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浦

胡春浦（1913—1983）四川渠縣人。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投身中央特科，長期在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四川等地活動。後受中共組織安排進入劉湘川軍系統從事情報、軍運及抗日宣傳工作。1938年隨22集團軍開赴湖北第二戰區，任戰區政治特派員辦公室中校參謀，參與建立抗日根據地。回川後，由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直接領導，從事上層統戰、情報工作，開辦企業、結交袍哥、發展統戰關係，為中共提供經費。曾三次被捕，其共產黨員身份一直未暴露，經多方營救均脫險於刑場或囹圄。1949年被營救出渣滓洞後，領導中共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策動川西和平解放，避免成都毀於國共內戰炮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春浦
• 別名：胡少剛，胡霈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省達州市渠縣
• 出生日期：1913年
• 逝世日期：1983年
• 職業：特工、袍哥、商人、外事、統戰
• 畢業院校：上海持志大學
• 主要成就：發展國民黨空軍首箇中共秘密黨員
  1938年隨22集團軍出川抗日
  身為特殊囚犯領導渣滓洞獄中鬥爭
  1949年推進劉鄧潘起義，保全成都
  全國政協會議第四屆委員會委員

人物生平

1913年，胡春浦生於渠縣。1935年，胡春浦在上海投身中國共產黨並加入中央特科，發展了國民黨空軍第一個共產黨員鄭少愚（抗戰英烈，1942年殉職）。1936年奉共產黨、國民黨西南地方實力派及反蔣勢力命，以香港《超然報》記者公開身份返川進行組織反蔣抗日武裝工作。事敗後入獄。經共產黨、國民黨及地方勢力搭救出獄後被劉湘委以川省保全處中校、上校。後根據共產黨武漢長江局葉劍英、李克農指示加入第二戰區22集團軍出川抗戰。回川後，由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領導從事上層統戰、情報工作；公開掩護身份是國民黨黨員，幫助四川省國民黨黨部主任黃季陸處理黨務，並任黃季陸開辦“群生公司”的總經理，與四川國民黨黨、政、軍、特上層、地方勢力及川西“袍哥組織”均有關聯。其間，創辦中共南方局領導的“紅色企業‘大有字號’”，為四川地區中共地下組織提供經費，開辦煤礦企業，為黨提供經費，從經濟上支持中共實際控制的《華西日報》和《華西晚報》（《四川日報》前身之一），配合川康特委領導武裝鬥爭。1947年被捕，領導白公館和渣滓洞獄中鬥爭，由於其共產黨員身份一直沒有暴露，身陷囹圄又巧與獄方周旋而被難友譽為“特殊囚犯”。

1949年被營救出獄，旋即回成都參加中共“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迎接四川解放、保護成都和平解放等各項工作，代表中共地下組織直接參與推動了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的起義工作，並代表軍管會簽字接管成都。

1950年後，在中央情報、外事、外貿機關工作，後任寧夏區委統戰部長。文革期間受嚴重迫害；晚年回四川任省委統戰部顧問，指導“改右”等冤假錯案平反。1983年逝於成都。

保衛蘇維埃

轉眼到了1934年春，川軍已將戰線以推進到三匯以北的通江境縣內，三匯場成為川軍東南戰線的後勤中心，各路大軍的軍需物資在這裡集散，僅後方醫院就有八個，遍街都是傷兵。對生意人來說，這正是發國難財的絕佳時機，然而“炳順恆”21歲的新任總管胡春浦胡公子卻打的是另一番主意——如何為革命事業做奉獻。他想起張海涵給他講過，江西蘇區紅軍給白軍傷兵治傷療傷，他們傷愈後都參加了紅軍，拿起搶來打白軍，“也想模仿一下”。
於是約集場上的袍哥朋友，讓他們串聯傷兵中的下級軍官軍士，每次三四十人，多達一百餘人，到胡家喝酒吃肉“拜把調譜”，編入袍哥隊伍，賭咒發誓傷愈後不上前線，同生死共“嗨袍哥”，還寫信到前線動員兄弟伙回來加入。加入袍哥的傷愈官兵由胡家包吃包住。醫院原來規定傷愈後就發餉，傷愈官兵拿到錢就在三匯吃喝嫖賭，不重返前線，院方改為回到前線才發餉，他們仍然不回去。如此三四個月，聚集到胡家的傷兵竟達到一千多人。胡公子銀子花得流水一般，眼看家財難以為繼，又將一些人“自願結合”成若干團伙，分別安排到附近場鎮擺攤設賭，自收自支。更有替胡公子分憂者，提出打劫由三匯送往前線軍餉，胡春浦即發給槍枝和經費，規定只準搶劫軍餉和稅收，違者按袍哥規矩嚴懲。
終於東窗事發，一幫兄弟伙打劫范哈兒（范紹增）部的軍餉時，被捉去幾個，供出是三匯胡公子給的手槍和錢，范部團長鄭清泉派人到三匯捉拿胡春浦。胡公子耳目眾多，得到訊息逃到合川，在大伯處拿到一千塊大洋直奔上海而去。大伯把重振家業的全部希望寄託於他，未想他竟是如此“經營”的，連病帶氣，也在當年死去。至此，胡家創業一代全部命歸黃泉，輝煌一時的家業從此一蹶不振。

加入中央特科

只能參加革命不能加入組織的胡春浦如今家破人亡，大量家財被他奉獻給了革命，從此不能衣食無憂，要為稻粱謀了。他了解到日本學習條件更好，而且費用與國內相差無幾，於是放棄廣州中山大學的學業，轉而到上海的留日預備學校學日語，準備到日本留學。到1934年冬天，完成規定的半年學業正準備東渡時，夢寐以求加入組織的機會卻來了。

這時候吳懋德突然帶著四五個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人，住進胡春浦在北四川路的寓所，胡春浦按照吳交代的辦法幫他們與組織接上了頭。此間胡春浦向吳懋德講了回老家的情況，以及設計不讓傷兵回前線、組織他們搶劉湘部隊的軍餉等。他一直謹守著張海涵的話，不敢提出入黨要求，如今他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家庭已人去財破，他也不是小資產階級了，是否合符加入組織的條件了呢？

終於有一天吳懋德問：既然張海涵和你的關係那么好，對你那么信任，怎么不介紹你入黨呢？他說：張海涵說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能同情革命，不能參加革命。吳懋德說，張海涵這樣做是“左傾”。吳懋德又問你現在還願不願入黨？回答當然願意。又問能不能同家庭斷絕關係？回答能。又說要立刻斷絕，回答當然可以。於是由吳懋德和同為蘇州反省院出來、在上海美術學院任教王自申做介紹人，寫了入黨申請書，胡春浦永遠記得最後一句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申請書按照李浩然的要求落了假名，因為“申請書要經幾道手轉上去，萬一出了紕漏，就找到你了。”

胡春浦1932年在上海

幾天以後，一位富紳裝束，三十多歲自稱“老余”的人來見胡春浦，說他的入黨申請已經批准，代表組織接收他為中共黨員，無後候補期。參加革命已經三年的胡春浦，終於加入了組織，這是1935年1月。

這位神秘的上級胡春浦永遠只知道他叫“老余”，他給透露的工作是“中央保衛部門” 。三年後胡春浦才知道，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全稱中央特別行動科，成立於1927年底，專事情報收集、政治保衛和暗殺破壞等，是中共最早的特工部門。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後，特科取消，在其基礎上組建中華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即老余所說的“中央保衛部門”。紅軍長征以後，江南一帶的中共地下特工由潘漢年領導，在中央直接指揮下從事情報、滲透、策反、上層統戰等工作。

經後人查證，“老余”是黃埔四期畢業、時任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軍委代理書記（主持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軍事、情報和聯絡工作）的王世英。

按照老余的要求，入黨後胡春浦將家秘密遷到較為安全的法租界，杜絕一切社會關係，接受三個月的特工訓練。老余面對面單獨教授，內容分政治、技術兩類。政治訓練包括黨的路線方針、工作紀律、形勢判斷、情報分析等；技術訓練包括設定警報、盯梢與反盯梢、密碼編寫和密寫、情報傳遞、接頭暗號、險情識別、隱蔽轉移等等。短短三個月的訓練，胡春浦以其非凡的接收能力，掌握了全面的提供技術，記取了用無數鮮血和生命換取的經驗，成為一名合格的中共特工。

打入空軍

訓練結束，胡春浦接受一項重要任務——做國民黨空軍的工作。
三十年代初開始，國民黨空軍發展迅速，對紅色根據地偵查轟炸日益加強，給紅軍以極大的威脅，中共因此急於對國民黨空軍進行滲透，以獲取情報伺機策反。位於杭州郊區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施和管理最先進的航校，被稱為“中國空軍的搖籃”，由蔣介石親任校長，1934年起由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任校長，是中共滲透國民黨空軍的首要目標。

胡春浦的渠縣老鄉鄭少愚在筧橋航校學習。鄭少愚（又名鄭士璽）為渠縣鮮渡鄉人，曾就讀南京中央軍校，1932年考入筧橋中央航校，與胡春浦往來甚密。早在南京中央軍校讀書時，同校的中共特工吳懋德就做過鄭的工作。但思想進步是一回事，發展入黨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正因為空軍的重要，國民黨也控制甚嚴。按理因該由吳懋德出面發展鄭少愚入黨，但老余經過對胡春浦三個月的接觸，把這一重任交給了剛入黨不久的胡春浦。

1935年4月，胡春浦來到杭州。他必須租住房子才好工作，但此時的杭州和上海一樣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當局規定無當地人作保、無家眷者一律不得租房（無保無眷不租）。胡春浦在旅館住了幾天才想辦法租下房子。鄭少愚這時已經畢業，因技術優秀留校做準尉飛行教官，航校紀律嚴格，鄭少愚只有每個星期天從二十里外的筧橋與他會面。在這裡，鄭表示願意入黨並完成黨交給的任務，胡春浦讓鄭少愚寫了入黨申請書，由胡帶回上海交給接頭人，幾天后就得到批准，介紹人為胡春浦和李浩然（吳懋德）。因鄭少愚此時的身份已是“偽軍官”，有三至六個月的候補期。鄭做飛行教官工資60元，每月自願拿出30元交黨費。這時胡春浦已與家庭斷絕關係，沒有經濟來源，組織安排用鄭黨費做他的生活費。以後，鄭根據胡春浦交代的任務，隨時向胡報告航校內組織機構、負責人情況、反共社團、戰術技術等各類情報，由胡整理成密件，每月回上海一次交與接頭人，並接受新的指示。鄭少愚的組織關係，也由胡春浦單獨掌握。

木刻《鄭少愚》。作者：王琦

由胡春浦發展和聯繫的中共秘密黨員鄭少愚，在全面抗戰爆發後的空戰中表現神勇，參加了保衛上海、武漢、重慶等城市的的上百次空戰，擊落擊傷敵機數十架，戰績在中國空軍首屈一指，成為赫赫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先後任國民黨空軍第四大隊分隊長、副大隊長、大隊長、空軍總部軍區參謀長、中美空軍聯合指揮部副總指揮等職（總指揮為陳納德），受到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等中共領導的多次接見。

1942年在飛越駝峰航線時失事犧牲，年僅31歲。據說周恩來聽說他犧牲的訊息後嘆息道，如果他活下來，將是新中國的空軍司令。

斯人已去，情義長留，胡春浦一定要為生死兄弟做點什麼。不報組織允許，無需何方委託，就是個人行為，單憑個人能力足矣。鄭少愚犧牲後三個月後，利用黃季陸“吊念民族英雄抗日軍人”的名義，胡春浦堂堂正正回到離別八年的故鄉。雖然家道中落，但頭上有“省黨部秘書”光環的他，名聲有增無減，在這塊地面上，親朋滿目，故舊如雲，左右逢源，一呼百應。由他發起組織，全縣各界聯合舉辦了鄭少愚追悼大會，在其鮮渡鄉老家樹立了“少愚碑”，又聯名申報並由胡春浦一手經辦，經國民政府批准改鮮渡鄉為“少愚鄉”。

鄭少愚秘密中共黨員身份長期隱秘無聞，後來被作為反動軍官對待。1950年“少愚鄉”改回舊名，1958年“少愚碑”擊碎丟棄，家人更是累及無算。1981年11月27日，渠縣人民政府追認鄭少愚為革命烈士。

1935年《空軍》刊載的鄭少愚論文

初識黃季陸

胡春浦在中山大學只上了兩個多月的學，最重要的收穫是結交並得到黃季陸的賞識。
黃季陸堪稱傳奇人物，他是四川敘永縣人，12歲在成都組織“童子保路同志會”參加保路運動，登台演講慷慨陳詞，以“少年豪傑”名動一時；14歲出川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受到孫中山的賞識；17歲成為孫中山的軍事特派員；18歲出國，先後在日本、美國、加拿大遊學7年，深受西方思想影響，後著有《民主典例與民主憲政》等著作。25歲回國任國民黨要員，反對國共合作，為國民黨“西山會議派”中堅分子，1926年國民黨“二大”西山會議派遭彈劾，黃受嚴重警告處分，仍堅持反共，被武漢國民政府下令通緝。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黃任國民黨要職，時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主任兼中山大學教授。

黃季陸

與一般黨棍不同之處是，黃季陸屬於獨立思考的學者型官員，其政治選擇非人生依附而是個人判斷，與人交往愛德才重情義而非黨同伐異，這樣的人在民國上層人物中大有人在，黃季陸是其中典型。正是如此，他一眼看上比他小14歲的胡春浦，並始終如一地給以信任和幫助，以致到不計政治厲害的程度。這種超政治的個人交情，在胡春浦革命生涯的一系列關鍵時刻起了重大作用。

“兩廣事變”平息後，廣東軍閥陳濟棠失敗下野，黃季陸跑到香港繼續抗日反蔣活動，在各報發表《繼續堅持抗日主張》的書面談話，並開辦《超然報》大造聲勢。黃季陸將他的書面談話寄給胡春浦，胡即轉發上海各報刊出。

此時全國停止內戰、槍口對外聲浪高漲，各派力量膠著，黃季陸身為國民黨要員，在文化界的聲望很高，成為各方拉攏的對象。蔣介石派人拉他到南京，李宗仁、白崇禧要拉他到廣西，中共想拉他到延安。為此安排與黃有關係的羅髫漁、胡春浦、謝懷清、胡鴻經、杜仲石、駱乃琨等六人做黃的工作，後被冠以“六人團”。

川北巨匪

“六人團”中，只有胡春浦當時是有組織聯繫的共產黨員（羅髫漁出獄後尚未恢復組織關係），所有的行動也胡春浦安排，而胡則按組織上的指示行動。此時他的組織聯繫人是一位姓曾的婦女，其人高挑身材，相貌醜陋，北方口音，鄉下人穿著，有人無意間撞見他們在家中竊竊私語，為胡春浦竟有這般“女朋友”不可思議，實際上胡春浦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姓“曾”還是“鄭”也搞不清楚。胡春浦將蔣介石派人拉黃季陸到南京的事告訴她，她傳達組織上指示：爭取黃季陸不要去南京而去“蘇區”。胡春浦讓羅髫漁到香港做黃的工作，結果黃既不到南京也不到延安，而是選擇了與廣西與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組織“抗日反蔣軍”。他們在全國各地委任了一大批反蔣“司令”，土匪出身，當過川軍旅長的張紹泉被他們委任為“第五路軍司令”到四川招兵買馬拉隊伍搞地盤。張紹泉經上海到四川時，胡春浦按照組織安排，將川籍特工裴質九介紹給張紹泉當秘書，並交給他密寫藥水，要他及時報告行動情況。

張少泉這一去就沒有訊息，胡春浦也得不到裴質九的情報。黃季陸見張少泉沒有動靜也很這急，擔心張的素質太低不堪大事，決定派一個得力的人去協助工作，於是給胡春浦寫信，要他到四川負責張少泉部的政治工作，並考慮周到地同時寄來旅費、轉交張少泉的信和香港《超然報》的記者證，作為胡春浦的公開身份。臨行前，胡春浦通過聯繫人第一次見到自己的上級。胡春浦記得，那是在法租界一處隱秘的樓房，用暗號敲開門後，一位同志拉住他的手帶他到一個寬敞的廳堂便走開了。廳堂里那位負責人中等個子，粗壯身材，方臉平頭，北方口音，穿中式短褂子槽窩布鞋。他向胡春浦仔細問了黃季陸的政治態度和張紹泉到四川的情況，講了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工作策略，反覆交代：“你是去看一看，沒有什麼前途就回上海”。隨後那位女聯繫人又給了他與上海的聯繫的通信地址，和回上海與組織聯繫的辦法。總之表達的是去去就回，安全要緊。

這一去，胡春浦就回不來了。
按照事前安排，張紹泉需要把隊伍拉起來，經過總部特派員親自點驗後才能撥給軍餉。但張急於搞錢拉隊伍，特派員未到前，就已經派出兩個團長帶人到內江搶銀行。結果錢沒搶到，反被抓去幾個。胡春浦和裴紫玖得知敗露，先跑到附近山里躲了幾天，決定分散轉移：胡回成都向黃季陸聯繫報告情況，裴暫撤資中隱蔽，圖謀再舉。到了資中，張還不罷手，搶劫殺人，轟動全城。
案情重大，內江專員（當時威遠、資中均屬內江專署管轄）王夢熊立刻下達“通緝令”。

他坐在成都少城公園鶴鳴茶社等訊息時，被跟蹤多時的軍警逮個正著，罪名就是“土匪搶劫案”。押離第二天，成都各報都發了訊息，其中一家標題為《巨匪胡春浦落網》,副題“該匪押解路過春熙路時,口含香菸，環顧四周,毫無懼色”。
但他本人卻還鎮定，熟稔四川袍哥的一套交結隱語也派上用場。沒走多久，就和負責押解的班長林錫南套上了關係，也從他口中知道了案情由來，哪些人被抓，關押在何處。聽說裴紫玖被抓後受到嚴刑拷打，把兜里僅剩的一些錢鄭重委託林給裴，後來還傳過用暗語寫就的字條。
到達資中的當晚，內江專員王夢熊、保全副司令陳慶雲、軍法官敖某三堂會審。當時不許指定律師，胡春浦得為自己辯護。申辯的要點是：我不是土匪，是新聞記者；香港《超然報》是宣傳抗日的報紙，有證可查；黃季陸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主張堅決抗日，不是反動分子；我到高石鎮，是陳淑儀要介紹她的侄女和我相親，等等。還慷慨激昂，大談了一番救國必先抗日，抗日才能救國的道理，把審訊室搞成了他的專題演講會。
幾天后的一個晚上，保全班長林錫南突然來告訴他：“今晚要殺八個人，不知有沒有你？”此時已經做好犧牲準備的胡春浦，便凝神屏氣端坐於床，等候這個時刻到來……
後來胡春浦才知道，這次所以大難不死，實獲救於素不相識的當地名紳何衡九。

1937年資中專署判決書

長江局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漢口，先找到在國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工作的羅髫漁，由羅髫漁在第三廳安排了住處，很快與鄭少愚、郭秉義見了面。見面第二天，胡春浦來到漢口法租界的八路軍辦事處（中共長江局），遞上組織介紹信後，由一位著八路軍軍裝的工作人員帶到樓上。樓上一位小個子、兩個大個子熱情接待了他。小個子介紹說，穿香雲紗中式褂褲的大個子是葉劍英同志，一位是李克農同志，自己叫黃文杰。葉、李問了胡此行的情況和住處安排後，胡詳細匯報了發展鄭少愚、陳懷剛入黨的經過、到四川被捕與組織失去聯繫、鄭少愚來信要求恢復組織關係的詳細經過，其間葉、李多有插話，黃文杰則做筆錄。末了二位領導人說，他們先研究一下，要他過幾天再來。

隨後一段時間，葉劍英、李克農、黃文杰先後與胡春浦面談四次，作出以下決定：一，承認鄭少愚、陳懷剛黨籍；二，二人仍由胡春浦做聯繫人，不與八路軍辦事處發生聯繫；三，緊急情況下，他們可到辦事處直接面見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在胡春浦的工作安排上，葉、李二位領導仔細了解了他與黃季陸的關係後，指示他不去戰乾團，通過黃季陸的關係打入國民黨軍隊，在中上層軍官中作統戰工作，掩護、協助地方黨和進步團體，由黃文杰做他的直接聯繫人。

大洪山根據地

按照葉劍英、李克農的指示，經黃季陸介紹，胡春浦於1938年到湖北襄樊原屬川軍的22集團軍45軍政治部工作，任軍政治部特派員辦公室中校視察員。

抗戰中的胡春浦

22集團軍是由鄧錫侯和孫震兩支軍隊合編而成的。鄧錫侯為上將總司令，孫震為上將副總司令。下轄孫震部41、43兩軍，鄧錫侯45、47兩軍。這支部隊出川先後參加了娘子關、太原、徐州、台兒莊會戰。在著名的滕縣戰役中，面對日軍主力板垣師團重炮飛機猛轟濫炸，奉命“待援死守”，堅持逐屋抵抗，戰至最後一人。該軍許多軍官有反蔣情節，與共產黨有多年的交道，有不少是中共地下黨員在軍中工作。

胡春浦去後，很快與該軍政治部主任陳烈貽（中共黨員）、中將副軍長兼第127師師長陳離等建立了聯繫。陳離是20年代的中共黨員，一直在努力為黨工作，胡春浦早有所聞。他和陳離幾十年的合作和友誼卻自此開始。

陳離將軍

因為胡春浦是黃季陸介紹，45軍軍長陳書農委任他為“45軍忠勇救國軍京（山）鐘（祥）應（城）三縣辦事處主任”，任務是到大洪山敵後“同共產黨爭民眾”，這恰恰為胡春浦創造了良機。

陳離外甥題贈胡春浦

在黃文杰安排下，他很快就和正在當地開展工作的鄭紹文建立了聯繫。鄭奉命來鄂，就是利用他曾在洪湖蘇區多年工作的積累,為延安即將派入的“豫鄂挺進縱隊”（即李先念領導的新四軍第五師的前身）打前站的。當時他手下已經聚集了一百多人。兩人從此結下的深厚友誼超越個人處境，持續終生。

接上鄭紹文的關係後，胡春浦很快又與同在這一地區活動的張執一及陶鑄等建立了聯繫，密切合作。一方面隨22集團軍開赴鐘祥、京山、隨縣一帶，準備即將進行的“隨棗會戰”。以“同共產黨爭民眾”為名，行“為共產黨爭民眾”之實。預先為“豫鄂挺進縱隊”籌集軍需物資，建立落腳根據地。

為擴大空間，更方便地進行工作，胡春浦以軍方名義，在大洪山組建了名目堂皇的“軍委政治部派駐22集團軍政治特派員辦公室特種工作隊”（簡稱“特工隊”）。先是爭取了一個鄉公所聯保主任參加“特工總隊”，帶來20多條槍；又“訛”了當地聯保辦公處一個中隊的三四十條步槍、一挺輕機槍，說這些漢陽造是本軍遺失的槍械，應立即歸還；後來又摸了日寇一個據點，偷了幾隻三八式步槍，一匹洋馬，把馬送給了集團軍總部，槍枝留下自用，為此還得到了總部的獎勵。

為了方便工作，胡春浦還為湖北黨組織搞來《二二集》（22集團軍）的臂章，提供他們在國軍各防區之間行動方便。又自己印製了大量《二二政》（22集團軍政治部）、《二二特》（特派員辦公室特種工作隊）的臂章，發給根據地工作人員。

731團事件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國共合作”開始還算順利。為壯大鄂北根據地武裝，組織又介紹來一支新的力量，這就是新調出川的22集團軍所屬731團，由團長劉景素與胡春浦建立聯繫。

當時正值春夏，日軍要進攻鄂北，意圖掃蕩。湖北負責人的意思，是想利用這個機會，索性把731團拖到敵後的大洪山，亮出旗號，標明為共產黨控制的根據地武裝。胡春浦卻審時度勢，另有建議，認為劉與孫震有極深的私人關係，組織上應該幫助和培植劉的地位，使劉成為孫震這個封建部隊的承繼人，這樣在必要時，劉起的影響作用更大。但胡春浦最終不能說服楊學誠和劉景素，也就全力協助實施。

沒想到這件事情鬧大了。胡春浦《自傳》述及此事，說：“在日本人第一次進攻鄂北的時候，劉率團脫離孫部，造成國民黨藉口的所謂“叛變”事件。”

國軍幾乎一個整團脫離前線，整個抗戰期間尚無先例。聞知此事後，蔣介石連下九條電令嚴查。
幸好其真實意圖“投奔共產黨”尚未暴露，部隊也很快回歸建制，不乏為此莽撞行動開脫的理由。劉景素利用這個矛盾掩護了自己。此時鄧錫侯已回川，集團軍總司令孫震被迫布置了各個層次和各個方面的會審，但在嘀咕這位小舅子。事後劉景素告訴胡春浦，孫震叫他去質問，他把槍拍在桌子上，說“我要是共產黨，總司令就一槍打死我。”孫震笑了，讓他把槍收起來。一路會審，劉景素總算過關。只是他的貼身警衛陳杰在事變時開槍打傷了團副王楚，被死咬不放，直至槍決，劉深感痛心！而胡春浦因是“黃季陸的人”，也暫時躲過了頭道劫。

1939年底，國共爭鬥加劇升級，孫震部也開始“清共”，“731團事件”再次被翻騰出來，要求“嚴查”。這次的通緝令是以軍政部部長陳誠名義頒發的。罪名很大，不容融通，且欲一網打盡……

怒摔黨證

1940年，成都。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胡春浦畢竟頭上還懸著陳誠頒發的“通緝令”，羅世文建議他改個名字參加國民黨，直接進入黃季陸主導的國民黨省黨部。他不能不變，也不想大變，於是將原來的化名胡培稍稍變化，改成“胡霈”加入國民黨，由黃季陸安排到他直接兼任處長的“四川省訓練委員會黨務指導處”工作。
胡春浦由劉湘高參、地下黨員郭秉義介紹為“武德學友會”教官，自然是與軍隊上層牽線搭橋的不二人選。二是黃季陸在灌縣黃私人投資了個小金礦，不便出面。而胡春浦出身商家，經營自有經驗，於是註冊了個“群生公司”，讓胡春浦經理。一時間別人都把他當成黃主委的私人秘書，儼然心腹紅人。

1941年談“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省黨部調統室主任、中統的特務頭子何培榮將胡春浦逮捕，“審訊”兩次。胡春浦回憶：
“提出我是在將軍街14號某日某時談的話，但我一概否認，後來由黃季陸負責，叫何培榮在黃的主任委員辦公室‘解釋’。我當黃季陸大桌大罵何培榮‘混蛋！無恥！陷害好人，賣功邀賞！’這時窗外調統室的大小特務二三十人圍聽。”

胡春浦被關審幾天后，黃季陸回成都，他知道沒審出個什麼，氣也壯了。把統調室主任何培榮和胡春浦一起叫到辦公室，指著胡春浦對何說：“他跟我多年，如果是左傾分子，還能放在身邊？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誤會。”
何培榮當面向胡春浦表示道歉，聲明“不是扣留，只是問問情況。”又把沒收的國民黨黨證退還他。胡春浦索性發脾氣，趁勢將黨證一摔，撂下一句：“老子永遠不當國民黨員了！”

化名“胡霈”的國民黨黨證

黃季陸趕緊圓場，吩咐胡鴻經馬上送他回家休息。

煤老闆

四十年代初，國統區中共地下組織受到嚴厲打擊，損失慘重，不得不採取韜光養晦保存實力的策略。胡春浦聯繫人陳於彤向他傳達董老指示，說他1939年策動陳離部713團叛變的老案重發，軍統頭子戴笠下了手令抓他，要他立即離開成都，“停止活動，保留黨籍，長期埋伏，等待時機”。

胡春浦（右）與陳於彤

這次對胡春浦今後工作定位正是此意，讓他只以非黨身份工作，“儘量灰色一些”；與過去認識的同志斷絕黨內交往。同時南方局也發出內部通知：凡知道胡春浦身份的同志，不得與他進行工作聯繫；他的情況和工作，今後由南方局直接掌握和安排，不得對外暴露身份。

這也意味著此後國共雙方暗中博弈中，他需要更為自覺地成為一枚只在“勝負手”時才能顯現用途，平常看去卻極為普通的子兒。胡春浦素好圍棋，略諳棋道，自能一點便知，心領神會。

按照董老的指示，他來到桂花場長住。但他並未就此閒著，他要積蓄資源等待時機。幾年來，他一直是黃季陸群生公司的經理，不過掛名而已。如今有了喘息的機會，他要親力親為辦企業積累資金。桂花場西北的灌縣向峨鄉境內煤炭資源豐富，有數十家小煤窯，但因交通不便、土匪猖獗，經營艱難。他想借群生公司的牌子收購這些煤礦，找到老朋友王彥立。

王彥立（1913-1993）

王彥立出生四川酉陽縣龍潭鎮名門世家，這個了不起的家庭出了幾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三叔王勃山為前清舉人、民國元老, 給予共產黨和各派民主力量大量幫助。王彥立十三歲到上海求學，先後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和四川大學，早年參加激進組織，1937參加共產黨。他十多歲在上海就與胡春浦相識，二人同年生，同樣出生於大戶人家，生活相近志趣相投。他和胡春浦一樣患有嚴重的胃病，不同的是病痛改變了他的命運。40年代初，組織上安排他到延安，他卻因胃大出血住院動手術，錯過與聯繫人肖澤寬的接頭時間。延安方面正在整風挖特務請隊伍，認為他是“動搖”，中斷了他的組織關係。無奈之下他轉而走實業救國之路，經姑父向傳義安排去了成都最大的電力企業——啟明電燈公司任副經理。

那時電廠都是用煤發電，啟明公司是成都用煤第一大戶。胡春浦正好這時與他重逢，二人一拍即合：胡春浦用啟明公司的名義收購11家小煤窯開辦“向峨煤礦”，自己任經理；同時以“啟明公司駐灌口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全數收購所採煤炭，既是賣家又是買家，買賣通吃，不賺都不行。 王彥立如此不顧經營之道支持胡春浦，自然是看在革命的份上。他組織上脫了黨思想上沒有脫黨。他們雙方都知道對方是黨員，但黨的紀律不允許他們直接聯繫。為了工作方便，胡春浦一度向南方局提出“打通”跟他的組織關係，回答是王的組織關係因“動搖”中斷。於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人不言黨的關係，只管為黨的事業工作。

這時“蔣中央”藉口修樂山到西昌公路，調集大批中央軍進駐樂山地區，試圖將前劉湘的十七、十八師吃掉，雙方劍拔弩張，一觸即發。胡春浦即通過陳於彤匯報。南方局要他到重慶面呈，周恩來出面接談。

胡春浦驚奇地發現，儘管從未謀面，但周對他的情況已相當了解，特別是鄭少愚及他與鄭的關係。周恩來要求他仍按原計畫，應對樂山劉湘部的工作。此後胡春浦再到重慶，就直接向周恩來、董必武匯報了。據王琦回憶，這次周恩來顧念胡春浦兩地分居的現狀，還曾提出讓他夫妻團聚。胡春浦極為感動，但表示應該“工作第一”。

大有字號

大有字號是中共南方局在川西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主要據點。胡春浦屬於特工系統，原先一直不予地方黨組織的黨員發生組織聯繫，“大有字號”成立後，為便於工作，胡春浦向南方局提出並獲得批准，打通了與地方黨組織領導人、和在公司工作的地方組織黨員的關係。

胡春浦以大商號老闆、社會賢達的身份周旋於上流社會，廣泛結交拉攏各種身份和政治態度的人，編織起一張巨大的關係網。省黨部主任、川大校長黃季陸，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國民黨軍統蓉站（成都站）副站長熊倬雲等，都是大有字號的股東或和常客。軍統中統四川統調室總幹事何錚被拉進大有字號工作，擔任所屬向峨煤礦經理，在字號領補助。字號股東、黨員王彥立掛著省警察局稽查長的名……形形色色的上層人物在字號洽談生意，打牌聚會，熱鬧非凡。在這張保護網下，大有字號成為中共地下活動的會議室、聯絡點和情報站。川康特委領導蒲華輔、華健；南方局直接領導的羅髫漁、田一平等同志經常在“大有字號”秘密開會，制定重大行動計畫。到“大有字號”聯繫工作、接受任務的往來不絕。一些軍政人員在這裡被策反，如國軍情報官員張燦華被策反後，提供了川西、川南的軍事地圖以及成都周邊兵力部署情報，還搞到警戒嚴密地區的空白通行證，供轉移過境的地下武裝人員使用。在這裡獲得的緊急情報，會及時轉告相關同志，使之及時脫險。

第三次被捕

1947年秋，因意外牽涉到“小民革”案，保密局西南特區(重慶行轅二處)負責人徐遠舉帶著一幫人坐飛機到成都計畫將胡春浦抓捕。

清晨，胡春浦的大兒子胡小培正要上學，開門便有人說“給胡先生送信的”。指了指二樓，他就跳跳蹦蹦走了。劉宗華聽見敲門，開門一看，是個西服禮帽的人手拿“胡春浦先生收”的信封，正擠進來。她不認識，立刻關門說“還沒起床。”來人已用腳別住了門關不上了，低頭一看是支尖頭皮鞋，立刻明白這是重慶來的，出大事了。

徐遠舉後來交代，他看見胡春浦住的是一棟“洋樓”，家中陳設華麗，本人富商摸樣，神態自若。問了他幾句就被帶走，留下一幫特務翻箱倒櫃。

軍統蓉站站長蔣樹發以前和胡春浦做過鄰居，剛上班就聽說徐遠舉親自帶人來成都，逮到一個大人物，心裡有點發毛，怕查究他的疏忽，趕緊過來看看究竟。一見是胡春浦，連忙說：“我以為是哪一個，原來是胡先生啊。肯定誤會了，誤會了。我跟徐先生說一下。”胡春浦聽見他在隔壁給徐打電話，開始氣勢很足聲音很大，說胡是黃季陸的秘書，沒有問題。越說聲音越低，最後“啊啊”幾聲就撂電話，從此沒再露面。

此時胡春浦憂心如焚的只有三件事：一是頭天晚上剛剛收到的劍閣地下武裝要子彈的信，看了忘記燒，放在床頭燈柜上；二是陳仕英轉來川大學生李安瀾入黨申請書，還裝在他麂皮夾克口袋裡；三是聽見特務曾問他知不知道川大有個“秦西虞”，必須儘快通知轉移。

成敗蕭何，危急關頭還是熊倬雲救了急。

熊倬雲

熊倬雲當過劉湘的“土特務”，以後被收編為軍統，此時官至軍統蓉站副站長兼城南警察分局局長，還是成都大碼頭“總府社“副社長，各路均稱“熊大爺”。最重兄弟情義，罔顧政治厲害，多次掩護共產黨員，對胡春浦更是敬佩有加，情同兄弟，言聽計從，無所不為。……神不知鬼不覺，很快就把胡春浦可能被疑的“案底”抹得個精光溜滑，沒有任何痕跡了。

特殊犯人

1947年在牢獄中，鐐銬最多才有6斤。但徐遠舉竟給胡春浦帶了個12斤的！好在十一年前已在資中監獄嘗過36斤的“鐵煙桿”，胡春浦倒也沒有特別在意。

對付軍統審訊，胡春浦已然成竹在胸，但還須拿捏分寸。面對李蔭楓處搜出來的“軍事計畫”、各縣負責人名單、以及大有字號五千萬的付款憑單等“真憑實據”，認啥不認啥，他已然想明白：先把“軍事計畫”全部承擔下來，終止特務繼續追索；再將自己說成“唯利是圖”的資本家。

胡春浦屬於“政治犯”，犯的是國民黨體制內的案。剛進白公館，隨同徐遠舉在成都抓捕他的特務就宣稱這是位“資本家”。他倒也自嘲為“公子哥兒，紈絝子弟”，擺足架子，拿夠排場，施展人格魅力和公關手段，成為看守所里的“特殊犯人”。

入獄之初他身負鐐銬，吃飯頗不方便，同室一個犯貪污罪的“同志”趕緊過來“團起”（川話“巴結”），頓頓飯給他打飯洗碗。不久送信的人也物色到了，熊倬雲托二處特務漆玉麟、雷天元轉送錢物。

白公館的規矩，犯人都得穿背上有標記的舊棉軍服。胡春浦入獄時穿著件中式長皮袍，公然拒絕換囚服。一些“同志”以他為藉口，也跟著不穿。綽號“機關槍”的管理組長李某就在集合犯人訓話時宣布：“不管什麼人，進來都要穿所方發的衣服，這是上峰的規定，不穿不行。胡先生不同，他是資本家。”於是他成為唯一穿長皮袍的犯人，有時還可以到管理組的小灶吃飯——當然並不免費，菜錢都由胡春浦出。

他為改善生存狀況的最大心思，還是在政治犯身上。只要行動寬鬆一點，他就明里暗裡交往，雙方心有靈犀，往往一點就通，很快建立了信任和情義。如許曉軒（小說《紅岩》中許雲峰原型之一）、楊虎城將軍的秘書宋綺雲夫婦、東北軍副司令員黃顯聲將軍等。有次時值寒冬，吃了監獄裡的冷飯冷菜，胡春浦胃病又發作了，痛得吃不下飯。監獄裡一位姓王的女犯帶有小孩，特許自己煮食。見他吃不下，女牢房的葛雅波和宋綺雲的太太就借火給他煮掛麵。胡春浦則利用“資本家”排場，時常出錢給八人一桌的囚飯添一大碗回鍋肉“打牙祭”。雖然他是為政治犯改善生活，“同志”也跟著沾光，結果皆大歡喜。

渣滓洞中

1948年春節過後，胡春浦與同案的幾個人轉送渣滓洞關押。胡春浦當然不會“隨遇而安”，更不能在兒“安分守己”。既然渣滓洞境況不同，鬥爭方式策略也需再辟蹊徑，另開生面。

當時關押在渣滓洞的各界人士大約三百多人，有過坐牢經歷的卻幾乎沒有。胡春浦與互相信任的幾位獄友分析認為，當前首先需要重拾信念，堅定鬥志。

罷飯

胡春浦回憶里有“罷飯”一章，這是舊式監獄中激發難友同心合志，改善物質處境的有效辦法，在資中舊監胡春浦也領略了它的威力。一是獄方害怕剋扣獄糧，貪污中飽的常習陋規敗露，二來此舉能夠最大限度地凝聚不同原因、案情的獄友共同參與。渣滓洞囚糧本該按當時軍糧供應標準，每人每天一斤半。但因一伙食管理人員剋扣，不僅吃不夠，米的質量還極其低劣。胡春浦遂與唐虛谷等密議，鼓動“罷飯”。所方雖然改善了供應，但把胡春浦等十人列為煽動者進行秘密調查。

1974年胡春浦所寫《中美合作所見聞》

滾案

胡春浦回憶還有“反口供”一節。這在舊式監獄叫“滾案”，是指否定初供，聲稱冤屈，要求再審。這是慣犯、老油子經常使用辦法，配合人際關係和重審官“青天大老爺”的情結，往往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減輕刑罰。渣滓洞犯人都是外地轉來的，此前毫無經驗準備，又多少遭受過拷打逼供，難免招出些實情。來此關押照例需要重審，如果趁此互通訊息，同案集體翻供，都申言是“屈打成招”，或“誘供”所致，重審官就難以定奪。即便不能“翻案”，也會拖延訊期。這樣才能振發信心，相互信任，精神面貌也為之一變。

互助通氣

胡春浦所以要與幾位相互信任的難友仲秋元等商議“改造內部環境、建設文明監獄”，包括圖書室、合作社、互助社，個人出資捐出籃球、報紙等系列措施，鄭重提交李磊批准，實則正是為在當時情勢下獄友之間互通聲氣，傳遞信息，互幫互助，彼此鼓勵提供方便。

1949年春節聯歡會，他為樓上五室擬聯云：

洞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

橫批：

春回大地

失蹤的名單

進入1949年，國共戰爭勝敗已成定局，春節前胡春浦與仲秋元、田一平、古承鑠等商量，把渣滓洞全部政治犯名單送到香港，交新華社廣播，不許敵人殺害一個人。幾人將名單收齊，整理成包括姓名、年齡、籍貫、被捕時間地點等的完整表格，用布層層緊裹、針線密縫成拳頭大一個小包，交渣滓洞醫官劉石人送出，轉交已經出獄的同志。未料輾轉交送過程中，這份名單竟神秘失蹤。

胡春浦當年5月出獄後，多方追索無果，而此時監獄人員情況大變，有人釋放，有人被害，有人入獄，先前的名單已失去意義。若此事成功，渣滓洞歷史或將改寫，成為胡春浦終生憾事。

胡春浦手繪渣滓洞監獄平面圖

胡春浦晚年曾寫有《中美所見聞》，縷述當年種種。這篇文章的原著手稿，已於2009年4月由家屬代表與重慶《紅岩聯線》代表厲華先生鄭重簽署協定，正式捐贈。

營救出獄

胡春浦被捕後，各方營救努力，始終沒有稍懈。

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李宗仁繼任總統，提出“釋放政治”挽救殘局，局勢一度緩和。春節後，渣滓洞陸續釋放民主黨派和進步學生，包括許多沒有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只有胡春浦繼續關押在渣滓洞。為此，劉宗華兩次與已出獄的郭葛雅波闖到徐遠舉家中說事，還在徐遠舉的辦公室拍桌子，徐遠舉在後來的交代中說她“態度很不好”。四川省主席張群繼任行轅主任後，向傳義也通過張群給胡春浦作保。徐遠舉還是“婉言謝絕”。

逼使徐遠舉最終妥協的並非上峰指令，而是來自友朋壓力。這些友人包括熊倬雲、銀行經理陳與時、親信雷天元以及國防部二廳好友左澤淦等，且不說南京空軍總部副官處長劉宗武背後包括空軍司令周至柔、晏玉琮等龐大關係網了。他1956年在關於胡春浦被捕釋放問題的交代中說如此寫道：

“48年前，……隨便釋放人是不可能的。何況李蔭楓胡春浦軍事活動是較嚴重案情，我經朋友之託，只能幫他減輕不追，而不能減免釋放。同時那時行轅主任是戰犯朱紹良，他是死硬派，處理問題很嚴峻的。我也不能隨便說話和擅自處理。……到49年人民解放戰爭以取得決定性勝利，蔣也去了台，偽中央對地方已不能控制，偽總統李宗仁為尋求和談，通令釋放政治犯，在地方影響很大，……那時政治環境對釋放胡是有利的。
國防部二廳48年秋給我一個代電，叫我考慮胡春浦保釋就醫，49年春由二廳辦公室主任左澤淦給我一封私信為胡說情，我都未同意，婉言謝絕了。……關於二廳來電對胡的釋放有幫助促成因素，左澤淦一再對我說情有很大作用。以我本意不願釋放胡，因他的態度較田一平李蔭楓倔強，我對他印象不好，他的釋放完全受人情包圍，而勉強放他。今天說來又是很大矛盾，即拿向傳義信來說，只構成向戰犯張群簽辦釋放他的行政程式手續，實質上是許多人說情的關係。如果我不同意釋放，向傳義給張群的信沒有用的。劉國志是顯著的例子。”

劉國志即小說《紅岩》中劉思揚的原型，後被殺害。他和胡春浦均為張群出面作保。徐以他為例，是他說明放胡春浦並不是怕官，實在是托不過朋友情面。這說明徐遠舉性格中的一個側面。

1949年五月中旬一天上午，曾經到成都抓捕胡春浦的特務徐貴林叫他收拾行李，然後帶他走出監獄的邊門，一眼看見等候在外的妻子劉宗華，他知道自己獲釋了。

成都和平解放

胡春浦再次面臨失去改寫命運的機會：一次是1940年去延安；一次是1942年董必武要他到重慶新華日報館或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而這一次是到北平……

早在五月份胡春浦出獄之前，羅已與田、易商量好，依照慣例組建“中共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來應對時局。羅負總責，胡任組織，田任宣傳。在胡春浦回蓉前由易野源負責聯絡事宜。而郭秉毅在“搶米事件”被捕後，也因馮玉祥保釋獲得自由，由胡宗南處輾轉來到天津。周恩來曾派徐冰專程邀其赴北平參與建國大策，他卻希望利用自己在“甫系”中的影響，風塵僕僕趕來成都，全力協助工作。胡春浦回蓉前，已派易野源遠赴香港聯絡，通過《大公報》蘇怡報請有關領導審批指示。

事情急迫，胡春浦回蓉得知這些情況，不遑多慮，立刻答應留下應對工作。又派出黃大洲、夏遜通過國民黨川東防區。到湖北找到二野，以“臨工委”名義與劉伯承、鄧小平部隊聯繫。

胡春浦也諳熟30年代中期“革命低潮”時中央特科制定的紀律，需要格外謹慎。胡春浦認為，“臨工委”作為黨的臨時組織沒有問題。但按照慣例，其工作任務應該單一明確，只負責聯絡分散各系統黨員及進步力量，而不能負有發展組織。因此提議在“臨工委”下面組建“民主實踐社”和“青年民主實踐社”兩個外圍團體。

智脫向公館

隨著重慶把他“抓捕回籠”的風聲越來越緊，胡春浦乾脆搬進四川省參議長向傳義的大公館裡。這裡安全係數應該最高，只要不出門，即便特務四周環伺，也不敢入門抓捕。但如只是蟄伏在家，又無法完成“臨工委”分派的“聯絡”工作。生平頭一次他決定冒險出行，轉移到周邊特務勢力無法觸及的地區，繼續自己的工作。向傳義的四公子向寧芳曾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高潮中加入空軍留學美國，年輕熱情，對國民黨的專制和蔣介石的獨裁早有不滿，和“胡大哥”一向談得來，敬重有加。此時燕爾新婚，正住家裡度蜜月。胡春浦和他私下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出走，反覆權衡，上演了一出“真假悟空”的小段子。

10月的一個清晨，向公館裡駛出一輛掛有空軍牌號的軍用吉普車，前座是個戴墨鏡，軍士服裝的駕駛員，旁邊是哥哥向老二，后座是戴墨鏡，身著空軍軍官服，以及新娘服飾的女子。向家守衛知道這是向公子的“坐騎”，趕忙開門敬禮，蹲守門外的特務知道向公子身份及新婚情況，見這陣仗不由得不信，哪敢貿然攔截？即便有些猶豫，也架不住吉普車轟然加大油門，一眨眼功夫就竄得不知蹤影了。

前排駕駛員就是向寧芳，後排軍官服飾的才是胡春浦。原本兩人個子不同，一坐下來卻難辨高低，何況都戴著墨鏡。他們到了通往郫縣的一條路口，胡春浦下車。向老四換上軍官服裝，找個軍士戴墨鏡駕車，重回後排風風火火地駛回公館。看門或蹲守的人都沒有看出絲毫破綻。

向寧芳（右）、李梅友夫婦

川西會戰

這一時期，胡春浦主要精力是以“中共四川臨時工作機構”負責人身份，廣泛接觸國民黨四川省及成都市的黨政軍中上層人士，宣傳黨的政策，指明他們的出路，接受他們的參與，並區別情況，分派工作。這個關鍵時刻，胡春浦終於和他十分信任，卻又久已未能接觸的陳離接通了聯繫。

無論作為國民政府抗戰八年的重要戰略後方，還是大陸碩果僅存的地區中心，當時成都無疑是國共雙方最後決戰的中心舞台。解放軍一野、二野兩路大軍南北夾擊，已經直逼成都；另一方面，蔣介石也坐鎮成都，親自部署胡宗南等率領的約60萬軍隊急速向成都收縮集結。

雖然國軍是節節敗退，但倘若按照蔣介石的布置，打通成都以西到西昌、雲南的通道，即使他所謂“成都會戰”戰略意圖落空，尚能保存國軍幾十萬建制、裝備負西南一隅，等待東山再起。因此，以24軍據守西康的劉文輝，和95軍據守成都的鄧錫侯態度究竟如何，雖然不致影響全局，但是對於戰局發展及態勢變化，仍然具有不可小覷的影響。

決勝龍興寺

蔣介石的到來，使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地方實力派，與蔣中央的錯綜複雜的關係立刻變得緊張和詭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早年是劉湘甫系中堅，劉湘死後逐步投向蔣中央。黃季陸已經卸任國民黨省黨部主任，但接手不久的曾擴情對四川政局影響甚微；而比較活躍的四川政壇宿老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始終沒有投向蔣中央，此時更是在胡春浦、王彥立的說服下，以力求川人不受戰火之災而擺明不上蔣船的架勢，繼而在參議會拖延王陵基欲擴招八個保全團的提案後，又聯絡四川政商界有影響的人，在參議會通過抗徵稅賦的提案。

1949年12月6日， 12月7日，徐團長來告訴胡春浦，稱接鄧長官電報，讓他送胡先生即到新繁。胡春浦當晚就帶上洪寶書，動身去了。胡春浦敘述說：

“49年12月6日，徐濟林給一個電報我看，是叫他立即派人送我去新繁。我和洪寶書當晚趕到新繁，又趕去崇義橋，見到陳離才知道是因為鄧錫侯、劉文輝得到蔣介石召見他們時要把他們扣押去台灣的訊息，鄧、劉商量後潛離成都（大概是五日）住在崇義橋的國小裡面。
第二天（七日）吃早飯時，我才在飯桌上見到鄧錫侯、劉文輝。同桌的還有民革的邱翥雙、民盟的潘大逵和胡子昂的兒子等。當時只和鄧、劉說了幾句初見時的應酬話。飯後，我找劉文輝個別談了一次，想摸摸他和鄧錫侯的打算。劉文輝講了他走出成都的經過後，安全都靠鄧。下一步如何走，他還沒有同鄧交換意見。從這裡看出，劉、鄧怕蔣介石抓去台灣，從成都跑出來是一致的，但出來以後的想法，兩個人還各是各的。
我聽陳離說，鄧錫侯到崇義橋後，成都方面的王瓚緒，上官雲湘等接連派人來找鄧，都是鄧自己接談。談些什麼，陳離也不知道。七日晚，我向陳離（當時還有偽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及任成都城防的吳團長和另外幾個鄧的中級軍官也在）說：“崇義橋離成都太近（只有50華里），蔣介石不放心，不如搬彭縣去。”陳離向鄧說了，鄧錫侯決定第二天（八日）搬彭縣。我和洪寶書、邱翥雙、潘大逵等也同去了，住在龍興寺。”

歷史性的關頭總是不平靜的。小小龍興寺住進劉文輝、鄧錫侯一行，頓時熱鬧起來。各種各樣身份的人幾乎川流不息的來到這裡。但是來人基本上是找鄧錫侯的。因為劉文輝的24軍遠在西康，成都以及周邊（包括彭縣），都在鄧錫侯95軍的控制範圍以內。胡春浦自述：

“到彭縣後，每天各方面找鄧的人仍然不少，究竟是些什麼人，鄧和他們之間談些什麼，陳離也不知道。因此，我又向陳離說：‘成立一個小組，由陳離作組長，邱、潘、洪和我都參加；各方面來找鄧的人，先由小組接見，接見的情況，由陳離向鄧錫侯請示報告，減少鄧會客的麻煩。’鄧錫侯同意了。以後又聽說（陳離說的）抓了一個成都來的大特務，鄧的副官長黃瑾懷說是他的‘兄弟伙’，就私自放了……”

一連幾天，鄧錫侯都在忙個不停，而劉文輝卻冷落一邊，因毫不知情而感到不安。他跟胡春浦談到了自己的擔心。語氣中對這種“寄人籬下”的狀況很是不滿。且對鄧老是不商定到底何時通電起義的事情也頗有擔心和不滿。胡春浦坦誠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開弓沒有回頭箭，當此國家、川軍、川人命運攸關的時刻，希望劉將軍不作他想，堅信自己的選擇。對成都各方面頻頻來人，且來人情況頗為複雜（包括中統特務先大啟等）的問題，胡春浦向劉文輝（庚即也告訴了陳離）建議，搞一個小組，以“免得鄧先生太勞累”為由，統一接談各方來人，然後向劉、鄧報告。胡春浦認為，唯有如此，方能切斷鄧錫侯與蔣勢力的人員接觸，從而讓劉文輝放心，鄧錫侯死心。鄧錫侯接受了這個建議。

劉鄧潘起義

1949年12月10日一早，收音機傳來雲南盧漢通電起義的訊息，劉文輝非常著急，不禁抱怨道：“再不通電，我們就要跪在盧漢的後排了。”鄧錫侯也認為不能再等，於是命人立刻起草起義通電。為了不致落後於盧漢，起義通電時間也倒署為12月9日。浦公敘述說：

“12月11或12日，鄧錫侯、劉文輝在彭縣發出了起義通電。據陳離說，因為鄧、劉看到盧漢9日的起義通電。劉文輝說了一句‘盧漢剪了我們的眉毛’之類的話，鄧錫侯才下決心通電起義的。通電初稿，是‘毛先生如何，蔣先生如何’之類的詞句，經陳離指出不像起義通電的態度，又才修改成後來的通電。”

潘文華將軍因病尚在灌縣（現都江堰市）休養，本人雖未親臨彭縣，但已明確表態支持起義。以其在“甫系”（劉湘舊部）人士中的威望影響，仍然名列通電的95軍軍長黃隱等數十位將領的前列，故史家稱為“劉鄧潘起義”。

劉鄧潘起義往復電文

通電剛剛發表，蔣介石就從成都北郊鳳凰山軍用機場起飛，乘專機去了台灣，永別大陸。其於通盤大局影響，從中可以窺知。

收官策反

蔣系人馬還沒走完。很快胡春浦得到情報，未逃走的國民黨游擊特工人員，將通過成都到灌縣的公路攜帶武器、裝備到灌縣即彭縣西山。離成都約30公里的崇寧縣安德鋪（原屬崇寧，後劃歸郫縣）就是其必經之道。於是，胡春浦向鄧錫侯建議，為加強對安德鋪的有效控制，必須立即派出可信者掌管崇寧。鄧錫侯當即指派彭姓副師長擔任縣長，胡春浦推薦的桂花場鄉長吳蘭岩為副縣長。

隨後胡春浦馬不停蹄趕到彭縣關口、隆豐一帶，利用早年自己在這裡的影響，策動駐守隆豐的95軍一營率先改幟。他以“臨工委”的名義代表共產黨對起義官兵發表講話，歡迎他們的壯舉。同時，胡春浦一一約見周邊幾個鄉的鄉長及袍哥，亮明身份，囑咐他們不要與共產黨為敵。對此，胡春浦的考慮是，萬一情況有變，至少還有一條退路可保全全。後來他回憶說：

“主要目的，是控制崇寧縣所屬之安德鋪（是成都通灌縣和去彭縣的必經之路），嚴格檢查行人車輛，所帶武器、軍用品，全部沒收。以後，我又去崇寧住了幾天。”

其實劉鄧潘通電剛一發布，胡宗南即命羅廣文15兵團、陳克非20兵團向鄧錫候防地彭縣、灌縣進攻。無奈二野、一野大軍壓境，彭縣通電實際上引爆了整個川籍軍人的情緒。1949年12月17日，川鄂地區綏靖公署主任孫震搭乘楊森專機，直飛台灣。這支部隊抗戰期間同屬22集團軍，由川鄂地區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團副司令曾甦元、川鄂邊區綏靖公署獨立縱隊司令劉景素等率領下在廣漢通電起義。16兵團司令孫元良飛港赴台。國軍頹局已如傾瀉之勢，胡宗南遂於23日飛赴海南島，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深夜由成都潛逃。羅廣文、陳克非從郫縣派人和劉文輝、鄧錫侯聯繫，於24日正式宣布起義。“兵敗如山倒”，川湘鄂綏靖主任宋希濂向川邊逃竄，在峨眉以西金口河被俘。27日胡宗南的精銳部隊國民黨第5兵團司令李文以下五萬餘人投降。解放軍南北兩線在成都勝利會師，四川省會成都避免毀於國共內戰炮火。

官方評價

成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對於對於“策反駐蓉國民黨軍隊起義”過程的最新梳理是這樣的：

1949年9月，在成都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羅髫漁、胡春浦、田一平等，以原已成立的獨立活動的黨小組為基礎，建立起中共四川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工委”）。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川西與成都，“臨工委”於12月10日決定成立西川人民保衛軍總司令部（簡稱“保總”)，作為“臨工委”領導的出面做策反工作的專門機構。參加“保總”的人員除有中共黨員外，還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保總”布告

四川臨工委和“保總”成立後，即集中力量，通過不同的渠道，策動四川地方軍政勢力和潰退入川的國民黨軍起義，積極配合解放軍解放川西和成都。

磨難歲月

1950年，胡春浦奉調北京，向中央軍委聯絡部報到。

作為中共隱蔽戰線統帥機關，軍委聯絡部的前身是中央社會部，並可追溯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和中央特科。從1935年入黨投身中央特科開始，胡春浦始終沒有脫離隱蔽戰線。他歸隊了，並和秘密鬥爭中的各路傳奇人物共聚一堂，歡慶今天的勝利。想到昨天倒下的那些戰友，不禁百感交集。

而明天等待他們的，又將是怎樣起伏跌宕的命運？

……

……

擴展閱讀

當代歷次中國政治運動

《1949年後中國政治運動知多少》

話劇《熱血》

中國話劇百年之大學生優秀話劇展演開幕式劇目——《熱血》。

根據周特生的多場次敘事體話劇《路漫漫其修遠兮》縮編而成，是一部絕不同於小說《紅岩》的，真實再現渣滓洞鬥爭的話劇。劇中人物，除部分我黨人士外，均為真人真名。本劇曾於2004年夏赴北京參加“中國大學生戲劇節”獲“最佳劇目獎”。

劇中主角胡浦（歷史原形真名胡春浦），是渣滓洞鬥爭的主要領導人。

歷史顧問：仲秋元（原國家文化部副部長、渣滓洞倖存者；94歲）

編劇：周特生（國家一級導演、渣滓洞倖存者、渣滓洞獄歌《把牢底坐穿》的曲作者；90歲）

藝術指導、總導演：田野（國家著名表演藝術家；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戲劇家、《國歌》的詞作者田漢先生之女；77歲）導演：柏昱（江蘇省戲劇家協會會員、電視編導）

節選自《渣滓洞的鬥爭》——周特生

不久，又從白公館送來了五位難友，其中一位頗引人注目，他身高一米八左右，光頭，身著呢子長衫，神采奕奕，後面跟著兩個軍統的行動員捧著克寧奶粉把他送進了渣滓洞的樓下一室，所謂的優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