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胡禮垣
- 出生地：廣東省三水
- 出生時間：1847年
- 去世時間：1916年
基本資料,人物事跡,
基本資料
姓名：胡禮垣
生卒：1847年—1916年
籍貫：廣東省三水
在中國最早宣傳“公平”思想，最早系統宣傳社會契約論和天
賦人權論，最早把民主思想擴大運用於反對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
他雖然避居香港，遠離革命風暴，但他對這個國家同樣有著深切的
愛戀，因此當聞知革命成功的信息，他欣然題作《民國新樂府》十
二章。被稱為近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
人物事跡
行走於中西文化之間
其父胡獻祥常年在香港做生意，他本來盼望兒子能走科舉高中的道路，光宗耀祖。胡禮垣在家鄉從塾師啟蒙， 天分極高，漸漸精通四書五經，寫得一手洋洋灑灑的八股文，在縣裡童子試中位居頭名。但可能是因為父親在香港的經歷和此後胡禮垣本人在考試選拔中屢遭失敗，他並沒有沿著科舉道路繼續走下去，卻對經史古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致力於研習詩詞古文。
1857年，胡禮垣跟隨父親來到香港，開始接受西式教育。他15歲進入香港中央書院學習，曾經拜伍廷芳為師學習英語，將目光轉向西方科學、政治、文學等領域。傳統教育使得胡禮垣打下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基，而西式教育又使他進入西方文明的殿堂，這為他日後在中西文明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成為改良主義思想家奠定了基石。
1870年，胡禮垣從中央書院畢業，因學業成績優異，被政府委任留校擔任中文教師。兩年後他辭職離校，其後到父親所經營的航運公司兼職，並多次參加港府公務員考試，可惜均未錄取。
胡禮垣曾在王韜經辦的《循環日報》館工作，擔任翻譯，由此與王韜結識，成為知交。王韜比胡禮垣大約年長20歲，是清末著名變法思想家，曾在該報發表政論文章，闡述其改良主義思想，這對胡禮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胡禮垣還曾一度回到國內，投奔在上海主持電報分局的鄭觀應，擔任翻譯。
大概在1885年，胡禮垣離開上海，返回香港，到《粵報》任職。在此期間，他利用閒暇將《英例全書》翻譯成中文。《英例全書》大概就是《大英百科全書》，“前後積成卷帙，凡二百餘萬言”。但胡禮垣的勞動並未被人重視，他的譯作沒有出版。
謝絕蘇祿國王“繼位”邀請
1878年7月，原留美幼童正監督陳蘭彬被清廷任命為駐美公使。陳蘭彬是中國首任駐美公使，因得知胡禮垣懂英語，兼通中西之學，便慕名前往拜訪，意圖使其加入外交使團。交談中，胡禮垣發現陳蘭彬身為駐美公使，居然滿口陳詞濫調，對西方政治文化根本就是無知，他於是禮貌地謝絕了陳蘭彬的邀請。3年後，廣東香山人鄭藻如接任駐美公使一職，他也想聘請胡禮垣前往襄助，胡禮垣同樣謝絕了。 《粵報》停刊後，胡禮垣在英國商人邀請下客居南洋北婆羅洲。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北般島的開發，結合當地地理地貌、風土人情，對其官署、民居、溝渠、道路等作了周密詳盡的規劃布局，他還身體力行參與了拓荒工作。數年間北般由當年的荒島驟變為南洋巨埠，胡禮垣由此名聲大振。
1893－1895年，胡禮垣遊歷日本，時值中日交戰，他目睹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對祖國的落後和清廷的腐敗認識更加清晰。甲午戰後，清廷撤回日本領事館官員，胡禮垣被原駐日公使汪鳳藻及僑民推舉為神戶領事館代理領事，竭力維護僑民的正當利益，直至戰事結束始回香港。
憂懷國事的政論家
何啟是胡禮垣在中央書院時的舊識，當時胡禮垣留校任教，何啟是他的學生，只有11歲。何啟與胡禮垣的組合是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奇蹟：何啟在英國留學10年，精通醫學、法律，對西方文化有精闢的理解，他回到香港後，曾創辦香港西醫書院，並參與創辦香港大學，是聲名卓著的香港華人領袖；胡禮垣博學廣聞，對西方文化有所認識，對中國文化理解尤深，可謂學貫中西。
何、胡的合作開始於1887年，當時曾紀澤在香港《德臣西報》刊載著名的《中國先睡後醒論》，何啟讀後不同意其觀點，用英文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又欲譯為中文發表。他自感國學基礎太差，於是尋求胡禮垣的幫助。胡禮垣將此文修改、翻譯後，兩人共同署名以《中國先睡後醒論書後》（又名《曾論書後》）發表，在中國政界、思想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1898年後，胡禮垣辭去香港文學會翻譯一職，“退隱於家，日惟閉戶著書，考察列國政治得失，與何君啟研究法律”。他與何啟又合寫了《新政論議》等論文，這7篇政論文章匯集為《新政真詮》一書出版，對中國改革維新提出一整套理論和實施的方針。此時胡禮垣自號“逍遙遊客”，但他的內心並不逍遙，而是對現實政治，對祖國的前途命運充滿了擔憂。
值得一提的是胡禮垣的“大同”思想。早在1871年，胡禮垣剛從香港中央書院畢業時，即準備撰寫《天人一貫》一書，將宗教、儒術、治學、法學融於一體，以孔子忠恕之道貫徹其中，闡述大同理想，這比康有為的《大同書》要早數十年。其後，胡禮垣在《梨園娛老集》、《滿洲嘆》、《伊藤嘆》、《德皇嘆》及致伍廷芳、孫中山等人書信等詩文中，斷斷續續表述了其有關大同世界的理想。胡禮垣不滿於國內民族主義思潮中的排外、保守主義的非理性傾向，認為以怨報怨，以仇復仇只能加劇人與人之間、族與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仇視和敵對，“無恩無怨，報何有焉，是之謂大同。”
為辛亥革命鼓與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