參透他們靈魂的脈絡，以及現代農村變革的得失……便幾次知難而退。
當放棄寫作後，心又有所不甘，過一段時間手又發癢，便再把書稿拾起來。就這么拖拖拉拉地磨蹭著，後來我想明白一個道理，對農民的命運和近三十年農村生活的變革，參不透就不參，把握不了就不去把握，我只寫小說，能讓自己小說里的人物順其自然地發展就行。
世界為空，人乃一切。世界不過是人的靈魂的影像，人的自身就潛藏著支配萬事萬物的規律。作家要信賴自我，不為外物所累。只有自己才是主體，並有責任了解一切，也敢於面對一切。作家的全部才華就是感覺的新穎，感覺就是思想，藝術的核心秘密是活的靈魂，而不是變化萬端的現實事故。
——這就要把握住小說的人物。社會的轉型和進步格外需要有勇氣、有膽識和有創見的人物。幾十年來這樣的人物我接觸的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別關注這樣一個群體，或許跟我對文學理解有關。在《農民帝國》里的主人公郭存先身上，中國農民的優點和缺點都異常明顯。現代農民的“脫貧致富”，不是從前的“痞子運動”，都是一些很優秀的農民。
當環境寬鬆，給了他們能夠施展才智的空間，發財致富似乎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有了錢以後。這個“帝國”更像是一個自我膨脹的夢幻，看似龐然大物，稱王稱霸，有君王般的權勢和奢華，骨子裡卻虛弱得很，被錢燒得五急六受。商品社會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錢太多了如果壓不住，錢也會鬧事。商品社會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農民活不下去會出事，錢太多如果壓不住錢，也會被錢燒得難受。當今世界不是錢很多、大富翁也很多嗎？於是錢就在鬧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風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風暴對現代人類的摧毀力更大。
“農民帝國”確實不只在郭家店，身份不是農民，骨子裡比農民更農民，而且還瞧不起農民的人，更容易鬧出“帝國”的悲劇。在小說的後部我借一個重要人物封厚的嘴說了一番話，郭存先的悲劇反而救了郭家店，以後的郭家店不會再稱王稱霸，卻會發展得更健康。生活總是有希望的。現實也確是如此，有些曾輝煌一時的單位，當第一代創業的霸主下台後，有的垮了，有的獲得了再生，郭家店應屬於後一種。
於是，“帝國”從構建到覆亡的悲劇，在一片興旺的繁華中顯得十分奇特。正是這種奇特構成了它的差異性和典型性。在一個大變革時期，要破除舊有的束縛，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極其重要。
而人的概念在悄悄地發生著改變。人的概念的寬泛，帶來了文學概念的無限寬泛。這時候，對文學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尋找差異。差異是最珍貴的，因為有差異才有存在的必要。作家發現了與他人不一樣的東西，就發現了自己創作的價值。
這部書之所以耗費精力最多，說明它值得我下這么大的力氣，它凝鑄了我的一種情結和責任，我自然就很看重這部小說。寫這樣一部書，我必須具有最起碼的自信：覺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於別人，自己對農村的感覺也是別人所沒有的，將這個“農民帝國”的故事寫出來是一件有意思，也是有意義的事。
一個好的故事可以涵蓋一切，它可以成全一部好小說。如果故事不能成立，立意蹩腳而陳舊，情節漏洞百出，人物就成了累贅，小說也必將成為災難。所以，我以為一個好故事，就是一部好小說，甚至就是一個好作家。對於作家來說，文學的才能大家都具備，只有講述故事的才能才是罕見的，它考驗著作家的成熟度、觀察力和敘事技巧。
而支撐故事需要兩樣東西：一是屬於自己的稱得上是思想的東西．二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文學意義上的細節。思想通過人物和故事表達．細節就是小說的血肉，好的細節對一部小說的成敗至關緊要。而細節是“虛’’不出來的，光靠花里胡哨不行，必須是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寫這部小說之所以耗費了這么長時間，很多工夫都下在“實”處了。我對這部小說的期待也是這樣，無論寫得好壞，能讓人覺得是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就行。
中國文壇近三十年來異常活躍的文學景觀，足以證實這種追尋差異的必要。
當代文學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不斷湧現新潮流。隨著社會的逐漸成熟，當代文學也成熟起來，個性強烈，色彩紛呈，形成了龐大的各具特點的作家群落。也只有這樣，當代文學才有可能具備一定的自信，和現實對話，乃至和歷史對話。
中國的文學史極其輝煌，巨人如林。但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記錄了文學和現實的關係。我的全部創作都在力圖實踐這個原則。《農民帝國》所體現的也是這樣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急劇變化的現代化轉換期，有張力也有矛盾，有機會也有困難。這種變革本身就有著巨大的社會批判功能，必然也會影響到文學進程的推進。
現實對人一直都在進行著雕刻乃至扭曲，因此現實主義文學也不是簡單地複製現實。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探索和發現，應該符合現實生活本身的規律，又折射出作家對現實的人文關懷和深邃的理性思考，表達人性的要求與靈魂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文學主體，就該以這種現實主義的魄力和勇氣，敏銳地忠實地多方位地表現當代社會的生活真實，呈現出一種開闊、凝重的品格。
然而，現實的本性是變化。世界在變，生活在變，人在變，文學在變，其實文學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變：魏晉辭賦有別於先秦諸子，韓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一次大變。歐陽修的豐贍，三袁張岱的自然，龔定庵的峭拔，直至魯迅的犀利，林雨堂的潑俏……文學也從未因內容與形式的變化而停滯……過去的文學給人類提供的是出類拔萃的精神和情感。
任何時代能夠流傳下來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這個物慾極度膨脹的商品時代，人們最缺乏的恰恰就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學的命運不是將被取代，而是變得更加為人們所必需。
豈止是富裕起來的農民容易懷有“帝國”的夢想，寫長篇，也可以視為是作家在建構自己的“小說帝國”。無論這個“帝國”的規模如何，成敗如何，都包含著構成一個“帝國”的全部因素和夢想。
而現實世界充滿事件，突如其來，層出不窮，幾乎是霸占了人們的想像力。現實比任何小說都更令人不可思議，更使人有陌生感，這就越發增加了作家構建“小說帝國”的難度。是現實生活中的戲劇性．又幫了作家的忙。喜事和喪事同在，盛世和末路並存，現實變得無法預測、無法把握……然而在小說的虛構中，卻可以做到這一切。
因此，《農民帝國》就這樣成了一部我命中注定、非寫不可的作品。
我在城市裡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也確實寫了不少工業及城市題材的小說，長期以來約定俗成，便把我劃在“寫工業題材”的行列內。我始終認為一個成熟的作家不該受題材的局限，何況我對農村歷來懷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那是一種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機勃發的翠綠，富有神奇的誘惑力和征服性，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運的根基。是童年養育了一個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對人的一生有著重大影響。至今我對農村的感情依然很深，平時關心著有關農村的訊息，甚至每天聽天氣預報，首先想到的是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的影響……因此我一直覺得自己骨子裡是個農民。而眼下要反映中國現實，似乎沒有比選擇農民題材更合適的了。
這還因為，懷有“農民情結”的不光是我，還有我們這個國家。歷史上的每一次大的變革都與土地有關，如商鞅、王安石的“變法”，張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農村的變革，又都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同樣還應該承認，是農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國，至今農民仍是社會的主體，像以往一樣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原動力。被鄧小平稱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有人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讓中國農民醒了，毛澤東讓農民站起來了，鄧小平讓農民富了。
農民是怎么富的？富到了什麼程度？富了以後又怎么樣？
這些問題想想都很有意思。我的文學觸角一直關注著現實，不可能不為其所動。如果能寫一部關於農村的小說，描寫蘊涵著農業文明形態下的鄉村和農民，在面對幾十年紛繁變幻的現代化進程時，他們都作出了哪些反應……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情結，對我的小說園地來說也是一種責任。
毛澤東說過，中國什麼問題最大？農民問題最大。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農民的問題貫穿於中國數千年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之中，其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觀念形態以及運作方式，無不是農民意志動向的直接或間接反映。這就是《農民帝國》的意蘊，我甚至覺得從意識形態上講，或者從文學意義上講，目前中國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倒有類似城市的大農村。現代農村在害城市病，模仿著城市，大量建造跟城市相同的房屋；城市又在害農村病，大興土木，到處是農民工在支撐著城市的建設和運轉。
這部小說斷斷續續地磨蹭了很長時間，但這不是“十年磨一劍”的“磨”，是“磨洋工”的“磨”。準確地說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我雖然很看重這個構思，但開篇後常常感到駕馭不了這個主題，對現代農民的命運把握不準，不能完全參透他們靈魂的脈絡，以及現代農村變革的得失……便幾次知難而退。
當放棄寫作後，心又有所不甘，過一段時間手又發癢，便再把書稿拾起來。就這么拖拖拉拉地磨蹭著，後來我想明白一個道理，對農民的命運和近三十年農村生活的變革，參不透就不參，把握不了就不去把握，我只寫小說，能讓自己小說里的人物順其自然地發展就行。
世界為空，人乃一切。世界不過是人的靈魂的影像，人的自身就潛藏著支配萬事萬物的規律。作家要信賴自我，不為外物所累。只有自己才是主體，並有責任了解一切，也敢於面對一切。作家的全部才華就是感覺的新穎，感覺就是思想，藝術的核心秘密是活的靈魂，而不是變化萬端的現實事故。
——這就要把握住小說的人物。社會的轉型和進步格外需要有勇氣、有膽識和有創見的人物。幾十年來這樣的人物我接觸的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別關注這樣一個群體，或許跟我對文學理解有關。在《農民帝國》里的主人公郭存先身上，中國農民的優點和缺點都異常明顯。現代農民的“脫貧致富”，不是從前的“痞子運動”，都是一些很優秀的農民。
當環境寬鬆，給了他們能夠施展才智的空間，發財致富似乎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有了錢以後。這個“帝國”更像是一個自我膨脹的夢幻，看似龐然大物，稱王稱霸，有君王般的權勢和奢華，骨子裡卻虛弱得很，被錢燒得五急六受。商品社會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錢太多了如果壓不住，錢也會鬧事。商品社會沒有錢不行，光有錢也不行，農民活不下去會出事，錢太多如果壓不住錢，也會被錢燒得難受。當今世界不是錢很多、大富翁也很多嗎？於是錢就在鬧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風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風暴對現代人類的摧毀力更大。
“農民帝國”確實不只在郭家店，身份不是農民，骨子裡比農民更農民，而且還瞧不起農民的人，更容易鬧出“帝國”的悲劇。在小說的後部我借一個重要人物封厚的嘴說了一番話，郭存先的悲劇反而救了郭家店，以後的郭家店不會再稱王稱霸，卻會發展得更健康。生活總是有希望的。現實也確是如此，有些曾輝煌一時的單位，當第一代創業的霸主下台後，有的垮了，有的獲得了再生，郭家店應屬於後一種。
於是，“帝國”從構建到覆亡的悲劇，在一片興旺的繁華中顯得十分奇特。正是這種奇特構成了它的差異性和典型性。在一個大變革時期，要破除舊有的束縛，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極其重要。
而人的概念在悄悄地發生著改變。人的概念的寬泛，帶來了文學概念的無限寬泛。這時候，對文學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尋找差異。差異是最珍貴的，因為有差異才有存在的必要。作家發現了與他人不一樣的東西，就發現了自己創作的價值。
這部書之所以耗費精力最多，說明它值得我下這么大的力氣，它凝鑄了我的一種情結和責任，我自然就很看重這部小說。寫這樣一部書，我必須具有最起碼的自信：覺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於別人，自己對農村的感覺也是別人所沒有的，將這個“農民帝國”的故事寫出來是一件有意思，也是有意義的事。
一個好的故事可以涵蓋一切，它可以成全一部好小說。如果故事不能成立，立意蹩腳而陳舊，情節漏洞百出，人物就成了累贅，小說也必將成為災難。所以，我以為一個好故事，就是一部好小說，甚至就是一個好作家。對於作家來說，文學的才能大家都具備，只有講述故事的才能才是罕見的，它考驗著作家的成熟度、觀察力和敘事技巧。
而支撐故事需要兩樣東西：一是屬於自己的稱得上是思想的東西．二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文學意義上的細節。思想通過人物和故事表達．細節就是小說的血肉，好的細節對一部小說的成敗至關緊要。而細節是“虛’’不出來的，光靠花里胡哨不行，必須是些實實在在的東西。寫這部小說之所以耗費了這么長時間，很多工夫都下在“實”處了。我對這部小說的期待也是這樣，無論寫得好壞，能讓人覺得是個實實在在的東西就行。
中國文壇近三十年來異常活躍的文學景觀，足以證實這種追尋差異的必要。
當代文學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不斷湧現新潮流。隨著社會的逐漸成熟，當代文學也成熟起來，個性強烈，色彩紛呈，形成了龐大的各具特點的作家群落。也只有這樣，當代文學才有可能具備一定的自信，和現實對話，乃至和歷史對話。
中國的文學史極其輝煌，巨人如林。但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記錄了文學和現實的關係。我的全部創作都在力圖實踐這個原則。《農民帝國》所體現的也是這樣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急劇變化的現代化轉換期，有張力也有矛盾，有機會也有困難。這種變革本身就有著巨大的社會批判功能，必然也會影響到文學進程的推進。
現實對人一直都在進行著雕刻乃至扭曲，因此現實主義文學也不是簡單地複製現實。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探索和發現，應該符合現實生活本身的規律，又折射出作家對現實的人文關懷和深邃的理性思考，表達人性的要求與靈魂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文學主體，就該以這種現實主義的魄力和勇氣，敏銳地忠實地多方位地表現當代社會的生活真實，呈現出一種開闊、凝重的品格。
然而，現實的本性是變化。世界在變，生活在變，人在變，文學在變，其實文學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變：魏晉辭賦有別於先秦諸子，韓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一次大變。歐陽修的豐贍，三袁張岱的自然，龔定庵的峭拔，直至魯迅的犀利，林雨堂的潑俏……文學也從未因內容與形式的變化而停滯……過去的文學給人類提供的是出類拔萃的精神和情感。
任何時代能夠流傳下來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這個物慾極度膨脹的商品時代，人們最缺乏的恰恰就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學的命運不是將被取代，而是變得更加為人們所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