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年表
1944年至1949年 任延安保衛處偵察隊隊員、秘書、科員。
1949年至1952年 任
西北軍政委員會
公安部辦公室副科長,廣東省廣州市公安局二處調研科副科長,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社會部秘書。
1952年至1966年 任
廣東省公安廳辦公室副科長、科長,辦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廳長。
1966年至1973年 “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
1973年至1978年 任廣東省公安局副局長兼深圳口岸黨委書記、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
1978年至1984年 任
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85年5月至1988年4月 任
法務部副部長、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
1985年9月起 兼任法務部黨組紀檢組組長。
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 任法務部部長、黨組書記。
人物生平
伍毅鴻出生的那個年月,正是
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國內革命形勢十分險惡的年代。伍治之、蔡楚吟帶著唯一的兒子轉道去了外國,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因身處險境,他們把兩歲多的伍毅鴻送回澄海外祖母處撫養。時隔不久,伍、蔡雙雙在僑居國被捕。伍治之被告知:如承認是共產黨判5年徒刑,倘不承認則判15年。伍堅持不暴露身份,結果被判了15年徒刑。蔡佯裝家庭婦女,被驅逐出境、蔡楚吟回國後,到了上海,找到當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杜國庫。接上了黨的關係,成為上海
左翼作家聯盟內的秘密黨組成員。1937年,蹲了8年零l天監獄的
伍治之被大赦釋放回國到了上海。1938年在
澄海國小畢業的伍毅鴻,也由親戚帶到父母親身邊,一家得以團聚。這時,
蔡楚吟是中共中央軍委駐上海的秘密交通員,掩護職業是拉菲德路(現
復興路)職業女子中學的國文教員。
1940年,
周恩來認為蔡楚吟在上海的時間太長,有可能暴露,為保存黨的力量遂通知她
去延安。於是,伍治之一家和另外兩家地下黨的同志經香港、韶關、衡陽、桂林、貴陽到達重慶,一路上用的名義都是歸國華僑。在重慶,周恩來親自主持審查和恢復了伍治之的黨籍。
不久,因形勢發展的需要,
伍治之、
蔡楚吟夫婦受周恩來委派赴香港協助
廖承志工作。臨行前,夫婦倆同他們唯一的兒子伍毅鴻進行了一次認真的交談,中心內容是徵求孩子的意見:是跟隨父母去香港呢?還是自己去延安?13歲的伍毅鴻作出了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決定:去延安:從此以後,直到全國解放,因為戰爭環境以及各自所從事的特殊工作,伍毅鴻和父母完全失去了聯繫,奮鬥在革命的征途上。
伍治之和蔡楚吟把兒子託付給
周恩來後去了香港。而伍毅鴻則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與八路軍人員及其家屬等100多人,分乘5輛大卡車撤往延安。與伍毅鴻同車的有老大哥-樣的
蔣南翔;有身著軍裝、帶著八路軍臂章、神氣地身背
駁殼槍的
葉選平;還有烈士子弟
李鵬。到延安後,他們都進入
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同校的學生還有後來成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長
趙東宛、冶金部長
戚元靖、輕工業部長
曾憲林、能源部長
黃毅誠、建設部長
林漢雄、六機部副部長
彭士祿、國家體改委副主任
賀光輝等。
伍毅鴻被分配到偵察科偵察隊當隊員。這一年,他才17歲。當時,保全處的處長是
周興,副處長
趙蒼壁、
李啟明。因為是從事秘密偵察工作,組織上要求新來的同志都改名換姓。伍毅鴻用了母親的姓,並遵循母親忠誠求實的一向教導而給自己改名為誠。
新的工作使蔡誠感到興奮。因為他也可以背起
駁殼槍了。但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他們穿的是便衣。由於同樣的理由,他被通知要與過去的同學和其他社會關係斷絕聯繫,以防不慎泄密。當時在延安,國民黨特務和土匪活動不少。所以偵察隊的任務很繁重,既要進行武裝剿匪,又要進行秘密偵察。
1947年4月,
胡宗南進攻延安。蔡誠他們每人配備一桿長槍,作為邊區政府的偵察隊,在最靠近
蔣軍的地方活動,並用電台不時向邊區政府和
林伯渠主席匯報。他們隨著邊區政府
轉戰陝北,都很有信心,因為他們知道,
毛主席也在陝北轉戰。在撤離延安時,當時已是保全處秘書的蔡誠和副處長
趙蒼壁走得最晚,他們把一些不太重要的文書檔案埋在窯洞裡,然後炸塌窯洞,並埋上地雷。直到拂曉,國民黨軍隊的炮聲不斷,已距延安50多華里了,蔡誠他們才在熊熊燃燒的馬草火光的照耀下,和牽牛趕羊的老百姓一起撤離。
1949年,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安,蔡誠擔任了
西北軍政委員會
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副科長。從此,蔡誠的生活掀開了新的一頁。
科里有個從原
晉綏邊區公安總局來的姑娘,名叫蘇青英,山西
文水人,她的父親因參加
抗日活動1942年被日軍殺害,1945年她投身革命。同在一室辦公,有機會相互接觸了解,因此,彼此對對方產生了好感,終於有一天,在周末和星期天從來都是加班加點的蔡誠,主動提出邀請蘇青英在星期天去
蓮湖公園散步。他倆的關係開始明朗起來。
好事成雙!就在這時,蔡誠意外地收到一封來信,打開一看,驚喜萬分,原來是父母寫來的,他們整整10年沒有聯繫了。伍治之、
蔡楚吟夫婦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一直到全國解放,他們才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回到了北京,兩人均被安排在中央統戰部工作。為了尋找失散多年的兒子,他們找過
周恩來總理,並在報紙上登了尋人啟事。此時正好有一
位西北公安部的同志調到北京工作,又恰好與蔡誠相識,這位同志看到尋人啟事,急忙向蔡誠父母告訴了蔡誠的下落。伍、蔡兩人喜出望外,馬上給在西安的兒子寫了這封信。
1950年初,
葉劍英出任中共華南分局書記、廣東省主席和廣州市市長,一身三任。他帶了一批幹部南下,
伍治之、
蔡楚吟夫婦也在其中。到廣東後,伍治之擔任了省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蔡任副主任。伍、蔡找了到北京開會的
西北局書記
馬明方和蔡誠的上級領導
李啟明,希望讓兒子蔡誠調到廣州工作。蔡誠的領導考慮到經過嚴酷的戰爭,一家人能平安團圓,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就應允了。但是,李啟明提出一個"額外"要求:自己是看著蔡誠長大的,希望他能在西安結了婚再走。
1950年5月6日,是個周末,蔡誠和蘇青英在這一天結成了終生的伴侶。西北
公安部的
大禮堂里,專門為這對新婚夫婦搞了一個熱鬧非常的舞會,
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最高領導
習仲勛也興致很高地趕來,邀請新娘第一個跟他跳舞。婚後沒幾天,蔡誠夫婦即收拾行裝南下廣州。他們全家終於團圓了!蔡誠到
廣州市公安局經濟保衛處偵察科工作。以後,他當過
廣東省公安廳研究科科長、辦公室主任。1965年1月,37歲的蔡誠就任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並主持日常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伍治之、
蔡楚吟兩人慘遭迫害。當時伍治之在福建泉州任
華僑大學黨委書記,蔡楚吟任黨委副書記。因為蔡楚吟在上海工作時被捕坐過牢,"
造反派"逼迫她承認自己是叛徒。蔡堅決否認。但她實在無法忍受種種侮辱,以死抗辯。她給
周恩來和鄧穎超寫了一封信作為遺書(這封信直到1979年才由蔡誠交給
鄧穎超)。信的大意是:我以死證明我的清白。希望我死後
周總理、鄧大姐能為我伸冤……。
蔡楚吟離開人世這個悲慘的日子是1969年6月13日。她這一年58歲。訊息傳到廣東,已被打成
廣東省公安廳第二號"
走資派"、正在"牛欄"里的蔡誠不禁悲憤交加。他想起小時候母親在白色恐怖中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國際歌》;他想起母親對於黨交給的任務從來就是不折不扣地去完成……。
很多年以後,當了
法務部長的蔡誠,在上海聽監獄的工作人員說,當年的舊檔案完整無缺,檔案證明解放前被關押在
上海公共租界監獄的兩年里,蔡楚吟沒有暴露過身份,根本就沒有背叛自己的信仰。1979年,黨組織為蔡楚吟平反昭雪。
1973年蔡誠被恢復了
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的職務,併兼深圳口岸黨委書記。1978年5月,他調到北京,任
公安部辦公廳第一副主任。以後,他擔任過公安部研究室主任,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校長、公安部黨組成員。
1985年,蔡誠調任法務部副部長。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1988年4月,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務部部長。
從1985年到1993年的8年,正是我國社會主義
民主與法制建設事業取得長足進步的重要時期。蔡誠和全體
司法行政戰線的幹警一道,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在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充分發揮司法行政工作法律服務和法律保障的職能作用,為加強我國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組織向全體公民普及法律常識的偉大社會工程,不失時機地提出了"
依法治國"的方針;不斷推進我國監獄工作改革,強化了思想改造和生產管理;律師事業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進展,合作制律師事務所成為我國律師事業的重要組織形式,1986年開始舉行全國律師資格考試並逐漸形成制度,允許外國律師事務所在華設立辦事處的試點工作進展順利,政府、軍隊、
企業法律顧問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法學教育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合格人才;
人民調解工作作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線,按照"調防結合,以防為主"的方針,創造了許多生動有效,符合實際的工作經驗;
法務部確立了作為我國開展國際間司法協助工作的中央機關地位,和世界許多國家簽訂了雙邊司法協助協定,開始了司法協助的各項具體工作。這一時期的
司法行政法制工作和司法行政隊伍建設也都進一步加強,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993年3月,在
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年屆65歲的蔡誠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參與立法工作。他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了新的工作。
蔡誠和蘇青英共養育了2女1子,均已長大走上工作崗位。
註:其子蔡小洪,曾任
中聯辦秘書長,在港期間被西方某國情報機關策反收買從事間諜活動,後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