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脫亞論
- 外文名：Datsu-A Ron
- 作者：福澤諭吉
- 發表時間：188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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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積極提倡在當時正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應該放棄中國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方文明。寫作當年，他所支持的朝鮮人嘗試在朝鮮籌組改革黨派，但沒有成功。他曾邀請一些朝鮮的年輕貴族到他的學校，但他們只是嫖飲揮霍，浪費光陰，福澤便減少他們的旅費。於是，他們就去偷錢。他決定不再支持這些貴族，然後寫作《脫亞論》。
其實，日本在1880年代給朝鮮的支援，並非為了讓她獨立，反而是增加日本在朝的影響力。福澤支持的朝鮮人在朝鮮引起權力鬥爭，以及後來日本發動的中日甲午戰爭，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福澤諭吉的這篇《脫亞論》寫於1885年，當時這篇文章並無題目，是作為《時事新報》（現在日本《產經新聞》的前身）的社論發表的，《脫亞論》這個題目是後人出版福澤諭吉的著作時加上去的。福澤諭吉之所以作此文，是因為那時在日本輿論界展開了一場思想爭論：日本應該怎樣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鄰國打交道？
內容主題
文章主旨
《脫亞論》開篇說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福澤又寫道：「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輩斷乎不具（治癒）其術。有害無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擋其勢，何況利害相伴且常以利為主之文明乎！」他認為西洋的文明必將征服世界，東洋各國對它絕對沒有抵抗能力，就像東京人無法抵禦從長崎傳來的麻疹；既然無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應當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風氣」。福澤在日本也正是這樣做的。
對日本看法
基於福澤對日本現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甲午戰爭。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員，福澤深信要實行亞洲的現代化，最好的途徑就是戰爭。他認為中國的弊病在於她那些陳腐、不變的制度。中日交戰時，清朝仍有纏足的陋習；酷刑在日本早已被廢除，但仍在中國盛行；鴉片大量出口到中國，令國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範外國侵凌：朝廷被迫出賣鐵路、採礦等權利，以償還國債。當時的日本，同樣要承受不平等條約的委屈。對福澤而言，戰爭不但可以給日本一個翻身的機會，還可以藉此令她強大，讓其他亞洲國家早日「警醒」，變革圖強。
對鄰國的看法
對西方文明的看法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像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隱含著日本日後軍國主義思想的萌芽。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藝春秋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乾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
文言文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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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來，交通便捷，西洋文明之風乃藉此東漸，其勢遒勁，所向披靡，雖草木清風竟不免。概而論之，古今之西人殊無大異，且遠古之西人頗稱愚鈍，然今世反得靈通，蓋因借交通之利器也。東方諸國視此西風東漸，倘阻之以螳臂，似未為不可，然放眼四海，洞見五洲，則萬不可行也。阻之無益，何若因勢疏導，同沐文明之和風，揚帆東海，共享其利，舍此別無他途也。
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東京之疹疫，先發於關西之長崎，借春風而東，旋即彌散，當此時也，雖恨其之毒，然防禦之策安在？余曰：無良策也。所謂百害之疫，其勢洶洶如此，況利大於弊之西人文明乎？故螳臂之阻不可為，惟推波助瀾使之廣，期國民早得沐此文明之風，誠智者所必為之者也。
西人近世文明入我國，以嘉永元年始，雖民心早有所向，然肉食者鄙，循守舊制，奈何？彼等拒之千里，與西洋文明勢同水火，如脫舊制，彼等無存，若留彼等，國將不國，幸我朝有識之士，秉「國為重」、「肉食者為輕」之大義，更賴帝室尊嚴，斷然廢舊制，立新政，朝野一心，革除舊弊，舉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強，以圖傲視亞洲諸國。其核心者，唯「脫亞」二字而已。
我國雖處東亞，然國中早有脫亞而入歐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鄰二國—中國、高麗，此二國因循亞洲舊俗，本與我國舊制無異。或人種之異，或雖同師所授，所得不同，三者相較，彼二國何其相似乃爾，民眾並國家，均不思進取之屬。
處當今之世，於文明之風熟視無睹，實與掩耳盜鈴無異。然僅見聞尚不足以動人心，概因循守舊實為人之常情。若論新舊之爭，必伐所謂之「儒教」，其號雖稱「仁義禮智」，實徒具其表，無分毫真知灼見，如無恥之徒，傲然尚不自省。
愚以為，彼二國者，於今文明東漸之際，保全疆土尚力有未逮，若非突起智者義士，效法我朝，革舊弊，聚民心，則不出數年，彼定國將不國，自裂其土以供文明諸強分而食之。
當西洋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際，彼二國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閉，實屬不智。雖雲「唇亡齒寒」，然彼於我無絲毫之助。非特如此，蓋因地理相連，西人或將我與彼二國等量齊觀，是故鄙彼即非我也。如彼無法可依，西人疑我亦無法也；二國無知，西人謂我亦如此；彼等卑屈無恥，西人則視我之俠義為無物；韓人刑酷，西人思我亦然；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比如鄰莊之人皆無法無天，愚昧殘暴，偶有一二品行端莊者，亦不免受其累也。如斯例也，今之彼二國於我，有百礙而無一利，此乃我國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計，我當決斷，與其坐待彼等昌明，共興亞洲，莫若早脫其列，攜手西洋諸國，待彼二國，則如西人即可，子不聞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國勢必拒此東方之惡鄰於心念也。
譯者：流水成溪 貼於貓眼看人
白話文譯文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臥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裏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裡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裡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薰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畫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么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裡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興亞論與脫亞論
1853年，美國炮艦侵入長崎，迫使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日美親善條約》。此後英、俄、法等國接踵而來，強迫日本簽訂類似條約，其遭遇與中國非常類似。日本被迫「開國」後，有識之士提出學習西洋的強國之術，自強保國，1868年的明治維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起的。由於當時中國和日本、朝鮮同樣被西洋列強侵略，都面臨亡國滅族的危險，因此中日韓三國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興亞論」（後來又被稱為「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人物有日本當時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勝海舟、植木枝盛、大井憲太郎、樽井藤吉等。「興亞論」認為日本與亞洲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日本的鄰國一旦亡國，日本也會遭殃。所以他們提出喚醒亞洲(主要指中國和朝鮮)，日本與中國和朝鮮結成同盟國，日中韓相互提攜，共同抵抗西洋列強，這是日本的最善國策。中國也同樣產生過類似的亞洲聯合起來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啓超的「亞粹主義」，章太炎的「亞洲和親主義」，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李大釗的「新亞細亞主義」等。這個「興亞論」後來又變成亞洲在日本領導下，共同抗擊西洋列強的理論，比如「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新秩序」等。
不過1880年代的「興亞論」，還是主張日本以平等的關係與中國和朝鮮結盟抗擊西洋，因為那時日本的國力還很弱，比起當時的大清國還有相當的差距。對於這種「興亞論」，福澤諭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論，即「脫亞論」。針對「興亞論」喚醒亞洲、共同對抗西洋侵略的構想，福澤反論說：中國和朝鮮死守陳規舊套，不思改進，不願革新，所以日本不應該對中國和朝鮮的醒覺抱有希望（當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國和朝鮮國內出現有識之士，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維新，將另當別論）。福澤指出：陳腐守舊的中國和朝鮮，不但對日本毫無幫助，反而因為他們落後腐敗的「壞名聲」，會讓西洋人誤認為日本也是同樣的落後腐敗。因此他主張日本不要再猶豫，應該拒絕與中國和朝鮮這兩個不文明國家（「壞朋友」）繼續交往，而與歐洲的文明國家交往。福澤指出中國和朝鮮這兩個國家沒有前途希望的關鍵是：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採取被動的抗拒態度，中國和朝鮮想把自己置身於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獨特文明。而維新後的日本對西洋文明採取主動接納的態度，把自己也投身於西洋文明之中，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福澤認為中國和朝鮮對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樣的傳染性，對西洋文明抗拒的結果就是亡國，國土被西洋列強瓜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