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文物出土,文物特徵,歷史文化,遼西桑織起源,遼國絲織生產,草原絲路貿易,價值意義,
文物出土
1988年，朝陽市文物部門在朝陽縣木頭城子鎮徵集到一方官印。據朝陽市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此印為當地農民墾種時挖出。
《遼史·地理志》記載：遼在境內的上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祖州（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等地設定有綾錦院，綾錦院是少府監所屬機構，專門掌管錦工、織紝、錦繡等，以供皇帝服飾之用。郭大順指出，設定在興中府的綾錦機構，由當時興中府的州、府級官員主管。所以可以確定這方“興中府綾錦印”就是掌管興中府紡織機構的官印。
文物特徵
興中府綾錦印為銅質，略呈長方形，印表面陽刻篆書“興中府綾錦印”兩行6字，印文刻得較深。印背面無款記，背中央有一方柱狀執柄，柄頂部鑿刻一“上”字，以示使用時蓋印的正確方向。印文系鑄成，製作較粗，不工整。
歷史文化
遼朝興中府一帶是草原絲綢之路最東的起點，是古代草原絲綢之路的一部分，有著悠久的桑織歷史。
遼西桑織起源
據史書記載，遼寧境內最早栽桑養蠶始於三燕時期。慕容鮮卑採取了學習中原文化的政策，實行“勸課農桑”。北燕馮跋曾下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以法令的形式規定每戶必須栽植的數目。這些政策措施，促進了遼西地區養蠶業和絲織業的發展，打破了東北地區單純從事麻紡和毛紡的紡織業格局。
遼代時，遼西大凌河一帶已經是桑樹遍地，茁壯茂密，為遼代紡織業的發展繁榮提供了優質的原材料保證。
遼國絲織生產
北宋路振《乘軺錄》記載：“沿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貝、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蠶織，名曰太后絲蠶戶。”靈河就是大凌河流域，這一帶的幾個州集聚著大量的為皇宮服務的植桑養蠶和絲織專業民戶，這裡盛產桑麻供以織錦，織出的錦都供給皇家使用。《遼史·地理志》記載：遼西的大小凌河流域“地宜桑柘，民知織紝之利，歲奉中國布帛，多出白川州稅戶所輸”。
契丹的紡織技工多來自中原俘戶。《遼史·地理志》 記載：“世宗從定州俘戶置，民工織紝，多技巧。”遼在開國之初，從中原掠來大批紡織工匠。與此同時，遼滅渤海後，其工匠也被西遷到這裡。他們集中在大大小小紡織作坊和“雜院”中，從事著各種絲、毛、麻織品的紡織、刺繡和染色，使這裡的“錦繡組綺，精絕天下”。凡中原所產的織物，遼國一一俱備。
草原絲路貿易
遼國與西方的交往，走的是草原絲綢之路。遼朝以上京、中京（今寧城縣大明城）、東京（今遼陽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山西省大同市）為骨幹，構築了連通漠北至西伯利亞、西經中亞達歐洲、東抵東北、南通中原的發達的交通網路。沿路有專門的驛站設施，設有擔任接待工作的“供億戶”。北宋與遼在邊境地區還設定了互市市場——榷場。
遼國所產的絲綢非常精美，有朝霞錦、雲霞錦、匹緞、細棉、綺羅綾等十大類近百個品種，被朝廷充作貴重禮品贈給宋朝或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國家。連宋朝商人都大量採購遼朝出產的羅，稱之為“番羅”，在宋朝境內被當成奇貨。這使得遼代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線成了名副其實的“草原絲綢之路”。
遼的紡織品是遼與西方交流的大宗產品，根據《諸藩志》中的記載統計，遼曾向16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出過絲織品。“遼朝所產絲織品除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也大量出口，或作為國事往來的禮品。由於遼代絲織品之多，對外貿易之盛，客觀上才促成了草原絲綢之路的誕生。由於絲綢是當時遼國主要的出口產品，因此一些中外學者又將遼代通往西方的貿易通道稱為草原絲綢之路。而興中府正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東起點。
價值意義
目前在遼寧朝陽發現的眾多官印中，遼代官印僅此“興中府綾錦印”一方，它的發現具有重要意義。“興中府綾錦印”被視作中國古代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物證，反映了9世紀朝陽地區紡織業的繁榮，側面印證了遼代紡織業的興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