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近代中國

《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第一次系統地回顧了20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各個時期的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書寫，包括1949年以前現代化史學與革命史學的平行發展和對抗、195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科化以及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末的“激進史學”、19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引進、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學主敘事危機和史學的“後現代轉向”，並深入探討了主敘事構建背後的複雜原因。

基本介紹

• 書名：重構近代中國
• 作者： 李懷印
• 出版社： 李懷印
• 出版時間：2013-10

圖書信息

作者: 李懷印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副標題: 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
譯者: 歲有生/王傳奇
出版年: 2013-10
頁數: 332
定價: 55.00元
ISBN: 9787101092981

內容簡介

當我們津津樂道地談論歷史問題時，很少有人關注這些膾炙人口的歷史進程是如何產生的？建構這些歷史進程的史學家有著怎樣的現實關注和心路歷程？這些歷史進程是否真實無誤？所有答案似乎都可從《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中去尋找。

《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第一次系統地回顧了20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各個時期的中國近現代史歷史書寫，包括1949年以前現代化史學與革命史學的平行發展和對抗、195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科化以及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末的“激進史學”、19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引進、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學主敘事危機和史學的“後現代轉向”，並深入探討了主敘事構建背後的複雜原因。由此得出結論：儘管史學家們努力如實還原歷史，但最後總是不可避免地寫出既符合現實議程，又為政冶合法性服務的歷史。在解構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敘事之後，《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提出了一個在時的、開放的歷史觀，以期有助於辨清現今的中國在通往最終目標的漫長道路上所處的位置，從存在諸多可能性的、雜亂無章的過去找出線索，以把握中國未來社會改造的軌跡。

作者簡介

李懷印，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歷史系副教授。1987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近代史碩士學位，1993年赴美，入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歷史系，師從黃宗智教授，研究近現代中國鄉村社會，2000年獲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ViI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1875-193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中文版《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華書局，2008年和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and Reform：A Micro—History．1948—200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本書獲第三世界研究協會2009年度最佳圖書獎及中國留美歷史學會2009年度傑出學術貢獻獎。目前正在從事兩項課題的研究，一是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意識形態與歷史敘事，初步成果發表於Modern China及History and Theory等英文學術期刊：另一項則為從全球史的角度對清代以來中國國家的現代改造和社會轉型所作的比較研究。

目錄

前言
中文版附記
第一章 導論
政治認同和歷史表達
歷史表述中的真實與虛構
1949年前的對立敘事
從學科化到激進化：毛澤東時代
從新啟蒙到現代化：改革時代
在全球化時代重寫歷史
第二章 現代化敘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義史學
現代化話語
中國的現代化
歷史和政治
1930年代的實用主義轉向
第三章 革命敘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
現代化抑或革命？
走向毛澤東式史學
民族認同、國家建造與歷史寫作
第四章 製造新的正統：195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科化
階級鬥爭抑或主要矛盾？
階級鬥爭說的勝出
新正統所含的悖論
第五章 在過去和現在之間：毛澤東時期的史學激進化
“史學革命”
捍衛歷史主義
李秀成降清之爭
“史學革命”的繼續
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鬥爭之外
第六章 挑戰革命正統：1980年代的“新啟蒙”史學
挑戰正統史學
賣國還是愛國：重新評估洋務運動
英雄還是愚昧：重新評估義和團
黎澍與新啟蒙史學
1949年後的中國自由主義
第七章 從革命到現代化：改革時期史學研究的範式轉型
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理論？
從近代化到現代化
在中國發現“現代性”
改革時期的樂觀主義
第八章 危機中的主敘事
革命敘事的退卻
超越主敘事
中國史學的“後現代轉向”？
探尋歷史“真相”
第九章 結語
歷史之作為實際與作為被建構的敘事
解構敘事
在時和開放的中國近代史
前瞻：全球化中的中國
注釋
參考文獻

未定妝的歷史

對歷史的妝扮，並非虛構與編造，而是將業已發生的事情按照某種線索性因素編排起來，形成一個連貫的歷史過程，並通過對歷史過程的敘述，強化線索性因素的正確性。靠著線索的作用，歷史被建構成這樣或那樣歷史主題下的運動軌跡，所有歷史敘述都圍繞著主題而展開，這就是所謂“宏大敘事”。

宏大敘事本身和化妝術並無本質區別，它們都以實際存在為依據，通過某種手法突出其要突出的部分，淡化與妝扮目標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創造出一個整體協調的全貌。顯然，妝扮過後的面貌，與最初的真實存在並非同一事物，二者之間的差距，就是“善”、“美”與“真”的距離。但這並不意味著宏大敘事是對歷史的刻意扭曲，它只是試圖從紛繁多變的歷史事實中尋找一以貫之的主題，把某段歷史的來龍去脈講清楚；同時，在一定的篇幅內對一段歷史做概述，也必須要做內容的剪裁，這種剪裁也只能以敘述主題相關的內容為重點，使其在歷史上的特殊意義越發突出。

在宏大敘事展開時，近代史無疑是最受關注的一頁。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的半個多世紀，中國近代史的敘事結構、時代主題與歷史走向，都曾備受關注。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史學危機”以來，宏大敘事日趨式微，而代之以個案研究。在今日，這一問題不但在專業領域處於失語狀態，在公共史學領域也被各類趣聞軼事所遮蔽。

為何會走到這一步？如果只強調舊有敘事方式的缺陷，只不過是重彈“史學危機”的老調，若沒有對先前各種敘事結構的理性分析，恐怕很難從泥沼中抽身。

從方法論上，美國中國學的研究者有著高度的自覺。無論是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德里克的《革命與歷史》，還是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從研究取向、學理與學術實踐以及敘事結構與敘事手法上，部分回答了中國史歷史敘事的困境問題。在這方面，中國學者的反思確實不及這些美國學者那樣深入並全面。不過，美國華人學者李懷印——他曾有中國大陸的學術背景——新近出版的《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對近代史的敘事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他的著作專門討論了中國近代史寫作中宏大敘事的形成與形成動因，以及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敘事目的的轉變，和主敘事（與“宏大敘事”同義）衰頹時代如何重建敘事結構。

李懷印認為，“現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作為中國近代史敘事的兩種主要取向，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產生，前者認為中國近代史就是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的歷程，二十年代國民黨通過軍事手段建立民族國家的舉動能夠推動現代化的實現；後者則認為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外有列強欺凌、內有王朝壓迫的環境下，革命成為時代主題，一次次的革命不斷滌盪著舊時代的基礎，而這一階段的歷史更應以共產革命的勝利作為終結。

因為對近代歷史的最終方向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在敘述歷史過程時，現代化敘事與革命敘事各自選取最能體現其敘事主題的事件作為歷史的關鍵點。比如，現代化敘事會選擇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和“三民主義”作為重點描述對象，除了義和團運動作為反面例證外，其他幾個被描述對象都是被充分肯定的。與之相對應，革命敘事則會選擇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等作為正面描述對象，強調這些運動的抗爭色彩與革命性，而對洋務運動持否定態度。

正如《重構近代中國》指出的，在1949年之後的“十七年史學”中，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科化，革命敘事經過歷史學專業內的修正，已經成為中國大陸近代史敘事的大宗；之後的十年左右時間裡，因受到政治的左右，並非出自學術表述的、非理性的對革命的強調，擾亂了已經成型的近代史表述。因此，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近代史敘事既要清除非學術性的歷史敘述，也要對“現代化”的時代主題有所反饋。學者們受到歐美學術界研究取向與研究方法的影響，通過對個例的分析，對既有的敘事模式進行顛覆，使近代史從整體變成碎片，這就是近代史敘事的現狀。

作為後現代史學批判的對象，“宏大敘事”被認為是一種主觀建構，且被視為“合謀”的一部分。正如我用化妝術所做的類比，歷史敘事本身並不是對全部事實的再現，而是在某種觀念下對歷史線索的梳理，和依據線索對歷史本身的重新編排，其本意不在於製造歷史或篡改歷史，而是突出某種觀念的力量。展現全部歷史事實，無益於我們了解過去，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就未曾記述單純的文化與經濟活動，正是此理。呈現混亂的歷史現場，除了讓我們感受到當時的活力之外，恐怕我們能夠體會的，只有喧囂與騷動。我們需要宏大敘事，特別是作為與現實聯繫密切的近代，需要被反思。被解釋，被敘述。

近代並不單純是當代的昨天，也是古代的明天，任何近代史書寫者都不可能只談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歷史，他們審視近代的參照系不可能只有當下，還應包括古代。當下作為思考某段歷史的出發點存在，但古代作為思考近代的前提存在，過多地強調現實對近代史敘事的影響，而忽視建構近代史過程中對古代史的思考，可以說是《重構近代中國》的遺憾所在。

另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是，無論是現代化敘事還是革命敘事，都被視為“線性歷史”，受到後現代史家的質疑。所謂線性歷史，就是從一點到另一點，有明確軌跡的發展過程。在結果已經被知曉的情況下，很容易將此前的歷史按照這一結果編排起來，造成一個線性的發展序列。

線性的歷史描述會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也會對很多對歷史結果不造成影響的事件採取忽略的態度，比如近代史敘事中，可能徐悲鴻個人繪畫風格的轉變就不會作為重要的環節被考察，蔣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記里表現的個人情緒也不會被看做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但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當代的很多史家非常強調這些歷史細節的意義，並以書信、日記、檔案等材料為依託，展開他們的研究，對原有的線性歷史敘述進行衝擊。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生動鮮活的細節考察，很多時候是線上性敘述的框架下展開的，如果線性結構的歷史主敘事是坐標系的話，他們的研究就是在確定某一個坐標點的位置，或者其位移過程。一個又一個坐標點的發現和確認，有時會對坐標系的繪製提出修正，但不能取代坐標系，更無法取消坐標系。

在專業領域，作為歷史坐標系的宏大敘事不可缺席，在公共史學領域，它也同樣重要。趣味性的歷史閱讀是消費行為，而非完整的認知行為。坐標系的重新確立，對於“述往事，思來者”的意義不言而喻。重建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的坐標系，總容易讓人憂慮，學者和公眾都認為重建近代史敘事會與曾經烜赫一時的革命敘事相衝突，事實未必如此。在李懷印的分析中，現代化敘事在二十世紀末遮蔽或者說代替了革命敘事，而從線性的近代史敘事來看，革命敘事未必是不正確的。只要不將其作為近代史的終結點，就有可能重構完整而立體的近代圖景。

如果說，過去的近代史敘事有一種“淡掃蛾眉朝至尊”的霸氣，未來的近代史敘事，因其對歷史和學術的敬畏，應該有點“畫眉深淺入時無”的羞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