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大博雅學術文庫:平凡的神聖·陶行知》從陶行知的平凡之處發掘出神聖偉大的人格；從其豐富而平淡的實踐中，紬繹出神奇的思想；以其恢宏的含量、精巧的框架、宏富的材料和允當的評價，生動形象地勾畫出一部以陶行知為主人翁的民族解放史、民國文化史和現代教育史。
基本介紹
- 書名：華大博雅學術文庫:平凡的神聖·陶行知
- 出版社：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426頁
- 開本：16
- 作者：章開沅 唐文權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章開沅、唐文權編著的《平凡的神聖－－陶行知》內容介紹：正名人傳記難撰，教育名人傳記尤其難撰。教育家們沒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偉大業績，但又絲毫不亞於這一業績，因而難寫。章開沅、唐文權《平凡的神聖陶行知》，正是在這方面獨具匠心，從陶行知的平凡之處發掘出神聖偉大的人格；從其豐富而平淡的實踐中，紬繹出神奇的思想；以其恢宏的含量、精巧的框架、宏富的材料和允當的評價，生動形象地勾畫出一部以陶行知為主人翁的民族解放史、民國文化史和現代教育史。
作者簡介
章開沅教授，原籍浙江省吳興縣，生於1926年7月。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美國奧古斯坦那學院榮譽法學博士、日本創價大學與關西大學名譽博士。早年就讀於金陵大學，後長期執教華中師範大學，是享譽國際的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現改名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的創辦人和領導人。其論著豐厚，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從耶魯到東京：為南京大屠殺取證》、《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等。章開沅教授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1983—1990）、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二屆評議組成員、召集人，培養和影響了一批活躍於國內外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的中青年知名學者。現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譽所長，華中師範大學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譽所長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陶行知現象”
巨星隕落四海同悲
開國第一文化罪案
批陶原因面面觀
批陶影響縱橫談
第二章三重文化圈中的跳躍
家鄉就讀：植根傳統的熱土
金陵求學：初放人生的曉光
負笈游美：走向嶄新的世界
第三章世界教育革新運動的傳應人
促使中國教育匯入國際教育運動的求索
爭取中國教育和政治民主化的嘗試
參與中國教育科學規範化的構思
第四章中國新教育運動的弄潮兒
運籌力行於中華教育改進社
奔走發動於平民教育運動
思想生滅於政海惡波瀾
第五章現代鄉村教育史上的明珠
曉莊誕生與生活教育理論的形成
生活教育理論的曉莊試驗
曉莊精神與曉莊影響
曉莊學校的天殤
第六章民族危機壓力下的轉向
亡命日本前後：中國教育出路的新思考
“九一八”事變：政治立場的加快傾斜
從科學教育到國難教育：中國教育出路的新探求
“一二九”運動：政治立場的再傾再斜
第七章卓越的國民外交使節
登臨歐洲講壇：鼓吹世界和平的號筒
奔走北美大地：爭取國際援助的使者
自西徂東回國：歸心似箭中的考察宣傳
第八章含辛茹苦育彼英才
在國共合作的“蜜月”中：初踐國民參政會
生活教育運動的新發展：生活教育社和育才學校的成立
古聖寺中的今聖：現代的新武訓
召喚創造之神：雛鳳展翅初翔
第九章赴湯蹈火爭此民主
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抗戰勝利前夕
當面容慘澹的勝利女神降臨之際
民主教育：生活教育理論的最後一章
黑榜“探花”：上海反內戰運動的前驅
第十章簡略的餘論
“愛滿天下”的陶夫子
別領風騷的大眾詩人
生活教育的新啟示
後記
第一章“陶行知現象”
巨星隕落四海同悲
開國第一文化罪案
批陶原因面面觀
批陶影響縱橫談
第二章三重文化圈中的跳躍
家鄉就讀：植根傳統的熱土
金陵求學：初放人生的曉光
負笈游美：走向嶄新的世界
第三章世界教育革新運動的傳應人
促使中國教育匯入國際教育運動的求索
爭取中國教育和政治民主化的嘗試
參與中國教育科學規範化的構思
第四章中國新教育運動的弄潮兒
運籌力行於中華教育改進社
奔走發動於平民教育運動
思想生滅於政海惡波瀾
第五章現代鄉村教育史上的明珠
曉莊誕生與生活教育理論的形成
生活教育理論的曉莊試驗
曉莊精神與曉莊影響
曉莊學校的天殤
第六章民族危機壓力下的轉向
亡命日本前後：中國教育出路的新思考
“九一八”事變：政治立場的加快傾斜
從科學教育到國難教育：中國教育出路的新探求
“一二九”運動：政治立場的再傾再斜
第七章卓越的國民外交使節
登臨歐洲講壇：鼓吹世界和平的號筒
奔走北美大地：爭取國際援助的使者
自西徂東回國：歸心似箭中的考察宣傳
第八章含辛茹苦育彼英才
在國共合作的“蜜月”中：初踐國民參政會
生活教育運動的新發展：生活教育社和育才學校的成立
古聖寺中的今聖：現代的新武訓
召喚創造之神：雛鳳展翅初翔
第九章赴湯蹈火爭此民主
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抗戰勝利前夕
當面容慘澹的勝利女神降臨之際
民主教育：生活教育理論的最後一章
黑榜“探花”：上海反內戰運動的前驅
第十章簡略的餘論
“愛滿天下”的陶夫子
別領風騷的大眾詩人
生活教育的新啟示
後記
後記
後記
在兩歷寒暑終於脫出書稿之後，很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不言自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傳主形象，是經過我們價值判斷後的陶行知。也就是說，有關傳主本人及相關他人的大量材料是經由我們之手篩選加工描述評斷，才“創造”了“這一個”陶行知。因此，書中的傳主形象只是我們眼中與心中的陶行知。倘若換一位作者來寫，則其所知之人及所論之世也許就不盡如此。儘管我們努力把傳主放到他所置身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大背景中去尋求其歷史活動的軌跡，並論析其思想和性格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及其一貫聯繫，儘管我們希望把研究的層次和角度儘量深入擴大，以求更準確地把握研究對象，但我們承認自己歷史視野的局限性，承認自己並非手執智珠，足以穩啟金扉。
印出的文章就如射出的箭和唱出的歌，它便不再屬於作者本人。因此，我們留心於有的放矢的求實精神，而不置意于飛矢不行的玄學論辯。同時，我們既欣賞陶行知所譯美國詩人朗費羅的名詩《箭與歌》：“我向空中射了一枝箭，/落下地來，我不知道它在何方；/只見它一去如飛，/眼光跟不上箭的去向。我向空中唱了一首歌，/落下地來，我不知道它在何方；/誰有如此敏捷健強的眼光，/跟得上歌聲的飛揚？”又讚美同時代另一位西方詩人的精警之言：“我以前的許多主張，‘現在同我更好的確信有了矛盾。然而箭一離弦便不再屬於射手了，言語一離開說話的口，尤其是經過大量印刷之後，便不再屬於他了。”（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前言》）當然，果能如朗費羅所吟：“好久好久以後，在一棵橡樹上，/我尋著了這枝箭，仍舊沒有破；/在一個朋友的心裡，/我尋著了這首歌，一個字也不錯。”（《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794～795頁）那便是我們莫大的欣慰了。
本書是國家教委“七五”期間重點科研項目。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國家教委、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華中師大科研處等有關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陶行知的家屬吳樹琴、陶曉光，和不同時期的有關朋友和學生，如曉莊時期的陸靜山、徐明清、李楚材、王琳、戴自俺，工學團時期的張健、方明、吳莆生，育才時期的胡曉風、蘇辛濤、李能壽、李正、畢汝欽，前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劉季平的夫人吳瀚，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徐春軒、嚴欣久以及南京、上海、歙縣陶行知紀念館湯翠英、余潔生、汪麥浪，都曾對本書伸出援手。作者謹在此對他們表示深切謝意。
唐文權
]990年歲末於武昌桂子山
在兩歷寒暑終於脫出書稿之後，很有一種如釋重負之感。
不言自明，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傳主形象，是經過我們價值判斷後的陶行知。也就是說，有關傳主本人及相關他人的大量材料是經由我們之手篩選加工描述評斷，才“創造”了“這一個”陶行知。因此，書中的傳主形象只是我們眼中與心中的陶行知。倘若換一位作者來寫，則其所知之人及所論之世也許就不盡如此。儘管我們努力把傳主放到他所置身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大背景中去尋求其歷史活動的軌跡，並論析其思想和性格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及其一貫聯繫，儘管我們希望把研究的層次和角度儘量深入擴大，以求更準確地把握研究對象，但我們承認自己歷史視野的局限性，承認自己並非手執智珠，足以穩啟金扉。
印出的文章就如射出的箭和唱出的歌，它便不再屬於作者本人。因此，我們留心於有的放矢的求實精神，而不置意于飛矢不行的玄學論辯。同時，我們既欣賞陶行知所譯美國詩人朗費羅的名詩《箭與歌》：“我向空中射了一枝箭，/落下地來，我不知道它在何方；/只見它一去如飛，/眼光跟不上箭的去向。我向空中唱了一首歌，/落下地來，我不知道它在何方；/誰有如此敏捷健強的眼光，/跟得上歌聲的飛揚？”又讚美同時代另一位西方詩人的精警之言：“我以前的許多主張，‘現在同我更好的確信有了矛盾。然而箭一離弦便不再屬於射手了，言語一離開說話的口，尤其是經過大量印刷之後，便不再屬於他了。”（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前言》）當然，果能如朗費羅所吟：“好久好久以後，在一棵橡樹上，/我尋著了這枝箭，仍舊沒有破；/在一個朋友的心裡，/我尋著了這首歌，一個字也不錯。”（《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794～795頁）那便是我們莫大的欣慰了。
本書是國家教委“七五”期間重點科研項目。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國家教委、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華中師大科研處等有關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陶行知的家屬吳樹琴、陶曉光，和不同時期的有關朋友和學生，如曉莊時期的陸靜山、徐明清、李楚材、王琳、戴自俺，工學團時期的張健、方明、吳莆生，育才時期的胡曉風、蘇辛濤、李能壽、李正、畢汝欽，前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劉季平的夫人吳瀚，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徐春軒、嚴欣久以及南京、上海、歙縣陶行知紀念館湯翠英、余潔生、汪麥浪，都曾對本書伸出援手。作者謹在此對他們表示深切謝意。
唐文權
]990年歲末於武昌桂子山
序言
在師範院校已經工作了整整40年，因此對教育與教育家懷有特別深厚的感情。對於陶行知先生更是景仰已久，記得還在讀國小的時候，老師就介紹過曉莊師範與“小先生”之類動人事跡。長大以後，有幸進入陶公的母校——金陵大學，1948年春曾在一個叫做《天南星》的牆報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陶行知與武訓》，批評學校不應只製作有關武訓的幻燈片而忘記了貢獻更大的陶行知。這當然是屬於配合反蔣鬥爭的政治評論，但對陶公的傾慕之情確是真摯的。
可是，從50年代初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客觀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曾被中共中央領導人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與黨外布爾什維克的陶行知，憑空與提倡單純“教育救國”之類改良主義联系起來。加以當時正把凱洛夫們的蘇式教育學奉為經典，以及對胡適實用主義的全面討伐，同樣淵源於杜威學派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也就成為殃及的池魚。為人民教育與新民主主義社會奮鬥終生的陶行知，在新社會到來以後反而受到歧視與冷遇，看來似乎奇特，其實也並非難以理解。因為，在“政治統帥一切”的那些年月，只有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為凌駕一切的最高神聖，此外則不容許或多或少承認其他任何權威。儘管陶行知生前毫無與某人爭一日之雄長的政治野心，死後也不具備搶先向馬克思報到的資格，但由於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已經形成一個相當完整而且譽滿中外的科學體系，這自然要成為那些熱衷於“大樹特樹”的人們心目中的障礙。
時過境遷。80年代以來，隨著《陶行知全集》的出版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陶行知研究會的相繼成立，陶行知的貢獻與地位已經得到社會上的廣泛承認。因此，我們絲毫無意於藉此書為陶公平反，書的開頭之所以舊事重提，無非是把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考察，探究其根源，總結其經驗，藉以提高認識並促進陶行知研究健康的發展。我們痛切地認為，把史學當作政治的婢女，為了某種政治需要而任意塗改歷史的醜惡社會現象，再也不能容許其繼續存在！
坦白地說，我們寫作這本傳記的目的就是“尋找真正的陶行知”。對於陶公的生平、思想、實踐，一是力求如實地寫出，二是力求合理的解釋。“三七開”、“四六開”之類功過品評已經令人厭倦，當然我們也無意把傳主寫成完美無缺的天縱之聖，陶行知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凡人。最近，陶公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請我講演，題目是《史學尋找自己》。史學為什麼要尋找自己？因為政治、經濟等因素層出不窮的干擾，史學已經趨於自我迷失。近幾年來，我不斷強調史學要保持獨立的科學品格，史學家要保持獨立的人格尊嚴，都是針對當代學術的嚴重缺失而言。我想，陶公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也會贊同我們用這種真誠的科學態度來寫他的傳記。
對於這樣一個“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真人”，苛求固然是很不恰當，溢美則是另外一種褻瀆。
這是一本教育家的傳記，但並沒有限於就教育言教育，也沒有限於就中國教育言中國教育。我們試圖以較廣闊的視野，即從跨文化與文化交感（CulturalInteraction）著眼，來寫這位教育家的思想與實踐的發展過程。陶行知固然屬於中國，但他同樣亦屬於世界。他是中西文化既相衝突而又相融會的產物，他把杜威的教育哲學引進中國，根據中國的國情與社會需要加以改造與發展，並且廣泛吸收了中國文化固有的與現今的各種積極因素，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教育哲學和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教育體系。他不僅是中國孔子以後又一位萬世師表，而且也是現代世界屈指可數的偉大教育家之一，因為他始終走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前頭，而在教育思想與試驗方面的貢獻早已超越了國界。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大手筆，是他提倡過的各種類別、層次教育的總括，所以本書為它花費了較多的篇幅，力圖作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論析。我們認為，生活教育（廣義的）一個很可貴的特點，就是提倡教育社會化與社會教育化，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提倡全社會辦大教育。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無論古今中外，我們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人，能夠像他這樣千方百計調動社會上一切積極因素來興辦教育，同時又這樣千方百計把教育的功能滲透到社會機體的許多層面與許多角落。其思慮之精與用力之勤，真是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常想，近代中國如果有兩百個真正像陶行知、晏陽初一樣的大教育家，則中國的教育甚至整個歷史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予生也晚，未能親聆陶公教誨；即使就陶研而言，我也屬於後進之列。但是，我所在的華中師範大學，對於研究與發揚陶行知的思想、精神的重視，卻是十餘年如一日，不僅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很早就出版了《陶行知全集》，而且還及時地成立了陶行知研究室，並且規劃了陶行知系列研究。我在校長任期之內，還與鄧宗琦諸同事一起努力營造並推廣“一校一縣”模式（一所大學與一個縣或縣級市全面協作），用意即在發揚光大陶公有關教育社會化與社會教育化的卓見遠識，憑藉社會力量來促進大學的發展，同時又把大學的功能全部奉獻給社會。記得有次我與世界銀行負責支援中國教育項目的居美博士談及此事，她充分給以肯定並表示支持說：“如果中國有500所大學與500個縣，都能像你們學校與仙桃市這樣全面協作，那該有多么好啊，而且還可以把這種模式推廣到第三世界其他國家。”我提及此事決非為華師自我宣揚，只不過是強調至今仍然有繼承、推廣、發展陶行知思想與精神的極端必要。我們仍然是一個教育相當落後的國家，又是一個口頭上似乎極端重視而在實際上又並不那么重視教育的國家，當前迫切需要的正是一大批不說偉大的空話而專辦平凡的實事的仁人志士。還是我那句老話，如果有兩百個真正像陶行知、晏陽初一樣的大教育家，則中國的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狀況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我決非忽視中國已經取得的各項長足進步，更無意貶低其他各行各業領導、專家的辛勤勞績，但我總覺得教育在中國至今仍未得到全社會應有的切實重視，因此我們正在繼續遭受歷史的懲罰，而同時也更加說明陶行知、晏陽初這樣一些全心全意辦教育的仁人志士的何等可貴。正是出於這種理解，才促使我們抓緊寫作這本傳記。當然，我們也高興地看到，陶行知研究隊伍已經與日俱增，陶行知研究會已經形成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社會網路。特別是曉莊師範已經煥發新的青春，安徽、江蘇、四川等省陶行知教育思想實驗區的開闢與發展，都必將在當代教育史上寫出光輝的篇章。
我在辭去校長職務之際曾經感嘆：“未了之事與未竟之願太多太多。”我想，陶公如果不是死得那樣早，那樣倉促，大概也不免會有類似的想法。因為，在中國，不管過去與現在，辦教育都是很難很難的啊！（當然我並非認為辦其他事業就不難。）但陶行知在那樣黑暗的年代，畢竟還能辦成眾多教育事業，留下如此深遠影響。這又使我們受到激勵，為之感奮，決心在陶行知已經走過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如果此書多少能夠引起讀者一些共鳴，或可作為當今從事教育工作的若干借鑑，那便是我們極大的安慰。
正在本書寫作過程之中，我應普林斯頓大學與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聯合邀請，來美國作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課題則轉移到中國基督教教會史領域。因此，主要的寫作與定稿任務便落在文權身上，他為此書盡了最大的努力。當然，由於指導思想、基本觀點、全書框架乃至體例、寫法都是我們共同商定的，全部初稿又經過我逐章逐節推敲並與文權商定如何修改，所以對於本書可能存在的缺點與不足之處，我都應該承擔自己應有的責任。我們殷切地期待著海內外讀者的批評，以便藉以改進自己的研究，並在將來有機會再版時把這本傳記修改得更切近於“真正的陶行知”。
章開沅
辛未春寫於花木怒放的普林斯頓之蟠音堂
可是，從50年代初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客觀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原來曾被中共中央領導人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與黨外布爾什維克的陶行知，憑空與提倡單純“教育救國”之類改良主義联系起來。加以當時正把凱洛夫們的蘇式教育學奉為經典，以及對胡適實用主義的全面討伐，同樣淵源於杜威學派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也就成為殃及的池魚。為人民教育與新民主主義社會奮鬥終生的陶行知，在新社會到來以後反而受到歧視與冷遇，看來似乎奇特，其實也並非難以理解。因為，在“政治統帥一切”的那些年月，只有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為凌駕一切的最高神聖，此外則不容許或多或少承認其他任何權威。儘管陶行知生前毫無與某人爭一日之雄長的政治野心，死後也不具備搶先向馬克思報到的資格，但由於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已經形成一個相當完整而且譽滿中外的科學體系，這自然要成為那些熱衷於“大樹特樹”的人們心目中的障礙。
時過境遷。80年代以來，隨著《陶行知全集》的出版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陶行知研究會的相繼成立，陶行知的貢獻與地位已經得到社會上的廣泛承認。因此，我們絲毫無意於藉此書為陶公平反，書的開頭之所以舊事重提，無非是把它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考察，探究其根源，總結其經驗，藉以提高認識並促進陶行知研究健康的發展。我們痛切地認為，把史學當作政治的婢女，為了某種政治需要而任意塗改歷史的醜惡社會現象，再也不能容許其繼續存在！
坦白地說，我們寫作這本傳記的目的就是“尋找真正的陶行知”。對於陶公的生平、思想、實踐，一是力求如實地寫出，二是力求合理的解釋。“三七開”、“四六開”之類功過品評已經令人厭倦，當然我們也無意把傳主寫成完美無缺的天縱之聖，陶行知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凡人。最近，陶公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請我講演，題目是《史學尋找自己》。史學為什麼要尋找自己？因為政治、經濟等因素層出不窮的干擾，史學已經趨於自我迷失。近幾年來，我不斷強調史學要保持獨立的科學品格，史學家要保持獨立的人格尊嚴，都是針對當代學術的嚴重缺失而言。我想，陶公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也會贊同我們用這種真誠的科學態度來寫他的傳記。
對於這樣一個“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真人”，苛求固然是很不恰當，溢美則是另外一種褻瀆。
這是一本教育家的傳記，但並沒有限於就教育言教育，也沒有限於就中國教育言中國教育。我們試圖以較廣闊的視野，即從跨文化與文化交感（CulturalInteraction）著眼，來寫這位教育家的思想與實踐的發展過程。陶行知固然屬於中國，但他同樣亦屬於世界。他是中西文化既相衝突而又相融會的產物，他把杜威的教育哲學引進中國，根據中國的國情與社會需要加以改造與發展，並且廣泛吸收了中國文化固有的與現今的各種積極因素，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教育哲學和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教育體系。他不僅是中國孔子以後又一位萬世師表，而且也是現代世界屈指可數的偉大教育家之一，因為他始終走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前頭，而在教育思想與試驗方面的貢獻早已超越了國界。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大手筆，是他提倡過的各種類別、層次教育的總括，所以本書為它花費了較多的篇幅，力圖作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論析。我們認為，生活教育（廣義的）一個很可貴的特點，就是提倡教育社會化與社會教育化，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就是提倡全社會辦大教育。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無論古今中外，我們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人，能夠像他這樣千方百計調動社會上一切積極因素來興辦教育，同時又這樣千方百計把教育的功能滲透到社會機體的許多層面與許多角落。其思慮之精與用力之勤，真是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常想，近代中國如果有兩百個真正像陶行知、晏陽初一樣的大教育家，則中國的教育甚至整個歷史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
予生也晚，未能親聆陶公教誨；即使就陶研而言，我也屬於後進之列。但是，我所在的華中師範大學，對於研究與發揚陶行知的思想、精神的重視，卻是十餘年如一日，不僅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很早就出版了《陶行知全集》，而且還及時地成立了陶行知研究室，並且規劃了陶行知系列研究。我在校長任期之內，還與鄧宗琦諸同事一起努力營造並推廣“一校一縣”模式（一所大學與一個縣或縣級市全面協作），用意即在發揚光大陶公有關教育社會化與社會教育化的卓見遠識，憑藉社會力量來促進大學的發展，同時又把大學的功能全部奉獻給社會。記得有次我與世界銀行負責支援中國教育項目的居美博士談及此事，她充分給以肯定並表示支持說：“如果中國有500所大學與500個縣，都能像你們學校與仙桃市這樣全面協作，那該有多么好啊，而且還可以把這種模式推廣到第三世界其他國家。”我提及此事決非為華師自我宣揚，只不過是強調至今仍然有繼承、推廣、發展陶行知思想與精神的極端必要。我們仍然是一個教育相當落後的國家，又是一個口頭上似乎極端重視而在實際上又並不那么重視教育的國家，當前迫切需要的正是一大批不說偉大的空話而專辦平凡的實事的仁人志士。還是我那句老話，如果有兩百個真正像陶行知、晏陽初一樣的大教育家，則中國的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狀況都會是另外一番景象。我決非忽視中國已經取得的各項長足進步，更無意貶低其他各行各業領導、專家的辛勤勞績，但我總覺得教育在中國至今仍未得到全社會應有的切實重視，因此我們正在繼續遭受歷史的懲罰，而同時也更加說明陶行知、晏陽初這樣一些全心全意辦教育的仁人志士的何等可貴。正是出於這種理解，才促使我們抓緊寫作這本傳記。當然，我們也高興地看到，陶行知研究隊伍已經與日俱增，陶行知研究會已經形成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社會網路。特別是曉莊師範已經煥發新的青春，安徽、江蘇、四川等省陶行知教育思想實驗區的開闢與發展，都必將在當代教育史上寫出光輝的篇章。
我在辭去校長職務之際曾經感嘆：“未了之事與未竟之願太多太多。”我想，陶公如果不是死得那樣早，那樣倉促，大概也不免會有類似的想法。因為，在中國，不管過去與現在，辦教育都是很難很難的啊！（當然我並非認為辦其他事業就不難。）但陶行知在那樣黑暗的年代，畢竟還能辦成眾多教育事業，留下如此深遠影響。這又使我們受到激勵，為之感奮，決心在陶行知已經走過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如果此書多少能夠引起讀者一些共鳴，或可作為當今從事教育工作的若干借鑑，那便是我們極大的安慰。
正在本書寫作過程之中，我應普林斯頓大學與普林斯頓神學院的聯合邀請，來美國作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課題則轉移到中國基督教教會史領域。因此，主要的寫作與定稿任務便落在文權身上，他為此書盡了最大的努力。當然，由於指導思想、基本觀點、全書框架乃至體例、寫法都是我們共同商定的，全部初稿又經過我逐章逐節推敲並與文權商定如何修改，所以對於本書可能存在的缺點與不足之處，我都應該承擔自己應有的責任。我們殷切地期待著海內外讀者的批評，以便藉以改進自己的研究，並在將來有機會再版時把這本傳記修改得更切近於“真正的陶行知”。
章開沅
辛未春寫於花木怒放的普林斯頓之蟠音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