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

《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五個章節考察了村社服務和田賦徵收方面的一些內生性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

基本介紹

• 書名：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
• 作者：[美] 李懷印
• 譯者：王士皓、歲有生
• ISBN：9787101061147
• 頁數：392頁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裝幀：平裝
• 開本：大32開

圖書信息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32

ISBN: 7101061141, 9787101061147

條形碼: 9787101061147

尺寸: 20 x 13.8 x 1.8 cm

重量: 381 g

內容簡介

《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五個章節考察了村社服務和田賦徵收方面的一些內生性制度的實際運行情況。焦點問題是村莊合作制度何以產生並持久存在，它們對理解中國的小農、小農社會以及鄉村治理形態有何含義。第二章考察這些合作制度賴以產生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背景，重點闡述獲鹿縣所處的冀中南在華北“區域”（macroregion）的“核心”（core）位置。第三章從比較的角度討論村莊合作制度的產生和實際運行問題，強調隱藏在鄉間習慣做法背後的小農觀念尤其是互惠及生存倫理的重要性。為了理解農民行為和解釋合作性實踐的連續性，第四章詳細考查了有關鄉民輪流充任稅收代理人和地方管理者的糾紛，主要討論在不同的情況下，普通民眾和地方士紳的不斷變化的動機和策略。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別考察了田賦和契稅徵收中的各種做法，以此說明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形態的某些特徵。

第二部分探討1900年後由於實施全國性的行政制度及現代化措施而在鄉村中發生的變化，目的是據此評估“現代國家建設”（state-making）在地方村社中的實效。第七章關注的是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之後，村民們之間因為新設的村長（或村正）一職而產生的種種訟爭。其中令人感興趣的是，外加的官方制度和國家話語，如何跟地方傳統做法及理念產生互動，重新塑造地方政治生態。第八章把焦點轉移到地方自治的另一個重要項目——新式國小的創設和維持上面。分析的重點，乃是鄉民們如何在此一嶄新的村社集體項目中，繼續發揮其既有的合作傳統；同時，地方精英又如何利用舊有特權，加之從官方新獲得的資源，進一步擴大其象徵利益和物質利益。第九章討論地方勢力在官府加重稅務負擔之後的反應，尤其是20世紀前30年向官府的歷次請願和討價還價活動。第十章轉而討論國民黨時期鄉村行政結構的改組問題，尤其是新一輪政治變革所引發的話語及制度上的變化，以及村莊日常治理活動中地方傳統習慣的延續。為了考察20世紀早期各階段在行政制度化方面所取得的實際效果，第十一章重點探究該縣調查黑地的情況，重點放在1930年代的歷場運動上，從中可以看出國民黨時期在行政現代化方面所獲得的突破及不足之處。除了以上各章的實證研究之外，讀者可以從第一章中了解到《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所要探究的主要問題，以及作者的研究思路。最後一章則回顧了全書的主要觀點，並進一步闡發了相關問題。

目錄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一部分 地方治理

第二章 背景

第三章 農民社群中的合作與控制——鄉地制

第四章 規則、自利和策略——鄉地充任糾紛

第五章 徵稅

第六章 土地和稅收管理

第二部分 1900年以後的新變化

第七章 權力、話語與合法性——村正充任糾紛

第八章 興學上的合作與衝突

第九章 精英行動主義

第十章 鄉村重組

第十一章 清查“黑地”

第十二章 結論

參考文獻

譯者後記

地圖和圖表目錄

地圖

1. 1920年代的獲鹿縣

2. 1932年的河北省

圖表

2.1 1930年代冀中南和東北部種植模式

2.2 1939年獲鹿縣馬村的種植模式和商品化

2.3 1942年順義縣沙井村的種植模式和商品化

2.4 1930年河北省各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2.5 1910-1936年獲鹿田賦徵收率

2.6 1931年冀中南24縣納稅情況

2.7 1930——1933年冀中南和冀東北稅額完成情況

3.1 1912——1929年間關於鄉地服務正式提起訴訟的糾紛數量

3.2 獲鹿縣和河北省稅額完成情況

5.1 1914年、1917年和1920年獲鹿縣田賦徵收累計月報

8.1 獲鹿縣國小堂的創辦情況（1904-1917年）

8.2 獲鹿縣的國小堂學費（1914年）

11.1 1933年獲鹿縣第一區鄉長已報和未報的黑地

前言

本書的資料來源，主要是晚清和民國時期直隸(河北)獲鹿縣檔案(大約5000卷，現藏於河北省檔案館)，內容涉及基層行政管理的各方面，包括各村田賦、差徭、兵差及契稅的徵收、黑地調查、村級行政人員選任以及興辦新式學堂的具體活動。這些檔案材料的可貴之處，首先在於檔案資料在年代上的連續性。過去對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要么集中在晚清，要么集中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關一二十年代北洋時期中國鄉村的研究，因資料偏少，相對薄弱。相比之下，獲鹿縣檔案完好保存了晚清和民國早期的材料，對於研究近代鄉村社會的變革與連續性，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這些檔案資料，大部分是因為村民之間在納稅、村政權、辦學等等具體的日常行政治理活動方面而產生的糾紛、官司記錄，包括狀詞、辯狀、堂供、役警調查報告等，從而把村莊日常治理的一幅幅畫面，活生生地再現出來，有關當事人的動機、策略以及當地的各種習慣做法和社會政治關係盡顯其中，克服了以往西方學者研究華北鄉村所倚重的滿鐵調查資料的弱處；滿鐵調查雖然做得縝密、詳實，但集中在經濟方面；社會、政治方面，只有制度、慣行方面的描述，少有反映村民個體活動及其思想行為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