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黃縣

老黃縣，即龍口市，地處膠東半島西北部，地理坐標為：東經120°13′～120°44′，北緯37°27′～37°47′。東與蓬萊縣毗鄰，南與棲霞、招遠接壤，西面和北面瀕渤海，隔海與天津、大連相望。總面積840平方公里，人口63萬。考古資料證明，這裡自古就是人傑地靈，文明富庶之鄉。原始人群時被稱為東夷部落，商代晚期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萊國”，公元前567年為齊國所滅，併入齊國版圖。這裡還是戰國時能言善辯的淳于髡、秦代方士徐福、東吳大將太史慈、明代宰相范復粹、清代大學士賈楨的故鄉。

1914年，龍口港闢為商埠，1917年設有中日合辦龍口銀行，1922年進出口貿易總值為597.77萬關平兩。商業的發展，促進了飲食業、旅店業、理髮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龍口店鋪林立，客商雲集，時有“小上海”之稱。到1937年，黃縣計有商號2211家，縣城內僅西關一條街，就有商號157家，且規模、名氣較大。他們經營範圍甚廣，“上自綾、羅、綢、緞，下至蔥、韭、姜、蒜”一應俱全，時有“黃城商業一條街”的美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老黃縣
• 行政區類別：縣
• 地理位置：山東半島的膠東地區
• 人口：人數達到1400萬以上

地理位置

從地域上，歷史學界把地處山東半島的膠東地區劃分為三個經濟圈，黃縣（現龍口市）、蓬萊、掖縣（現萊州市）為商業經濟圈，棲霞、萊陽、萊西等內陸地區為農業經濟圈，威海、榮城、海陽、長島等沿海地區為漁業經濟圈。商業經濟圈內的黃縣人經商，有著悠久的歷史，筆者做了一番考證。清代光緒年間，黃縣城內有錢莊、雜貨店300餘家。

據清代《黃縣誌》記載，“境內人稠地狹，民多逐利四方”。黃縣又離京畿地區較近，擁有水陸交通便利等優越的地理條件，因此，在華東地區，尤其在中國東北三省，可謂是黃縣人經商的天下。黃縣人在海外經商，也遍布天涯海角，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到東南亞各國，有的遠涉重洋，在美洲、非洲、歐洲、大洋洲等地，留下了經商的足跡。他們沉著老練，遇變不驚，穩打穩紮，處處為營，著實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旺盛達三江”。在經商上，他們又受傳統的齊魯文化影響，特別是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影響，在“誠信經商”、“重利更重義”等口號下，走出了一代一代的商人巨賈，成為“魯商”的典型代表，歷史上，這裡被譽為全國著名商業之鄉。

居民活動

老黃縣人到東北三省經商，稱做“闖關東”。為什麼稱“闖關東”呢？清政府把中國東北稱做“龍興之地”，擔心山海關內漢族民眾的大量遷入，會損害他們旗人利益，破壞滿族的習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此後措施越來越嚴厲，從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從驗關封海，到驅逐流民。儘管禁令日見嚴厲，卻不能完全阻止關內民眾進入東北。迫於沉重的生活壓力，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越來越多的山東、河北兩省農民，或泛海偷渡，或私越長城，湧向沉睡的東北沃野，至清末，闖關東人數達到1400萬以上，僅黃縣每年就在3000人左右。1899年，日本學者小越平隆，在書中記載了中國當年真實的歷史畫面：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夫擁獨輪車者，婦女坐其上，有小兒哭者眠者，夫從後推，弟自前挽，老媼拄杖，少女相依，踉蹌道上，丈夫罵其少婦，老母喚其子女。隊隊總進通化、懷仁、海龍城、朝陽鎮，前後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寢者皆山東移民。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成千上萬的冒著危險，“闖”入東北。這些都是在清政府封禁政策下進行的，故稱為“闖關東”。

為什麼“闖關東”呢？老黃縣人闖關東做生意，從出發地看，實質上是謀求生存的需要。由於境內人稠地狹，加上天災人禍，不得不到東北謀生。從目的地看，東北的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後，大部分土地尚未開墾，商業活動滯後，有著廣闊的賺錢之路。老黃縣人闖關東做生意由來已久，他們中間向家鄉寄錢者有之，帶財物回鄉過年者有之，也不乏發財致富在家鄉興建大宅院者，這些刺激了更多的黃縣人要到關外謀生賺錢。老黃縣有些村莊幾乎村村、家家都有闖關東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關東闖一闖，就被鄉人視為沒出息，逐漸形成了闖關東的習俗。所以舊時的黃縣，勞動力稍一充裕，或一有天災人禍，首先想到的是攜家帶子，或集結親戚好友，蜂擁到關東去謀生。

人是文化、信息的載體，人的流動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流動。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向東北地區大規模挺進，實際上就是中原文化和齊魯文化的平面移植，華北與東三省之間，無論在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家族制度、倫理道德、經濟行為各方面，都大同小異。人的流動打破了地域間的局限，促進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傳播、交流、融合和互補，有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推動東北與關內社會經濟和文化更加協調、統一，雙方商品的交流，資源的互補，文化習俗的融合。因此，人口的流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大阪華僑故鄉

老黃縣的華僑，以東渡日本的數量較多，據龍口市華僑辦公室統計，1990年達到331人。其中，在大阪的華僑王汝鈞先生，最為著名。黃縣人在大阪的經商活動，非常善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無論天時、地利、還是人和，都是他們經商的基礎。他們主要從事餐飲業，經營中餐最為著名，特點是清、素、鮮、嫩，油而不膩，他們以質量取勝，特點是：選料精、製作細、質量高、服務態度好。為保全商業信譽，寧肯自己吃虧，能在大阪站住腳跟，靠的就是商業信譽。他們經營的魯菜，是中國四大菜系之一，魯菜的發源地是膠東的福山縣，久負盛名。因此，他們在大阪經營的飲食業，一直深受消費者歡迎。著名華僑王汝鈞(1903～1994)先生，是經營中餐起家的。他是黃縣桑島村人，13歲跟隨父親王作贏到大阪市泰贏樓學生意，27歲被股東推選為兩處餐館監理，1935年，掌管中華料理五色園等三處餐館，1945年，在心齋橋創辦萬樂天餐館，1946年，任大阪市南區南華會館會長，1955年，組建中華學校，1982年，組建山東同鄉會並任會長。企業在他的精心努力下，發展到擁有7處餐館和1處皮包店的規模。身在商海中王老先生，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重大貢獻。1994年8月，王汝鈞先生在大阪病逝。桑島—東瀛，一衣帶水，連理同根。他生前，一直把大阪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至今，其後裔仍在大阪經營若松飯店。

經商活動

黃縣商業活動中 “坐商” 的生意經

老黃縣人的經商活動，自古就有“行商”和“坐商”之分。坐商，是以店鋪門面為固定經營場所，或在人多的地方選固定地點擺攤經營，簡言之等客上門。黃縣人經營坐商，首先由東家出資，開辦各種店鋪。然後雇用人員經營，店內設經理、掌柜一至三人，賬先生、夥計若干人，自設伙房就餐。老黃縣人有個習慣，在孩子咿咿呀呀學語時，長輩就教著背誦小九九，稍大一點則進私塾功讀四書五經，年齡一般在13至16歲時，就要出門學生意。首先要找擔保人，擔保人責任是對生病死亡者，對吃喝嫖賭偷等違法行為者必須負責。到了店家被稱為小夥計，稱謂前面冠以姓氏，如李夥計、張夥計等。站過櫃檯的生意人，被稱為扎過木頭圍裙的，因商家門面使用的櫃檯，恰好和人的腰部一樣高；精明強幹、能說會道的人，稱為從缸眼拔出來的。小夥計的工作十分辛苦，每天要早起晚睡，早晨給掌柜的打洗臉水、倒痰桶，掃地、擦桌子，晚上要給掌柜的放行李、練習打算盤(見圖片3)。練算盤時，一般賬先生讀著一天發生的賬目數額，另一人在用算盤計算，小夥計必須手持算盤，站立一旁跟著練習打。自己練習時，用625或者16875的數字反覆相加。右手姆指、食指和中指撥動算盤珠，無名指和小指要握住一枚銅錢。有時候，為了早晨能夠搶到笤帚掃地，晚上都抱著笤帚睡覺。小夥計的報酬是吃住由店裡負責，每月報酬兩塊大洋，相當一袋麵粉；滿三年後，方能吃勞金，每月大洋8元左右；再過一至五年方能吃小份子，又稱花紅，即年底盈利後，一般按照東六西四(即東家六份、店鋪四份)分成，在店鋪分得的四份中，抽出百分之十做為小份子，餘下百分之九十為掌柜們所得。東六西四一年一小結，三年一大結。

做生意就要使用衡器，在老黃縣歷史上，商家都使用過一種叫“十六兩秤”的衡器(見圖片1)。這種秤與現代秤基本相同，由秤桿、秤鉤(盤)和秤砣三部分組成，種類為十斤、十五斤、三十五斤不等。因每斤由十六兩組成，故稱“十六兩秤”。十六兩秤的秤桿，系紫檀木製作，上面的每一兩處刻有一顆星，作為標記(見圖片2)。每斤十六兩，故一斤的距離平分刻有十六個星，它們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福、祿、壽三星的象徵。南斗六星，即斗宿，為二十八宿之一，是玄武七宿的第一宿，共六顆星；北斗星，是北方天空排成斗(或杓)形的七顆星，名稱分別為：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南斗六星”加上“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祿、壽”三星，合為十六星。這種富有深刻含意的十六兩秤，在生意場上使用時，也有講究。例如，對賣主而言，若賣出去的貨物，在重量上少付一兩，即寓意去掉了壽星，將導致短壽；若少付二兩，即去掉了壽星和祿星，寓意賣主不僅不能長壽，而且俸祿也必會減少；若少付三兩，即寓意為三星全被去掉，他一生不僅無福、無財，而且還短壽。反之，道理也相同，如果多付一兩，則增壽；多付二兩，則增祿、增壽；多付三兩，則福、祿、壽全增。因此，生意人在買賣中，何去何從，是福是禍，全憑自己的良心去做。“十六兩秤”是以誠信為基本要求，老黃縣人就用這種秤，在生意場上規範著自己的買賣行為。

因為一斤為十六兩，故賣貨時從一兩到十五兩的價錢，店內小夥計要背誦下來。如某種貨物一元錢一斤，那么，一兩為六分二厘五，二兩為一角二分五，形成口訣為：1兩625、2兩125、3兩1875、4兩25、5兩3125、6兩375、7兩4375、8兩5、9兩5625、10兩625、11兩6875、12兩75、13兩8125、14兩875、15兩9375,規律為625相加。一打為十二個，從一個到十一個的價錢，亦是如此，小夥計也要熟記。如果一元錢一打的貨物，形成口訣為：1個833、2個166、3個25、4個333、5個416、6個5、7個583、8個666、9個75、10個833、11個916，規律為833相加。

明碼實價，童叟無欺，是老黃縣商家打出的生意旗號，但是，各商家內部也有暗碼，是自家的商業秘密，暗碼是用文字代替的，如：元、亨、利、貞，天、地、玄、黃，表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寫有元貞二字，表示一元四角，也有用甲乙丙丁，子醜寅卯，或平安幸福，恭喜發財等，均以文字代表數字，相當於現在的密碼，傳送電報，進出貨物都用自家的商業暗碼。黃縣各商號比較常用的生意暗語概括為十個字，即：天、地、光、時、音、律、政、寶、畿、重。這十個字，分別代表數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十個字的含義也很有深意：天稱一，因為天最大；地次之，為二；光為三，指日、月、星；時為四，指春、夏、秋、冬；音為五，古時的音階有宮、商、角、徵、羽五個音階；律為六，指的是黃鐘、土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六種定樂器；政代表七，指日、月、水、火、木、金、土七星；寶代表八，指景天科、蠍子草等八種多年生的肉質草本；畿代表九，是指先秦時期的行政區劃，分侯、甸、量、采、衛、蠻、夷、鎮、藩等九畿；重代表十，是指重複之意，即一的重複數，九加一為十，完滿具足，是為一十也。

黃縣商業活動中的“行商”

行商，是以小本經營為主，肩挑車拉的流動攤販，簡言之送貨上門。他們活躍在廣大農村，被村民們俗稱為“拉鄉”。舊時的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商品交換不很發達。坐商的店鋪、攤位及手工作坊，大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城區和較大的集鎮。鄉間農村全靠做小本生意人來進行交換，這些商販採取走村串戶、送貨上門的流動經營方式。他們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販賣或收購貨物的，一類是憑手藝，替人修理或加工製作器物的匠人。舊時人們習慣稱其為“做小買賣的”和“耍手藝的”。他們經營門類繁多，幾乎涉及到農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常見的貨擔有：賣日用品的貨郎，賣各種油的賣油郎，賣食品的、收舊貨的等等。常見“耍手藝的”有：白鐵匠、錮漏匠、小爐匠、染匠、編匠、石匠、羅匠等等。這些商販和手藝人，對鄉下百姓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對他們充滿敬慕之情。行商的貨擔，終年奔波於鄉間村野，廣大鄉下人是其主要服務對象，他們同坐商相比，有以下不同之處。

(一)招攬生意方式獨具特色。坐商以店名字號、經營內容的招牌等有形廣告，作為招攬顧客的手段，而行商靠的是訴諸聽覺器官的有聲廣告。他們走村串街，用叫賣聲、器物聲吸引顧客，呈五花八門、千姿百態的現象，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二)買賣交易採取以物易物。舊時的農村，貨幣流通量極少，所以行商做生意時，大多採用既可用錢，亦可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即用家中廢舊物品，換取所需物品或手工服務。

行商做生意，雖然是一種原始的交換形式，但在農村，不僅利商便民，而且也影響農村的文化生活。在文娛活動中，劇名《貨郎與村姑》、《鋦大缸》、《錮漏匠與王大娘》等，京劇《紅燈記》中，磨刀人“磨剪子來——搶菜刀”的形象，均取自行商人物。上世紀50年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變革，行商，這種農村常見的商貿形式，才逐漸從人們生活中消失，代之以現代行商。

經商成功者

黃縣人經商，第一大成功者是黃城丁氏家族。縱觀其六百年的發展史，繁盛時期跨越了整個清代。據中華民國《黃縣誌》記載，“丁氏，大致先世以勤儉起家，繼以經營商業，遂致富饒，然其家教則豐而不吝。故山東言富者，德望推丁氏焉。”筆者經過十餘年來的潛心研究發現，其根本原因是在誠信經商的思想指導下，將儒、官、商三者有機結合，並以此為依託謀發展。

丁氏是怎樣發跡的呢？據考證，1410年丁夫人黎氏逃荒來到黃縣城時，將年少的兒子放在一家雜貨店門口，自己出去沿街乞討。一日，其子在雜貨店門前玩耍，店主見他雖少言寡語，長得卻是相貌堂堂。店主存心試探，拿起一枚銅錢扔了過去，銅錢滾至其子腳下，他撿起來，不但沒留，反將銅錢送至櫃檯。店主以為嫌少，又抓起一把銅錢扔過去，黎氏兒子見眼前一地銅錢，又一枚一枚撿起，仍送至櫃檯。店主暗中敬佩，小小年紀如此清高。當日晚飯後，店主將黎氏娘倆喚至店中言道：“你們娘倆如此生活，令人憫憐。我這兩間店鋪雖不大，租一間給你，開個小吃部，賺了錢給我點房租，掙不著錢就先欠著。孩子就讓他在我店中當個小夥計，你看意下如何？”黎氏見店主一片誠心，又是好意，“撲通”一聲跪了下來，連聲道謝。從此，黎氏便開起了小吃部，賣小米稀飯、燒餅，兒子便在雜貨店中乾起了售貨員。這樣，娘倆因誠信，被好心的雜貨店主安置了下來。數年後，娘倆將店主養老送終，擴大門面，誠信經營。其後裔又以開當鋪為業，加之勤儉持家，理財有方，走上一條“儒、官、商”興家立業之路，逐漸昌盛。傳至清代乾隆年間十一世的丁元沂，家業發展成為山東首富，號稱丁百萬。

丁氏家族的主要經商活動是當鋪。當鋪在古代屬商業經營活動範疇，亦稱“典當”或“押店”。當鋪在明清時期尤為盛行，成為商業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鋪主要業務有五項：一是典當。當品為珠寶細軟，或衣服、皮貨等。店方收取月息。當價一般按當物實際價值的五成到七成計。當期最短1月，最長2年。到期不贖，即為“死當”，可拍賣。二是存錢，主要對象是貨棧、商行、鋪號和一些家族公賬等，三是匯兌。四是放錢、放糧。凡是供錢、借糧者都得找出保人，指地立契，按月行息，到期償還，五是換錢出票子。即以銀元換銅板，以銅板換銀元，從中賺取差價。典當的經營方式是物品的所有者因資金急需，將物品送到當鋪去質押兌換資金使用。質押物品成交後，付以收據，稱為“當票”，載明所當物品及抵押價款，交質押人收執。過期不贖，當鋪即沒收其質押品。這樣，過期質押品的50%價值就被當鋪占有。當鋪的另一個特點是出於雙方自願，不存在強買強賣性質。丁家正是利用當鋪的這些獨有特點，積累了大筆資金。據查丁家的當鋪不僅數量多，達幾百座，而且覆蓋面廣，遍布中國東部11個省市，在全國形成一個當鋪網路。據考察各地誌書、文史等均有記載。曾經當進象牙涼蓆(現存煙臺市博物館)、禹讞(現存日本泉屋博古館)、頌壺(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頌簋(現存山東省博物館)等數十件國家一級文物。當鋪字號下的各家堂號達近百個，丁家人進京城無需住旅店，一路上住自家買賣，就到了北京。其資產達到5400萬兩白銀，相當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

民國《黃縣誌》中記載的丁氏“大致先世以勤儉起家，繼以經營商業，遂致富饒，其興也盡由商業而至”，“以商起家者眾，以富力居社會之中堅，而故家數百年貽傳之”。這說明，商業是丁家的經濟命脈，據傳各地當鋪興盛時，每天有五輛馬車往回運銀兩，真可謂日進斗金，而且延續達數百年之久。丁家有棧房字號八個，號稱八大錢囊。分別為文來、泰來、信來、正誼、金城、東悅來、西悅來、天記等，其豪華建築覆蓋大半黃城，達3千餘間。現存房屋55棟243間，建築風格，具有濃厚的京城府第和膠東民居的神韻，堪稱民居建築藝術的精華。膠東有“黃縣房，棲霞糧，蓬萊淨出好姑娘”的歌謠，“黃縣房”即丁氏建築。丁家的當鋪由棧房統一管理，各地的當鋪也均由黃縣派出工匠建造，格局基本一致。膠南市的王台鎮，現在還有丁家當鋪的房屋一百餘間，保存較好。丁家經營其他行業也很廣泛，如黃城的登仁壽藥局、魚市街南側文來的剿絲廠，煙臺的“元豐祥”煤號，濟南四馬路經七路的“豐華”石油公司，北京眾多的糧行等，也是財源廣進的重要方面。不管作何種生意，在經營上丁家一直講究“誠信”二字，加上善於交際，數年之後，家道愈加殷實，為後代立業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清代到民國，黃縣湧現出一批著名商人，如單文興和單文利、紀鳳台、李子初、紀木新等。

經商特點

老黃縣人的經商，歸納起來有以下特點：

(一)誠信經商是老黃縣人的主要經商特點，有句俗話：“人心是桿秤，全憑良心行，要想生意好，信譽是個寶。”向來以質量取勝，講求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商業道德與信譽。所以跟敦厚質樸的黃縣人打交道，你不必擔心會有欺詐，有人描述老黃縣人是：憨厚而寬容、樸實無華、真誠坦率、樸素爽直、善良寬厚。老黃縣人具有的這種性格，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實在”，這種民風現在依舊相沿成習。

(二)黃縣人多厚道，直朴單純，豪爽誠實。主張“商道即人道，人脈即財脈”，運用“拙樸式商法”，一來贏得人緣，二來很得他人信任。尤其講究“和為貴”，“和氣生財”。如往店內進貨，即便是送貨者的貨物質量不好，也採取婉言拒絕，讓其高興離店，以講究後情和回頭客，這是許多商人無法比擬的。

(三)善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無論天時、地利、還是人和，都是他們經商的手段。在討債上，一忌慈(心軟)，二忌昏(對方胡說，信以為真)三忌懦(被對方嚇住了)。將《孫子兵法》套用於商界。

(四)奉行苦行主義，以“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為信條。能吃苦，以苦為本，以苦為榮，以苦為樂，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奮鬥。這種吃苦能力，既有自然環境的磨練，更有孔孟文化精神的教誨和榜樣的力量。

(五)重利更重義，做事夠朋友。講究誠實是根，一不能違背良心，二不能對不起朋友。俗話說：河北出響馬，關東出土匪，山東出好漢。老黃縣人秉承“山東出好漢”這一特點，重義氣，重鄉情，甘願為朋友“兩肋插刀”。義的基本含義：一是忠於朋友，同生死，共患難，一諾千金；二是行俠仗義，扶危救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正如《好漢歌》中唱道：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這與南方人貌似好客，實則重利、重錢，總要設法從別人身上揩取“油水”的人比較，是大相逕庭的。

(六)談生意必有酒，沒有酒，談話就索然無味。這與中國東北人有相似的地方，東北商人要有驚人的酒量，否則很難立足商界。

同時他們還重故土、戀家鄉，只要在外地掙了大錢，必在家鄉興土木，建宅院，以示飲水思源，不忘家鄉，光宗耀祖。如黃縣城內的丁氏故宅、海岱鎮的王氏故居等。另外，膠東地區農業經濟圈內的人，利用農閒季節，也到商業經濟圈內的東家，乾一些服務性的工作，掙東家的小錢，形成一種互補。總之，從經商史角度看，老黃縣人做生意，不亞於晉商和徽商，他們在廣闊的商海中，著實湧現了一批誠信經商、譽滿九州的生意人。

老黃縣人在經商上，與周邊的山西晉商、兩淮徽商相比，在經營方面，既有共同點，又有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在地域上：晉商的主要經營範圍是通過走西口，向晉北、內蒙及以北等地發展；徽商主要在兩淮、江浙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有時順運河或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區；黃縣人則主要通過水路到東北三省，陸路到京津地區並向周圍發展。南部最遠至江浙，西部最遠達山西省。

二是在經營內容上：晉商以票號為主，兼營北方所需的糧、棉、鹽、茶葉等，以關公之“義”，在經營處建會館以結幫，如山東聊城的山陝會館就是山西、陝西兩省商人所建；徽商崇尚文化，亦儒亦商，培育“賈而好儒”的品格，主要以錢莊為主，經營鹽、茶、木，或以絲綢、糧食謀取大利，徽商所至，多建園林別墅和戲樓，以文會友；黃縣人則以經營絲房、當鋪為主，兼營錢莊、糧行、藥房及紡織、雜貨、煤、石油等，經營品種相對比較廣泛。

三是在經營理念上：晉商重錢不重官，“學而優則商”，從小就教育孩子怎樣賺錢；徽商重官不重錢，賺錢為做官，從小就教導孩子為官，把成功希望寄託於官場上；老黃縣人繼承中國傳統“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從小就教育孩子讀書、經商、做官，講究君臣父子，忠孝節義，並吸納晉商和徽商的長處，既誠信經商賺錢，又以公益事業為手段，修城牆和文廟、建書院、賑災民、辦團練，贏得民心和朝廷的賞識。

四是在經營方法上：晉商以小勝大，往往是從小商小販作起，精打細算，資本逐步積累，穩定發展，且各成體系；徽商則以觀察入手，投機取巧，互相聯合，形成商幫。大的則走官府門子，盈大利走紅運，窮奢極欲夸富斗靡，驟起驟落曇花一現，儘管在商界很活躍，但往往是你方唱罷我登台，難以像老黃縣人那樣沉著老練，遇變不驚，穩打穩紮，處處為營。

五是晉商和徽商或多或少帶有“輕別離”的特點，經商一去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不回，而黃縣人特別重故土、戀家鄉，很少有常年在外不歸者。晉商長期在外，婚姻多不幸；徽商燈紅酒綠，多納妻妾；黃縣人則家教極嚴。

第六，在中國不管是晉商、徽商，還是黃縣人經商，在傳統文化和商業文化上又有許多共同之處，如在重視文化教育和追求藝術品位上，在“重宗誼、修世好”的宗族觀念上，在“男尚勤勞、女尚貞節”和重視門第上，在敬業精神上，在商業道德觀念上等等，尤其是在正統的儒家思想上，如出一轍。

總之，老黃縣人經商史，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的歷史，至今的黃縣，仍然經濟發達，財政收入21億元人民幣，名列中國百強縣第11位。自古到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黃縣地氣好”，歡迎各位前去考證、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