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與邱吉爾》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喬恩·米查姆。本書主要講述了他們之間複雜的感情糾葛和友誼的故事。
基本介紹
媒體推薦,內容提要,目錄,導語,前言,後記,
媒體推薦
這是一本極富價值、目光敏銳的著作，同時，也是兩位處於世界巔峰的領袖妙趣橫生的肖像畫，他們憑藉著出眾的才華、相同的意願和非同尋常的友誼在那個特殊的時刻拯救了這個世界。喬恩·米查姆的這本書在為數眾多的描寫這兩位偉人的著述中堪稱佳作。
——湯姆·布羅考，著有《最偉大的一代人》
羅斯福與邱吉爾
羅斯福與邱吉爾這本書以二戰中羅斯福和邱吉爾二人之間的友誼作為描寫的核心，可謂首開先河之舉。書中揭示了他們的情感暗流，而函是這些鮮為人知的感情波瀾使他們分分合合。作者小心翼翼地將他們之間不同性質的“友誼”區分開來，有些“友誼”是出於二人的真心實意，而有些則只是對共同政治利益的追逐。看後我們會鬆一口氣：在世界最危難的時刻，幸好有這兩位偉人同時掌權又能並肩戰鬥。這就是米查姆傑作的成功之處。
羅斯福和邱吉爾之間的關係是20世紀最為重要的政治友誼，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友誼決定了二戰的結果，更是因為他們的友誼使得以後的政治格局得以定型。喬恩·米查姆的這本書生動地展現了這段歷史。
喬恩·米查姆的這本書活生生地將故事的兩個主人公、他們的家庭、個人交往以及情感糾葛在我們眼前真實再現，並且為這兩位世界締造者的友誼以及二戰時的聯盟尋找到了“人性化”的背景。
——沃倫·金博爾，著有《戰火煉就：羅斯福、邱吉爾和二戰》
內容提要
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溫斯頓.邱吉爾——這份重要的友誼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一位總統和一位首相在戰爭中共度113天，互通的信件達2000封之多。在雞尾酒、香菸、雪茄的陪伴下，他們秘密地在華盛頓、海德公園、卡薩布蘭卡、德黑蘭等多處會晤，戰爭、政治、健康、親情……無所不談。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同是出身於19世紀的精英世家，同是第一流的政治家，20世紀和21世紀的締造者，他們品啜著擁有權力的樂趣。他們的關係，或許是一種“愛情關係”，情感豐富的邱吉爾追求著躲躲閃閃的羅斯福。邱吉爾，這位在希特勒魔爪下不屈不撓的不列顛首相，卻每每為了不能獲知他在羅斯福心中的地位而深感不安；羅斯福，一個讓人捉摸不透的人，總是喜歡與人們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裡面既包括他的妻子埃莉諾、他的白宮幕僚，也包括了邱吉爾。面對暴政和恐怖，他們兩人攜手建立起一個通向勝利的聯盟，儘管聯盟中間也出現過一些突發事件或偶爾的利益上的齟齬。本書引用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素材，包括羅斯福的秘密情人露西.拉瑟弗德未曾公開的信件、帕梅拉·邱吉爾·哈里曼的個人檔案，以及對於僅有的幾個與兩位領袖都有交往的古稀老人的採訪實錄。
目錄
前言
一段幸運的友誼/IX
第一部分 錦繡年華
最初的邂逅至1 941年深秋
第一章 一山不容二虎/003
未能“一見鐘情”
成長的歲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臨
第二章 “那些該死的美國佬”/037
羅斯福：找到了反對獨裁的“防火牆”
邱吉爾：“我會把美國拖進戰爭”
美國在逃避責任
英國孤軍作戰
第三章 投石問路/075
霍普金斯的倫敦之行
丘式魅力
“揚帆前進吧，聯邦的巨舟”
第四章 破冰之旅/091
大西洋上的秘密會晤
最美妙的那個夜晚
美國捲入戰爭
第五章 雙雄聚首/123
造訪白宮
邱吉爾的憂慮
“人贓並獲”
第二部分 柳暗花明
1941年冬至1943年夏末
第六章 榮辱與共/149
邱吉爾面臨國內風暴
家庭故事
當2．5萬名英國士兵被俘……
橢圓形辦公室的清晨
第七章 卡薩布蘭卡/173
埃莉諾造訪邱吉爾一家
相約卡薩布蘭卡
山頂觀落日
第八章 暗通款曲/189
露西·拉瑟弗德的信
羅斯福同莫斯科秘密協商的前奏
在香格里拉釣魚
月光下的林陰道
第三部分 秋寒瑟瑟
1943年秋至最後的分別
第九章 孤注一擲/215
戰時感恩節
德黑蘭艱難時刻
羅斯福突然撇開邱吉爾
第十章 霸王行動/235
病痛中的偉人
第二戰場
第十一章 巔峰時刻/251
競選連任：首相對總統的牽掛
“一隻在爐子上被煮的貓頭鷹”
史達林與邱吉爾在莫斯科
羅斯福：大雨無法傷害一位老水手
第十二章 緣盡雅爾達/269
史達林罕見的微笑
雅爾達，當太陽西下……
“情人”間的爭吵
第十三章 天人永隔/289
羅斯福：想做幾分鐘傻瓜
最後的信件
“我對羅斯福懷著真摯的情意”
邱吉爾的冬天
後記
英雄所見略同/313
附錄
珍貴的日日夜夜：羅斯福與邱吉爾會談摘要(1941—1945)/319
作者的注釋與鳴謝/323
導語
本書角度獨特，描繪了一段史詩般的友誼：羅斯福和邱吉爾——二戰中兩位傑出的領袖，面對暴政和恐怖，他們兩人攜手建立起一個通向勝利的聯盟。本書引用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素材，包括羅斯福的秘密情人露西·拉瑟弗德未曾公開的信件、帕梅拉·邱吉爾·哈里曼的個人檔案，以及對於僅有的幾個與兩位領袖都有交往的古稀老人的採訪記錄。可以說，本書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之間複雜的感情糾葛最詳盡、最權威的闡釋，堪稱佳作。
前言
夕陽西下，暮色蒼茫。1945年2月4日傍晚，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海濱城市雅爾達，世界三巨頭——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溫斯頓·邱吉爾、約瑟夫·史達林正坐在利瓦迪亞宮(Livadia Palace)的大舞廳里休息，這裡曾是歷任俄國沙皇消夏的行宮。此時此刻，距離盟軍徹底擊敗阿道夫·希特勒統制下的第三帝國只有3個月零4天了；再過3個月，日本也將遞交投降書。在這個關頭，關於戰爭後期的行動和戰後世界格局等眾多問題都亟待討論，然而邱吉爾和他周圍的人們卻對羅斯福的健康狀況十分擔憂。英國空軍上將查爾斯·波特爾在寫給當時邱吉爾的兒媳帕梅拉·邱吉爾的信中寫道：“他(羅斯福)異常消瘦，面色憔悴，形容枯槁，疲倦得仿佛一直都在忍受巨大的痛苦。而且他的頭腦也大不如前，看起來他似乎應該讓杜魯門接替他的工作了。當然，儘管這也沒什麼可怕的，但是我們都不願意這么快就看到它發生。”當時的情況確實是非常嚴峻的，身為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正飽受心臟供血不足和高血壓的折磨。同羅斯福患難與共長達5年的親密盟友邱吉爾也對他日益惡化的身體狀況憂心不已。1945年年初，邱吉爾曾經對羅斯福說：“我們的友誼就是我所締造的全球未來的基石。” 羅斯福本人則在忘我工作和筋疲力盡的兩極穿梭。“他這個人特別隨和，總是談笑風生的。”美國外交官埃夫里爾·哈里曼的女兒凱瑟琳·哈里曼在給帕梅拉·邱吉爾的信里這樣說道。但是羅斯福也有走不出的陰影。波特爾在寫給帕梅拉的信中提及羅斯福、邱吉爾和“約瑟夫大叔”史達林的時候說道：“我認為羅斯福也有疏忽的時候。他是最偉大的政治家，對世界局勢的風雲變幻未卜先知，但這些優勢在他遇到邱吉爾和史達林的時候便完全喪失了。這樣的情況的確令人遺憾，但我想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挫折吧。” 另一方面，邱吉爾在他與羅斯福的關係中傾注了大量心血，根本無法想像沒有羅斯福的生活。雅爾達會議之後，德軍步履維艱，節節敗退，邱吉爾從倫敦給羅斯福發電報，電報中充滿了懷舊之情：“我記得我們為了實現引領世界的理想而建立了私人的友誼，如今第一個軍事目標就要實現了，”邱吉爾還提到他和他的夫人克萊門蒂娜熱切地期待著在英國接待羅斯福總統及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我的心永遠和你們在一起。”
但是在這件事上邱吉爾卻無能為力。羅斯福已經朝不保夕。這段歷史上最偉大的友誼中的主角之一即將畫上生命的休止符。
邱吉爾曾把與羅斯福總統的相逢比做“打開香檳酒瓶”一般的暢快，“他光彩照人，氣勢恢弘”。他們之間的戰友之情真正經過了“刀山火海的考驗”，這是邱吉爾在羅斯福去世那天對他的夫人埃莉諾·羅斯福感喟的。從1939年9月11日到1945年4月11日羅斯福辭世前一天的晚上，他們兩人之間來往過的書信達2 000封之多。自1941年8月美國軍艦奧古斯塔號從布雷森莎港起航駛離紐芬蘭，到1945年2月美國軍艦昆西號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出征，邱吉爾與羅斯福共同度過了113個日日夜夜。在戰爭末期，羅斯福和邱吉爾共同歡度了感恩節、聖誕節和新年，一起漫步在海德公園(羅斯福故居所在地——譯者注)和“香格里拉”(位於馬里蘭州的卡托克汀山區，後來的美國總統艾森豪把它重新命名為戴維營)，他們還曾經躲過了媒體的目光，溜到馬拉喀什度了個短假。在那裡，羅斯福被抬到了一座高塔的頂層，欣賞到了夕陽映照在積雪覆蓋的阿特拉斯山的美景。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畫家，邱吉爾用畫筆記錄下了這一刻——這也是二戰期間邱吉爾的惟——幅畫作。在羅斯福去世的那個春天，他還計畫著去英國進行國事訪問。
瑪麗·索姆斯——邱吉爾和克萊門蒂娜最小的也是最後一個存活下來的孩子，在回憶起她父親和羅斯福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時引用了一句法國諺語：“在戀愛中，總有一方窮追不捨，一方半推半就。”邱吉爾是那個積極追求的獵人，羅斯福則是躲閃不停的目標。他們的友誼正好折射出他們彼此的個性。和羅斯福在一起的時候，邱吉爾總是感情豐富、機敏過人。和邱吉爾在一起的時候，羅斯福則輕鬆愉快、精於算計。邱吉爾總是熱衷於得到羅斯福的撫慰，而羅斯福則更加冷靜和自信，給人一種若即若離的感覺。
專門論述羅斯福或邱吉爾的書籍已經多得不勝枚舉，而且還有不少作品直接涉及到兩人的關係。正如邱吉爾曾經做出的判斷那樣，50多年前，當有人提出要繼續給他立傳的時候，他回答說：“這塊田地已經沒什麼好下鋤頭的地方了。”那么為什麼今天我還要回顧這段歷史呢?邱吉爾和羅斯福執政的時期正處於20世紀中葉，當時，科學技術的發展把不同國家的人民更為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信仰危機隨之產生，人們迷失了方向。這些與21世紀初期相比，有很多相似之處。在他們生活的年代，文明世界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襲擊，戰火連天、聯盟脆弱、種族滅絕性的大屠殺此起彼伏。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二人共同的優點和長處才更值得關注，因為他們生活的世界和我們現在的世界沒有什麼兩樣，因為他們二人把一片混亂的局面重新整飭得井井有條。
這本書不是一部二戰史，也不是英美“特殊夥伴”關係的研究報告。相反，我認為，它是對現代史上最偉大的一段友誼的真實寫照，若把它比成一幅畫，它應當屬於印象派的範疇，因為情感都是稍縱即逝，難以把握的。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和外交方面的資料十分翔實，足夠人們查閱。這場戰爭總共奪去了5 500多萬人的生命，並打亂了原有的世界秩序。但是，在寫這本書時，我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了羅斯福與邱吉爾這兩個人的身上，重點為大家講述他們的存在對於彼此的意義，以及他們的關係對於我們所有人的意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始階段，英美兩國是否會真正參戰還是懸而未決的事情。1940年5月，英國政府高層曾就與希特勒妥協的問題進行過探討，那個時候希特勒的鐵騎正橫掃歐洲大陸，勢不可擋。倫敦的一些人士認為應該進一步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但是邱吉爾對此提議予以了堅決的否定。於是，1940年7月16日當法國淪陷後，希特勒對他的將軍們下達了命令，開始準備進軍英國。但是經過仔細的研讀，我們不難發現，希特勒的這道命令實際上是模稜兩可的；似乎和平尚存一線生機。希特勒在命令中說：“鑒於英國——儘管它在軍事上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還未發出願與我們達成協定的信號，但如果形勢逼迫著我們不得不做出選擇的話，我巳決定準備登入英國作戰。”三天后，希特勒在國會演講中宣稱：“我還沒有找到能夠讓這場戰爭必須進行下去的理由。”當然，即便是和平能夠到來，也不可能是那種寧靜祥和的和平，而是希特勒式的和平，或許默認柏林政權對歐洲大陸的控制可以起到延緩的作用，但那根本無法阻止納粹主義的蔓延。在倫敦，邱吉爾對希特勒的提議不屑一顧，根本不予考慮。當英國政府通過廣播對希特勒的提議進行回復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台記者威廉·夏勒正在柏林。夏勒回憶說，當時正在和他進行交談的一位德國政府官員看上去驚得“目瞪口呆”。這個德國人說：“你能理解那些英國傻瓜是怎么想的嗎?在這個時候拒絕和平的建議?他們絕對是瘋了!”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幾個月里，美國人對到海外參戰並不感興趣，但是從那時起一直到1941年底，羅斯福總統開始一步步地、小心翼翼地把美國引到了與世界並肩作戰的前沿。
兩人的政治才華得到了體現。當他們處理這些棘手的難題時，彼此都把對方納入到自己思考的範疇。從一開始，邱吉爾就認為若要取得勝利，一定要把羅斯福爭取過來；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將信將疑和舉棋不定之後，羅斯福認識到邱吉爾才是擊敗希特勒的關鍵。從遠隔萬里到面對面的交談，他們選擇了彼此信任，他們與國內的政治阻力做著鬥爭，與阻止跨出國境作戰的阻力做著鬥爭，他們的努力為確保民主最終戰勝極權和暴政奠定了基礎。
羅斯福和邱吉爾為我們今天的生活定下了雛形。在二戰中有四個具有關鍵性質的轉折點：珍珠港事件前幾個月，美國決定支持英國對抗德國；1942年盟軍在北非沙漠大敗德軍，阻止了希特勒伸向中東的魔爪；核子彈技術的開發與掌控以及選擇解放歐洲的恰當的時機。這四個轉折點很大程度上仰賴於他們彼此的合作。他們的夥伴關係反映了高層政治活動中人性化的一面，它向人們表明，即使是最不被人喜歡的兩個人(依據當時的傳統觀念，他們是受人鄙視和嘲笑的對象)也能脫穎而出，成為令人敬畏的領袖。
人們很容易戴著懷疑的有色眼鏡來看待羅斯福與邱吉爾的友誼。有些歷史學家爭辯說，羅斯福與邱吉爾在戰時形成的工作上的友誼，很大程度上是邱吉爾為了創造牢固的英美聯盟從回憶中編造出來的故事。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在二戰這個大的背景之下，換做是另外一位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也有可能產生相同的結果。但是，我認為羅斯福與邱吉爾的故事證明了兩點：在關鍵時刻由誰掌權關係重大；政治家們在動盪的歲月里擔負領導國家的重任難免會為情緒所左右，他們的斤斤計較、他們的詭詐、他們的不和與爭吵。
埃莉諾·羅斯福曾不無抱怨地寫道：“從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角度上來說，一個身居要職的人就不再具有丈夫、父親以及朋友的性質。”從羅斯福與邱吉爾在二戰期間相遇相知的那一刻起，他們兩個就誰也無法真正把政治生活和個人生活分開了。政務上的需要和他們的雄心壯志決定了他們的情感世界。他們的關係和不少偉人之間的交情十分相似，屬於那種一邊施展治國之術一邊惺惺相惜的類型。
政治家若是與別人，特別是其他政治家交好，其中必然有實際需要。邱吉爾的私人秘書，人稱“喬克”的約翰·科爾維爾與首相一家非常熟識，他曾寫道：“雖然話是這么說，但如果說邱吉爾的友誼完全出自政治需要的話，就大錯特錯了。”“我父親的友誼和情感完全是發自內心，別無壓求的，”瑪麗·索姆斯說道，“他待人處事並不世故。他心地純真，值得信賴。如果需要，他也能夠表現出老謀深算的一面，但那些都是裝出來的。”
羅斯福倒是很容易給人留下城府很深的印象。哈里-杜魯門曾評價道：“他是我見過的最冷漠的人。無論是對我還是對其他人，他都沒有絲毫的關切之情，反正我沒有看到過。但是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總統，他帶領美國走進了20世紀。”羅斯福真正的情感世界讓人捉摸不透。埃莉諾·羅斯福的好友特魯德·拉什在戰時經常出入白宮，她回憶說：“羅斯福夫人曾說過，所有人都是為總統一個人服務的，她說得沒錯。”
羅斯福和邱吉爾是由於形勢所迫而成為盟友的。在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到1941年日軍偷襲珍珠港的這段日子裡，邱吉爾一直都在請求羅斯福的援助，他不得不說服羅斯福，英國是值得美國信任和援助的。1941年12月美國正式參戰，揭開了二人熱烈友誼的序幕。這段友誼一直持續到1943年11月，那個時候隨著美國實力的迅速增長，邱吉爾已經逐步被排除到羅斯福核心考慮的範疇之外了。二戰後期，“羅一丘關係”變得更加微妙了。在1944年和1945年裡，他們兩個已經像結婚多年的夫婦一樣了，對彼此的弱點和怪癖一清二楚，卻仍然選擇攜手人生。
戰爭期間，邱吉爾表面上做出一副殷勤取悅的姿態以迎合羅斯福(他把自己稱做是“總統的跟班”，或經常說“這事還得老闆說了算”)，但實際上他卻儘量把讓步減到最小程度。羅斯福則以外儒內法的態度堅持著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儘管如此，他們二人仍把對方當做朋友看待。埃莉諾·羅斯福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少有的一位待人誠懇的人，她的摯友特魯德·拉什曾回憶說：“羅斯福夫人歷來坦率誠懇，對待朋友尤其如此。”儘管羅斯福和邱吉爾交情篤深，慷慨大方的埃莉諾卻始終認為邱吉爾過於保守。戰後，埃莉諾在一份公開聲明中提到：“我永遠對邱吉爾在戰爭中的領導才華表示感謝。他和我丈夫的友情是真摯的，這份友情他從來也沒有丟棄過。若是沒有這份情誼，也許很難摘取勝利的果實；若是沒有這份情誼，這兩個剛正不阿、才華橫溢的人在進行正式會談時也許就不會那么輕鬆愉快了。”
1941年聖誕節期間，邱吉爾沐浴完畢，神清氣爽地在白宮的客房裡裸身踱步。邱吉爾的助手派屈克·金納當時正在房中為濕淋淋的首相做筆錄，他回憶說：“那可是完全的一絲不掛啊。”這時，房門響起一陣輕叩聲，邱吉爾說：“請進。”來人正是羅斯福，他看到邱吉爾尚未著裝，連忙道歉，準備離去。邱吉爾卻請他留步：“你看看，總統先生，我對你沒什麼好隱藏的。”羅斯福非常喜歡這種開誠布公的態度。總統秘書格雷斯·塔利曾說：“總統笑得好像孩子一樣。他後來對我說：‘格雷斯，我現在還能想起當時的情景呢。他渾身上下粉撲撲白花花的。’”1941年總統假期結束之後，羅斯福對邱吉爾說：“能有幸和你生在同一年代真是太有趣了。”
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那種脈脈溫情。埃莉諾回憶道：“我先生和邱吉爾之間的友誼和感情與日俱增，而且這份感情有時和政治外交毫無關聯。”1943年，邱吉爾夫人在給羅斯福的親筆信中寫道：“我希望你了解你們的友誼不光對於世界而言意義重大，對於溫斯頓來說，它更是彌足珍貴的。”作為白宮發言稿的起草人之一，劇作家羅伯特·E·舍伍德後來分別為羅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立傳，為傳記史增添了兩本巨著。他認為羅斯福和邱吉爾“建立了一種輕鬆的親密感，伴著玩笑一般的不拘小節，他們之間免去了冠冕堂皇和空話連篇的虛禮，在交往中坦誠而率真，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英國作家C·S·劉易斯引用美國作家愛默生在一篇論友誼的散文中的話語，指出愛默生認為“你愛我嗎?”這句話的實際含義是“你對現實的看法是否與我相同?”或者至少是“你所關心的現實和我所關心的現實是否一致?”邱吉爾與羅斯福的想法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分歧——邱吉爾希望大英帝國從戰爭中挺過來，並且長盛不衰地發展下去；而羅斯福則對全世界殖民地地區人民的民族自決更感興趣——但是他們所關心的這兩個方面卻擁有共同的內涵，那就是打敗軸心國的野心。而且他們都確信這個艱巨的任務必須由自己來完成。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友誼不光涉及個人感情，而且還像愛默生所說的那樣，涵蓋了共同的信念和使命感。取得最終的勝利是當時的人心所向，但只有羅斯福和邱吉爾深知最高權力的不確定因素。他們二人在一段時期內掌握著最關鍵的力量和決策權。二戰期間，英國駐華盛頓官員、散文作家艾賽亞·柏林曾評論道：“他們兩人的友情帶有一層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份友情遠遠超越了因並肩作戰而產生的齟齬或彼此妥協而帶來的不快，他們會有意識地增加會晤或通信的機會，並利用這些機會升華他們的友情：他們親如手足，對彼此的友誼頗感自豪，雖然對方時而犀利、時而有趣的見解經常引起情緒上的波動，但他們彼此熟知對方的脾性，從未出現過挖苦諷刺的情況。”
相比之下，羅斯福更具有政治頭腦，而邱吉爾則更有人情味。當希特勒占領了歐洲大陸，把貪婪的目光投向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時候，邱吉爾傲然挺立，毫無畏懼地迎擊希特勒虎視眈眈的野心。那時英國國內的一德高望重的人士本打算向希特勒妥協，任他統治歐洲。但是，邱吉爾在其他人舉棋不定的時候卻堅定地站在了保衛自由的一方，為羅斯福爭取到了足夠的時間，讓猶豫不決的美國人做好了參戰的準備，並為戰後取得世界主導權做了良好的鋪墊。他們共同捍衛了民主革新的進程。
他們是偉人，但他們更是普通的人。邱吉爾曾寫道：“要想對偉人進行公正的評價，評論家必須具有敏銳的辨別力，褒獎之辭切不可過分。”羅斯福的閃爍其辭和邱吉爾對利益的專注是他們人格上的缺陷，但同時也成就了他們在政治方面的建樹。羅斯福的個性使他在婚姻生活和朋友圈中飽受挫折，卻使他成為了偉大的總統。政洽家們必須在同時做不同的準備，所以連他們最親近的人都無法參透他們的真實想法和動機。邱吉爾的個性使他在社交圈中咄咄逼人，令他人倍感勞神，同時也使他成為了偉大的首相。因為政治家有時必須巧舌如簧地說個不停，不給對方任何還嘴的機會，這樣才能把談話帶到更高的層次上，並說服他人同意自己的看法。當德國納粹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肆虐的時候，領導整個西方世界的是兩位與常人無異的普通人，他們也有缺點、愛嫉妒，也會為病痛所困擾，但他們卻擁有過人的歷史洞察力和勇氣。埃莉諾．羅斯福曾把羅斯福和邱吉爾的交往稱做是一段“幸運的友誼”。事實上，整個世界都是幸運的，因為羅斯福與邱吉爾在黑暗降臨的時候共同引領著光明的力量。
後記
當邱吉爾在德黑蘭慶祝自己69歲生日的當天，羅斯福派埃夫里爾·哈里曼去在晚宴之前搞一份禮物來。哈里曼找到一位老友，恰巧在伊朗首都逗留的美國紐約藝術館的館長約瑟夫·M·厄普頓。厄普頓從自己的藏品中挑出一件賣給了哈里曼，那是一件12世紀的喀山瓷缽。“羅斯福先生把一個美麗的波斯瓷瓶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了我，”邱吉爾在戰後回憶道，“它在返回途中不慎被打碎，不過已經被很完美地拼接上了。它現在依舊是我的珍藏。”
在邱吉爾的記憶中，他曾經使得很多東西破鏡重圓，其中就有與羅斯福的友誼，而這也是邱吉爾心中的珍藏。這樣的事情，也在他和自己的父母之間發生過，和一生中出現的許多其他的事物一樣。隨著年齡的增長，同與羅斯福關係的低潮期相比較，在他頭腦中回放更多的是那些相處甚歡的日子。
他之所以這樣做，部分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在戰時和戰後，邱吉爾都認為，英美的聯盟是鞏固英國在世界上地位的基礎。他想盡辦法來淡化與羅斯福之間的分歧，更願意將戰時兩國的關係視為親密無間的盟友關係。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有一次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參加在倫敦肯諾特酒店舉行的國際會議時，他曾經和邱吉爾共進晚餐。“他把我們中的三四個人叫去，說要在晚間長談一次——當然，主要是他講，”加爾布雷斯這樣回憶道，“我們的談話涉及了戰爭所有的領域，對於倫敦和華盛頓所做的抉擇，我們都持讚許的態度。”邱吉爾神采奕奕，回憶起他和羅斯福合作的歲月，眼睛認真地注視著當時在場的人們，只有克萊門蒂娜不時伸手搶他手裡的杯子——她不想讓丈夫喝得太多。
邱吉爾的“說英語”的聯盟，從未正式在政府機構層面確立過，但是幾十年來，英美聯盟卻真的成為了世界秩序的基石。不論怎樣動盪，不論被怎樣的情緒所左右，或者多么被別人厭惡，實際上，在邱吉爾所說的“反抗暴君和恐怖主義者”的戰火的洗禮中，兩國之間緊密的關係已經煉就。 當一位美國總統和一位英國首相一起漫步於戴維營的林中，或是通過越洋電話進行會談的時候，他們就是在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影子下，用他們曾經使用的方式肩並肩地工作。 邱吉爾晚年時，以前發生的一幕幕畫面會經常在他的頭腦中浮現，這或許是出於他在生活中對別人的善意。“邱吉爾從未讓他的朋友失望過，從不曾和誰結仇。”比弗布魯克勳爵這樣回憶邱吉爾。“他對於小事情從不掛懷。”瓦奧萊特·博納姆·卡特回憶道，“他似乎被賦予了對於生活的雙重責任感和大度的人性，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熱情和寬厚。”邱吉爾年紀很老的時候，克萊門蒂娜曾經邀請詹姆斯·羅斯福來看望已經退休的邱吉爾。“他一定會高興的，這或許能夠讓他稍稍振作，”她說，“他那時確實有些失落。”邱吉爾確實有些衰弱，但是當他一看到羅斯福的時候，就馬上變得精神起來了。 他握住客人的手，讓他坐下談話。“他總在問我是否記得這個人或者那個人，而這些人都是我所不曾見過的；他又談到一些發給我的信，可是我壓根就沒有收到過。”詹姆斯回憶道，“一開始，我覺得奇怪，後來我才意識到，他把我當成了我父親。”發現自己認錯了人以後，邱吉爾“很失望，他的神情和姿態馬上黯淡了”。霎那之間，老邱吉爾又看到了處於事業頂峰的羅斯福和他在一起時的情景，這瞬間的重現讓他多么高興啊。“邱吉爾對羅斯福情深意厚且有敬仰之意。”安東尼·蒙塔哥·布朗回憶道，“他從來沒有改變過這種感情。” 1955年3月1日，邱吉爾在下議院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講演。題目是關於氫彈和武器控制，這正是他當年在恩圖曼為裝甲師做過的一篇講演的主題。“我們應該做些什麼?”邱吉爾很注意講話的技巧，“我們將以怎樣的方式來拯救我們自己的生命和世界的未來呢?對老人們來說，這已經無關緊要，因為說到底，他們就快要離開了；但是，當我看到年輕人們的活力和熱情的時候，當我看到兒童快樂地玩耍的時候，就感到一種憂傷，倘若上帝厭棄了人類，那么將要面對一個怎樣的未來呢?”但是，邱吉爾已經經歷了太多，也贏得了太多不可思議的勝利，他怎能坐視不管呢? “結論是，如果我們能將耐心和勇氣相互結合，那么我們還是有機會贏得時間與希望的……”邱吉爾接著說，“在這恐怖歲月中，幾代英國人都曾飽受折磨，只有他們能夠在公平的競賽精神、夥伴間真誠情意以及對於公正和自由的敬意的引導下，前仆後繼地為了安寧和勝利勇往直前的時候，或許黎明才真正來臨。不要退縮，不必抱怨，更不能絕望。”不論前景如何陰暗，勇氣都將指引我們向前。正如邱吉爾曾經說過的，勇氣是最基本的美德，“是其他所有美德的前提”。 邱吉爾那位早已故去的朋友，在十年前，也就是他臨終的前一天，在溫泉迴廊舉行的傑斐遜紀念日講演中說道：“今天，科學將世界各地的人們召集在一起，他們從此密不可分。” “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嚴峻的現實；如果文明要生存下去，我們就必須得讓人類學會能夠以更為文明的方式處理相互的關係——就是要培養一種所有民族、種族能夠在同一個世界裡和平共處與協力工作的習慣。”最後，他說道，“只有我們今天想到，明天我們才能做到，讓我們所有人懷著堅定而頑強的信念走向前方吧。” 這就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最後的意願。美國人的演說似乎在英國人鏗鏘有力的節奏中黯然失色。但是，最終他們的心是在一起的。 和很多其他的夥伴一樣，邱吉爾和羅斯福之間的關係也是時而親密、時而衝突，他們能夠為對方而犧牲自己，卻也可能會對彼此另有所圖。但是，他們都能夠盡力成全對方。1940年，邱吉爾在混亂中亳不動搖，使得英國在看似無法支撐的局勢中堅持了下來。他堅信總有一天羅斯福會站到他一邊，這也是他能夠表現出英雄式固執的原因。1941年12月以前，羅斯福不願意全面加入戰爭的原因，和他是否反對極權主義無關，當然他確實是反對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把當時毫無戰爭準備而且對戰爭意見極不一致的美國拖人這場戰爭。對於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12月11日之間的美國，如果有個總統把本來無力作戰的國家推上政治和軍事的風口浪尖，而如果這種冒險真的失敗，那就很可能將美國推向更加嚴重的封閉狀態，這比起對於戰爭持冷漠態度但卻可以毫髮無傷的情況糟糕得多。可是，如果美國總統先前的這種謹慎態度沒有改變的話，那么我們可能還會一直生活在林白時期被孤立隔絕的陰影之下，又怎么能夠享受到羅斯福時代的陽光呢?羅斯福看到了歐洲、遙遠的亞洲、山洞、營帳……在這些和我們相距萬里的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些和我們越發相關了。民族之間、個人之間都已密切相關。他明白了，我們過去不能，現在也不能從歷史中逃脫出去，不論我們多么想這樣做。“脫離現實的幻想，”埃莉諾曾說過，“是我們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 在1963年的春天，倫道夫·邱吉爾來到華盛頓的玫瑰園，從甘迺迪總統的手中接過授予他父親美國榮譽國民的證書。晚間，凱·哈里在他在喬治敦的住宅里舉辦酒會，其間，亞瑟·施萊辛格·朱爾丹問倫道夫對於羅斯福總統的看法。他告訴亞瑟·施萊辛格-朱爾丹，羅斯福“非常‘女氣’，經常會出於嫉妒的原因而大發脾氣”——這就是邱吉爾忠實的兒子對羅斯福的看法。但是作為“父親的兒子”(這是年輕的溫斯頓經常在自己的名字“倫道夫”前加上的稱謂)，倫道夫還是慷慨地又加上了一句話：“但是他的聲音很棒，有一種天生的勇氣。比我父親強多了。”多么有風度的看法啊。 在戰爭中，哈里·霍普金斯曾經注意E·B·懷特在《紐約客》“觀點和評價”欄目中發表的文章，並把他的文章轉交給了羅斯福。此後，懷特收到了戰時作家委員會的一封信，邀請他就“民主的含義”這個題目寫篇文章。這讓他頗費了一番心思。 “一天，我收到了戰時作家委員會的一封信，要求寫一篇文章闡述“民主的含義”。我大概有義務滿足這一要求，當然也很樂意這樣做。委員會肯定知道什麼是民主。它是圍繞權利制定的方針。它是妄自尊大者……它是傲慢者……民主是往復產生的懷疑，懷疑一半以上的人在一半以上的情況下是正確的。它是在投票站里不受干擾的感覺；它是在圖書館裡全心沉醉的感覺；每到一處都充滿活力的感覺；民主就是致編輯的信函；民主就是棒球比賽第九局剛開始的得分；它是一個尚未遭到駁斥的理念；是一首歌詞優美的歌曲；它是熱狗上的芥末；是配在咖碼E中的奶油；民主是戰時委員會在戰爭中的一個清晨提出的要求，要求知道民主的含義是什麼。” “我喜歡!”羅斯福邊讀邊說。他打算對這篇文字加以引用，並很高興地說道：“他們表達的簡直就是我的想法。” 邱吉爾也作如是觀，只是他講得更富於文采。在1946年的富爾頓演說中，他說道：“英美兩國永遠也不應該停止為自由和人權這兩個‘說英語的’民族共有的傳統而吶喊，這兩種精神在《大憲章》、《權利法案》、《人身保護法》、《法官獨立審判地位的確立》，(《英國普通法》等重要法律文獻中逐漸為世人所知，尤為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國的《獨立宣言》，正是它給了這兩種精神以最知名的闡釋。”這些才是自由社會的支柱。“這些就是擁有自由的憑據，它應當為每個小木屋中的家庭所有。”邱吉爾說道，“這就是英美人民向全人類發出的聲音。把我們的原則展現於世界面前——也希望我們能堅定對此信念的執著。” 埃莉諾·羅斯福於1948年春天來到倫敦，為她的丈夫在格洛維諾廣場的雕像揭幕。此時，邱吉爾巳不是首相，雖然他還在國會任職。在揭幕儀式上，埃莉諾的思緒又回到了戰時。“我丈夫曾盼望與邱吉爾先生一起盼享受到英國民眾感激時的快慰。”她回憶。可是，她甜蜜的回憶卻總是略微帶些苦澀。“就像摩西看到了允諾中的土地卻無法進入一樣，我想人世間或許就會有很多人眼睜睜看著他們的希望和計畫漸漸實現，卻往往不能獲得他們本該得到的承認吧。或許，那些失落的人能夠這樣看待這一切，如果他們曾因心存上帝之愛而辛勤工作，就能夠獲得我們這些人無法體味到的真正的滿足。” 羅斯福和邱吉爾的豐碑就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西門的內側。在一副描繪有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以色列十二部族的玻璃窗子下很低的位置上懸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為了紀念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那輝煌的過去。他是自由的朋友，也是英國人的朋友。”在距離匾額不遠的地方，一個巨大的墨綠色石板就放在中間的地面上，其上的文字十分簡單：“記住溫斯頓·邱吉爾。” 倫敦天氣晴朗的時候，陽光會從滿布塵埃的窗子和敞開的門戶射進來，落入那古老教堂幽暗的懷抱里，而這縷陽光，正來自那個羅斯福和邱吉爾共同從邪惡手中拯救出來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