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早期經歷,青年時期,堅持己見,去世,人物評價,史書記載,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范升幼年時喪失父母，生長於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讀書， 9歲時就能通曉《論語》、《孝經》。長大後，就專門研究《易經》和《老子》，並以教授生徒為業。范升所研究的《易經》，是西漢宣帝時由梁丘賀這個人傳下來的，所以稱為《梁丘易》。
青年時期
范升的青年時期，正處於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激化、社會動盪不寧的時期。其時，青徐一帶的農民起義已經發展蔓延，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即將爆發。但王莽政權還在力圖維護自己的統治，為了轉移國內矛盾，大批徵發兵力，攻打周邊少數民族。另一方面，為了標榜自己的賢明，還在不斷籠絡文人學士。故此時范升被王莽政權的大司空王邑徵用，引為漢曹史，輔佐王邑制定政策。
范升很了解全國的局勢，曾專門寫了一份意見書，指出當時的危險不只來自外族，而主要來自國內，所謂“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他指出，當時全國的形勢已是田地荒蕪，糧價騰躍，吏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經燃燒起來了。他奉勸王莽政權迅速改弦更張，並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親自見到王莽，陳述自己的意見。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權非但不能採納他的意見，反而認為他在危言聳聽，遂把他送上巡視地方的車子，將他送到上黨，說是讓他到那裡巡視。其時，劉秀的起義軍已經占領上黨，范升遂留在了起義軍中。
因為范升枉當時有一定的學術聲望，而且頗懂政治，所以東漢建立以後設立經學博士時，他與粱恭等人被劉秀立為《易經》博士。他很謙虛，認為自己比粱恭年輕，又不比粱恭經學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換他人。劉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詔引見， “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堅持己見
自西漢以來，一些懦生就以講經為名，把自然界出現的一些怪異現象與人事的安危禍福聯繫起來，用經學的條文加以解釋論證，後人有稱這種懦術為“天人之學”的。這種風氣，在齊地尤盛。特別是對於《易經》的講究，更把它當作占卜未來吉凶安危以及重大政治變動的卦書來看待。劉秀建立後漢後，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噓，說這是他們早已予料和推斷出的事情。劉秀雖然不信這種胡說，但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這種君權神授的現點，所以，到東漢時期讖緯之學更盛行起來。劉秀還企圖把一些專門研究“天人之變”的易學以及與此有關的其它經學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為之設立博士員位。
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正月，尚書令韓歆上疏，請求為《費氏易》、《左氏春秋》設立博士，劉秀在背後支持，下詔讓當時的公卿大夫、博士們討論。所謂《費氏易》，是指西漢齊人費直所傳的易經，是以《易經》來占卜筮問的專門學問；至於《左氏春秋》，即左丘明的《左傳》，在當時亦被有人當作占驗政治變動的專學。對於這個建議，范升堅持反對意見，他與韓歆、太中大夫許淑等人展開激烈辯論，至“日中乃罷”。他認為，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
在他看來，《左傳》是左丘明對於春秋重大事件的解釋，違背了孔子褒貶之大義，是不能當作聖經來看待的。至於《費氏易》等類，則更屬經學異端，根本乙不可登大雅之堂。這是他公開提出的理由。實際上，他從劉秀鞏固統治地位的利益出發，有著更高的考慮。在這場辯論之後，他就專門給劉秀上了一封奏章，說明他反對多立經學博士的真正用心。他認為，劉秀痛疾學術的衰微，用心於學術，務求廣見博聞，這種用心是良苫的。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求廣而不求精，勢必引起諸家競起，爭取自己的官學地位，會使雜七雜八的東西充斥其間， 長久爭論不休。到那時，聽從這些非正統學問的議論，就會失道，如果不聽從他們的議論，那就會失人，將會進退維谷，“恐陛下必有厭聽之倦”，難以駕御這種局面。他反覆奉勸劉秀，說劉秀“草創天下，綱紀未定，”“奏立《左》、《費》， 非政急務”；要劉秀向漢武帝學習，“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正其本末，方可治理萬事。他的勸告，終於使劉秀覺悟，放棄了廣立經學博士的打算。
去世
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人物評價
從范升的這些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絕非死啃經書、食古不化的書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和相當敏銳的政治見識。他善於觀察分析形勢，也有足夠的應對之策，這是他能夠受到劉秀的重視和禮遇的重要原因。事實上，從漢武帝把儒學抬到獨尊的地位以後，儒家學說就成為一種統治思想。這種思想，以講求忠孝仁義為本，以孔夫子的傳教為經，在統治階級中逐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背離了這些經訓，那就會使封建統治的秩序發生混亂，政治思想的統治就會動搖。從西漢後期以來，統治階級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十分重視經學的本源和師傳，不使異端學說混雜。
范升不愧為明智的儒生，他認為，只有講《詩》、《書》，修禮樂，才是政之急務，而廣立博士，只會搞亂人們的思想，妨礙東漢政權的鞏固。正是從封建政治思想統治出發，他針對一些人以司馬遷多用《左傳》為由，請立《左傳》博士的議論，專門舉出司馬遷違戾五經，背謬孔子的言論，以及左傳誤解《春秋》的例子，對這種議論加以反駁。這也說明他多么注意和用心於東漢政權的思想統一。
史書記載
《後漢書卷三十六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范升字辯卿，代郡（今河北省陽原縣）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范升
范升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征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眾人鹹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雲不見，公雲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鶩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征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qíài (古以六十歲為耆，五十歲為艾。泛指老年人)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CA75倦之聽。
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如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