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

《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歷史系副教授李懷印書寫的。作者從微觀史的角度探究在集體化和改革時期中國鄉村的社會經濟變化，重點考察位於長江下游江蘇中部里下河地區“秦村”的歷史變遷，尤其是從中所折射的中國農民在不同制度設定下的動機和行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基本介紹

• 書名：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
• 作者：李懷印
• 原版名稱：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 ISBN：9787 5118 11981
• 類別：圖書 > 經濟 > 行業經濟
• 頁數：326頁
• 定價：35.00
• 出版社：中國法律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0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作者簡介

李懷印，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歷史系副教授。1 987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近代史碩士學位，1993年赴美，入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歷史系，師從黃宗智教授，研究近現代中國鄉村社會，2000年獲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 875-1 93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中文版《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華書局，2008年和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本書獲第三世界研究協會2009年度最佳圖書獎及中國留美歷史學會2009年度傑出學術貢獻獎。目前正在從事兩項課題的研究，一是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與歷史敘事，初步成果發表於Modern China及History and Theory等英文學術期刊：另一項則為從全球史的角度對清代以來中國國家的現代改造和社會轉型所作的比較研究。

內容簡介

《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從微觀史的角度探究在集體化和改革時期中國鄉村的社會經濟變化，重點考察位於長江下游江蘇中部里下河地區“秦村”的歷史變遷，尤其是從中所折射的中國農民在不同制度設定下的動機和行為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作者並從一個新的視角解讀鄉村中國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包括國家和鄉村的關係，基層幹部與村民的關係，集體化時期的經濟激勵與農業效率的問題，以及改革時代的新發展。

目錄

插圖列表

重量、長度及貨幣換算

秦村行政變遷

英文版前言

中文版附記

第1章　導論：關於中國農民的對立觀點

第一部分　1950年代的囊從與抵翻

第2章　經濟利益、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農業集體化

第3章　“民眾鬧事”：對農業集體化的抵制

第4章　大躍進及其後果

第二部分　社會主義下的權力和控制

第5章　“正當的武器”：集體化時期的政治參與

第6章　文化大革命：一個多側面的經歷

第7章　國家的延伸：“文革”時期的基層控制

第三部分　個人、家魔和集體

第8章　集體化時期的日常勞動策略

第9章　家庭周期和收入差異

第10章　農業增長和社會進步

第四部分　改革時期

第11章　去集體化

第12章　國家的收縮：鄉村政治和社群生活

第13章　從統治到治理

第14章　結論

參考文獻

文摘

鄉村與國家的關係

插圖

1950年代的集體化，無疑剝奪了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使得他們成為農業合作社及之後的生產隊的依附者。然而這並不應致使我們想當然地以為，他們軟弱無力，易受似乎是全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操控，或者以為，後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把任何控制和榨取手段加諸前者。恰恰相反，農民通過執著和堅定的抵抗，能夠對國家鄉村政策的制定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本書對1950年代農業集體化的考察表明，農民在此一過程中使用了各種策略來表達和捍衛他們的利益。為了抵制危及其生存的、不得人心的國家政策，村民們首先訴諸固有的價值觀和習俗，包括傳統倫理（主要是生存權意識），共同體內部的社會關係，以及民間宗教信仰，所有這些，對他們來說，都是強而有力且易被利用的。然而，一旦國家在農村建立起行政及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權，村民們便逐漸轉向使用政府允許的合法途徑，運用官方的話語來表達他們的要求，使其行為在國家面前顯得“正當”（rightful，亦即合法）。他們的抵制，既可以採取日常的、隱性的不服從方式，也可以採取公開的、聚眾鬧事的形式，從而促使國家在鄉村政策上作出了實質性的調整。這種情況，在1950年代普遍發生的抵制合作化浪潮過後以及1960年代初大躍進災難過後不久皆出現過。

為了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並激發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經過調整或新制定的政策，在整個集體化時代大體上維持未變。

1980年代早期家庭責任制的實施，最好應該看做是國家自1950年代以來，在應對民眾抗議而不斷進行的農村政策調整過程中，所邁出的既符合邏輯也更為深遠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