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1908—1982)1908年出生於台灣省彰化縣花壇鄉,曾用名蔡乾、蔡前、楊明等,1945年9月被任命為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1950年1月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叛變投敵。
1982年在台灣病亡,終年74歲。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作品一覽,相關事件,軼事典故,史籍記載,歷史評價,
人物生平
1919年進日本人辦的公學台灣彰化公學校讀書。1922年畢業,留校任代教員1年。1924年至1925年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讀書,受到當時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時等人的思想影響,參加進步青年組織的上海台灣青年會,組建新的旅滬台灣同鄉會。1925年12月參加主持召開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1926年7月返回台灣,宣傳革命,幫助組織了台灣文化協會左翼。後為文化協會機關報諮詢、顧問和撰稿人。
1928年參與組建台灣共產黨,4月當選為台灣共產黨(即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中央委員、常任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負責宣傳部工作。隨後在台灣建立了支部。同年8月為躲避日本當局搜捕,離開台灣到大陸,潛至福建漳州。1932年4月紅軍攻下漳州後,經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安排,蔡經閩西蘇區到江西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列寧師範學校(團校)任教。1932年6月在蘇區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總同盟主任,此後與一起工作過的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及胡耀邦友情至深。蔡後來回憶:“毛澤覃,熱情、坦率,在‘反帝總同盟’和我共事雖然只有半年光景,但我們之間已經建立了友誼,他和我及胡耀邦三人,常常談到深夜。”
1934年1月作為台灣代表參加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長征中唯一的台灣籍共產黨人。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後,任反帝聯盟(後改為抗日聯盟)主席。
全國抗戰爆發後,到八路軍總部工作,隨總部赴抗日前線。1938年上半年至下半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後調回延安工作。曾在《民眾》、《八路軍軍政雜誌》上發表過《怎樣進行敵軍工作》等文章。1941年10月出席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12月在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聯盟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同盟常委。1945年4月至6月旁聽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年底離開延安到達上海。1945年9月被任命為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1946年7月秘密返台開展工作。參加發動彰化永靖鄉農民減租鬥爭、台北機務段員工運動等。1949年9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
蔡孝乾叛變後加入國民黨,任台灣當局“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1956年又任職於“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後升任該室少將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蔡和另外叛變的陳澤民、洪幼樵等人長期被嚴加警衛,深居簡出。1982年10月在台灣病亡。
作品一覽
著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等。1970年,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了蔡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相關事件
1949年10月31日,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與“基隆市工委會支部案”中獲得線索,先將陳澤民逮捕,再根據其供詞,於1950年1月29日將蔡孝乾逮捕。
軼事典故
1949年國民黨徹底潰敗,不過到台灣的卻是其最忠心的幹部,凝聚力與組織力反而增強,這種情況有點像當年北撤延安的中共黨人一樣,人雖然變少了,但組織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報人員的情況最為特殊,他們很多是帶著血仇投入這項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營的壓制、排擠和陷害而投身敵營的,由於敵我身份調換,他們對過去同志的作業慣性和心理狀況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斬獲。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正文過去也是共產黨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擊隊伍。
因此,對於這些帶著血仇、或手沾著血、或為對方視為叛徒的情報人員而言,從來就沒有所謂投降或輸誠的問題,即使是最後的困獸之鬥,也終究是斗。或許,古人所說窮寇的反撲不可輕估,即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國民黨的安排下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並在《中央電台》做出廣播,對仍在台灣活動的地下黨人造成嚴重的打擊。他說:“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也是中共極少數的台灣高級幹部之一。今日中共許多黨的老幹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當年共患難生死的同伴...我曾經是蘇區時代的中央執行委員,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也曾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長。後來調任第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的敵工部長,抗日戰爭結束後,我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書記,黨在台灣的實際負責人。四年以來,我們在台灣,工作不能說不努力,對黨也沒有叛離,中共中央對我們的支持也是熱切而有利的。雖然台灣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
同時,蔡孝乾又以台灣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廣播:“最後,我要向台灣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黨員們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峻的集團,對黨員的控制,是一貫使用嚴格的紀律,我在中共黨內二十五年,期間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壓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沒有任何辦法反抗的...”
此後,蔡孝乾完全消失在台灣社會。只傳說他成了國民黨情報單位的少將軍官,成了繼續逮捕地下黨人的要員。不過沒有人見過他,甚至做為台灣人,有關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灣社會。那些關了幾年逃過一死的共產黨人,至今對蔡孝乾仍感憤慨和不齒,而且也充滿了不解,究竟蔡孝乾在想什麼?有關蔡孝乾的種種至今仍是一個謎!
史籍記載
有關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紀錄是台灣情報單位編印的內部教學材料“歷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這是前保密局局長谷正文少將於90年代初向社會公布的,內容記錄每一個案子的緣由、經過和檢討,十分詳實,成為每一位研究台灣政治史的人必讀的資料。
至於為何蔡孝乾的領導能力和鬥志如此薄弱?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解放軍已經逐步向福建集結,戰鬥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殘部不是逃往山區等待被全殲,就是放下武器竄入東南亞鄰國,或退至沿海島嶼,裝備不足、士氣低落。至於領導階層方面,代總統李宗仁滯美不歸,中樞無主,黨政軍要人面對潰退之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已清楚地表明將放棄國民黨。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已向菲律賓政府詢問有關收容蔣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無論從人心歸向、統治機器到國際環境,解放軍進入台灣已在彈指之間。這也是省工委迅速發展組織,無形間不斷暴露身份的原因。他們判斷台灣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著完成迎接解放軍的政治準備。
然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機器並沒有表現出潰散之勢,反而比在大陸時更有效能。國民黨的情報人員也比預料中能幹。儘管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幾年腐化無能,但它畢竟曾是領導中國的革命政黨,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質。國民黨仍有相當多優秀人才,只是其領袖缺少領導和組織的能力,無法讓優秀人才發揮己長,形成正面循環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