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研究2011/1

聯合國研究2011/1

《聯合國研究2011/1(總第1期)》內容簡介:中國和聯合國合作互動關係中最值得關注而獨特的一點是在思想理念方面的相互借鑑和相互影響。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後,在理念方面對聯合國做出的重要貢獻包括以下幾點:70年代中國在聯合國闡述了“三個世界”的理念,並提出了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張;八九十年代中國在聯合國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並與廣大開發中國家一起在77國集團加中國的框架下開展鬥爭;進入新世紀,中國在聯合國倡導了建立“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主張,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另一方面,中國也從聯合國的活動中吸取營養。主要有:70年代在1972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環境大會”的影響和推動下,開始把環境保護工作列入國務院工作範圍並成立了相應的環境保護機構;1992年中國參加了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環境大會,“可持續發展”的觀念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首腦會議檔案之中,給人們帶來新的觀念上的衝擊,將可持續發展作為重要國策與其一脈相承;進入新世紀後,提出“以人為本”,重視民生、民權,一定意義上也可說是從聯合國在人權領域開展的對話、合作與交流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營養。

基本介紹

  • 書名:聯合國研究2011/1
  • 作者:張貴洪
  • 出版日期:2012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1242337 
  • 外文名:Fundan UN Studies
  • 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 頁數:269頁
  • 開本:16
  • 品牌:世界知識出版社發行部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聯合國研究2011/1(總第1期)》編輯推薦:為紀念中國聯合國席位恢復40周年,《聯合國研究2011/1(總第1期)》回顧和總結了40年來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探索了新世紀中國多邊外交的新發展。具體內容有:中國與聯合國關係40年;聯合國與全球海盜問題的治理;印度的海外利益保護與聯合國的作用;從全面制裁到目標制裁——淺析聯合國制裁機製革新等。

圖書目錄

序言/1
紀念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40周年
中國與聯合國關係40年/5
聯合國與中國(China in the UN and the UN in China)/11
聯合國總部里的中國人/19
新華社與聯合國40年/24
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40周年紀念大會暨研討會綜述/35
“世界變遷與中國的聯合國外交:1971-2011”會議綜述/48
《聯合國發展報告》專欄:聯合國與全球治理
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與挑戰/59
聯合國與全球海盜問題的治理/73
聯合國與全球衛生治理/87
聯合國與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互動關係研究/108
聯合國與中國海外利益的保護
試析聯合國在中國海外利益維護中的作用/120
關於聯合國與美國海外利益關係認知問題上的“府院之爭”——以《1995年美國海外利益法案》為例/134
中國在非洲利益及其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145
中非發展利益的共同建設與和平維護/155
印度的海外利益保護與聯合國的作用/169
青年論壇
論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制度之變革/190
從全面制裁到目標制裁——淺析聯合國制裁機製革新/206
聯合國資料
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A/RES/2758(XXVI)/220
聯合國駐華系統(聯合國中國United Nations in China)/222
聯合國研究
中國聯合國研究聯席會議/252
國內主要聯合國研究機構/254
徵稿啟事/263

文摘

與此同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面臨看似相反的挑戰。冷戰結束後,長期被美蘇爭霸圍繞的安理會恢復活動。在五個常任理事國磋商的推動下,就維護和平與安全問題頻頻通過決議,實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維和行動,為世所矚目。但是安理會的所謂成功也帶來一個問題,即安理會決議的代表性。由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十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的安理會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193個成員國組成的聯合國的集體意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內常任理事國與非常任理事國之間的矛盾,安理會成員與廣大聯合國會員國之間的矛盾,帶來了對安理會行動的代表性、權威性的質疑。要求改革安理會的呼聲不絕於耳,但目前尚無一完善的方案能體現所有聯合國成員的共同利益,在效率和代表性之間找到平衡點。
國際形勢的迅速變化和聯合國機制本身的剛性還使得聯合國在應對新世紀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如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暖等問題時顯得行動遲緩、力不從心。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後,二十國集團被賦予經濟領域全球治理的職能,更使聯合國被邊緣化的擔憂揮之不去。應該說,聯合國作為世界上最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組織,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它面臨的挑戰也是空前的,而且至今還看不出聯合國能如何應對這些挑戰,邁出新的步伐。
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後,在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外交中也經歷了從原則表態、具體超脫到全面參與、積極應對的發展。在新世紀到來之時,中國的多邊外交也面臨新的課題。如果說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份額的提升標誌著中國在聯合國系統中地位和作用的提高,那么中國在亞丁灣護航和利比亞撤僑則意味著中國在海外利益的擴大及保護這一利益的需要,同時也表明聯合國對我的特殊作用--給我國的行動賦予“合法性”的印章。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和我國海外利益的不斷拓展,我們正從一個在海外沒有重大實際利益的國家變成在海外有廣泛實際利益的國家。遠在地球另一邊發生的事情(動亂、內戰、政權更迭等等)過去與我無直接關聯,我可以持超脫態度,以後就不再如此。從利比亞內戰和尚比亞大選對我造成的影響已是觀一葉而知秋。我需要在與當權派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外交關係的同時與反對派也建立聯繫;我需要以更積極的態度介入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行動,在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同時,靈活地應對他國發生的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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