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蘇
- 出生地：浙江鎮海
- 出生日期：1915
- 逝世日期：1986
個人生平,坎坷童年,抗日救國,個人影響,藝術生涯,藝術特點,個人作品,作品年表,
個人生平
1915年出生於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家裡窮得經常繳不起學費，但他學習很用功，廣泛閱讀書籍。14歲時綴學，到上海當學徒。1934年，他與友人組織了寧波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並組織了時代劇社，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話劇。1937年，他來到延安，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畢業於延安魯藝戲劇系。曾任延安魯藝、華北聯合大學教員，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副社長，冀中文協主任。畢業後，創作了《好日子》等獨幕劇。1939年，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戲劇系教員，後在冀中火線劇社任副社長，這期間，他創作了“自己的書”、“母親”等頗有影響力的多幕和獨幕劇三十多個。1949年後任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等職，長期的農村生活，為他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1951年，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任編劇，開始系統地學習、探索電影劇本創作藝術的理論與技巧。1956年,調至長春電影製片廠。1958年，與方熒合作創作反映農村生活的影片《女社長》 。並將梁斌同名長篇小說《紅旗譜》改編成電影劇本。1959年，與吳天、王濱合作將話劇《雙婚記》改編成電影《換了人間》 。這期間，還創作了獨幕話劇《閨女的心》(1953年)、四幕話劇《敲鐘的人》 (1964年)等。八十年代，還寫了劇本《海風寄語》 、 《父女情》 。建國後，歷任河北省文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文化部電影局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長春電影製片廠編劇、副廠長，中國影協第四屆理事，中國劇協第二屆理事、吉林分會主席。
坎坷童年
1915年農曆十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鎮海縣的一個城市貧民家中。他的父親經常失業，為餬口四處奔波，家中生活常常陷於困境，當他上國小時，每學期學校催繳學費的布告上，總是有他的名字。目不識丁的母親，常常拿出當票讓他辨認，唯恐過期。加上同學的羞辱，使他過早地體味了人生的艱辛。但是，在他少年的心靈中也曾燃起歡樂的火焰。他從父親舊箱子裡翻出的《水滸傳》、《石頭記》等書籍，就象磁石般地吸引著他，使他忘卻一切苦難。念高小時，校長很喜歡這個聰明好學而又窮得繳不出學費的孩子，讓他免費上了暑期補習班，學習古代詩歌、散文，使他在激情橫溢的古代詩詞和散文的薰陶中成長。同時，他還經常隨同酷愛戲劇的表哥去看“文明戲”。1925年大革命風起雲湧，“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聲震天動地，戲台上演出的愛國戲劇中，那些“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吾輩肝腦塗地之日”的慷慨陳詞，不僅啟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也使他對戲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抗日救國
十四歲時，由於家庭經濟困難，他中途輟學，到上海一家呢絨號當學徒。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高漲的愛國熱情，點燃了他胸中愛國主義的火焰。當 1934年他到寧波一家錢莊當小店員時，與友人自發地組織了寧波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由胡蘇任理事，並組織了業餘的時代劇社，由他任社長。時代劇社先後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回聲》等抗日話劇，活躍在寧波抗日宣傳舞台上。1937年“七·七”蘆溝橋抗戰爆發後，全國抗日救國熱潮更為高漲。胡蘇等人讀到了上海出版的《光明》月刊上一篇《丁玲在膚施》（“膚施”即延安）的文章。這篇文章深深地打動了追求真理，渴望抗日的青年，他們嚮往抗日、民主、自由的革命聖地——延安。1937年9月4日，胡蘇等十幾個青年組織了寧波戰時流動宣傳隊北上奔赴延安。1937 年 10 月，這些來自遙遠南方的青年們，踏入了夢寐以求的新天地。胡蘇入延安抗大學習。在那裡，他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思想覺悟迅速提高。1938年3月5日，胡蘇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抗大畢業後，他轉入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習。嗣後，曾任“魯藝”教育科長、普通部助教等職，從此開始了他的創作生涯。他的習作是獨幕劇《好日子》、《買賣》、《冷淡酒》，曾在延安演出。1939年6月，他被調到華北聯合大學，隨校長途行軍到晉察冀邊區，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戲劇系教員，編講《劇作法》等課。
1942年冬，調任冀中火線劇社擔任副社長，曾深入生活，任定南縣區民政助理員。在這裡，他有了更多地接觸民眾的機會，結識了農村幹部，學習了北方農村語言，在民眾的火熱鬥爭生活中受到了鍛鍊。這時期，他先後創作了多幕和獨幕劇三十多個，其中以描寫抗日戰爭中兒童反對奴化教育的獨幕劇《自己的書》（1939年）、表現童養媳命運，爭取婦女解放的兩幕話劇《三丫頭》（又名《婦女進行曲》1940年），三幕話劇《堤》（1941年），《我們的母親》（1942年，後改名《母親》），演出場次最多，影響較大。獨幕劇《自己的書》還被選入邊區政府國小課本中。這時，他成了晉察冀邊區一名有影響的劇作家了。
個人影響
1945年冬，他擔任了冀中容城縣委宣傳部長，忙於支援前線的宣傳、組織工作，並參加了收復容城縣的戰鬥。1947年他在饒陽縣擔任土改工作組組長、區委委員。較長期的冀中農村生活，為他後來的創作打下了深厚的生活基礎。從 1949年春起，他先後任冀中文協主任、河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長等職，並從事小說創作，寫出了短篇小說《秧歌》（1948年）、中篇小說《周春貴南下》（1949年）。1948年5月，胡蘇率冀中京劇團到冀西平山縣西柏坡村，給黨中央演出時，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並親自聆聽了周恩來同志關於戲曲改革和如何正確對待與評價歷史人物問題的談話。1949年7月，北京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胡蘇是河北省代表團團長，出席了周恩來同志在中南海召集的各省市代表團團長座談會。周恩來同志聽他匯報後，對河北省提出的口號作了修改，改為“積極發展新文藝，大力改革舊文藝”。在兩次接見中，使他深刻領會到如何正確對待戲曲改革，並應以極大的勇氣和精力去改革舊文藝的問題。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後，胡蘇在河北省文代會上，當選為河北省第一任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任，從事全省文藝的組織領導工作，並發表了《河北人民的新文藝》的論文，總結了抗日戰爭以來河北省的文藝運動和創作活動的成就。1950年4月，又發表了《積極發展新文藝與大力改革舊文藝應密切結合起來》 的文章 （ 《人民日報》 轉載此文），文章中認真貫徹了周恩來同志兩次談話的指示精神，對推動全省文藝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長期的革命鬥爭生活和藝術創作活動，為他進入影壇，從事電影編劇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藝術生涯
早在胡蘇的青少年時代，當他觀看了《漁光曲》、《大路》等優秀影片後，對電影就著了迷。在延安“魯藝”學習時，他第一次讀到電影文學劇本《列寧在1918》更是愛不釋手，盼望在全國解放後，能從事電影劇本的創作。1951年，他的夙願實現了：被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任編劇，開始系統地學習、探索電影劇本創作藝術的理論與技巧。1956 年調至長春電影製片廠。他創作、改編並已拍成影片的電影文學劇本有：反映農村生活的《女社長》（1958年與方熒合作）、據梁斌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紅旗譜》（1958年）、據柯夫話劇《雙婚記》改編的《換了人間》（1959年與吳天、王濱合作）、塑造林業戰線一個為祖國森林持續更新而鬥爭的創業者的《萬木春》（1959年與潘青合作）。這些劇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觀眾的好評。胡蘇為發展我國電影事業做出了可喜的貢獻，從而成為著名的電影劇作家。這期間，他還創作了獨幕話劇《閨女的心》（1953年）、四幕話劇《敲鐘的人》（1964年）。他在電影文學劇本創作上富有浪漫主義色彩，善於運用曲折的情節編織故事，力求劇本結構完整、層次清晰、情節跌宕，帶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抒情色彩，長於人物性格刻畫，注重通過人物命運去形象地揭示作品的主題。這同他生活基礎紮實，廣泛閱讀古今中外名著有著重要關係。胡蘇創作的電影劇本中，有幾個是由其它文學作品改編的。他認為電影劇作的改編應遵循的創作原則是“取精用宏”。這就是擷取原著中之精華部分，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去豐富原作，舒展發揮，精心構思，深化主題；對長篇名著，因其精華紛陳，改編時如過分壓縮，勢必將捨棄原著中不少精粹，甚或有損原著，於是寧可改編成二集或三集，使之仍能擇其精華而加以充分舒展。電影劇本《換了人間》，通過描寫魏秀蘭一生的遭遇，深刻反映了我國煤礦工人新舊社會裡的不同命運，熱情謳歌了新社會，歌頌了解放後黨領導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這樣一個重要主題。改編過程中，胡蘇取原劇里母親因自己在舊社會在婚姻上的慘痛遭遇而反對女兒嫁給礦工，但她自己心中卻還在愛著一位老礦工，解放後，瓦斯問題解決了，在同一天母女雙雙結婚的這個精彩部分，增加了魏秀蘭流亡、出關、初婚、再婚、瓦斯爆炸等情節。為表現三代礦工的命運，增加了魏大爺這一老礦工的形象。突出了解放後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真正成了國家主人這樣一個更深刻的主題。劇本對電影民族化也進行了可喜的藝術探索：為了適應廣大民眾喜聞樂見，對原劇中時間跨度二十餘年的故事情節，以正敘手法有頭有尾的結構故事；採用我國民間藝術中的說唱形式做影片伴唱來烘托劇情；充分利用了我國文學藝術中常用的對比手法：如魏秀蘭解放前婚姻上的悲慘遭遇與解放後和魯萬春的美滿結合、解放前後工人生產和生活上的顯著變化等，都收到了強烈的藝術效果；注重運用我國文學藝術中以情感人的手法：如魏秀蘭倚門望夫、荒冢埋骨、和魯萬春橋頭話別、久別重逢等情節，都令人盪氣迴腸，不覺淚下。影片上映後，全國觀眾反應強烈、受到廣泛好評。胡蘇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紅旗譜》，按自己的“取精用宏”的原則，計畫把原著中的農村鬥爭部分改編為兩集。因此，在他發表於1958年《電影創作》創刊號的稿本是他原擬的第一集，取原書中朱老鞏在千里堤上大鬧柳樹林開始寫到老忠仗義為嚴志和去濟南探監、鄉親們在千里堤上送別為止，即以“千里堤”為始終，不僅在全劇結構上自成起訖，而且對原著中的精華不致有所割愛。例如，劇本中圍繞著富有地方特色的關於“紅靛頦鳥”所展開鋪陳的故事情節，給人留下了生動深刻的印象。從孩子們捕鳥所展現的一幅冀中鄉土風俗畫，到賣鳥中別開生面地反映出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壓迫和反抗；從春蘭繡鳥籠罩到放鳥，以鳥籠罩做戲中貫穿道具，生動地寫出了春蘭和運濤的愛情，讓人窺見了春蘭對愛情的喜悅及她聽到運濤被捕後痛不欲生的複雜的內心波瀾；從鳥又自然地引出馮老蘭為未能奪得鳥而抓大貴去當軍閥的兵，達到雙方矛盾的激化。正是充分利用“紅靛頦鳥”的舒展發揮使劇情徐疾相間、疏密有致，推動了情節發展，刻畫了人物性格，起到了“一石數鳥”的藝術效果。又如，在千里堤送別這場戲中，也是在原著基礎上，濃墨重筆，寫得酣暢淋漓。朱老忠告別鄉親時，他對嚴志和、運濤娘、春蘭等人叮嚀囑咐，從他那披肝瀝膽、義重情切、擲地作金石聲的鏗鏘言語裡，一個義垂千秋，有著中華民族優秀品質的人物朱老忠，在讀者面前栩栩如生。劇本改編成功，也是和胡蘇曾長期生活、戰鬥在冀中，對冀中人民生活熟悉，對革命鬥爭有著深切的感受分不開的。按胡蘇原來打算，尚準備以朱老忠濟南探監開始寫到反割頭稅運動勝利為止，作為第二集。但當時他正忙於《萬木春》劇本創作，無法分身。經影片導演凌子風等人在胡蘇劇本基礎上，把他的原意一、二集合為一集，拍攝成影片。凌子風出色的導演藝術處理和崔嵬等爐火純青的演技，使影片獲得成功，上映後受到觀眾熱烈歡迎。
藝術特點
胡蘇主張電影文學創作，首先應重視電影是視覺形象這一藝術特徵，但也要重視其文學性。因此，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都有著強烈的文學色彩。“外面正下著雪。鏡頭從窗上的紅喜字拉出。十八歲的魏秀蘭出現在我們面前，一雙烏黑的眼睛充滿青春活力；緊閉的嘴唇表現出童稚和嬌嫩，她額前留著劉海，後面有條長辮……她正羞羞答答地端坐在炕沿上，一身新媳婦的打扮，大紅花襖、淡青長褲、繡花鞋……”（《換了人間》）這生動地描寫，使劇中人物呼之欲出，為拍攝者提供了感情、形象的依據，也使讀者得到了文學欣賞的美感。善於抒情、功於寫景、巧妙結構布局在胡蘇的散文中也很突出。他發表的十餘篇散文中，《新媳婦》（1953年）曾兩次被選入《中國散文特寫選》，並被翻譯介紹到國外。在這篇散文中，他以凝鍊、優美、抒情的筆觸，通過“我”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探親見聞，展示了波瀾壯闊的合作化運動給中國農村帶來的巨大變化，以及人們新的精神面貌。他的另一篇散文《第二個浪頭》發表後，又曾集印於《經濟建設通訊報告文選》中，並被作為大學文科教材選入《新聞文選》，可見其散文受到重視之一斑。胡蘇曾長期擔任電影創作的組織領導工作，是位創作的組織者，領導者。
電影劇作家胡蘇作品
電影劇作家胡蘇作品做為一個劇作家，他熟知電影藝術創作規律和創作者的甘苦。在領導劇本討論時，他總是細心聽取別人意見，善於發現劇本長處，坦率地指出劇本癥結所在，大至主題、情節、人物，小至一句台詞都談得詳詳細細，他的見解和建設性的意見，常常使作者受到很大啟發。多年來，他一貫主張，對待有一定基礎的來稿，不應只是指出其不足之處，而應積極地幫助使其更臻於完善和完美。在一篇文章中，他形象地把作品比作“產兒”，指出有關領導要有當好“助產士”的精神，“使胎兒順利生下來”。他還主張，領導者個人的藝術好惡，不應在指導創作中強加給作者。為了指導創作，他撰寫了許多電影劇作理論、影評、書評等。他的關於電影劇作長篇論文《斷續篇》，從創作方法、如何對待生活以及表現方法等方面的探索，立論生動，深受青年電影劇作者歡迎，被收入《電影劇作探索》一書中。正當胡蘇在創作上的黃金時節，卻遭到一場十年浩劫。他被扣上“走資派”和廠“反動學術權威”的雙重帽子，受到殘酷迫害。“四人幫”被粉碎後，他又煥發了革命青春，滿懷激情地迅速完成了電影文學劇本《北斗》的創作。
個人作品
《北斗》簡介
電影文學劇本《北斗》，通過描寫解放前陝北一對貧農歌手申長源和謝桂蘭悲歡離合的故事，形象地揭示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人民求解放的指路人這一重大主題。劇本以廣闊地展現陝北高原的風貌，塞外農村窮困生活和具有濃郁色彩的陝北民歌而獨具特點，是一個富有民族色彩的抒情音樂故事片劇本。它通過主人公家破人亡和尋找生活之路的幻想的破滅以及走向革命、遭受挫折等情節來展示人物命運，故事層次明晰，情節跌宕有致，生動地表現了中國農民只有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求解放才有真正的出路；通過描寫劉志丹等人無辜被捕和黨中央派周恩來同志來才使劉志丹等人獲釋的情節，進一步揭示了正確的革命路線是何等重要。劇本在矛盾衝突中刻畫人物性格，是其另一個重要的藝術特色，如通過申多餘問天這一情節，透過他被逼得喜怒無常，吹嗩吶、打老婆的變態心理，直至滿腔仇怨大叫問蒼天，不但把申多餘的獨特性格描繪得栩栩如生，而且在他身上讓人們看到了在舊社會的苦難深淵中絕望掙扎的農民典型形象。他的問天，集中凝聚了在中國窮苦農民心頭多年的疑問。劇本貫穿著富有濃厚色彩的陝北民歌和演唱，歌詞樸實生動，如安兆祥手撥三弦，腳打板唱的：“窮的越窮皮包骨，富的越富糧成山，世道不公恨難消，咱受苦人為甚不造它的反！”對表現典型環境，烘托人物性格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從《北斗》創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胡蘇孜孜不倦地進行新的藝術探索的可貴精神。最近他又完成了描寫為端正黨風，勇於同不正之風作不屈不撓鬥爭故事的電影文學劇本《海風寄語》的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