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嵐子胡同位於西安門大街的劉蘭塑胡同與天慶胡同接合處，位於西城區東北部。北起大紅羅廠街，南端西折至劉蘭塑胡同。東西走向，寬不過五、六米，長不足百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草嵐子胡同
- 位於：西城區東北部
- 北起：大紅羅廠街
- 原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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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名稱由來
歷史變遷
據《京城五城坊巷胡同集》記載，元代此地屬積慶坊四鋪，明清時屬皇城西苑範圍，多是為宮廷服務的設施和倉儲之地，均不見有"草嵐子"地名。但此地原有酒醋局、羊房(後訛為養蜂)夾道、御馬倉草欄等地名，"草嵐"似由"草欄"諧音而來，成名於民國初年。雖然這條小胡同名不見經傳，但卻因三十年代在這裡設定了"草嵐子監獄"而名聲大振。這是一座關押"政治犯"的特種監獄，曾有一大批共產黨員被囚禁在這裡。
胡同特色
主要建築
草嵐子監獄是一片占地面積5萬多平米的舊式建築。在明清年間，這一帶是御馬監草料場，《順天府志》稱這裡為“草攔子”。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稱這裡為“草籃子”。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年）始稱這裡為“草嵐子”。“草嵐子”即由草料場演變而來。在這個草料場的附近，明代有個安樂堂，是用來拘禁犯罪宮女的所在，有病或年邁的宮女也被送到該處坐以待終。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清政府設立巡警部京師警察廳，下設東、西、中三個分廳，草嵐子即是京師警察廳中分廳，內設看守所，拘押對象是西什庫天主堂所轄教區中的不法教民。光緒三十四（一九○八年）曾擴建看守所，從此初具規模。看守所後牆沒有門，門外就是草嵐子胡同。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這裡是京師地方審判監獄，因為收押犯人數百，監房狹窄，人滿為患，從而再度擴建，並在監獄後牆上開了一個洞門，通向草嵐子胡同，凡押送犯人，犯人病故，犯人親屬探監，都從草嵐子胡同那個後門出入。
久而久之草嵐子監獄出了名。其實草嵐子監獄只是社會俗稱，它的正式名號先後是：京師地方審判廳第二監獄，宛平縣分監獄、北平軍人反省院、軍監獄、北平高等特種刑事法庭第二看守所，主要用來囚禁中共黨員和革命民眾。日本投降後，曾用來關押日本戰犯。解放以後，改為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49年後一度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後改為公安學校分校。草嵐子監獄曾是西城區文物暫保單位，於1988年拆除。
草嵐子監獄,東西長、南北窄，正門在酒醋局胡同（今文津街13 號院內），北門在草嵐子胡同東頭。1931年9月，國民黨政府為關押北平、天津兩地被捕的共產黨人，將這裡作為臨時看守所。1932年3月改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坐北朝南，大門東向，院子東面是一座灰色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樓上是監獄辦公室，樓下南側是犯人食堂，北側有醫務室和犯人會見家屬的視窗。樓後有1幢長筒形的大房子，中間有東西走道，兩邊各有10間牢房，通道兩邊各有1道欄桿，把牢房分為南監、北監。南監為“監”字號牢房，全部關押男犯人，北監稱“省”字號牢房，6間關押男犯人，4 間關押女犯人。牢房又稱號子，每間6-7平方米，裡面是3張靠牆的大木炕。南監牢房的窗外是後院，也是犯人放風的地方。監獄的院牆用舊城磚砌成，高3米，牆上設電網。院子四周築有崗樓，戒備森嚴。
1931年，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鑑，省委委員安子文、省委秘書長薄一波、省委巡視員胡錫奎和劉瀾濤、楊獻珍等一批地下黨員被捕，關押在此。中共北方地下黨組織，包括順直（河北）省委、省軍委、青年團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殷鑑、楊獻珍、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董天知、韓均、周仲英、張友清、趙林、李楚離、田星雲，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馮基平、王鶴峰、李力果、劉有光、劉革平、候振亞、唐方雷、傅雨田、劉亞雄、扶屏、黃建純、馬輝元、朱則民、孔祥禎、趙明新、高仰雲、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繼被捕入獄。所謂文革時“61個叛徒”案,當時活著的只有35人，22個省部長，13個廳局長。
周邊建築
草嵐子胡同東側為國防部院牆，西側多平房住宅。
歷史意義
草嵐子監獄的獄中黨支部為了抵制敵人不斷的“審查”和用酷刑迫使政治犯的“轉變”，深感加強全體黨員的黨性鍛鍊和對黨員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重要性，於是便提出“把敵人的監獄變成學習馬列主義的黨校”。他們在獄中成立了學習委員會，由楊獻珍擔任負責人具體指導。薄一波、安子文通過與看守交朋友、拉關係，用高於市場的價錢請他們把報紙和英、俄、法文版的馬列主義著作買進來，然後再由他們把重要新聞剪摘下來，在監房裡傳閱。楊獻珍和廖魯言懂英文，殷鑑懂俄文，李楚離懂法文。外文版的書籍由他們負責譯成中文，然後再由韓鈞、傅雨田、朱則民等用工整的小楷在麻紙上抄寫出來供大家閱讀。在獄中搞翻譯是相當不易的，尤其是楊獻珍，他的腳上戴著12斤重的大號腳鐐（中號6斤、小號3斤），一方面還要把炕頭當桌子進行艱難的翻譯。他們翻譯了大量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卡爾·馬克思》、《社會主義與戰爭》，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問題》等，並秘密送到各“號子”傳閱，由高水平的同志講解。薄一波、韓鈞等同志成了理論教官。在學習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同時，他們還規定每人必須學一種或兩種外語，而且還出版了《拉丟》和由楊獻珍、胡錫奎編寫的《紅十月》等小冊子，不斷地激勵著同志們的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