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報人的故事

《老報人的故事》內容簡介：儲安平、王芸生、羅隆基、浦熙修、徐鑄成、聶紺弩、趙超構、蕭乾、楊剛、范長江、鄧拓、惲逸群，是中國新聞史上、報業史上熠熠閃光的明星。他們形形色色，或左或“右”。在舊時代，他們都不失為敢於向強權抗爭與揭露社會不公的鬥士，而進入新社會之後，面對新問題，他們不約而同地感覺到彷徨、困惑……作者以凝重冷靜的史家筆墨，展現了他們的個性與才情以及在時代風雲變幻下起伏跌宕的個人命運和心路歷程。十二個人的悲情人生，是那段歷史的最好見證。

基本介紹

• 書名：老報人的故事
• 出版社：南方出版傳媒,廣東花城出版社
• 頁數：380頁
• 開本：16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 作者：夏和順 蘇燦明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6064768

內容簡介

《老報人的故事》編輯推薦：張喵喵是一個很紮實的作者。她的文章沒有華麗的辭藻和造作的比喻，看似平實直白的敘述，流暢的一氣呵成的故事，卻總有感人肺腑的結局和擊中人心的力量。在這部長篇小說中，她以平靜而簡單的風格來講述一個少女從出生到三十歲所經歷的一切，希望能以“治癒系”的情節來緩解人們在浮躁的社會中，因各種壓力而造成的內心的壓抑和痛苦。以“貓”這種動物為一條主線，喚起讀者內心深處的柔軟與單純，間隔敘述女主人公的成長過程，愉快或受挫的經歷，直到結尾仍未丟失積極的生活心態。在立意上比一般類型的青春文學更具積極意義。這部小說同時也是作者獻給自己和在病中的親人的一本書，以多年的人生經驗來激勵自己和他人，要努力生活

作者簡介

夏和順，安徽郎溪人，安徽師範大學文學學士，中山大學文學碩士。媒體從業人員，現供職於深圳某報。近年從事自由主義文化傳統、嶺南文化等領域的研究。著有《葉啟芳傳——從教堂孤兒到知名教授》(合著)、《全盤西化台前幕後——陳序經傳》、《容庚傳》(合著)等，與人合編過《深圳九章》等。
其創作的《老報人的故事》以凝重冷靜的史家筆墨，展現了他們的個性與才情以及在時代風雲變幻下起伏跌宕的個人命運和心路歷程。

圖書目錄

序 朱正
前言
一、“《大公報》已沒有必要恢復”
——晚年王芸生之痛

理想的夢最終會圓

少年王芸生
王芸生與革命
王芸生與張季鸞
王芸生與蔣介石
王芸生與毛澤東
王芸生與陳布雷
王芸生的新聞觀
王芸生與《大公報》的結局
晚年王芸生

王芸生年表簡編

二、“陽謀”盯上了徐鑄成
“獨身主義”的終結

《大公報》的洗禮
《文匯報》的掌門人
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
“蘇聯套套只能老實學習”
從“公私合營”到《教師報》
親歷“陽謀”
“不會有什麼萬一了”

徐鑄成年表簡編

三、儲安平：我要扛一扛風浪

儲安平失蹤之謎

新月派的後起之秀
負笈英倫
從《客觀》到《觀察》
《觀察》為什麼被查封
《觀察》的迴光返照
出任《光明日報》總編
向“黨天下”進言
感到無地自容

儲安平年表簡編

四、趙超構：軟些軟些再軟些
識實務的雜文家

從《朝報》到《新民報》
延安和重慶
新民報之厄運
進入新社會的代價
“睡不著覺是好事”
“老將”再次出馬

趙超構年表簡編

五、浦熙修：兩帥之間另一帥
罐中的兩隻蟋蟀

《新民報》的“浦二姐”
“我願向他們傾訴一切”
“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
“我們應該加倍努力工作”
《文匯報》的能幹女將
“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
“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

浦熙修年表簡編

六、羅隆基：應是良辰美景虛設
政論家之大忌
從安福到清華
書生論政
“我要我的兄弟都讀你的社論”
政治活動家
管木頭的部長
帥上有帥

羅隆基年表簡編

七、蕭乾擠進新社會以後

從右轉左，是福是禍？

流浪少年與新聞結緣
從抗日前線到歐洲戰場
自由主義者的信念
從“新路”向左轉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他原來是一條泥鰍”
他的第二輩子

蕭乾年表簡編

八、是誰迫害了聶紺弩？

特立獨行者的悲劇

文化程度——高小
短命副刊的編輯
“真正的新聞記者”
從特嫌到右派
“注詩就是破案”
“是淚是花還是血？”

聶紺弩年表簡編

九、楊剛與《大公報》的終結

激情的火焰開始熄滅

叛逆的女革命家
“浩烈之徒”馳騁報界
《大公報》的終結者
像機器一樣工作
理想主義的殉葬者

楊剛年表簡編

十、報界“彗星”惲逸群

“倒霉人依然活著”

“我們要和無恥抗爭”
新聞快手與地下情報員
大上海的報業巨頭
最早中箭落馬者
晚年的悲劇遭遇

惲逸群年表簡編

十一、鄧拓：文章滿紙書生淚
書生辦報的末路
史學天才選擇了革命
紅色報人與毛澤東迷
主政《人民日報》
“雙百”方針與“死人辦報”
反冒進與“書生辦報”
“三家村”與鄧拓之死

鄧拓年表簡編

十二、天才記者遠離了新聞
——范長江的幸與不幸

他的才能究竟何在？

茫然的青年探索者
《大公報》的旅行記者
延安窯洞的座上客
紅色新聞的馬前卒
新中國的接收大員
失意的科技官員

范長江年表簡編

附錄一
1949—1957中國新聞大事記

附錄二
參考書目

後記

文摘

“《大公報》已沒有必要恢復”
——晚年王芸生之痛

理想的夢最終會圓
王芸生是“文人論政，文章報國”的實踐者，也是一個典型。著名報人俞頌華曾經說，王芸生的文章之所以為世人所傳誦，是因為他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說一般人民想要說的話。
這一評價相當高，王芸生也實至名歸。但這是指1949年以前的王芸生，1949年之後又另當別論了。
1949年之後，王芸生的名字幾乎被國人遺忘，他的名氣遠遠沒有被打成右派的徐鑄成和儲安平大。其實論成就、論歷史地位，他要遠遠高於後兩者。究其原因，恐怕跟他當年沒有被打成右派有關，也就是說，跟他的沉默有關。
2002年，《大公報》成立100周年之際，國內又掀起一股《大公報》熱，國人才又把王芸生撿起來，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
現在我們評說文化人，往往要追究一個晚節的問題。王芸生於上世紀60年代與曹谷冰合著《英斂之時期的舊大公報》和《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全盤否定《大公報》的歷史，不僅自責自污，而且還向張季鸞潑了一身污水，他因此而受到研究者的廣泛詬病。
王芸生先生的賢嗣王芝琛，以解放後培養出的理工科高材生的出身，出於對歷史負責的公心，當然也有為父親正名的私心，撰寫了《百年滄桑》和《一代報人王芸生》這兩部著作，還公布了王芸生臨終前的有關談話，才讓我們部分地認識到了歷史的原貌。
據說，王芸生臨終前已大徹大悟，悔恨自己無論有多大壓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該寫那樣“自我討伐”式的長文，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違心之作”。他臨終前對張季鸞之子張士基說：“《大公報》的歷史不能由我寫，我寫的那個不算數。”
王芝琛認為，其父當時實在頂不住壓力。他的壓力有多大？據說周恩來跟他談過三次話，最後一次告訴他，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文人的傲骨終於在權力意志面前彎折了。
其實王芸生也算是“自投羅網”，當年楊剛從美國回來，奉命跟他談《大公報》的轉向，楊剛雖是共產黨員，但也並沒有拿槍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對解放區的情況並非一無所知，他甚至看過延安的報紙關於王實味的報導。但他終於“向左轉”，他後來寫《勝利無望》、《我到解放區來》和《大公報新生宣言》，很大程度上還是出於自願。
為什麼？因為他離不開這片生他養他的土地，因為他希望《大公報》能一路走下去。說到底，還是因為《大公報》的國家至上主義。
張季鸞過去常說：老記者如果不記就成“老者”了。1949年後的王芸生徹底變成了“老者”，他知道“文人論政”已成明白黃花，他晚年甚至不願再寫自傳和回憶錄。
但是王芸生還算是幸運的，他在臨終前終於吐露出心聲，於後人這仍是一筆寶貴財富。在這裡，我們不妨借用他在1948年記者節社評中的那句話：“理想的夢，最終會圓的。”

……

王芸生與蔣介石

與張季鸞一樣，王芸生跟蔣介石的交往，也是建立在《大公報》事業的基礎上。
王芸生任武漢《大公報》編輯主任後開始參與寫作社評，並為《國聞周刊》寫作時評。日寇入侵，大敵當前，王芸生的社評自然離不開喚起民眾奮起抗爭這一主題。他對“不抵抗主義”深表不滿，卻對蔣介石個人寄予厚望。
他曾在《國聞周報》撰文指出：“說到政府和領袖，人們儘管罵他不好，我卻持有一種寬恕態度。”“譬如蔣介石，以地位論，做過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還想做什麼官？以金錢論，當然有富家翁的資格，自然不須再掙錢來維持生活。所以有人揣度他在爭權力，我不相信。我希望他的不肯撒手，是為了貫徹他的信念——希望在他把握政權的時候把國家弄好了。那么，你就本著這種信念去做，一秉至誠公正乃心地去做，國家還給你這種機會！”
1934年8月，張季鸞安排王芸生赴江西廬山採訪。當時廬山在蔣介石的營造下已經成為政治名山，雲集國內國際各方政要，王芸生撰寫“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後名聲鵲起，被公認為中日問題專家，派他上廬山是理所當然。
這是王芸生第一次出門採訪，他8月8日出發，9月9日歸來，前後共33天，其中在廬山牯嶺住了24天。此次出行，收穫匪淺，他自己曾說：“這次旅行經過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七省，見過不少朝野要人。汪（精衛）、蔣（介石）、林（森）、段（祺瑞）是國家先後四位元首，這次都見到了。余如各部部長、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各地學者，就是我們同業也會見了幾位。”
此次上廬山，王芸生兩次謁見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
第一次是8月23日，蔣介石很直率地說，他沒時間全部讀完《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希望王芸生下次給他講課，題目是“三國干涉還遼”，他希望了解更多細節。
於是就有了9月3日的第二次謁見。這一次，王芸生給蔣介石講述了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一段：“中日甲午戰爭後簽訂的《馬關條約》有割讓遼東半島的一條。這使沙皇俄國感到很大震動，於是俄國聯合德國和法國，在《馬關條約》簽字6天后，向日本正式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放棄占有遼東半島。日本估計在軍事上無力對抗以俄為首的這三國，英美也不可能給日本以實際幫助，只好接受三國的要求。於是，日本與李鴻章再次談判。結果是中國以三千萬兩白銀換取日本將已到手的遼東半島退回。”
王芸生訪蔣後不久曾撰文說：“我對於蔣先生的印象，覺得可用‘虛懷、熱誠、苦幹’六個字概括之。他身居高位，日理萬機，求知識的心還很盛，雖然若有不足，可稱虛懷。”1949年後，王芸生為形勢所迫人云亦云，說蔣介石此次在廬山請專家學者講課是“偽裝”，是為了“替他制定反動政策找根據”。
1938年1月，王芸生任漢口《大公報》編輯主任之初，正值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政治部主任陳誠親自邀請王芸生擔任第三廳宣傳部部長，但遭到婉拒。陳誠不久又送來政治部設計委員聘書，每月支付300元津貼，王芸生又用司馬遷的一句話“戴盆何能望天”回絕了，意思是頭上已戴了新聞記者這個“盆子”，便看不見別的了。
遷到重慶後，王芸生又收到國民政府聘他為軍事委員會參議的聘書。這次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陳布雷打電話來勸說，他說：“這是委員長的意思，請勉強收下吧，好在只是個空頭銜。”到3月底，軍委會送來相當數目的薪水。王芸生立刻把聘書和薪水一起退回去，此舉受到張季鸞的稱讚。
1941年11月，重慶發生“飛機洋狗”事件——國難危重之際，孔祥熙之女孔令俊居然帶著幾條洋狗從香港飛渝。王芸生髮表社評《擁護政治修明案》，將此事公開，引致輿論譁然。因為涉及孔家，蔣介石甚為惱怒，又不好向《大公報》發作。
交通部於12月29日致函《大公報》，要求更正。《大公報》來函照登，“飛機洋狗事件”越描越黑，終致遵義浙江大學和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學生遊行示威，甚至有學生喊出“打倒國民黨”的口號。蔣介石怕風潮擴大，令陳布雷找王芸生再寫一篇社評，勸學生不要鬧事。王芸生於1942年1月22日發表社評《青年與政治》，勸學生不要遊行。文章即出，遭到許多讀者質問。這大概也是王芸生和《大公報》對蔣介石為數不多的遷就之一。
1942年，河南發生嚴重旱災，餓死幾百萬人，而國民政府仍向河南勒逼征糧。重慶《大公報》於1943年2月1日刊載記者張高峰自河南葉縣寄來的通訊《豫災實錄》，揭露災民慘況。次日，王芸生根據這篇通訊，對比重慶，寫了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蔣介石看了這兩篇文章大感震怒，重慶新聞檢查所當晚即向《大公報》送去“軍委會”限令停刊三天的命令。但是停刊3天之後，《大公報》的發行量卻由6萬份增至10萬份。
停刊歸停刊，此時蔣介石對王芸生及《大公報》還是有所倚重。長沙棄守後，重慶一片驚慌。蔣介石邀請王芸生到重慶南岸黃山長談。他責怪美國不仁不義：“羅斯福因為怕史達林，竟壓迫我向共產黨投降。”王芸生則對他說，羅斯福不滿意，主要是軍事上少勝利，對內又不能倡導民主建國。
之後日軍進犯貴州，蔣介石密令火燒貴陽，王芸生心急如焚，抗檢發表《最近的戰局觀》，勸蔣介石前往貴陽督戰，他以為貴陽是中國的史達林格勒。
抗戰勝利之後，王芸生又發表一系列社評，希望不要發生內戰，“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一切措施，都不可以黨為出發點，應該以國家為出發點。”
但是王芸生的“書生論政”無法改變國內局勢，隨著國共雙方軍事力量此消彼長，他和《大公報》甚至無法保持在國共之間的中立立場。
1948年底，王芸生在楊剛、李純青策動下秘密抵達香港。11月10日，他在香港《大公報》發表《和平無望》一文，其中說：“看目前中國的亂局，人民真是痛苦極了，目前縱然和平無望，人民大眾終會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們揮淚跋涉，總希望這條真實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遠！”
這篇文章，標誌著所謂“《大公報》起義”，也標誌著王芸生與蔣介石徹底決裂。

王芸生與毛澤東

王芸生與毛澤東的交往分為兩個階段，即1949年之前與1949年之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7日，《大公報》發錶王芸生撰寫的著名社評《日本投降了！》。社評開頭引用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表達極度喜悅的心情，甚為貼切。
社評結尾透露蔣介石電邀毛澤東來渝談判的訊息：“在我們歡慶勝利到來之時，國內也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新聞，就是蔣主席致電毛澤東先生，請其克日來渝，共商國是。這真是令人興奮欣慰。當此重大時會，國家今後的治亂，人民固然有責，而其轉捩與善導，畢竟握一二賢明領袖之手。蔣主席既掬誠相邀，毛先生自然也應該不吝一行，以定國是。果使國家的統一與團結完成於一席談，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戰不虛，且將奠定國家建設的千年大計。忠貞愛國的中國人，都在翹待毛先生的惠然肯來了。”
8月20日，蔣介石發出第二封邀請電後，王芸生在《大公報》上發表《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懇切地向重慶各界發出倡議：“最後，我們願附帶表示一點希望。既然大家都希望毛澤東先生能夠前來重慶，就要保持一個能使毛先生到來的空氣和環境，凡是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論與宣傳，各方面都應該持重莫發。”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一行飛抵重慶。29日，《大公報》發表子岡采寫的報導《毛澤東先生到重慶》，王芸生親自撰寫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他說：“昨日下午3點多鐘，毛澤東先生到了重慶。毛澤東先生來了！中國人民聽了高興，世界人民聽了高興，無疑問的，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的一件大喜事。”“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闊別，經長期內戰，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地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最嗜好的。”
9月1日，中蘇文化協會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舉行雞尾酒會，王芸生經人介紹與毛澤東第一次晤面，毛緊緊握住王的手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希望你們新聞界的朋友多為和平而宣傳。”
9月5日下午，王芸生與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會晤，地點在紅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大公報》編輯主任孔昭愷、採訪主任王文彬同時在座。王芸生對毛澤東的印象是：很健談，談話時旁若無人。毛澤東還特意留王芸生等人吃便飯，周恩來與王若飛作陪。
此次談話內容，《大公報》第二天以《毛澤東對本報記者談，願團結商談早獲結果》作了披露：“毛澤東昨日午後接見本報記者稱，來渝五日，與中央談商團結問題，目前尚未可能有確切之結果以慰國人，可以說者僅為內戰決可避免。我國政軍令如果再不統一的確為不得了之事體，然統一的政軍令必需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只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是，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
9月20日，還是在紅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毛澤東再次會見王芸生等三人，再次進行長談。王芸生希望共產黨方面以團結為重，共同建國，毛澤東頻頻點頭表示贊同，並反覆強調“和為貴”。
中國人講究禮尚往來，王芸生自是如此。他以《大公報》名義發出請柬，在李子壩報館設宴招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出席。
著名的“爐灶談話”即出自此次宴會：王芸生向毛澤東提出“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回答“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灶里不許我們造飯”。
解放後特別是文革期間，這次談話被傳為毛澤東“怒斥”王芸生。王芸生感到很委屈，他說：宴會期間氣氛融洽，毛澤東語含幽默，事後還為《大公報》題寫“為人民服務”五個字，怎么可能當面怒斥主人？
1945年10月8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在軍委會禮堂宴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一行，這是談判協定簽字前夕。王芸生也應邀出席宴會，他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席間演說時喊出的那句“蔣委員長萬歲！”。事後張治中問王芸生對這句口號有何感想，王芸生一時語塞，只說表示驚訝。
對這一歷史細節，次日《大公報》有詳細記錄：“毛先生說：‘和為貴’，只有和，才能求得雙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數人的願望。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是我們今後的方針，我們要用統一的國家迎接新局面。‘可是困難是有的，’毛先生說到這裡興奮極了，‘我們不怕困難！各黨派不怕困難，中國人民不怕困難！’我們要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克服困難，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大家一條心，要和平、民主、團結、統一。（鼓掌）毛先生更鄭重聲明：‘我們的合作，是長期的合作。困難會打消的。’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
重慶談判是邊打邊談的，特別到了後期，局部已聞內戰槍聲，重慶的空氣也為之凝重。王芸生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他專門拜訪章士釗，提出應暗示毛澤東“三十六計走為上”。章士釗也有同感，最後由他出面向毛澤東提出。
對章士釗、王芸生的好意，想必毛澤東還是心存感激的。
當王芸生還在為那句“蔣委員長萬歲”感到不解時，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已在重慶發表。王芸生感到這是毛澤東帝王思想的表露，是對中國和平的威脅。他當即發表陳年舊作《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寫於1936年2月。當時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瓦窯堡會議也已召開，毛澤東眺望茫茫雪野，頓時萌生江山初定的豪邁，詩緒難抑，便揮毫寫就這闕大氣磅礴的詞作。1945年10月，即將離開重慶的毛澤東將它重抄後送給柳亞子，柳亞子即唱和一首《沁園春》發表在《新華日報》上，其詞後自跋曰：“余識潤之，在1926年5月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二中全會會議席上，時潤之方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也。及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勝陵谷泡桑之感。余索潤之寫長征詩見惠，乃得其初到陝北看大雪《沁園春》一闋。展讀之餘，嘆為中國有詞以來第一作手，雖蘇、辛猶未能抗手，況餘子乎？效顰技癢，輒復成此。”
柳亞子又將《沁園春·雪》毛澤東墨跡連同自己和作轉贈著名畫家尹瘦石，而率先發表它的卻是《新民報晚刊》。吳祖光時任該報副刊《西方夜譚》編輯，他從多處抄得此詞不完全稿，拼合完整，於11月14日刊出，並加有按語：“毛潤之先生能詩詞，似鮮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園春·雪》一詞者，風調獨絕，文情並茂，而氣魄之大乃不可及。據毛氏稱則遊戲之作，殊不足為青年法，尤不足為外人道也。”
此詞既發，在重慶各界特別是文化界引起很大震盪，王芸生讀後更是心緒難平。他把自己壓於箱底的《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翻出來，於12月16日起在重慶《大公報》分四次連載，並加注“補識”，“補識”云：“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翻身吧！必兢兢於今，勿戀戀於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
王芸生在文中表露出對內戰的憂慮，他在回顧兩千多年專制史之後，深有感慨地說：“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嚴格講來，皆是爭統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據皇位，凌駕萬民，發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
王芸生此前寫給傅斯年的一封簡訊，也表露出對毛澤東這首詞的看法：“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麼思想也。”
這封信被收入近期台灣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幸得毛澤東當年沒有看見。
王芸生與傅斯年志趣相投，私交很好。王芸生在抗日戰爭前夕的一篇文章中曾寫道：“傅孟真（傅斯年字）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我說，這道理真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部分的人事關係。”
《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發表後，讚譽者甚眾，詆毀者也不乏其人。郭沫若撰文《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在《周報》和《萌芽》上同時刊登，對王芸生點名批評：“王先生把別人的寓意之作認為是‘述懷’，心血來潮，於是乎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毛澤東才不外是一位復古派，迷信家，懷抱著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贓俱獲，鐵案難移，於是乎他要‘斥復古’也就是斥毛澤東的復古，‘破迷信’是破毛澤東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澤東的帝王思想。”
王芸生在重慶與毛澤東的這段交往與他的下半生糾纏不清，既給他帶來過幸福的回憶，更給了他許多痛苦的現實。
1949年，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王芸生非常沮喪，他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期間，還四處活動力圖恢復《大公報》舊名，但當知道《進步日報》之名為毛澤東欽定時，惟有一聲嘆息。
上海《大公報》雖然保住原名，但其發行量從解放初期的16萬份逐漸降到1952年的6萬份，廣告收入也大減，全靠政府借款維持。經過再三考慮，王芸生給毛澤東寫了封長信，報告報社情況，並請示應如何處理。
1952年夏天，王芸生奉召晉京，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他，並指示上海《大公報》北遷，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仍叫《大公報》，先在天津出版，待北京館址建成後遷京出版。報紙由中央宣傳部領導，成為以財經、國際宣傳為重點的全國報紙。
王芸生擔心兩報合併不便管理，擔心不熟悉財經，搞不好辦砸了。毛澤東笑著說：“你們兩家原來都是《大公報》，本來是一家嘛。《大公報》人才濟濟，現在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爭取世界和平服務，鑽進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嘛！”當王芸生起身告辭時，毛澤東握住他的手風趣地說：“王大公，恭喜你收復失地了啊！”
毛澤東的話只能當作一句玩笑，他自己心裡很清楚：王芸生收復的失地已經不姓“大公”了。
也許王芸生已經忘記他關於“不要另起爐灶”的提議，但是毛澤東沒有忘記。1953年9月18日，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梁漱溟因農民問題與毛澤東發生“雅量”之爭。
毛澤東當時大聲呵斥梁漱溟，諷刺他“比王昭君還美，比西施還美”，還說“人家都說你是好人，我看你是偽君子”；突然他話鋒一轉，提出當年在重慶參加談判時“有人不要我們另起爐灶”，王芸生正在現場，聽到此話，他騰地一下子從座位上站起來，說：“主席，這話是我說的，是錯誤的。”
參加完會議後他回到《大公報》，立即向全體同仁傳達會議情況。據當時參加會議的吳永良回憶，王芸生傳達中沒有關於“另起爐灶”的細節，但吳永良聽說王芸生向個別人轉述此事時“內心十分惕息”。
好在毛澤東沒有過分計較，“爐灶談話”風波就此結束。
1957年《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都成了右派，作為《大公報》的當家人，王芸生本來也在其中，但據說毛澤東說了話，王芸生才幸免於難。毛說：“徐鑄成的《文匯報》，儲安平的《光明日報》，兩家‘民辦’報紙已成右派，《大公報》就放他一碼吧。”毛澤東這樣做，是不想授人以柄，說中共容不下所有“民辦”報紙，而潛意識裡，恐怕同時也想報答王芸生在重慶時對他的禮遇。
1972年，王芸生正在北京的“鬥私批修”學習班接受“勞動改造”，這一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事先翻閱過王芸生的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接待當天，他突然對在場的周恩來說，應該讓王芸生參加接待活動。王芸生未及參加接待，但此後周恩來安排他結束“勞改”生活，恢復生活待遇、醫療保健等。王芸生1973年4月還曾赴日訪問。

……

浦熙修：兩帥之間另一帥

罐中的兩隻蟋蟀
在很多人的眼裡，浦熙修這個名字具有“出賣”和“背叛”的含義。1957年，被毛澤東點名批判之後，浦熙修為了自保，反戈一擊，將自己10年的戀人羅隆基推向絕地，她甚至公開了羅隆基給她的私人信件，以證明羅是“披著羊皮的狼”，是“想篡權的王莽”。
章詒和在回憶羅隆基的文章《一片青山了此身》中說，反右運動中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浦熙修”。“羅隆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言也當作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條條致命呀！’”
浦熙修保住了政協委員的職務，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於1959年被率先摘去。但她當年公開羅隆基私人信件的行為卻廣為詬病。摩羅在《恥辱者手記》中說：“制度沒有規定一位女性必須捏造自己情人的罪過，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羅隆基是地主的兒子（在那個時代這本身就是罪過）而且可能是國民黨特務，以便通過出賣情人而解脫自己”。浦熙修就是這樣被人斥為“無恥之尤”的。
“浦熙修受到的威脅和逼迫到底有多大？”面對學者們的置疑，浦熙修的女兒袁冬林在《浦熙修：此生蒼茫無限》一書中是這樣回答的：“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決非是受到‘威脅’、‘逼迫’而‘交代’問題這么簡單。在那個年代，黨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黨，當組織與周圍民眾全說你‘錯’時，只能自己找‘錯’了。聽聽一位新聞界的老人所說的吧：‘當她被斗被折磨得傷心落淚的時候，可能只是覺得自己受了冤屈，誤解了她，卻還沒有意識到是被自己苦苦追求的理想出賣了’”，因而“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的悲劇”。
朱正當年也曾是報人，也曾被劃為右派，他在《報人浦熙修》一書中對傳主充滿了同情和理解，他說：“一個純真的人，把自己的理想、願望，當作現實去追求，哪裡能夠懂得實際的政治是多么複雜啊！這不是浦熙修一人犯的錯誤，許多知識分子犯的也是這個錯誤。甚至比她更老練更自負的羅隆基，他不會承認自己不懂政治的，但其實，他懂得了多少呢？”
曾幾何時，浦熙修是一位優秀的報人：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她露過“飛機洋狗”事件，采寫過精彩的38位政協代表的訪問記；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她如實報導過“5·20”大遊行，為香港《文匯報》寫過鞭辟入裡的“南京通訊”。但這樣優秀的記者後來卻沒有了用武之地，雖然1956年《文匯報》復刊後，她有過短暫的輝煌，那也不過是被人設下的一道陷阱。
在那個年代，個人感情與現實政治相比顯得多么微不足道，個人名節在疾風暴雨式的鬥爭面前是多么不堪一擊。浦熙修對羅隆基的揭批，讓我想起了國人鬥蟋蟀的遊戲。罐內自相殘殺的同類固然殘忍，但更殘忍的是罐外的看客。這就是所謂的政治鬥爭。

後記

2005年11月4日，我在日記中寫道：“突然死亡，‘法制報’明天停刊。”上午10：30，深圳報業集團在38樓會議室召開《深圳法制報》中層以上幹部會議，宣布黨組會議剛剛作出的決定；11時許，在西二樓會議室召開全體在編人員會議，宣布解聘所有臨聘人員。
那前後是我情緒最低落的時段之一。我供職十多年的《深圳法制報》突然被迫死亡，進入不惑之年又重新面臨著就業(又叫上崗)的難題，並且悲傷地發現，在別人的刀俎之間，我們只是一塊不起眼的魚肉。為飯碗，也為尊嚴，我曾給某主管領導寫過一封公開信，在網上流傳後，掀起一場小小的風波。
那段時間，我一時興起，想做自由撰稿人，“自由”這兩個字誘惑著我。但我的志向被好心的朋友們勸阻。他們說：當自由撰稿人，你會餓死的；你餓死事小，你的家庭呢？
自由撰稿人沒當成，但我還是做過一些嘗試，眼前的這本小書就是結果之一。
《深圳法制報》的死亡，引發了我對中國新聞史的興趣。文學是人學，新聞也是人學。如果離開了一個個活生生的新聞人，新聞史也就變得蒼白無力。1949年前後，中國天翻地覆，報業被大規模改組，報人們也經歷了再就業(或者叫上崗、轉崗)的過程，他們是如何面對“飯碗與尊嚴”問題的？他們是如何從“書生辦報”轉向“政治家辦報”的？他們的心路歷程與今天報人的“如履薄冰、如臨深淵”有何區別？當然，當年絕大部分報人都被歷史的洪流淹沒，他們的心路已經無跡可尋，我廣泛搜求，選擇了曾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有重大影響的12位老報人，將他們的遭遇和心路寫成這本小書。我認為這是對中國現代新聞史的有益補充，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對有志於新聞事業及這段歷史的讀者有所裨益。
我首先要感謝朱正老師，他於1949年進入《新湖南報》社工作，我拜讀《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時，已經知道他的這段經歷。他本人還不在我所關注的“老報人”之列，但他寫的《報人浦熙修》卻給了我寫這本書最直接的觸動。本書初稿完成後，我抱著試探的心理呈請朱正老師審讀指正，並希望他能賜一序言。沒想到他一口答應，並將書稿介紹給北京某出版機構。朱正老師與我素昧平生，當年的出版計畫雖然擱淺，但他獎掖後進的殷殷之情令我感念不已。
我要感謝花城出版社和林賢治老師、倪臘松、蘇燦明先生。林賢治和倪臘松在百忙中讀完了本書初稿，並提出積極的修改意見；倪臘松先生特為本書扉頁題寫書名；蘇燦明先生嚴謹認真，他的編輯工作使本書增色不少。
我還要感謝我的妻子徐瓊，她的支持使我渡過最困難的時期。我的師兄劉中國多年來一直在鼓勵我，沒有他的鞭策，這本書不可能完稿。還有我當年的同事們，那一份戰友的情誼對我是一種有力的慰藉。
12位歷史當事人和有關專家學者的著述使我受益匪淺，我在所附參考書目中已將他們的名字和著述一一列出，這裡一併表示感謝。
由於作者才疏學淺，書中錯漏在所難免，唯望讀者方家批評指正，匡我不逮。
作者
2011年2月

序言

從馬克思列寧開始，共產主義運動就十分重視報紙工作，十分重視輿論導向。就說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不但有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這樣公開的機關報，還派了一些像夏衍、黎澍這樣高明的宣傳幹部去辦左傾的“民營報紙”，還要一些隱蔽的黨員去辦色彩不那么鮮明的報紙。這樣還不夠，統一戰線工作在新聞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這些很有影響的報紙，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時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爭取到他們在輿論宣傳上的配合。能夠做到這一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報紙的負責人，直到編輯記者，許多都是有愛國心的、有正義感的、有起步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對他們頗具吸引力，能夠接受共產黨的宣傳，這樣，統戰工作就奏效了。這些黨外報紙也就心甘情願地為共產黨作宣傳。例如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新民報》首發了毛澤東的《沁園春》詞，為他在文化人中間吸引了一批仰慕者。內戰爆發，他們的同情在共產黨這一方，國民黨越來越看出他們的敵意，終於把他們封禁了。
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於《新華日報》的發行寄遞竭力加以阻撓，有機會看到的人是很有限的。每日每時影響著廣大知識界（主要是青年學生）、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的，是《大公報》、《文匯報》、《新民報》這些報紙。共產黨就是通過這些報紙把自己的主張透露出去。1949年人們對共產黨的勝利持歡迎態度，這些報紙在爭取人心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原來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的報紙刊物復刊了，這當然是極可欣慰的事情。可是，要怎樣辦報才能適應新時代的問題，就擺在這許多老記者的面前來了。
時代變了。環境變了。這些報人的地位會有怎樣的變化呢？這裡且舉一例小事為例。我沒有去查考過，也不知道是從哪一年開始，每年9月1日被宣布為“記者節”，好像這節日並不是國民黨政府決定的，而是記者們公議決定的。但是可以確定的說，共產黨是承認過這個節日的。某年9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標題就是《紀念我們自己的節日》。我記得，每逢記者節，就有記者們的集會，並且發表一些保障記者權益的宣言或聲明之類。新中國成立，這記者節就被取消了：大約是1950年8月某日，總之是記者節前不久，報紙上刊登了一條新華社電訊宣布了這事。記不清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發言人的名義，還是由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言人的名義宣布的。理由大約是說：現在解放了，新聞記者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五一勞動節也就是他們的節日，不必另設記者節了。當然，幾天之後的9月1日也就無聲無息的過去了。
（前一兩年吧，又宣布定某月某日為中國記者節了。對不住，我忘記定的是哪一天了。也不見有誰去反問：在“五一”勞動節之外另定一個記者節出來，是不是說要把記者從勞動人民中間分離出來呢？我知道的只是，這個新定出來的記者節，並不是保護新聞記者權益的節日，人們也不重視它，所以定的是何月何日我也想不起來了。）
一片落葉報導了秋天的來臨。記者節的廢除標誌著新聞記者身價的跌落。老報人必須面對的新問題，是一個接一個的來到了。
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召開了全國新聞工作會議。《文匯報》的徐鑄成在他的回憶錄里記下了他參加會議的觀感：“從此提出報紙要反對刊載社會新聞，不得發表抒發個人感情及黃色、迷信的報導和作品；反對‘資產階級辦報思想’，報紙宣傳要為黨的當前政策服務；新聞‘寧可慢些’，但要‘真實’。總之，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確定下來了。”從這一段文字的語氣來看，他這一位老報人對這種新精神是頗為牴觸的，他明白：他多年積累的經驗、習慣、業務知識，都已經不合時宜了。
這次會議制定了一個檔案：《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其實就是那“一大套蘇聯模式的清規戒律”的條文化。應該注意的是：實際上這個檔案僅僅針對中央和地方各級共產黨的黨報。對於事實上還存在的少數幾家黨外報紙，檔案並無一字涉及。這並不是忽略了這些報紙的特殊性，也不是起草檔案的時候疏忽和遺漏。而是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寫上這一筆了，因為這時已經確定了將這些報紙消滅的方針。如果聽任這些報紙繼續存在，對於實現“輿論一律”是頗有妨礙的了。於是儲安平的《觀察》被新辦的一本命名為《新觀察》的刊物取代了，其實從人員組成、刊物的內容、方向和原來的《觀察》毫無一點延續性，僅僅封面上的刊名還是用原來的字型。從此，那個鋒芒畢露的時評政論刊物就在中國的大地上消失了。《文匯報》呢，先是想把它改變成共青團的報紙，還是由胡喬木親自出面找徐鑄成談的。那時徐鑄成還沒有領會到上面已經下定消滅《文匯報》的決心，商談沒有成功，團中央於是創辦了一張《中國青年報》，而任《文匯報》苟延殘喘，那時《文匯報》的困境在徐鑄成的回憶錄里有清楚的反映：例如他記下了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一個黨員來擔任副總編輯，這位仁兄很坦率地對人說：我來《文匯報》，就是來消滅《文匯報》的。最後呢，就是以一紙命令將《文匯報》改為教育部管的《教師報》了。
這裡我可以插說一件我直接知道的事。1949年9月，我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新湖南報社工作。當時長沙還有一份中國民主同盟的報紙《民主報》，我是親眼看見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承受的種種壓力，終於辦不下去，不久就停刊了。人員星散，有幾位還調到我們報社來了。
《文匯報》的復活，是在那個短暫的“不平常的春天”。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人民日報》由每天4版擴大為8版，《文匯報》以原班人馬在上海復刊，一時顯出有意擴大知識分子發言的空間。可是和雪萊說的不一樣，春天來了，冬天就不遠了。這個“不平常的春天”實際上是那個肅殺的冬天——反右派鬥爭的前奏曲。說來也有趣，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胡喬木寫的一篇重要的反右派社論，題目就是《不平常的春天》，這篇文章還曾經編入中學生的語文課本里。
對於新老報人來說，這場反右派鬥爭真正是肅殺的冬天。這是當然的，毛澤東在表明他決心發動反右派鬥爭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里，突出地提出了新聞界。他說：“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再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談到新聞界的右派分子，文章指摘說：“他們否認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原則區別，他們混同反映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經濟的新聞事業與反映資本主義國家無政府狀態和集團競爭的經濟的新聞事業。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這罪名已經夠大了，還有更要命的呢：“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民眾反對政府的跡象。”這就屬於犯罪的性質了。
在這篇文章里，再沒有對另外任何一個界別說得像新聞界這么重，這么多的了。在這篇文章之後，毛澤東還發表了兩篇批判《文匯報》的文章，足見他對新聞界狀況關注之深。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反右派鬥爭的目的之一，就是肅清報紙的資產階級方向。而這許多體現“資產階級方向”的老報人首當其衝，成了這一場鬥爭的打擊對象。像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這些人，從此脫離了新聞界，不但不再是報人，甚至不再是享有人權和尊嚴的正常的人，被劃成“右派分子”了。
這些事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重要一章，雖說只是從新聞界這一個角度著眼，反映出來的卻是整個的歷史，這段歷史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夏和順先生有志於此，廣泛收集資料，寫出了十二個老報人的經歷，寫出他們早年親共的態度和晚年悲慘的結局，是這段歷史最好的見證。
我原先讀過夏和順先生和他的老師易新農先生合著的《葉啟芳傳》（葉啟芳先生也是一位有著報人經歷的右派分子），十分佩服，曾經發表我的讀後感，也就因此同他有了交往。現在他的新著脫稿，給了我先讀的榮幸。並囑作序，我就趁此機會說一點自己對這一頁歷史的看法，並祝賀他新作的問世。

朱正2009年10月23日於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