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受過歐洲現代學術訓練的猶太學者群體移居巴勒斯坦，他們對猶太歷史進行了浪漫化的解讀，從而形成所謂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觀”：強調猶太人是一個連續統一的民族有機體；主張以巴勒斯坦故土為中心重新解釋猶太歷史；淡化乃至否定流散地，把流散時代當作介於古代輝煌與現代復興之間的中間期；同時，忽略和抹除阿拉伯人在當地的痕跡。這批被稱為“耶路撒冷學派”的學者群體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在建國前後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以色列各級教育體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對以色列的國民歷史意識和大屠殺記憶的形塑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民族主義史學的代表，“耶路撒冷學派”為猶太人在故土重構民族身份和創建現代國家提供了關鍵的學術支撐，但它也存在一些內在的缺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耶路撒冷學派
- 所屬地區：耶路撒
歷史背景,結語,
歷史背景
“耶路撒冷學派”與猶太民族主義史學的構建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受過歐洲現代學術訓練的猶太學者群體移居巴勒斯坦，他們對猶太歷史進行了浪漫化的解讀，從而形成所謂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觀”：強調猶太人是一個連續統一的民族有機體；主張以巴勒斯坦故土為中心重新解釋猶太歷史；淡化乃至否定流散地，把流散時代當作介於古代輝煌與現代復興之間的中間期；同時，忽略和抹除阿拉伯人在當地的痕跡。這批被稱為“耶路撒冷學派”的學者群體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在建國前後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以色列各級教育體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對以色列的國民歷史意識和大屠殺記憶的形塑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民族主義史學的代表，“耶路撒冷學派”為猶太人在故土重構民族身份和創建現代國家提供了關鍵的學術支撐，但它也存在一些內在的缺陷。
進入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猶太世界發生的一場空前變革就是，在現代反猶主義的迫害下，許多歐洲猶太人回響猶太復國主義的號召，開始集體移居本民族的精神故土——巴勒斯坦。返回故土的猶太人，渴望建立一個西方式的現代民族國家，因而要求具有完備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組織結構。在此空前巨變之下，以追求“正常化”為目標的猶太認同之焦點從“宗教性”轉向“民族性”，正如雅各·塔爾蒙所說，“上帝在18世紀的死亡導致了許多人尋求宗教之外的集體認同焦點……一個重要的替代物就是對於民族的想像”。
在這一時期移居巴勒斯坦的大批猶太人中間包括不少歷史學者，這批學者在現代猶太民族認同構建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耶路撒冷學派”(Jerusalem School)。該學派興起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色列建國前後成為官方的正統歷史敘述，塑造和影響了兩三代以色列人的國民歷史意識，其影響直到20世紀90年代受到後猶太復國主義的衝擊才逐漸減弱。然而，“耶路撒冷學派”的重要影響與其受到的關注不太相稱，當前學術界對以色列史學的關注更多聚焦於後猶太復國主義和“新歷史學家”，圍繞這些方面出版了許多學術成果，而對作為其前身和批判對象的“耶路撒冷學派”關注甚少。
作為20世紀以色列最重要的史學流派，“耶路撒冷學派”主導了以色列官方的歷史敘述，其影響超出了學術界，而在整個以色列社會都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現代猶太民族國家構建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作為一個深受歐洲現代學術訓練影響的學者群體，“耶路撒冷學派”如何將歐洲的學術理想與巴勒斯坦的實際相協調？在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該學派從哪些方面對猶太歷史觀念進行了革新？該學派構建的歷史觀念是如何實踐和推廣的，以及在哪些方面形塑了以色列的國民歷史意識？更進一步說，學術理性與民族情感之間存在何種複雜的關係？本文擬以“耶路撒冷學派”學者群體為研究對象，探討該群體的學術淵源及其猶太民族主義史學觀念，進而分析這一史學觀念在以色列建國後的實踐、推廣及其存在的缺陷，以此為案例來窺探歷史學者與現代民族認同構建之間的內在關係。
一、“耶路撒冷學派”
學者群體及其學術經歷
在19世紀初的歐洲，解放後的猶太人通常被阻擋在大學教育之外而只能進入猶太宗教學院學習，這種狀況到19世紀末才有所改觀，但猶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受到許多限制和歧視。基於此，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願景和夢想之一是在民族故土建立一所“猶太民族的大學”(University of the Jewish People)。隨著大批猶太移民前往巴勒斯坦，猶太高等教育機構也在當地發展起來。1918年7月24日，希伯來大學(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正式奠基；1925年4月1日，希伯來大學舉行開辦典禮，一開始設有微生物、化學和猶太研究三個研究所，它主要有兩大目標：一是致力於成為自然科學和醫學的研究中心，以科學技術促進以色列地的復興；二是致力於成為希伯來傳統學術的中心，加強人文學科尤其是猶太研究。其中，成立於1924年底的希伯來大學猶太研究所(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具有特殊的意義，標誌著現代猶太學術在民族故土的正式紮根。希伯來大學第一任校長猶大·馬格內斯(Judah Leon Magnes)將該研究所稱為“一處神聖的場所，可以毫無擔心和憎恨地進行學習與教授自聖經時代以來的猶太教知識的聖所”；“我們為追求純科學的理想歡欣鼓舞，世界上沒有比耶路撒冷更適合學習托拉(即猶太學術)的場所”。
新成立的希伯來大學猶太研究所提倡托拉與科學並舉，一方面致力於促進祖先民族傳統與故土的新聯繫，另一方面努力確保客觀、科學研究的標準。以該研究所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猶太研究學者，主要的代表有：伊扎克·貝爾(Yitzhak Baer，1888-1980)、本·錫安·迪努爾(Ben Zion Dinur，1884-1973)、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約瑟夫·克勞斯勒(Joseph G. Klausner，1874-1958)、以西結·考夫曼(Yehezkel Kaufmann，1889-1963)等。這批學者強調以嶄新的視角審視猶太歷史，通常被稱為“耶路撒冷學派”；它是一個相對鬆散的稱謂，指稱以巴勒斯坦中心來研究猶太歷史的學者群。這一術語最初在1926年由來自加利西亞的學者邁耶(L. A. Mayer)使用，以表達為猶太學術建立一種新的“科學”標準之期望。
就學術背景來說，“耶路撒冷學派”的學者基本都在德國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和學術訓練，熟悉德國式的現代學術理念，強調客觀、理性、實證的科學精神。貝爾先後在柏林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弗萊堡大學學習哲學、歷史、古典語言學，1912年從弗萊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迪努爾1911年進入柏林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研究羅馬帝國統治下以色列地的猶太人，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沒有獲得博士學位；肖勒姆1915年進入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學學習，學習哲學和希伯來語，隨後進入耶拿大學、慕尼黑的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學習邏輯學和閃族語言學，博士論文研究最古老的喀巴拉文獻《光明之書》(Sefer ha─Bahir)；克勞斯勒從海德堡大學獲得閃族語言學博士學位；考夫曼在伯爾尼大學接受了哲學和聖經訓練，1918年完成了博士論文。
從學術經歷上看，這幾位學者都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入巴勒斯坦，除了迪努爾比較曲折以外，其他幾位都較為順利地在希伯來大學獲得了教職，並成為各自領域的著名學者。貝爾是中古西班牙猶太史研究的權威，著有《加路特》(1936年)和兩卷本的《基督教西班牙統治下的猶太人》(1929年、1936年)；迪努爾的研究領域為現代猶太史，著有《以色列在流散地》(1926年)、《以色列在其故土》(1938年)；肖勒姆是猶太神秘主義研究領域集大成的學者，被譽為現代喀巴拉學術研究的開創者，著有《猶太神秘主義主流》(1941年)等；克勞斯勒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史，最有影響的著作是《拿撒勒的耶穌》(1921年)和《現代希伯來文學史》(1930年)；考夫曼的主要領域是聖經時代以色列宗教，著有《流放與異化》(1929-1932年)與《以色列宗教史》(1937-1956年)等。由於各自在猶太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1958年，這五位“耶路撒冷學派”的代表性學者同時獲頒以色列的最高學術榮譽——“以色列獎”(Israel Prize)。
二、民族-故土-歷史：
“巴勒斯坦中心史觀”的浪漫化敘述
耶路撒冷學派”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學者是貝爾和迪努爾，前者是新成立的希伯來大學的第一位猶太史教授，迪努爾則是十分活躍的教育家。貝爾和迪努爾是希伯來大學猶太研究所的核心人物，也是當時最具影響的希伯來語學術期刊《錫安》(Zion)的首任編者。作為“耶路撒冷學派”的旗手和靈魂，他們在構建猶太民族主義史學過程中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對猶太歷史進行了浪漫化的解讀，將之劃分為流散地與故土的兩極化狀況，從而形成所謂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觀”(Palestinocentrism)。具體來說，可以體現為以下幾個核心內容：首先，認為猶太民族是一個統一的、有機的生命體(organic living entity)，具有自身獨特的實質和從古至今連綿不斷；其次，強調民族與土地的聯繫，認為以色列地是猶太歷史的中心；再次，否定流散生活，認為流散時代是介於古代民族輝煌與當前由猶太復國主義主導的民族復興之間的中間階段；最後，忽略和抹除非猶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痕跡。
(一)“連續統一的民族有機體”概念
“民族”被“耶路撒冷學派”學者置於中心的位置，他們強調猶太人是一個連續統一的民族有機體，即使在流散的十幾個世紀也是如此，這種獨特的經歷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無法比擬。貝爾與迪努爾1936年在他們創辦的《錫安》雜誌發刊詞《我們的目標》中旗幟鮮明地宣布，猶太歷史“是猶太民族的歷史”，是一個“包括所有時期和所有場所的同質整體”，“我們史學的根本預設是，它應該作為討論猶太歷史的功能和決定其研究目標的出發點。猶太歷史是猶太民族的歷史，它從未停止存在和它的重要性從未有所減弱；猶太歷史是一個包括所有時期和所有場所的同質整體，它們中的每個部分都彼此反映”。這意味著猶太歷史不僅是一個宗教團體的歷史，而且也是一個民族整體的歷史；它雖然分散在眾多的流散地，但卻是一個彼此間相互聯結的獨特民族。
貝爾將猶太史視為具有“民族精神”(ruah ha─umah)或“民族靈魂”(nefesh ha─umah)的有機整體，強調每個流散社團都構成以色列共同體必不可少的部分，每個社團本身即是一個“小型有機體”(miniature organism)。這種有機體的概念來自浪漫主義的民族思想，他在其《基督教西班牙統治下的猶太史》中強調：“從最初的開端直到我們的時代，猶太歷史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隨後的每個發展階段中都更為充分地揭示了指導它的獨特力量的本質，這種力量的原始活力已被普遍認可。”考夫曼則從宗教角度強調了猶太史的民族屬性，提出了與當時主宰聖經研究界的威爾豪森理論不同的路徑，認為由摩西揭開的一神論革命，不是任何周邊文化影響的結果，而是徹底的以色列現象。“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是以色列民族的原創。它完全不同於異教世界所知的任何事物；它的一神論世界觀在異教中找不到前身。”
迪努爾進一步強調，猶太民族作為有機整體在大流散時期仍然得到了維持，他們在流散過程中仍然是一個政治民族，而不是一個沒有政治意識的散居群體。這主要是由於流散猶太人對故土的持久依戀和共同期盼，這種期待將他們聯合在一起，並且保護了他們的民族屬性。在迪努爾看來，儘管猶太人失去了故土、經歷了多樣的外部環境，猶太人從未喪失他們的民族本質：“甚至在猶太國家毀滅之後，無家可歸的猶太人分散在各民族中間並被他們居住的不同國家吸收，猶太民族的整體性仍然是完整的和牢不可破的。……甚至在流散過程中，這個民族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有機實體；這就是說，眾多的流散猶太社團由獨特的生活過程所聯結……這種有機實體的根本特徵不僅是社會心理上的，而且也是社會政治上的。”迪努爾指出，社會心理上的整體意識指猶太人承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有關共同過去的記憶，而社會政治上的整體意識來自猶太人對巴勒斯坦故土的強烈依附感，它助推著猶太民族的彌賽亞期盼和返回故土活動，這也導致了他們與外部環境的疏離。總之，在該派學者看來，無論生活在多少種文明之下，猶太民族一直都是同質的，並對錫安故土保持著持久的熱愛與嚮往，這種熱愛構成了猶太民族性的核心及其在所有流散地保持統一性的基礎。
(二)以巴勒斯坦為中心觀察猶太歷史
“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強調，猶太歷史的整個過程都是以巴勒斯坦(猶太人稱之為以色列地)為中心的，巴勒斯坦故土一直都是猶太民族的核心焦點，而無論絕大部分猶太人是否居住在那裡，或者無論當地絕大部分人口是否為猶太人。迪努爾指出，“甚至在流散時期，以色列地及其猶太人口仍在這個民族的歷史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過去深刻而持久的情感影響，而且是因為在壓迫和迫害時期增強了民族精神的救贖期盼，這些都與一直十分神聖的巴勒斯坦密不可分。在流散時期，以色列地的特殊重要性是伊休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猶太社團)的歷史和疆域獨特性的結果，也是猶太集體在其流散地的獨特特徵的結果。伊休夫的這種獨特性來自三個基本事實，它的歷史連續性、它的個體特徵和它的完全猶太性”。貝爾也強調，在以色列地做出的裁決高於流散地，“我寧願接受以色列地一個小派別的裁決，也不願接受流散地大型猶太教公會的裁決”。
在迪努爾看來，以色列地不僅是猶太民族的精神中心，而且也在猶太歷史中發揮著實際的中心作用，其中心地位來自四個方面：第一，以色列地作為聖地發揮著“權威中心”(center of authority)的地位；第二，它是猶太人日夜期盼的目標，體現在他們的祈禱詞和文獻中；第三，以色列地的重要性由於歷史上一直都有猶太人生活在當地而得到了增強；第四，流散猶太人與以色列地的聯繫(通過移民、朝聖等方式)從未間斷。因此，儘管在大流散時期，猶太民族的絕大部分並不生活在那裡，但巴勒斯坦始終位於猶太民族的核心：“地理上說，巴勒斯坦是近東版圖的一部分，首先屬於馬木路克人，而後屬於土耳其人，這種地理狀況無疑決定著這個國家猶太人生活的外在框架。但從歷史上說，就伊休夫的重要性和它與整個猶太歷史的聯繫而言，它在每個時期都位於猶太人爭取生存鬥爭的核心，也位於每個世代‘猶太情感’(Jewish intensity)和‘猶太倔強’(Jewish stubbornness)的中心。”
“耶路撒冷學派”極力提倡以巴勒斯坦故土為中心觀察猶太史，這在猶太史的分期問題上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在迪努爾看來，流散並不始於通常所認為的第二聖殿毀滅，它始於7世紀阿拉伯人的征服而導致以色列地喪失了猶太“特徵”；與此前的其他征服者不同，阿拉伯人的到來永久性地打破了這一地區的經濟與疆域格局，自此猶太“特徵”不斷被強制抹除直到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起才得以遏制這一趨勢。迪努爾把大流散的起點放在了636年，因為這一年，阿拉伯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並逐漸成為當地的主體民族。“我不選擇更早的時期作為起點的理由是，直到這一時期，猶太歷史從總體上說仍是猶太民族生活在其自身土地上的歷史。”出於對以色列故土的選擇性強調，他把1700年一群波蘭猶太人受到薩巴泰運動的影響移居耶路撒冷作為流散歷史的終結與現代猶太史的開端。迪努爾賦予這一事件以特殊的意義，認為它吹響了猶太人返鄉復國的號角，標誌著“彌賽亞活動轉向現實主義的開始”，而沒有其他事件“像這場移民那樣，對後來猶太歷史上所有不同的道路產生了如此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在他看來，現代猶太史並不始於猶太人融入外邦主流社會，而是始於猶太人與以色列故土重新恢復政治聯繫。
(三)否定流散地與“猶太歷史三段論”
在強調巴勒斯坦作為猶太歷史中心的同時，流散地在“耶路撒冷學派”的框架中自然淪為了邊緣。從猶太復國主義的角度看，流散生活是不安全的，也是猶太人遭受一切反猶迫害的內在根源，只有返回故土才能獲得健康、正常的生活。該觀念被稱為“否定流散地”(Shlilat ha─golah/Negation of the Diaspora)。“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強烈反對流散的不正常狀態，貝爾指出，“我們在外邦土地上做的一切，都是對自己精神的背叛”。考夫曼在其成名作《流放與異化》中強調流散生活對猶太民族屬性的扭曲，將之視為無法忍受的異化行為，“猶太人無法進入他們周圍的世襲社團。其結果是，他們也在對其周圍土地的自然世襲權中沒有份額……猶太人在外邦人土地上的‘異質性’(foreignness)不是來自他們敵人的惡意發明。它深深植根於大眾心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猶太民族將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通向這塊猶太人的土地”。
“耶路撒冷學派”學者明確反對19世紀的西歐猶太歷史學者以撒·約斯特(Isaak Jost)、亞伯拉罕·蓋革(Abraham Geiger)等將流放視為猶太人向外部世界傳播道義的積極解釋，並將這些解釋斥為“比此前任何時代有關猶太教的看法都要荒謬”；主張只有在猶太復國主義預設的基礎上才能不受外部影響地、客觀地研究猶太史。貝爾強調，由於缺乏自己的疆域，猶太人一直十分期盼返回民族的故土；流放生活是不自然的狀態，因而必須被廢除。“加路特回到了它的起點。它依然意味著政治奴役，這必須被徹底廢除。……加路特是對上帝秩序的否定。上帝給予每個民族各自的場所，他把巴勒斯坦給予了猶太人。加路特意味著猶太人離開了他們自然的場所。每個離開了其自然場所的事物，都因此喪失了它的自然支撐，直到它返回自然的場所。以色列人在各民族中間的流散是不自然的狀態。由於猶太人體現為一個民族整體，甚至要比其他民族體現得更為顯著，有必要使他們返回實際的整體狀態。……根據自然法則，加路特不能一直持續下去。”
“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對歷史觀念進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他們將整個猶太歷史劃分為古代時期、流散時代與現代民族復興三大時期，這種分期為猶太認同的重構奠定了基礎。從政治主權上看，古代時期和現代民族復興是擁有主權時期，被視為同質的，都在以色列故土、使用同一種語言；而流散時代是喪失主權時期，散布在許多國家，出現了多種文化和多種語言。在“猶太歷史三段論”的框架下，流散地遭到了否定和貶低，漫長的流散歷史被壓縮為古代與現代之間的中間期；貝爾指出，中古時期代表著猶太人在“民族誕生的最初創造時期與傳統價值走向崩解的現代時期”之間的中間階段。通過向前跳躍兩千年，返回作為民族之根的聖經時代，得以在古代民族輝煌與現代民族復興之間建立起一種象徵上的延續。
現代民族主義的核心訴求之一，就是力圖回到民族理想中的“黃金時代”，藉此實現民族復興。“耶路撒冷學派”的民族主義訴求通常以聖經時代為理想目標，主張從古老的民族輝煌中尋找實現民族救贖的途徑。儘管貝爾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古時期，但他強調聖經時代是猶太歷史有機體發展的決定性起點。“猶太歷史學家必須發現聖經時代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注定在隨後時期的不同條件下和多變環境中持續發揮作用”；“沒有聖經時代，我們無法理解猶太民族的歷史。聖經時代成了後來各個時代的典範和標準”。在20世紀上半葉流行於巴勒斯坦猶太社團的思想觀念中，對《希伯來聖經》與《塔木德》存在兩極化的評價：《塔木德》代表著與猶太大流散相連的屈辱狀態，而《希伯來聖經》則體現了猶太人在民族故土取得的尊嚴與輝煌。“隨著猶太民族主義的興起，許多猶太人與《聖經》和《塔木德》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轉向。猶太復國主義者將《聖經》而不是《塔木德》作為民族文獻，因為《聖經》講述了這個民族的英雄故事，而且它們的焦點是以色列地。”
(四)“去阿拉伯化”與對巴勒斯坦的“除名毀憶”
“耶路撒冷學派”以巴勒斯坦為中心來觀察猶太歷史，並非以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民族為出發點，而是僅僅凸顯猶太人在當地的活動，同時忽略甚至抹除非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在所有曾經和現在生活於巴勒斯坦的異族中，他們尤其忽略阿拉伯人在當地的痕跡，為此提出了著名的口號“沒有土地的民族來到沒有民族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把猶太復國主義進入之前的巴勒斯坦視為一塊“空地”(empty land)，以實現“去阿拉伯化”(de─Arabization of the Land)，抹除阿拉伯人在這塊土地上的印記。把巴勒斯坦視為一塊“空地”有著更深層的內涵：它力圖表明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不是占據其他人的土地；這塊土地在猶太人進入之前是無主的，它一直在等待它的主人，這塊土地將隨著猶太人的返回而獲得真正的救贖。
在學術層面，“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將猶太人的歷史視為巴勒斯坦地區唯一值得書寫的歷史，把非猶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的歷史“沉默化”。學者懷特拉姆指出，巴勒斯坦自古以來就是多種民族和歷史的家園，耶布斯人、以色列人、迦南人、非利士人、摩押人及其他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但從19世紀晚期開始，尤其是在猶太復國主義史學家的努力下，這個複雜多元的歷史開始陷入沉默並被強行壓制，從而使入侵的以色列人及其歷史成為唯一值得思考與書寫的敘事。這種“勝利者的書寫”導致同一時期興起而迄今的聖經研究與聖地考古中存在兩種明顯的傾向：一是將古代巴勒斯坦人的歷史從聖經研究中剝離開來，二是學者們在“發明”古代以色列的同時把巴勒斯坦人的歷史“沉默化”。
“耶路撒冷學派”否認巴勒斯坦人的存在還體現在政治層面，主張採取各種手段抹除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印記，“抹去巴勒斯坦以建設以色列”。其中重要的手段有，大規模恢復聖經時代的希伯來地名以取代阿拉伯地名，同時還印製了大量帶有希伯來名稱的地圖，大規模植樹造林以重塑地貌，通過製造既定事實以確立猶太人對於巴勒斯坦主權的合法性。通過地名變更、地圖製作和植樹造林等行為，輔以在定居點附近開展考古發掘活動，猶太人改變和重塑了當地的地理特徵與人文結構，使得巴勒斯坦的地貌被快速“猶太化”(the Judaization of the landscape)，在此過程中許多阿拉伯特徵被消融。
歸納起來，“耶路撒冷學派”構建的巴勒斯坦中心史觀代表著猶太史學意識的革新，將猶太歷史的焦點從宗教(這是19世紀歐洲猶太歷史學家的主要關注點)轉向民族(the nation)，致力於在故土重建現代民族國家，這是“一種對待過去的新態度，為過去的輝煌與榮耀而歡呼，以新的視野評估文獻並充分重視民眾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轉向對人民與民族的研究”。從思想來源上看，該學派的歷史敘述深受19世紀歐洲浪漫派民族主義(Romantic nationalism)思潮的影響，後者把生物學意義上的“有機體”運用到民族之上，認為民族不僅是一種功能性的聯繫，而且也是所有部分相互聯結的鮮活有機體；這種有機體的概念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氣質和遺產之上，建立在對故土的熱愛之上，以及建立在該團體成員之間的相互認同之上。“耶路撒冷學派”通過借用民族有機體理論，將從起源到現在的所有階段都整合到一個單一的實體之中，使猶太歷史得以超越流散的分歧和多元，形成了相互聯繫的有機序列。浪漫派民族主義尤為強調民族與其土地之間的聯繫，將土地視為民族精神孕育和成長的根基。為此，“耶路撒冷學派”極力強調民族的起源時代和發源地，主張猶太歷史有且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以色列地，猶太民族的所有創造力都是在故土發展起來的。在此觀念下，“耶路撒冷學派”將新的民族統一性的力量確定為：猶太民族對其故土的依戀及聯繫，這種聯繫紐帶從古代、中世紀一直貫穿到現代，成為猶太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猶太民族認同的主要靈感源泉。
三、猶太復國主義歷史敘述
在各級教育體系的實踐與推廣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學派”倡導的歷史觀念，由於契合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很快進入公眾意識層面，尤其在以色列建國後藉助國家權力的推廣而在各級教育體系中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官方歷史敘述”(Zionist master historical narrative)，通常也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史學”(Zionist historiography)。貝爾、迪努爾、肖勒姆、克勞斯勒等不僅是各自領域的代表性學者，而且也是以色列思想文化領域的精英，其影響不局限於學術界。尤其迪努爾活躍於伊休夫和以色列的教育與政治領域，長期擔任負責培訓希伯來語師資的猶太教師培訓學院院長，建國後他被選舉為代表馬帕伊黨的以色列第一屆議會議員，並在1951年至1955年出任教育與文化部部長；迪努爾因其重要影響而被譽為“最為卓越的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Zionist historian“Par Excellence”)。在迪努爾等人的努力下，從以色列建國起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耶路撒冷學派”的史觀在以色列大學、中國小等各級教育體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塑造了幾代以色列人的國民歷史意識。
(一)主持制定全國課程大綱
“耶路撒冷學派”的歷史敘述並非一開始就被伊休夫所接受。20世紀20年代，伊休夫採用是俄國猶太歷史學家西蒙·杜布諾夫(Simon Dubnow)的歷史敘述，強調猶太民族存在多個“不斷變化的猶太中心”，例如古代的巴比倫、中古時期的西班牙、中古晚期與現代階段的波蘭與立陶宛、當代的俄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理中心”絕大部分位於流散地。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迪努爾及其領導的猶太教師培訓學院積極介入教科書編撰，主張以巴勒斯坦為中心來觀察猶太歷史，強調故土在猶太民族史上的中心地位。然而，在當時伊休夫教育系統比較分散的狀況下，這種敘述獲得認可的範圍較為有限。
這種局面的真正改觀是在以色列建國後，尤其是1951年至1955年迪努爾擔任教育部長，使“耶路撒冷學派”歷史觀念獲得了系統實踐和全面推廣的機會。這一時期湧入了大批新移民，正是以色列國民意識形塑的關鍵期，迫切需要為猶太民族構建一個統一的敘述，用來教育民眾尤其是各級教育機構的學生，從而創造一個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民族身份。迪努爾強調，“如果我們希望同化多元的移民群體並將他們整合進一個統一的民族和文化整體之中，我們必須形成許多規範”。1954年，在迪努爾主持下，以色列教育部制定了全國性的課程大綱，通常被稱為“1954年全國課程大綱”(1954 National Curriculum)。作為教育部長，迪努爾是這份課程大綱的主要設計者，他決定，整個大綱應當建立在國家教育的目標之上，而國家教育的目標在於灌輸以色列文化和科學成就的價值，培養熱愛故土和忠於國家的意識。“盡我所能的是，試圖給學生們灌輸與我們歷史的聯繫，我認為它是一個重要條件以解決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問題之一：如何復興世世代代的契約。如果四千年的歷史存活在我們的心中，將會非常強大；但如果它們僅被記載於書本中，將會毫無價值。如果我們想要成為以色列民族(Am Israel)的繼承者，就必須將四千年的歷史灌輸到每個人的心中。”
迪努爾設計的全國課程大綱集中在三大領域：首先是聖經教育(Bible instruction)，突出《聖經》和貶低大流散時期的猶太文獻(例如《塔木德》和其他經典)，同時忽略《聖經》的宗教內涵，把它將當作古代猶太民族的歷史與地理；其次是故土研究(Moledet studies)，強調與這塊土地有關的所有自然特徵，例如土壤、山川、氣候、動植物以及農業和墾殖活動，以培育對故土的自豪和熱愛之情；最後是歷史教育(history teaching)，尤其集中體現了“耶路撒冷學派”的思想。由迪努爾設計的猶太史課程始於大衛王國，中間凸顯第二聖殿時期的英雄主義與現代民族復興過程中的武裝鬥爭，頂點是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它將流散時代的開端放在7世紀的伊斯蘭征服，而不是第二聖殿被毀；只講授與以色列地有關的流散地事件，忽略異族統治下的流散猶太生活和異族在巴勒斯坦的情況；專門設立一個教學單元“以色列的復興”(Tekumat Israel)，講授作為現代民族復興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新的課程大綱之下，猶太歷史被塑造成統一和連續的敘述，猶太人在流散時期仍是一個民族整體，並把阿拉伯人作為敵對的他者，來自中東和北非的猶太人也被從敘述中抹去。其目標是，“使兒童紮根於以色列地，我們先輩的土地，也是希伯來民族的誕生地”，並給他們灌輸“故土是我們的天然家園，也是我們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得以創造的基礎之意識”。這種課程的敘述教育了建國後的幾代人，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進行大的修訂，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政府倡導的猶太復國主義歷史敘述仍居主導地位。
(二)從聖經歷史中找回“民族之根”
以色列建國初期，湧入大約70萬移民，這相當於原來的總人口，新移民人數眾多且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以色列作為一個再造的國家，其內部面臨文化、種族、膚色、語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樣性，用諾亞·盧卡斯的話來說，以色列是“用歐洲的手術在亞洲腹地用剖腹產生的方法誕生”的新國家。為將新移民整合進新興國家，“耶路撒冷學派”學者主張藉助於流散前的猶太歷史來達到這一目的，因為漫長的流散導致了猶太人在語言、習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不同，而流散前的猶太人則被認為是相對同質的。通過對聖經歷史的強調，以超越流散時代形成的多樣性，在現代的民族復興與古代的歷史輝煌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為了促使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認同於這個新國家，迪努爾在教育領域積極推行本·古里安的國家主義思想，他負責起草了1953年《國家教育法》(State Education Law 1953)，建立起以色列的國家教育系統，致力於灌輸“猶太文化的價值”、“熱愛故土”和“忠於猶太國家”等意識。在將該法律提交議會時，迪努爾強調國家的目標是“教育每個公民完全和徹底認同於這個國家、它的未來和它的生存”，而首要的途徑是認同故土，“根本的問題是這個民族紮根於這塊土地的能力……有必要將這塊土地注入心中，在每個人心中創造直接認同於這塊土地的意識”。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以色列政府在各級學校大力推行的“促進猶太意識計畫”(fostering Jewish consciousness)也是服務於這個目的。
在以色列的各級各類學校教育中，《希伯來聖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希伯來聖經》不是被當作宗教經典，而是被作為民族歷史、地理和文學來講授。《希伯來聖經》被視為猶太人對其故土享有排他主權的歷史依據和合法性來源：“《聖經》象徵著與民族過去的聯結。它是這個國家動植物和古代定居遺蹟的指南，這些遺蹟曾被許多個世紀的塵土所覆蓋而現在才得以揭開，向人們展示了令人興奮的場所例如基利波山、約旦河、阿亞龍山谷。它保存著歷史記憶……也使以色列地具體化，構成了過去與現在的直接聯繫。它是民族自豪的來源，證實著猶太人在故土的創造力。”聖經歷史和聖經考古在以色列建國前後得到大力的推崇，在“耶路撒冷學派”學者看來，聖經時代提供了猶太人曾經生活在故土的歷史見證與心理支撐，它既可以被用來否定阿拉伯人對這塊土地的權利，還可以幫助猶太人克服因流散造成的文化、種族、膚色、語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樣性而找回“民族之根”。“古代被視為民族的黃金時代，猶太復國主義者期望返回這一時期以找回他們已經失落的民族之根：民族精神、希伯來認同、希伯來語，他們的故土以及一個獨立民族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值得注意的是，找回“民族之根”並不是一味返回古代，而是進行了全面的革新；其中根本性的改造是，剝離了傳統的宗教內涵，重新賦予世俗的民族價值。
(三)塑造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從以色列建國起到20世紀80年代，“耶路撒冷學派”的歷史觀念在學術領域幾乎處於絕對主導地位，尤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至頂峰。除了迪努爾擔任教育部長，貝爾從1930年至1959年長期擔任希伯來大學歷史系主任，他們共同主宰著以色列的學術話語體系。從學科設定看，幾乎以色列所有的綜合性大學都設立了猶太歷史系，“耶路撒冷學派”學者都在這些院系部門占據了主導地位。此外，貝爾、迪努爾等創辦並主導了許多學術機構，如作為以色列歷史學家共同體的以色列歷史學會(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Israel)、被稱作“猶太民族檔案館”的猶太民族歷史中央檔案館(the Central Archiv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簡稱CAHJP)以及作為世界範圍內猶太研究聯合體的世界猶太研究協會(World Congress for Jewish Studies)等。
尤為重要的是，貝爾、迪努爾等人以希伯來大學為陣地，培養了一大批歷史學者，他們用“耶路撒冷學派”的觀點塑造了兩代學者。例如，哈伊姆·本·薩松(H. H. Ben─Sasson，1914-1977)、撒母耳·埃廷格(Shmuel Ettinger，1919-1988)、梅納赫姆·斯特恩(Menahem Stern，1925-1989)、雅各·卡茨(Jacob Katz，1904-1998)、耶胡達·鮑爾(Yehuda Bauer，1926-)等。他們成為“耶路撒冷學派”第二代中的佼佼者，研究領域遍布猶太史的各個時段，本·薩松從事中古猶太史的研究，埃廷格從事現代猶太史的研究，斯特恩研究第二聖殿時期，卡茨研究近代早期，鮑爾的研究方向為大屠殺。他們都在希伯來大學擔任猶太史教授，經他們培養的學生遍布以色列和歐美的許多高校。
1969年，由本·薩松主編，斯特恩、埃廷格等參與編寫的《猶太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出版，該書被視為20世紀下半期最有影響的猶太通史，集中體現了“耶路撒冷學派”第二代學者的思想，它帶有強烈的以色列中心思想，將猶太歷史視為一部連續、統一的民族史。在該書希伯來文版《導言》中，本·薩松寫道，“猶太民族擁有據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連續歷史之一。……自從古代起，猶太民族就擁有連續的歷史……他們的自我意識與文化認同以及他們的民族成分，證明了猶太民族生活的連續性超越於任何變化之上，實際上甚至自從它由部落走向民族，直到我們的時代都是如此”。與貝爾和迪努爾不同，本·薩松等人並不關心證實猶太定居點在以色列故土的長期存在，而是著眼於強調流散猶太人與以色列地之間的密切聯繫。這主要是因為“耶路撒冷學派”第二代學者生活在以色列國已經建立並在世界猶太人中間占據重要地位的時代，外在環境的巨大變化導致已不再需要去捍衛以色列在故土的存在，從而轉向證明以色列與流散地之間的密切關係。雖然第二代的學者沒有第一代學者那么堅定，但他們仍是猶太復國主義史學的倡導者和捍衛者。有學者評價道：“這部新的《猶太民族史》最重要的特點是以猶太復國主義的精神貫穿整個歷史；它以最近的意識形態投射到整個猶太人的過去之中，反映了伊扎克·貝爾的哲學觀點，後者的精神盤旋在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之中。”
四、“耶路撒冷學派”
對大屠殺創傷記憶的運用
以色列建國後，“耶路撒冷學派”的歷史觀憑藉國家權力滲透到以色列社會的各個層面，除了主導各級教育體系以外，該學派還積極介入國家記憶，尤其對大屠殺創傷記憶進行了充分的運用。納粹大屠殺是猶太民族在20世紀上半葉的空前浩劫，它導致600萬歐洲猶太人慘遭納粹毒手。作為猶太民族流散悲劇的集中體現，以迪努爾為代表的“耶路撒冷學派”學者把大屠殺作為否定流散地、證明巴勒斯坦中心地位的重要依據。不可否認，“耶路撒冷學派”在推動大屠殺記憶升格至國家高度發揮了關鍵作用，但該學派對大屠殺記憶的過度運用甚至濫用也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史觀操控集體記憶的反面範例。
在“否定流散地”思想的影響下，“耶路撒冷學派”學者認為流散地生活注定走向毀滅，反猶主義是它的必然產物，而大屠殺即是流散地最終難逃毀滅厄運的有力證明。迪努爾認為大屠殺不是一場孤立的事件，而是整個“流散與毀滅模式”的一部分，在此框架下，大屠殺是流散的必然命運，“猶太流散地是沒有前途的，它們的命運已經被注定，屠殺或同化”。“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強調，以色列國的建立使“流散與毀滅模式”走向了終結，因此，大屠殺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另類證實，它從反面驗證了流散地是沒有前途的，猶太民族的未來只能是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學派”學者還將大屠殺的災難與以色列的崛起視為存在內在聯繫的兩大事件，頻繁使用“從浩劫到重生”(from Shoah to rebirth)的表述來形容這種聯繫。通過在大屠殺與以色列之間建立起這種象徵層面的聯繫，寓意為以色列是大災難後猶太人獲得奇蹟般拯救的體現。
儘管大屠殺發生在歐洲且當時以色列還沒有誕生，但在“耶路撒冷學派”學者看來，只有以色列才是紀念這場浩劫的中心場所和思想正統。為了控制和管理大屠殺記憶，以迪努爾為首的“耶路撒冷學派”學者率先發起並主導了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活動，這在世界範圍內首開先河。在迪努爾的積極推動下，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議會通過《亞德·瓦謝姆法》(Yad Vashem Law，也稱《浩劫與英雄主義紀念法》)，規定成立名為“亞德·瓦謝姆”的大屠殺殉難者與英雄紀念當局；1959年4月7日，以色列議會又通過《浩劫與英雄主義紀念日法》，決定以猶太歷尼散月27日為國家法定的大屠殺紀念日。身為教育部長的迪努爾，1953年至1959年兼任大屠殺紀念館的第一屆董事會主席。在“巴勒斯坦中心史觀”的影響下，迪努爾力圖使新成立的以色列國成為大屠殺創傷記憶的主導者，並將亞德·瓦謝姆紀念館作為開展民族歷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亞德·瓦謝姆’的名字……表明，我們不僅希望保存(受害者的)記憶及其事跡，他們的鬥爭、生平、苦難、死亡，而且確保他們的記憶將在我們中間保存。這個名稱還意味著，我們的故土以色列、我們的聖城耶路撒冷是紀念他們的場所……這裡是這個民族的心臟、以色列的心臟，所有的一切都應當集中到這裡”。
除了主導大屠殺紀念活動，“耶路撒冷學派”還大力提倡對大屠殺開展研究，力爭使以色列成為國際大屠殺研究的中心。迪努爾強調，“亞德·瓦謝姆紀念館的首要使命是大屠殺研究。我們應當把大屠殺這一篇章納入學術的範疇，以作為一門研究領域。我們擁有匯集大屠殺材料的檔案館和圖書館……我認為希伯來大學也會支持我們。亞德·瓦謝姆將作為所有有關迫害猶太人材料的國際中心”。為此，設立了檔案館和圖書館，從各種渠道蒐集歐洲的大屠殺檔案材料，並帶到以色列進行整理編目。在東西方冷戰對峙的態勢下，亞德·瓦謝姆紀念館在20世紀50年代發起了“搶救工程”(Salvage Project)。通過與以色列外交部合作，亞德·瓦謝姆紀念館從歐洲尤其作為冷戰前沿的東歐地區，蒐集了大批原始檔案。
以色列建國初期的大屠殺敘述，很大程度上受到“耶路撒冷學派”歷史觀的深刻影響，這種敘述過分凸顯以華沙隔都起義為代表的英雄主義，同時極力貶低不加抵抗的流散猶太人。迪努爾如此稱讚華沙隔都起義：“這次起義，被圍困在隔都中的少數剩餘者，在與外部世界切斷聯繫、孤立無援與沒有裝備、沒有武器、沒有任何勝利或突圍的希望下，代表著以色列在大屠殺時期的英雄主義。”在這種武裝反抗的英雄主義話語下，“薩布拉”(Sabra，意為“土生土長的猶太人”)對數百萬歐洲猶太人“像羔羊一樣走進屠場”的軟弱舉動表示不解，認為他們是猶太人的恥辱，這導致許多大屠殺倖存者的個體記憶遭到壓制和忽視。可以說，大屠殺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史觀規訓的重要對象，其內在邏輯是：通過對大屠殺記憶的控制、管理和壟斷，這一空前的創傷內在化為以色列的集體受害身份，進而成為證實以色列立國合法性和正當性的重要依據。正如奧默爾·巴爾托夫指出的：“如果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存在一個猶太國家，種族滅絕將不會發生；既然種族滅絕已經發生，那么就必須要有一個猶太國家。正如這個國家可以追溯至納粹大屠殺一樣，納粹大屠殺同樣也屬於這個國家，幾百萬受害者都是潛在的以色列人……更為甚者，所有以色列人都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潛在受害者。”
結語
學術理性與民族情感的交鋒
在現代民族主義的觀念中，歷史書寫不僅是一種單純研究過去的學術活動，而且還是塑造當下民族身份的核心手段；它遠非對事實真相不偏不倚的運用，相反它在許多情況下充當了集體記憶的功能。“耶路撒冷學派”學者基本上有著共同的特點，出生於飽受反猶主義困擾的歐洲流散地，相繼接受了歐洲現代學術的系統訓練，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猶太復國主義的號召下來到巴勒斯坦故土。這些學者充分感受到歐洲理想與巴勒斯坦現狀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前者以推動科學客觀的學術研究為目標，而後者迫切要求塑造一個新的猶太集體認同。在學術理性與民族情感的交鋒中，後者最終壓倒前者占據了上風。對於“耶路撒冷學派”學者來說，書寫歷史不只是一份職業，它更是一項與民族使命相連的偉大事業，通過“將過去民族化”(Nationalizing the Past)，他們充當了“民族的構建者”，為正在形成中的猶太民族國家塑造一種新的歷史意識和共同身份。
“耶路撒冷學派”構建的猶太民族主義史學不僅是現代猶太學術的重要發展，而且從學術層面為以色列國家構建提供了核心支撐。但是，這種人為構想出來的同質化、浪漫化的歷史敘述存在一些內在的缺陷，它忽略和壓制了以色列國內多元民族與族群的複雜歷史並存的客觀現實。這種歷史敘述將聖經時代構建為民族的“本真”和理想的“黃金時代”，無視了大流散過程中猶太社會內部多樣性造成的斷裂和差異；尤其流散地和阿拉伯人分別被作為內部和外部的“他者”加以否定和排斥，這是由於流散地代表著屈辱和不正常的過去、而阿拉伯人被作為當下民族國家構建的外部敵人。很大程度上，“耶路撒冷學派”的民族主義史學淪為了“勝利者的書寫”，邊緣弱勢群體成為猶太歷史書寫中的“失語者”。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後現代和後殖民思潮的影響下，以色列湧現出一批新的歷史學家，對“耶路撒冷學派”的猶太民族主義史學發起了猛烈的挑戰。他們將後者斥為“舊歷史學”(old historiography)或“霸權敘述”(hegemonic discourse)，對其採取全盤顛覆的立場。本尼·莫里斯指出，“在過去二十年間(1980-2000)，以色列發生了一場歷史學革命(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在這批被稱為“新歷史學家”的後猶太復國主義者看來，猶太復國主義史學對歷史記憶的歪曲、放大、改動等做法表明，歷史書寫已淪為集體記憶的工具，它並非致力於追求歷史真相，而是代表著政治利益集團操控民族認同的行為，它力圖將歷史書寫轉變成意識形態以服務於國家構建的特定目標。夏皮拉指出：“歷史作為不公與悲慘的編年，這是後猶太復國主義傳遞出的信息。歷史成為情感性的描繪，在其中我們通常傾向於同情被征服者而批判勝利者。因而，猶太復國主義事實上已成為一場使它自身變得不道德的勝利者的運動。”
很大程度上，“新歷史學家”的興起是學術理性的重新回歸。這場後猶太復國主義思潮首先興起於歷史學領域，其矛頭所指正是以“耶路撒冷學派”為代表的官方歷史敘述。這批“新歷史學家”大多是1948年後出生的一代，成長於1967年左右，真正的思想成熟是在20世紀70年代。他們沒有經歷以色列的誕生和大屠殺的直接創傷，而是成長於六日戰爭的空前勝利和對巴勒斯坦人占領的環境中，尤其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使以色列受到強烈的道義譴責。這一代學者成長於批評的環境中，意在重新審視並反思一個世紀以來的猶太復國主義及其構建的民族主義歷史敘述，這批學者通常又被稱為“修正派”(revisionists)。“新歷史學家”主要從體制外對主流敘述提出了質疑，打破了之前猶太復國主義歷史敘述的壟斷局面。作為正統的歷史敘述，“耶路撒冷學派”的史觀仍為以色列官方所堅持和捍衛，但不少學者開始關注之前被忽略和被壓制的各種對象，邊緣弱勢群體的聲音得以重現。在此推動下，以色列的歷史敘述由建國初期的單數形式(historical narrative)裂變為複數形式(historical narratives)，從而呈現出一幅民族、宗教、族群、性別等相互競爭的多元歷史記憶圖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