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篤君

劉篤君（1921—1949）男，漢族，四川大邑縣人，中共黨員。在西康從事革命工作，被特務發現，與愛人一起同時於1948年3月11日在西康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難於渣滓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篤君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逝世日期：1949年11月27日

人物簡介

1949年11月27日殉難於渣滓洞的烈士劉篤君，本名劉家言，與劉湘、劉文輝同宗。他由劉湘的私人代表王乾青帶領去延安後，進入抗大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川後以公開的中共黨員身份開展活動。抗戰勝利時，劉家言與共產黨員胡春浦等人相識，並一起開辦了由南方局直接領導下的“大有字號”，為黨秘密籌集經費。然而，因一次偶然事件劉家言被捕。由於他當時取了假名“劉篤君”，加之案情特殊，與渣滓洞其他人、其他案件都沒有關係，他的事跡連同他的真名，一直不為人所知……劉篤君烈士的本名叫劉家言，“劉篤君”是他在被捕之時，面對前來抓捕他的軍警，緊急中想出的一個假名字。這個假名字，對於當年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們來說完全陌生，所以60年來很少有人知道犧牲在渣滓洞的“劉篤君烈士”是誰。同時，因為真名“劉家言”不在烈士名單上，知道劉家言犧牲在渣滓洞的人也非常少。至今人們對“劉篤君烈士”的了解，基本局限於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編撰的《歌樂忠魂》一書中那寥寥數語:

相關介紹

劉篤君（1921—1949）四川大邑縣人，中共黨員。在西康從事革命工作，被特務發現，與愛人一起同時於1948年3月11日在西康被捕，1949年11月27日殉難於渣滓洞。

這一段文字，對劉篤君的生平事跡、與他同時被捕的“愛人”是誰等等，都語焉不詳。《歌樂忠魂》成書於1984年，當時徵集史料的同志，對歌樂山烈士陵園300多位殉難者中許多人的真名實姓及生平事跡的了解還不夠完善和準確。隨著歲月流逝，新的材料不斷被發掘，獄中鬥爭的知情人陸續現身說法，整件事情才得以浮出水面。

從延安回川後以公開的中共黨員身份活動
事實上，1948年春天與劉篤君（劉家言）同案被捕的共4人，即劉家言、羅娟華、王鈞和張坤璧。前3名都是黨在成都創辦的一個公司“大有字號”的職工，1949年11月27日犧牲在渣滓洞，被評為革命烈士。而《歌樂忠魂》一書中所稱的劉家言“愛人”張坤璧，於1949年1月從渣滓洞經營救脫險出獄。
當時劉家言和張坤璧已訂婚，還未正式結婚，被捕地點是雅安（當時雅安屬於西康省管轄，從大地名來說也可稱西康）。2009年2月，筆者在北京採訪了86歲的張坤璧老人，她說:
我於1948年3月在雅安與劉家言一起被捕，在被捕之前的危急時刻，劉家言對我說:“我們趕緊換個名字。”臨時商定:我叫張秀貞，他叫劉篤君。此後我們被關押在雅安和渣滓洞時，兩人都用的化名。
劉家言是四川大邑縣人，與劉湘、劉文輝同宗，是劉文輝的遠房侄子。他的父親曾任劉湘部旅長。兄弟姊妹四人，姐姐劉家娥是王乾青（中共黨員、烈士）的兒媳。抗戰爆發初期，劉湘與延安黨中央的關係較為密切，曾經由劉湘的私人代表王乾青以中共黨員的公開身份去延安，也帶領著包括王乾青的兒子（即劉家言姐夫）、劉家言在內的一批劉氏家族子弟去了延安，劉家言進入抗大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批青年後來有不少留在延安參加了革命。1943年劉家言被上級派回四川，先後在大邑、西康、成都等地做地下工作。劉家言是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回來的，中共黨員身份是公開的。他的歷史很多人都知道，特別是在大邑縣。

劉家言回川後長期在家族勢力控制的大邑縣開展黨的宣傳和組織活動，利用能夠利用的所有關係，數度變賣自己的家產支持革命。他的長輩劉文彩，在其兄弟劉文輝與共產黨長期微妙複雜關係的影響下，對劉家言的活動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與以上張坤璧的講述相佐證，田一平於1980年代在《黨對劉湘及武德勵進會的工作》一文中有較為詳盡的敘述，他提到了這樣幾件事:
以劉湘為代表的四川軍閥於1935年設立了一個秘密的核心組織“武德勵進會”，先後任會長的有劉湘、王陵基、潘文華……抗戰初起，劉湘為抵禦蔣介石的壓迫，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張。川西的中共地下黨員，包括劉家言和胡春浦等在內，都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在“武德勵進會”中以合法身份公開活動。在他們的鼓動和影響下，大約從1935或1936年起，劉湘就先後派了代表去陝北找黨。僅田一平所了解的，就有作為劉湘代表的葉雨蒼到延安會見過毛澤東；1937年有王乾青以劉湘的川康綏靖公署顧問身份，兩次代表劉湘訪問延安；後來劉湘又派蔡軍識前往延安，但蔡未能到達延安即返回成都。
據田一平說，1937年郭秉毅曾拿一封毛澤東的親筆信給他看，信是寫給劉湘的，說延安想辦一個圖書館，希望劉湘幫助。經劉湘部下省財政廳長、川康綏署經理處長等商議後，決定送給延安1萬元（當時是不少的一筆錢），劉湘卻說:1萬元未免太小氣了，既然我們要同人家合作嘛，就得出點力，立即批了“幫助五萬元”。
抗戰爆發後，黨派羅世文回川，作為與劉湘聯繫的黨代表，劉湘則指定郭秉毅、高興亞、張斯可3人同羅世文具體聯繫，還聘請羅世文為顧問，並在學員隊里任教官。後來黨又改派李一氓為黨代表與劉湘聯繫。劉湘去世後，繼任武德勵進會會長的潘文華與中共黨組織的友好關係仍在繼續……
列舉以上事例是為了說明作為劉湘、劉文輝家族成員的劉家言，由王乾青帶領去延安後，何以又能用公開的中共黨員身份回川開展活動。當然，1943年國共合作已經不比抗戰初期，其間經歷了皖南事變，中共黨員處境較為艱險，被迫採取隱蔽的地下鬥爭形式。但劉家言回川時中共黨員身份還是公開的。

因追求進步而並肩攜手
劉家言的未婚妻張坤璧，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大戶人家，從小具有鮮明的叛逆性格，上中學時她隨幾位進步教師接受了新思想。其中一位老師陳於彤，是南方局董必武與川西地下黨之間的聯絡人，後來還曾擔任董老秘書。張坤璧說:
當時我在四川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抗戰期間省女師疏散到彭縣。在學校我表現很活躍，追求進步。陳於彤同志在省女師教政治課，他的妻子黃紀也在那裡。陳於彤經常和我交談，指導我們排練話劇《屈原》。抗戰勝利前夕，大家很興奮，陳於彤卻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也許另一場戰鬥又要開始了。
我家在什邡縣，要去彭縣，成都是必經之地。我的姨媽在成都，因此，每當寒暑假，我若是不回什邡，就去成都姨媽家居住。1943年，我姨媽租住了槐樹街24號公館的外廂房，那就是劉家言的家，是一座很大的花園公館。1943年假期，我到了劉家，見他家人來人往非常熱鬧，隱約聽說他們打算去將軍衙門的看守所劫獄，我想這些人很有實力，敢和當局作對。
我在這裡認識了劉家言，他個子不高，20多歲（比我大5歲）。最初我沒怎么注意他。當時我是一心追求進步的學生，對劉家言這類富家子弟沒有什麼好印象。直到有一天我在祠堂街《新華日報》辦事處買《新華日報》，回家的路上劉家言跟隨著我，到了隱蔽處，他才低聲告訴我說:“你這樣做太危險，不能公開去買《新華日報》，如果需要，我可以直接提供給你。”叮囑我應該如何做，注意些什麼等等。這件事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這就是我和他的最初接觸。以後我們開始交往，他問我讀過什麼書，給我講解當時的政治時局。在接觸與交談中，彼此加深了了解，建立了信任，我也逐步了解到他不僅僅是在追求進步，而是去過延安、讀過抗大的中共黨員，至此對他印象徹底改變，為他追求民主正義、反對國民黨專制的熱情所吸引，參加了他領導的許多充滿危險的活動。然後我們建立戀愛關係，到下一個假期，正式舉行訂婚儀式，準備我畢業後就結婚。
因為我是進步活動的積極參加者，所以劉家言在一定範圍內將一些黨內情況告訴我。他利用劉家望族的眾多社會關係，在黨內發揮著聯絡掩護的作用。四川黨的領導人之一李止舟（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重慶市委秘書長）曾經也住在槐樹街，與劉家言是鄰居，大邑縣許多黨員關係都由劉家言介紹給李止舟和馬識途等同志。劉家言與當年四川地下黨的張黎群、李維嘉、楊景凡等同志也都很熟悉。
1944年上半年，劉家言突然來彭山的學校找我，說因傅承基叛變，他已不能公開露面，必須轉入地下工作，要我畢業後也暫不要公開工作。臨走，約定假期返蓉後與他聯繫的辦法。暑假，我返蓉並按前面約定的辦法，通過成都民眾日報館羅啟維同志找到他。不久，經劉家言安排，我以患肺結核病為由，住進成都青羊宮附近拱背橋的一家私人辦的肺結核醫院，一直住到抗戰勝利，這裡也就成為劉家言的聯絡點，川西地下黨的華健等同志經常來這裡接頭。

投入“大有字號”為武裝鬥爭籌劃經費
1945年抗戰勝利時，劉家言經楊景凡介紹與胡春浦認識，彼此都知道對方是中共黨員。胡春浦在彭山開辦“向峨煤廠”，為了銷售煤碳，在成都祠堂街開設了“向峨煤廠辦事處”。此後劉家言進入這個煤廠辦事處工作。
劉家言還與胡春浦等一起開辦“大有字號”。據王宗力《大有字號與胡春浦》一文介紹，當時，胡春浦等川西黨員請示南方局董必武同意，在成都東大街開辦“大有字號”，主要經營白糖、煤、桐油等批發，以經商做掩護，開展為黨籌集經費的秘密活動。事實上“大有字號”是由南方局直接領導的地下黨的重要掩護企業，主要從事黨的上層統戰和情報工作，並協助配合地方黨組織的武裝鬥爭和經濟工作。公司取名“大有”，是為了和重慶紅岩的“大有農場”相呼應。胡春浦相當於大有字號的董事長，經理由會計部主任張仍榮（又名張家碧）兼任，劉家言的公開身份是大有字號下屬“群生公司”的主要股東。
1946至1947年，劉家言先後變賣自己在大邑縣的田產200多畝、成都槐樹街24號公館的三層花園洋房，將所有變賣得來的經費約500萬大洋，都投入了“大有字號”。
胡春浦的黨組織關係屬南方局董老領導，他是通過楊景凡（楊的黨組織關係在渠縣）認識劉家言的，而劉家言的組織關係先在成都，後轉雅安。為了工作更方便，胡春浦向上級提出，希望增強“大有字號”黨的力量，理順關係。經南方局批准，由川康特委負責人之一華健主持，成立“大有字號”黨小組，胡春浦任組長，成員為劉家言、張仍榮，與四川地下黨的聯繫人先後為華健、蒲華輔。
抗戰勝利後，按照黨中央統一部署，胡春浦和劉家言等決定以大邑縣為基地籌建川西遊擊武裝。他們的指導方針非常明確:一要大膽；二要絕對秘密；三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四要有合法的身份。劉家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籌劃武裝鬥爭所需經費之中。
“大有字號”的職工家屬，或多或少都參加具體的革命工作，後來犧牲在渣滓洞的羅娟華、王均，都是“大有字號”的職工。

1947年初，胡春浦與蒲華輔、華健研究商量，相繼派劉家言長期培養及聯繫的陳仕英（由胡春浦、劉家言介紹，華健主持入黨）、肖汝霖、周鼎文、李維實、李安瀾等同志在邛崍、大邑、樂山等地籌備武裝鬥爭。這些同志成為後來的“川康邊游擊縱隊”的領導核心。“大有字號”黨小組還決定由劉家言帶一個小組到雅安，在天全、蘆山、寶興地區活動，並輸送武器和經費，準備在地方勢力的掩護下掌握武裝，伺機起事。
1947年10月，胡春浦通過四川省警察局二分局局長熊倬雲等幫忙，購買了足以配備一個連的步槍和3挺機槍，又在西康劉元瑄部搞到兩個“川康邊防大隊”番號，準備以合法名義首先在大邑建立一個連的隊伍，然後在川西南盆周山區建立根據地。但此計畫因胡春浦突遭被捕而中斷。
1947年底，因“小民革”案，胡春浦在成都家中被捕，“大有字號”遭到查封而關閉。此前劉家言已轉去西昌，張仍榮則迅速由組織安排轉移到川南。
次年春天劉家言和張坤璧在雅安被捕卻與此事沒有直接關聯，可以說是偶然事件。後來他們被關押在渣滓洞時，與渣滓洞其他人、其他案件都沒有關係，這也是劉家言的情況不為人知的重要原因。

被捕詳情

張坤璧這樣述說他們的被捕經過:
胡春浦被捕時劉家言在西昌，準備按照組織決定在大邑縣組織武裝起義，正在積極籌集經費。成都的肖汝林和華健等，為了經費問題，經常來我家詢問劉家言的訊息。我得知胡春浦被捕，急忙用暗語通知劉家言暫時不要回成都，但是通知沒有送到。
事情要從“大有公司”職工、地下黨員王一平說起。王一平為組織籌集經費，以“大有字號”名義做綢緞生意，也兼做其他生意。後來王一平被劉文輝部下的緝毒稽查懷疑私販鴉片煙，他們查抄王一平家時，劉家言和我正好在那裡。
這之前的春節前夕，劉家言托一個名叫黃逸仙的大有公司員工先到成都了解情況，並通知我去雅安和他會合。我去雅安須先徵得華健同意，又適逢春節期間汽車停運，初五才起程。
我到了雅安，和劉家言一同在王一平家住了10多天之後，大家商量返回成都時必須避開特務耳目，決定分開行動。約定第二天一早王一平先乘公共汽車走，我和劉家言第三天再出發。我和劉買了雅安至成都的車票，但先步行到名山縣，擺脫特務盯梢，再從名山登車。
第二天，王一平先行出發了。我和劉家言收拾行李正準備離開，劉文輝的部隊約20多人突然包圍了王家，稱:“有人舉報王一平在販賣鴉片。”緊急中我們想找個偏門逃走，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兵士進屋翻箱倒櫃搜查，查到有一條布袋有鴉片煙的氣味。
後來才聽說，劉文輝部去王一平家查抄鴉片，並不知道劉家言在那裡，我們的被捕純屬偶然。

王一平家除了我們沒有別人，於是叫我們去作筆錄。我們被押到24軍軍部，審訊了好幾次。其實審訊只是走過場，審訊官（姓黃）是大邑縣同鄉，他非常清楚劉家言的底細，根本不需要交代。劉家言無法否認去過延安進過抗大、是公開的共產黨員這段歷史。在此情況下，他承認了中共黨員身份，但又辯解說，自己是富家子弟，兩年前已經脫離了共產黨組織，跟共產黨沒有關係，早已不與其他中共黨員來往了。其它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劉家言無法證實已經脫離中共，仍然被當作共產黨員關押。
我則自稱看上劉家有錢有勢，準備嫁給劉家言，這次劉來雅安做生意，我是跟著來養病的。我被關押在24軍傳達室，10多天后，我由同學王汝琴的丈夫（劉文輝某部副官）保釋。但不許我離開雅安，保證隨叫隨到。保釋後我暫住王汝琴家，經常去給劉家言送食物。
劉氏家族緊急展開營救，到處托關係找門路，本來已經有了希望。劉家言的一個堂兄劉元瑄是24軍的代理軍長，當時駐紮在西昌，劉氏家族請他回雅安來出面辦理保釋劉家言的手續。如果能夠及時保釋，劉家言就不會落入軍統特務手中，也就不會押送渣滓洞。但堂兄劉元瑄尚未回來，“中共黨員劉家言在雅安被逮捕”的訊息已經被軍統蓉站副站長劉鑒先獲知，劉鑒先立即報告重慶行轅二處。
此時恰逢重慶發生川東黨組織遭大破壞事件，一片白色恐怖，重慶行轅二處嚴命將各地與此事件有關的共產黨人犯押送至渝，徐遠舉要求雅安立即將劉家言解送重慶。劉鑒先親自從成都跑到雅安來提人。至此，劉家言陷入軍統特務的掌控之中，再也不得脫身。
我也被重新逮捕。這天早上我給劉送食物，剛進去就被24軍的士兵抓住，和劉家言一起，塞進一輛吉普車，由一個班押送，解送成都。路途中在新津縣住宿，王一平在新津有個朋友，這位朋友與押解士兵疏通關係，請我們吃晚飯，我乘機與劉家言交換了情況。

到了成都，我們被關押在羅鍋巷的一個看守所，屬於臨時羈押。住了兩晚，手銬鎖住押上飛機，送到重慶老街32號。我們都沒有受刑。我在老街32號的女牢住了兩夜，那裡是一個大通鋪，我睡在最裡邊靠近馬桶的鋪位上。劉家言在男牢。然後我倆被送往渣滓洞。衣服被蓋自備，通知親友送來一些日用品。我們到達渣滓洞時，渣滓洞院子裡正有幾個人在打籃球，胡春浦也在其中。
民國時期的看守所有制度，每隔一段時間要重新審查案情並釋放案情輕微的人犯。我在渣滓洞囚禁了10個月，案情輕微，與他人無涉，加上獄外大力營救，於1949年1月獲釋。胡春浦後來也經營救獲釋。而劉家言則犧牲於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殺中。
同為“11?27”中犧牲的羅娟華和王鈞與我們同案被捕，他們純屬受牽連。羅娟華是王一平的妻子，王先於我們離開雅安抵達成都後，得知我們被抓，立即和羅娟華躲到羅的娘家去了。特務已經掌控了王一平的行蹤，蹲守在其成都的住址皮房街。王一平離家日久，對家中很是掛念，派羅娟華回皮房街去打探情況，羅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抓住。王一平久等羅娟華不回，又派王鈞去打探情況，王鈞也被抓。
劉家言犧牲後，由於他臨時取的名字“劉篤君”以及案情獨特，一直不為川東黨的同志所了解，也難以為後來徵集烈士史料的人所關注，這成了60年來張坤璧揮之不去的牽掛，她感到很痛心。她說:我是活著出獄了，恢復了本名張坤璧，但是劉家言的真名卻幾乎被人遺忘，人們只知道有一個名叫“劉篤君”的烈士。
現在，通過張坤璧的回憶，我們終於知道了劉家言即劉篤君烈士的生平事跡，曾經模糊的烈士形象在知情人的講述中逐漸清晰，使後人得以了解一段真實的歷史，了解那段時期中先驅者們無私無畏的英勇鬥爭，也從而告慰先烈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