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的墜落（珍藏版）:目錄,推薦序一,推薦序二,推薦序三,譯者序,前言,作者簡

斯蒂格利茨憑藉在柯林頓政府、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多年的豐富經驗，在書中為人們勾勒了世界經濟新秩序的基本框架：恢復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平衡，改革世界金融體系的基本架構，涉及當今人們關注的幾乎所有重大經濟命題。不論你是業內的經濟學家，還是政界的決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都能從中找到你想要的東西。文中很多關於中國經濟的精闢分析，對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讀者更可謂大快朵頤。這本富於洞察力的著作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場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揭示了美國是如何向全世界其他國家“出口”其糟糕的思想、政策和做法，是如何在市場最終崩塌之際，又胡亂拼湊一些混亂而無效的經濟政策來應付危機的。

基本介紹

書名：自由市場的墜落（珍藏版）
作者：［美］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譯者：李俊青、楊玲玲
ISBN：978-7-111-53917-9
頁數：416頁
定價：69.00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01
裝幀：精裝
開本：32開

目錄,推薦序一,推薦序二,推薦序三,譯者序,前言,作者簡介,

譯者序

1955年，新制度經濟學領軍人物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潰》中預言下一次大蕭條何時到來時說：“我不知道下次大蕭條到來的準確時間，但是我知道它一定會發生在上次大蕭條（1929年）後出生的第一位總統上台後的15年內。”屈指算來，嚴重程度僅次於1929年大蕭條的這次美國次貸危機恰好發生在美國第54屆總統喬治W.布希即將卸任之際，而小布希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沒有親歷大蕭條的美國總統注定要更快地“遺忘”大蕭條時代的苦痛和教訓，我們又能指望這樣的總統會有怎樣的經濟政策呢？

人類是個會“遺忘”的動物。“遺忘”雖能消散我們曾經的痛苦，但也會讓我們忘卻產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機的產生往往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而是因為我們總會漸漸忘卻危機曾給我們帶來的苦痛。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總是會周期性的“遺忘”。在這次危機漸行漸遠之際，當世界範圍內各國政府都在調高經濟成長預期的時候，當我們又在漸漸“遺忘”這場危機的時候，全面反思和檢討這場危機，就顯得那么緊迫和必要。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場的墜落》，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檢討和反思這場危機所需的最為全面和權威的信息。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個堅定的凱恩斯主義者，多重身份使他能夠在很多世界重大經濟事件方面獲得更為全面、翔實的信息，了解支配這些重大經濟決策背後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這次次貸危機的根源，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決定美國曆次重大經濟決策背後的思想觀念。危機的產生主要取決於這些充滿衝突的思想觀念，在過去的40年裡，誘人的物質主義戰勝了道德承諾，頑固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腐化了集體意識，加劇了社會的分化，侵蝕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而這一切並不僅僅發生在華爾街。現在，彌補這一切可能還為時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機的苦痛來祭祀我們今天的“遺忘”。

不論你是業內的經濟學家還是政界的決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場的墜落》中幾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東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義和經濟危機的同時，話題幾乎觸及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所有核心命題：為什麼市場原教旨主義會捲土重來？為什麼華爾街的貪婪無法得到約束？歐巴馬應對危機的政策有什麼致命的缺陷？世界範圍內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裡？世界經濟失衡能否持續？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加劇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構新古典經濟學？斯蒂格利茨似乎對中國情有獨鐘，第8章專門討論了中國和美國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關於中國經濟的精闢分析，這對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讀者可謂大快朵頤。

翻譯工作是一件費心費力的工作，沒有團隊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優秀的老師和學生參與了本書的翻譯工作，為本書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書的翻譯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譯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內容，宋樹仁翻譯了第3章，張華寧翻譯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譯了第6章、第7章，張娟翻譯了第8章，姜玉婷翻譯了第9章，張冬欣翻譯了第10章，楊玲玲負責了全部章節的第一遍校對，李俊青負責全部章節的最後校對。

最後，要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的工作人員，沒有他們飽含責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書不會這么高效和高質量地出版。

本書最終由本人統稿和審定，文責自負。

李俊青

前言

在始於2008年的嚴重經濟衰退中，美國以及全世界的上百萬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並為此感到焦慮和恐懼，還有很多人將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費進行了投資，而現在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些投資的價值不斷縮水。這場始於美國並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機已經使得全球範圍內幾千萬人丟掉了工作，使上千萬人淪為貧困人口。1

世界應該不是這個樣子。信奉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現代經濟學曾許諾給人類一個繁榮富裕的未來。在20世紀後半葉，人們大肆鼓吹具有驚人創新能力的新經濟、放鬆金融管制和金融創新，人們都認為所有這一切能夠讓我們進行更好的風險管理，消滅經濟的周期波動。即使新經濟和現代經濟學的聯手還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波動，但至少我們能將其馴服得更溫順一些。

這場自75年前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徹底粉碎了人們的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所長期珍視的思想觀念。25年前，自由市場學說已經盛行。人們相信自由和無約束的市場是有效的，即使犯錯誤，它也會很快自我糾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礙創新。中央銀行應該具有獨立性，並且應將工作重心集中在維持低通脹上。然而，如今即使這一觀念的忠實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場理念盛行年代美聯儲的掌門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對於那些現在正在承受這一理念後果的人們而言，他的反思已經太遲了。

本書是一本關於思想衝突的書，它要澄清那些曾導致我們採取了錯誤政策的思想理念，這些錯誤政策直接導致我們突然陷入這場危機，我們要弄清楚我們能從這場危機中吸取什麼教訓。每一場危機都會結束，但是沒有一場危機不會留下思想遺產，更不用說眼前這場如此嚴重的危機。2008年的這場危機將產生一種新的理念，這種理念將結束一個我們長期爭論的命題：究竟何種經濟體系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福祉。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論可能已經結束，但是，不同的市場經濟之間呈現出很多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之間的衝突有時是很劇烈的。

我相信市場經濟是每一個成功的經濟體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場不會自動地運轉起來。從這種意義上講，我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傳統觀念的信仰者，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已經深受凱恩斯的影響。政府需要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僅僅是在每次市場失靈的時候充當消防員，或者僅僅去監管市場以防再次出現類似我們剛剛經歷的那樣的災難。經濟需要平衡市場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過非市場和非政府機構對經濟做出重要貢獻的。在過去的25年裡，美國失去了這一平衡，並將這一失衡的理念推銷給了全世界其他國家。

本書就是要弄清楚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導致這場危機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門的核心決策者無法看清這個令人頭疼問題的癥結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無法制定出應對危機的有效之策。我們制定何種政策將決定這場危機的持續時間。事實上，已經犯下的政策性錯誤將使得低迷的經濟變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機只是我關注的一個方面，我還關心這場危機過後世界將以什麼面貌出現。我們不會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機之前，美國及全世界就已經面臨著很多問題，不僅僅是如何應對全球氣候的變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們迅速改變著經濟結構，考驗著很多經濟體的危機應對能力。在危機過後，這些挑戰將依然存在，並將更加嚴峻，但是我們應對這些問題的資源卻會大大減少。

我希望，這場危機會在政策和思想領域產生變革。如果我們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而不僅僅是採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會性的權宜之計，我們將不僅僅降低危機再現的可能性，甚至會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實際創新活動。但如果我們做出了錯誤的決策，我們將會面對一個更加分化的社會，一個會導致另外一場危機的脆弱經濟，我們將無法應對21世紀的挑戰。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在後危機時代將會出現的全球新秩序，這一秩序的好壞將取決於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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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能認為經過2008年的這場危機，有關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討論將會結束，這些人宣稱無約束的市場自身將會確保經濟的繁榮和增長。人們可能會認為至少在這場危機的陰霾最終消散之前，人們不會再相信市場會自我修復的，不相信僅依賴市場參與者的自利行為就能確保諸事運轉正常。

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給出了對這場危機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經濟只是經歷了一次“意外事故”。沒有誰會因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議我們停止開車。這種觀點的支持者建議我們儘快回歸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們認為銀行家沒有做錯事情。2給銀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調整一下監管措施；給公司高層一些嚴厲的訓誡，讓他們不要再出現類似於伯納德·麥道夫這樣的欺詐；在商學院增加更多的有關商業道德的課程，我們就會重獲繁榮。

本書認為問題可能沒那么簡單。在過去的25年中，這些被認為能夠自我管理的金融機構系統已經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於這些金融機構幸運地存活下來，我們還得出了錯誤的經驗結論：這些金融機構能夠自我正常運轉。實際上，在危機之前，我們的經濟體系並沒有為大多數美國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處，但是他們不是普通的美國人。

經濟學家看待危機的方式就如同醫生從病理學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過觀察非正常情況下事物的表現來獲得有關事物正常運轉時的知識。在分析2008年的危機時，我感覺自己擁有一個其他分析人員所沒有的優勢。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一個“危機專家”，一個“危機病”醫生。這次危機不是最近幾年的第一場重大危機。開發中國家的危機已經有規律地頻繁出現，相關統計表明，在1970～2007年共發生了124次。3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時，我正好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我看到了產生於泰國的危機蔓延到東南亞的其他國家，然後是拉美國家和俄羅斯。這是經濟危機傳染的經典案例：世界經濟的某一部分出現問題，然後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場經濟危機的後果可能需要數年才能完全顯現出來。以阿根廷危機為例，作為墨西哥危機後遺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機始於1995年，後來受到1997年東南亞危機和1998年巴西危機的影響而惡化，但是直到2001年這場危機才最終全面爆發。

經濟學家可能會對自70多年前大蕭條以來經濟學的發展而感到自豪，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對如何應對危機有了統一的意見和方法。在1997年，當我看到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應對東南亞危機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時，我感到震驚，這些政策都是在大蕭條期間赫伯特·胡佛曾經使用過的錯誤政策，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敗的。

當我看到2007年世界經濟再次陷入危機時，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次我看到的危機和10年前的危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裡只提及一點，危機剛開始的時候，公眾都會否定危機的存在：10年前，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開始都否定東南亞出現了衰退或者蕭條。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如今是歐巴馬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的拉里·薩默斯，聽到時任世界銀行亞洲區副總裁的讓·米歇爾·塞韋里諾使用“衰退”和“蕭條”來形容那時的情況後非常生氣。但是當我們看到處於印度尼西亞中部的爪哇島的失業率高達40%時，我們又能用什麼詞語來描述這一經濟低迷狀況呢？

在2008年也發生了同樣的故事，布希政府一開始也否認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總統認為我們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在危機開始的前幾個月里，財政部和美聯儲就像醉漢駕車一樣經常突然改變自己的政策方向，它們會救助一些銀行並讓剩下的銀行自行其是。它們是不可能弄清楚這些決策背後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的。布希政府官員認為他們是務實的，但是，公正地說，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當衰退的陰雲開始籠罩美國經濟時，人們經常詢問經濟學家是否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場大蕭條，或者至少是一場深度的衰退。大多數經濟學家憑直覺回答說：“不可能！”對於許多專家而言，在經濟科學發達的今天，我們已經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經濟的知識，此時出現這樣異常的災難是難以想像的。但是，在10年前東南亞經濟危機爆發時，我們就曾犯過錯，並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錯誤。

不正確的經濟理論毫無疑問會導致不正確的政策，但很明顯的是，那些信奉這些理論的人認為這些理論是管用的，但他們錯了。有缺陷的政策不僅導致了10年前的東南亞危機，而且加劇了那場危機的深度和持續時間，留下的只是被重創的經濟和成堆的債務。

從一定程度上講，10年前的失敗實際上是全球政策的失敗。危機重創了被我們經常稱為全球經濟系統邊緣地帶的開發中國家。負責全球經濟體系運行的人們認為，由於他們對那些向開發中國家貸款的西方銀行進行了保護，因此不必太擔心這些受災國家人民的生計。如今，當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努力重振經濟時，他們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錯誤。

自由墜落

當世界經濟2008年的表現如同自由落體一般時，我們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體一樣墜落。我們長期對於經濟、對於美國、對於我們認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在上次重大的金融危機過後的1999年2月15日，三個人的頭像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他們分別是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20世紀90年代長期看好美國經濟的財長羅伯特·魯賓以及二人大力提攜的拉里·薩默斯。他們被貼上了“救世委員會”的標籤，在公眾的眼裡，他們被視為救世主。2000年，最火的調查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將格林斯潘的自傳取名為《大師》。

由於我在應對東南亞危機中看到了第一手資料，因此我並沒有像《時代》雜誌或者鮑勃·伍德沃德那樣對這些人還有很好的印象。對我以及大多數東南亞的老百姓來說，那些聽命於“救世委員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國財政部強加給我們的政策使得危機比沒有這些政策時表現得更糟。這些政策表明他們缺乏對現代總量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理解，當面對經濟低迷時，我們亟須擴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6

社會已經對久遠的經濟學大師失去了尊重。最近幾年，我們不僅向魯賓和格林斯潘這樣的“大英雄”問計，而且實際上我們又把華爾街當成了全部，我們試圖從華爾街那裡獲得有關我們現在這個複雜經濟系統如何運作的全部秘密。但是，現在我們又能轉而依賴誰呢？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能提供什麼幫助的，他們中的大多數提供的高見就是讓政策制定者致力於放鬆管制。

不幸的是，公眾的注意力經常從思想的爭鬥中轉向對個人角色的關註：製造危機的壞蛋和拯救人類的英雄。其他人會寫書，實際上已經有人寫了，指出是這個或者那個政策制定者，這個或者那個金融高管導致我們遭遇了現在這場危機。本書有一個不同的觀點，就是認為所有諸如放鬆管制這樣的關鍵決策的產生從本質上講都是政治和經濟“力量”——利益、思想和意識形態影響的結果，遠不是任何特定個人影響所及。

當1987年隆納·雷根總統任命格林斯潘為美聯儲主席時，他是在尋找可以執行其放鬆管制政策的人選。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作為央行掌門人由於成功地將美國的通脹從1979年的11.3%降低到1987年的3.6%而廣受讚譽。7在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工作業績足以讓其自動連任。但是沃克爾深知管制的重要性，所以里根希望能有人來接替沃克爾的工作。即使格林斯潘沒有得到這份工作，也會有很多人能夠並願意繼承放鬆管制的衣缽。所以問題不是出在格林斯潘那裡，而是放鬆管制的思想在作怪。

本書主要說明經濟理念及其如何影響政策，澄清這次危機和這些理念之間的聯繫，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看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本書不是偵探小說，但是恰到好處的神秘感是好故事的重要元素：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如何步入自由墜落的深淵的？什麼樣的政策和事件觸發了2008年的重大衰退？如果我們不能對這些問題的答案達成共識，我們就不能對下一步的行動達成一致意見，也就不能使我們真正走出危機或阻止下一場危機的來臨。剖析要為這次危機承擔責任的所有因素，如銀行的惡劣行徑、監管者的失職或者美聯儲寬鬆的貨幣政策等，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還是要澄清為什麼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要為這次危機負責。

尋找危機的根源就像剝洋蔥。每一個答案都會進一步提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不恰當的激勵機制也許會誘導銀行家們的短視和冒險行為，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有那樣的不恰當激勵機制呢？現有的答案都認為問題出在公司治理上——一套決定激勵和薪酬支付的制度。但是為什麼市場不對糟糕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實施懲罰呢？自然選擇的思想認為最優者生存，那些為公司長期優良業績而設計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會最終繁盛起來。此次危機證明這一理論是有問題的。人們可能認為這場危機的問題在於金融部門，但是很明顯這些問題更具有普遍性，在其他部門、領域這些問題也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時，除去那些新的金融產品如次級抵押貸款、擔保債務產品之外，這次危機和之前在美國及世界各地發生的很多危機都有很多相似之處：產生泡沫，然後破滅，最後是災難性的破壞。銀行根據已經被泡沫高估價值的抵押資產進行不良貸款，這一切都支撐了泡沫。新的金融創新產品使得銀行能夠隱藏壞賬，將其從資產負債表中剔除，這增加了它們有效的槓桿率水平，也使得泡沫越來越大，使得泡沫破滅時情況變得更糟。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違約互換）由於過於複雜會放大風險，這些聲稱可以管理風險的新產品實際上大多數只是為了欺騙監管者。本書想回答的最大問題就是，危機為什麼又再次發生了，是如何發生的，並且規模是如此之大。

找到深層次的原因是艱難的，但是那些簡單的解釋很難有什麼說服力。正如我上文所說，那些在華爾街工作的人們試圖相信他們個人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什麼錯誤，他們試圖相信這個制度本質上還是好的，他們相信自己是這場千年一遇風暴的不幸受害者。但是實際上這場危機並不是碰巧發生在金融市場的事件；它是人為的結果，是華爾街自己創造了它並將其強加給我們社會的其他成員。

對於那些即使不相信“偶然發生論”的人們，華爾街還有其他的解釋：是政府讓我們這樣做的，政府通過這些金融產品鼓勵人們購房並將錢貸給窮人。否則，政府早就會禁止我們這樣做了，這是監管者的錯誤。這些美國金融機構試圖推卸其在這場危機中應負責任的做法有很多不恰當的地方，在後面的章節中我會解釋為什麼這些論調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

相信現有這套制度的人們還有第三種方法為自己辯護，這些辯詞曾用來為多年前的安然和世通醜聞進行過辯護：每一種制度都有瑕疵，這次不知什麼原因，我們的“系統”（包括監管者和投資者）只是沒能最好地做好他們的工作，保護我們免受傷害。犯錯誤的人包括早年的肯·萊（安然CEO）、伯尼·埃博斯（世通CEO）和現在被列入名單並遭到指控的伯納德·麥道夫以及一群其他人（如艾倫·斯坦福和拉賈·拉賈那納姆）。但是不論過去還是現在，犯錯誤的人並不僅僅只有上面那些人，現有金融系統的衛道士根本沒有意識到“系統”本身就有問題。8

無論什麼時候，當我們看到困擾美國金融系統的問題是如此持久、如此無所不在時，那么我們能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系統出了問題。華爾街的高薪和一門心思賺錢的行為讓我們不再僅僅關注那些備受挑戰的道德問題，而且問題的普遍性也表明這個系統存在著根本性缺陷。

解釋的難度

在政策領域，判定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是非常困難的，這比確定誰應受到表揚和給予什麼表揚（誰應受到批評和批評什麼）難得多。但是，什麼是成功或者失敗呢？對於美國和歐洲的觀察者來說，1997年東南亞的救助是成功的，因為美國和歐洲沒有受到傷害。但對於那些眼看著自己國家的經濟崩潰、夢想破滅、公司破產和國家背負數十億美元債務的人們來說，這場救助是失敗的。在那些政策反對者眼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政策使事情變得更糟。而對於那些政策支持者來說，這些政策阻止了一場災難。這裡存在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我們採取了其他政策，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的這些政策是延長和加重了危機還是會縮短和減輕了危機？對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推出的高利率和削減支出的政策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這些政策和現在這場危機中美國和歐洲所採取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9東南亞各國最終恢復過來，但這並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的功勞，而是東南亞各國自己政策的結果。

相似地，很多人看到在放鬆管制的年代世界經濟得到了長期擴張，於是就認為無約束的自由市場在發揮作用，放鬆管制帶來了經濟高速增長，這種增長將會持續下去。但是現實完全不是這個樣子。這些增長實際上是建立在巨額債務之上的，毫不誇張地說，這些增長的基礎是不穩固的。一些銀行一遍又一遍地因為它們的愚蠢借貸行為而尋求政府的救助，這些國家包括泰國、韓國、馬來西亞，還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羅斯……這個清單幾乎沒有盡頭。10一場危機過後，世界照舊運行，似乎和沒有危機一樣，於是很多人就認為市場運行得非常好，但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將市場從錯誤中拯救出來。那些認為市場經濟一切運行正常的人實際上推導出了錯誤的結論，但是當危機越來越大時，這個錯誤變得越來越明顯，如今已經不容忽視了。

有關特定政策效果的爭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糟糕的思想如何會持續這么久。在我看來，2008年的嚴重衰退是前幾年所遵循政策的必然結果。

很明顯，代表金融市場的特殊利益影響了這些政策。更加複雜的是經濟學在其中的作用。在應該為本次危機而受到譴責的長長的人員名單中，我想應該包括經濟學。在過去的20年裡，雖然經濟學的發展已經表明確保這些理論正確是需要限制前提條件的，但是為了特殊的利益，經濟學還是支持市場有效並能自我調節的學說。這次危機在劇烈改變經濟的同時，也一定會同時改變經濟學（不論是理論還是政策），在第9章中，我會討論經濟學的這些變化。

我被經常問及經濟學為何表現得如此糟糕。現實中總是存在一些“熊市”經濟學家，他們經常在事前看出問題，能在5次衰退中預測出了9次。但還是有一小部分經濟學家不僅對經濟持悲觀態度，而且還對為什麼經濟會存在這些不可避免的問題持有相同見解。當我們每年在各種諸如冬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場合聚會時，我們會分享我們的判斷，並設法說明為什麼我們所堅信會到來的日子遲遲沒有出現。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擅長識別隱藏在事物發展背後的隱蔽力量，而不擅長預測事情發生的準確時間。在2007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我處於非常尷尬的處境。我已越來越堅信，在年會期間世界經濟問題正一點一點地暴露出來。然而，那時全球經濟卻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7%的世界經濟成長率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傳來了好訊息。我向聽眾解釋說：這意味著要么我們的基本理論是錯的，要么就意味著一場危機，而且一旦襲來，它將比我們預計的更加猛烈和持久。很明顯，我更傾向於後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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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場危機揭示了資本主義系統存在著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紀後半葉美國出現的這個特殊“版本”資本主義系統（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缺陷。這不僅僅是有缺陷的個體或個別錯誤的事情，也不僅僅是修正一些小的問題或者略微調整一些政策的問題。

因為美國人對自己的經濟系統太信任了，所以我們很難看出這些缺陷。我們經濟系統的優勢使得我們對它的缺點視而不見。在所有的競賽中（美國對歐洲，美國對日本），我們全力支持我們的團隊。當歐洲因為沒有支持伊拉克戰爭，而被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詆毀為“老邁的歐洲”時，很清楚，在他的心目中，這是一場僵化的歐洲社會模式和充滿活力的美國社會模式之間的競爭。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成功已經使我們懷疑，我們的系統是否真正比日本的系統好？這種焦慮使我們在1997年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時心中反而略感舒暢，因為很多東南亞國家都在很多方面採取了日本模式。11儘管美國沒有對日本10年的經濟衰退公開表示幸災樂禍，但我們還是敦促日本採取我們的資本主義模式。

經濟數據強化了我們的自欺欺人。因為，畢竟我們的經濟體幾乎比除了中國之外的所有其他經濟體增長得都快。12所以，我們總是那么感覺良好。

經濟數據已經不是第一次欺騙那些閱讀這些數據的人們了，包括欺騙華爾街讓其做出非常錯誤的判斷。在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被兜售成拉美國家成功的典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南部國家勝利的標誌。在很多年裡，阿根廷的經濟統計數據看起來很好。但是，它的增長同美國一樣，也是建立在不可持續的巨額負債消費的基礎上。最終，2001年12月，這個國家因為負債過多而經濟崩潰。13

即使現在，很多人還是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存在嚴重的問題。每一次衰退都有結束的時候，一旦我們渡過這次難關，這些人仍然期望看到強勁經濟成長現象的出現。但是，只要我們認真審視一下美國經濟，就能發現這裡存在著更深的問題：這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收入已經停滯了10年之久；這個社會存在著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儘管存在個別例外，但是在統計意義上，美國窮人要翻身的可能性比“老邁的歐洲”還要低，14我們在標準教育考試的平均表現最多處於中等水平。15據說，在美國不僅金融部門而且有很多關鍵部門（包括健康、能源和製造業）表現得都很糟糕。

但是，需要討論的問題並不僅限於美國國內，在危機前就已經出現的全球貿易失衡不會自己消失。在一個全球化的經濟中，我們需要有一個更廣闊的視角，才能完全解決美國的問題。全球需求決定全球增長，除非世界經濟表現強勁，否則美國很難有一個強勁的復甦，美國將會滑入一個日本式的衰退。只要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國家繼續生產超過它們消費的東西，而另外一部分國家繼續消費超過它們生產的東西（這些國家應該多儲蓄以備養老之需），那么就很難出現一個強勁的世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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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撰寫本書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總統巴拉克·歐巴馬會糾正布希政府的錯誤政策，我們會得到進步，這不僅表現在快速的復甦，還有應對長期的挑戰方面。美國的財政赤字會暫時性增加，但是這些錢花得是值得的：它會幫助家庭保住它們的房子，增加的投資會增強美國長期的生產效率並保護環境，援助銀行的錢應該有回報，我們還應索要額外的回報以彌補公眾為它們而承擔的風險。

撰寫本書還是有些痛苦的，因為我的很多願望只是實現了一部分。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為我們能將經濟從2008年災難的邊緣拯救回來而慶賀。但和布希政府一樣糟糕的政策是，我們還是給予銀行很多免費的援助，而給予房屋所有者的救助要遠遠小於我的預期。現在的金融系統還是缺乏競爭力的，自認為“越大越不會倒”的銀行甚至出現了更加嚴重的問題，那些本該用於重建經濟和創造新的充滿活力企業的資金被花在拯救衰敗的公司身上。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歐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還算是走對了路。但當我們已經批評了布希政府的一些政策時，而其繼任者歐巴馬並沒有聽從我的建議，還依然執行著這些政策，這顯然是不對的。

還存在另外一個原因使我的撰寫變得艱難。我批評了很多金融市場上的銀行和銀行家們（當然有些人認為那些都是誹謗）。我有很多在這些部門工作的朋友，他們都是充滿智慧、勤奮的人，他們也是認真思考過如何為這個待他們不薄的社會做些貢獻的好公民，他們為自己所信仰的事業不僅慷慨付出而且勤奮工作。他們不能接受我對他們的諷刺，其實，要知道我的這些批評諷刺並不是針對他們的。事實上，很多金融部門的人們感覺自己和很多非金融部門的人們一樣都是受害者。他們也失去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積蓄。在金融部門內部也有很多經濟學家，他們努力預測經濟的下一步走勢，有很多交易員努力使我們的企業部門更加有效率，有很多分析人員努力使用非常複雜的技術試圖去預測利潤，以確保投資者能夠獲得儘可能多的高回報，這些人並沒有做出給金融行業帶來壞名聲的不恥行為。

正如現代複雜社會中經常發生的事情一樣：糟糕的結果並不是由某個人造成的。這場危機是金融部門的人們共同行動、決定和爭論的結果。這個糟糕、失敗的金融系統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它早就被創造出來了。事實上，我們費了很多工夫、花了很多錢才將其打造成現在這個樣子，那些在其中扮演創造者和管理者的人們（包括那些因為此系統而獲得嘉獎的人們）必須為他們的失敗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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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造成2008年危機的原因，清楚早期應對之策糟糕失敗的原因，我們就能確保未來出現危機的可能性更小、時間更短以及無辜受害的老百姓更少。我們不會再像前幾年那樣負債增長，而是可以在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上實現經濟的穩健增長，我們甚至能夠確保增長的果實被大多數公民所分享。

回憶是短暫的，在未來30年，新的一代會出現，這些自信的人們將不再總想著過去出現的問題，這些機靈的人們會認為沒有什麼“禁止進入”的禁地，不管我們設計什麼系統，總有人會想方設法規避那些保護我們的監管措施和規則。世界還在變化，為今天而設計的規則在未來的21世紀中葉將不再是完美的。但是，在這次大衰退之後，我們會成功地設計出一套監管架構，這套架構會很好地為我們服務半個世紀，並促進經濟平穩增長。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做到這些。

作者簡介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美國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哥倫比亞大學政策對話倡議組織（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他於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重要貢獻使得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1993~1997年，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團成員及主席；1997~1999年，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11~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主席。

2014年12月，提前出版的美國《名利場》雜誌2015年1月號刊登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爭論。

自由市場的墜落（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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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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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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