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薩繆爾森（Robert J. Samuelson），美國人，經濟學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羅伯特·薩繆爾森
- 外文名：Robert J. Samuelson
- 國籍：美國
- 出生地：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
- 職業：經濟學家
- 性別：男
人物經歷,基本論斷,全球貿易混戰？,美國操縱全球經濟力不從心,政府阻止了一場蕭條,歐巴馬的債務風險,美國需要危機,個人生活,
人物經歷
羅伯特·薩繆爾森是一個天才，也是一個幸運兒，他想爭取的榮耀無不手到擒來，而且來得很早。童年的薩繆爾森聰明活潑，善於思考，他看問題比同齡的孩子要深刻、全面。 1931年，在他十五歲的時候他就考入芝加哥大學，專修經濟學。雖然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但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適合他，仿佛是歷代經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歸宿。
進入大學後，他高效率地利用時間學習，博覽群書。他愛好廣泛，課餘常把做高等數學習題作為自我消遣。他對物理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初入大學時，薩繆爾森年紀雖輕，但沉著穩重，喜歡思考。他對前人的理論總抱著審視的態度，尋覓理論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薩繆爾森最後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學位，其平均成績是A，隨後他從容地進入哈佛就讀。進入哈佛大學後，薩繆爾森的眼界大為開闊，這裡的學術思想與芝加哥大學迥然不同。
面對著各種學術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討和研究、類比各種學說的異同，找出他們的不足。1936年，即來到哈佛大學一年後，薩繆爾森獲得了碩士學位，並以敏捷的思維、廣博的知識及實幹精神，贏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人士阿爾文·漢森教授的青睞。漢森收薩繆爾森做自己的助手，這使他對各種學派的研究更為深入。他不斷地探討漢森的學術思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同時也為自己選擇研究的主攻方向。
1936年，自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一書以後，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薩繆爾森的導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原來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後來轉而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人，把凱恩斯主義移植到了美國。他不但繼承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而且把這種學說理論通俗化，還做了一些補充發展，後來成為美國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權威人士之一。薩繆爾森縱觀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感到確有可研究之處，於是師生協作，不斷宣傳凱恩斯主義，並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這樣，漢森和薩繆爾森便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薩繆爾森對研究凱恩斯主義所做的貢獻遠比他的導師大得多。薩繆爾森在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新閱讀了從威廉·配弟到亞當·斯密，從李嘉圖到馬歇爾、瓦爾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凱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縱觀整個經濟思想史，並以新的眼光看待凱恩斯主義。當時社會上對凱恩斯理論中的“投資乘數論”及“就業乘數論”頗為注意，薩繆爾森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從1929年4月的美國華爾街股票暴跌開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這一遍及資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凱恩斯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有價值。因此，他決定從當時社會上亟待解決的難題——投資與就業問題入手，來研究凱恩斯主義。
羅伯特·薩繆爾森
進入大學後，他高效率地利用時間學習，博覽群書。他愛好廣泛，課餘常把做高等數學習題作為自我消遣。他對物理學也有濃厚的興趣。初入大學時，薩繆爾森年紀雖輕，但沉著穩重，喜歡思考。他對前人的理論總抱著審視的態度，尋覓理論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薩繆爾森最後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學士學位，其平均成績是A，隨後他從容地進入哈佛就讀。進入哈佛大學後，薩繆爾森的眼界大為開闊，這裡的學術思想與芝加哥大學迥然不同。
面對著各種學術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討和研究、類比各種學說的異同，找出他們的不足。1936年，即來到哈佛大學一年後，薩繆爾森獲得了碩士學位，並以敏捷的思維、廣博的知識及實幹精神，贏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權威人士阿爾文·漢森教授的青睞。漢森收薩繆爾森做自己的助手，這使他對各種學派的研究更為深入。他不斷地探討漢森的學術思想，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同時也為自己選擇研究的主攻方向。
1936年，自英國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一書以後，美國許多經濟學者對凱恩斯的學說大感興趣，薩繆爾森的導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原來反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後來轉而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人，把凱恩斯主義移植到了美國。他不但繼承凱恩斯的經濟學說，而且把這種學說理論通俗化，還做了一些補充發展，後來成為美國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權威人士之一。薩繆爾森縱觀凱恩斯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感到確有可研究之處，於是師生協作，不斷宣傳凱恩斯主義，並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補充。這樣，漢森和薩繆爾森便成為凱恩斯主義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薩繆爾森對研究凱恩斯主義所做的貢獻遠比他的導師大得多。薩繆爾森在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新閱讀了從威廉·配弟到亞當·斯密，從李嘉圖到馬歇爾、瓦爾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凱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縱觀整個經濟思想史，並以新的眼光看待凱恩斯主義。當時社會上對凱恩斯理論中的“投資乘數論”及“就業乘數論”頗為注意，薩繆爾森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從1929年4月的美國華爾街股票暴跌開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這一遍及資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凱恩斯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有價值。因此，他決定從當時社會上亟待解決的難題——投資與就業問題入手，來研究凱恩斯主義。
羅伯特·薩繆爾森1940年，薩繆爾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第二年，他發表了《》的長篇論文，這是他的博士論文，並獲得哈佛的威爾斯獎。這篇論文就是他在1947年紀念凱恩斯逝世一周年發表的《》的雛形。後來，他對別人談起這一段經歷時說，這篇論文中的許多概念和觀點，早在芝加哥大學時就醞釀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薩繆爾森嚴謹的治學精神。因為他完全以物理學觀點和古典數學方法來引證、推理，因而該文被認為是數理經濟學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同年，他受聘到美國資源計畫局工作。
1944年，薩繆爾森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和輻射實驗室經濟學研究員。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來到美國戰時生產局和戰爭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並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這些工作使他有機會把經濟理論套用於實際工作，得以從實踐中檢驗其理論的科學性。同時，也使他有條件蒐集資料，為以後的研究積累大量的材料。
1944年，薩繆爾森被提升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和輻射實驗室經濟學研究員。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來到美國戰時生產局和戰爭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並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這些工作使他有機會把經濟理論套用於實際工作，得以從實踐中檢驗其理論的科學性。同時，也使他有條件蒐集資料，為以後的研究積累大量的材料。
薩繆爾森的研究，涉及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他根據所考察的各種問題，採用了多種數學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靜態均衡分析，也包括動態過程分析的方法，這對當代個體經濟學和總量經濟學許多理論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薩繆爾森對靜態、比較靜態、動態三者的聯繫和區別，做了精闢的論述。在一般均衡論方面，他補充並發展了希克斯關於靜態一般均衡穩定條件，進一步發展了均衡的極大條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萊爾原理，並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經濟實例，說明數理方法的普遍適用性。在福利經濟學方面，薩繆爾森首先對所有在這一領域中創建各個學說的先驅者的著作進行了分析和評價。爾後，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經濟學，並和漢森為國家福利論的建立和在實際生活中實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論述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自庇古（一位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以來在福利經濟方面少有的理論之一。在國際貿易理論方面，薩繆爾森補充了比較成本學說的“赫克謝爾—俄林定理”，對貿易國之間的生產要素價格趨向均等的條件作了嚴密論證，被西方人士公認為 “赫克謝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他論述了國際貿易對貿易國利益的影響，被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是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一項重要發展。由於薩繆爾森在經濟理論界全面開創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學院在1947年提升他為經濟學教授。同時，美國經濟學會吸收他為會員，並授予他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
基本論斷
經濟學泰斗羅伯特·薩繆爾森在將於2月24日出版的《新聞周刊》上發表文章，認為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已經走到了一個岔路口：戰爭可能為全球化帶來更加安全的國際環境；也可能會證明這個世界不再適合全球化。
全球化進程的起落
在世界經濟的歷史上，全球化曾遭受戰爭的幾度重創。在19世紀，全球化經濟繁盛一時，鐵路、蒸汽船、電報的發明和蘇伊士運河的開通都極大地促進了貿易、全球投資和移民的興起。但是在一戰爆發前後，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農業和工業都反對進口，要求提高關稅，全球貿易和投資就逐漸衰落。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1950年，國際貿易在全球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比1870年時還要低。
當經濟給人帶來信心、政治環境相對穩定的時候，貿易將會繁榮。二戰結束以後，處於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主導制訂了全球貿易規則，帶動了全球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經濟的全球化更是以不可阻擋之勢蓬勃發展，全球貿易和投資快速增長。據世界銀行統計，在2000年，全球出口額達到全球經濟總產值的23%，這大約是1960年所占比例的兩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顯示，2001年各國持有的外國證券總價值為12.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持有2.2萬億，日本1.3萬億，德國7920億。繁榮的貿易又讓人們對未來的經濟更加充滿信心，從而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
戰後全球化的前景
但在薩繆爾森看來，這次美國對伊戰爭將是全球化進程上的一道關卡。儘管對伊戰爭規模比一戰和二戰要小得多，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程度已經很深的今日，這場戰爭可能會引發更大的負面影響。
最好的前景是：如果這次美國能快速勝利地結束對伊戰爭，平民傷亡數量很少，石油供應沒有中斷，全球化進程將不會受到影響。最壞的前景是：全球化進程逆轉，損害那些依靠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國家。全球化研究中心的史蒂芬·里克特說：“主要的經濟大國由於非經濟的原因出現分裂，已經無力相互信任。”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歐洲的公司高層都在擔心，美國和法德在外交上的分裂會發展成為經濟的矛盾，而且現在這種分歧已經初露端倪，德國的公司已經發現美國的客戶在收縮。此外，戰爭也將使全球經濟的巨觀發展放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伊拉克戰事可能導致今年全球經濟成長只達到2002年3%的一半，即1.5%，拉丁美洲與其他發展中地區將受創最深。
除此以外，全球化還面臨著一些和對伊戰爭無關的挑戰：首先是全球經濟對美國經濟過分依賴。摩根斯坦利稱，從1995年到2002年，美國占了全球經濟成長的64%。其次，美國強大的領導地位也將受到每個國家的攻擊。再有就是歐洲和日本的經濟持續低迷；阿根廷和巴西陷入債務泥潭。此外，一些勞工和環保組織強烈反對全球化。
薩繆爾森認為，發展經濟的需求讓各個國家走到一起來，但是文化和政治的差異又使其分道揚鑣。合作的力量正在對抗分裂的強權，即將爆發的戰爭將決定誰會最後勝出。
全球貿易混戰？
我們現處於經濟復甦與經濟民族主義賽跑的時期。在上一周的20國峰會上，處於領導地位的各國就主要通過國際基金組織（IMF）再發放1萬億美元貸款以阻止世界範圍內的經濟下滑事宜達成了共識。但是在共識的面紗之下，各國正在計謀保護本國經濟，將經濟危機歸咎於別人。世界經濟秩序會否克服這些壓力， 還是會讓路給猖獗保護主義、民族主義補貼以及優惠政策的全球性競賽。
這種緊張形勢的象徵性例子莫過於中國人民銀行（PBOC）行長周小川最近關於替代美元作為世界上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的建議。在中國人民銀行（PBOC）網站上的一篇論文裡，周小川聲稱當下的危機反映出了基於美元的世界經濟的“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系統性危險”。中國人民銀行相當於美國聯邦儲蓄系統。這就意味著周小川既不是含糊其辭的官僚也不是變節的學者。他的批評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分析是正確的，也許這一點會讓美國人不解。美元化的世界經濟在過去確實滋生了巨大的潛在隱患——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美國的赤字以及亞洲國家的盈餘）以及大規模的互相抵消的國際資金流。但是周小川的分析忽略的內容是很明顯的。那就是說，中國與其他國家受到了美元體系崩潰的牽連。他們通過人為打壓本國貨幣從而照顧出口企業，助長了他們現在指責的巨大貿易不平衡的生成。
中國在助長美國的鋪張浪費並從中獲利後，現在卻倒戈相向指責美國。那些便宜的鞋、電腦以及電視機等進口消費者產品曾為美國的過度消費推波助瀾。從2000年到2008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從840億美元激增到了2 660 億美元。現如今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讓人吃驚的2萬億美元。這些儲備並非意外而屬有意識的一系列政策的結果。
中國的匯率在過去以及現在都是失調的。美國一些經濟學家稱，中國從膨脹的貿易盈餘里賺取的大量資金打壓了美國國庫券，導致了投資者去其他地方尋找更高收益。那就擴大了風險更高證券的需求，包括次級抵押貸款，也導致了房產泡沫。因此儘管中國的政策不是導致起初金融危機的以及美國過度消費唯一原因，但是其確實在這些方面推波助瀾過。
幾十年來，美元為全球繁榮塗上了潤滑劑。美元被用作主要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小麥以及銅等）的定價以及開展貿易的手段。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學家琳達古格伯特稱，泰國以及韓國等國家的80%以上的出口產品都是以美元支付的。美元還扮演著各國政府以及私營領域跨國界投資主要貨幣的角色。事實上，各國政府持有的 6.7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當中，大約2/3的是美元資產。
但是過度依賴美元也可導致負面影響，當下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一些國家不僅承受了對經濟下滑的美國的出口下降的影響，也失去了需要用於與第三方國家進行貿易的美元貸款。國際投資集團的大衛胡說：“在危機出現之時，美國銀行就削減對於外國借貸者的美元信貸額度。”上一周峰會上同意新增加的國際基金組織放貸就旨在中和這些信貸流失。
就像周小川提議那樣，既然美元有缺陷，為何不換成其他替代品呢？周小川也承認，其中的困難是，好像沒有可替代之物。任何一種國際貨幣的吸引力在於其得到承認的穩定性，其能購買之物以及其投資起來的難易程度。分別占政府外匯儲備27%和3%的歐元與日元是無法與美元匹敵的。周小川提到可多多依賴於“特別提款權”（SDRs）。可是“特殊提款權”並不是實際上的貨幣。它只是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行的一種能夠兌換成美元、歐元、日元以及英鎊的組合的合成貨幣。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陷入在美國本位的泥潭裡。為了解決問題，這就要求持有巨額盈餘國家放緩導致美元系統不穩定因素的外貿型增長。中國人越來越認識到了這一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家皮爾特爾伯特利爾稱：“他們深深認識到了促進國內消費的必要性了。”去年11月中國公布了4萬億人民幣的“刺激”計畫。伯特利爾還說，中國政府正在擴大醫療以及養老金津貼此而降低家庭高儲蓄的必要性。
但是中國有一個預設立場，那就是促進出口。中國政府已經增加了出口退稅，也採取了與貿易夥伴的人民幣“互換”以刺激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中國也停止了人民幣的緩慢升值。中國似乎對於這種損人利己的增長經濟做法很是是得意。周小川發表的論文的意義是政治層面上的。它是為這種掠奪性行為找理由的。他們是想：既然我們是美國經濟管理不當的受害者，我們就有權採取必要行動使自己不受影響。
前方的道路上還會有持續的不穩定以及與日俱增的不信任。世界經濟懸繫於上一周20國峰會的高談闊論與國內政治的諸多現實之間.我們已經看到了更多的保護主義。一份世界銀行研究表明，20國集團的當中有17個國家採取了歧視進口產品偏袒國內產品的政策措施。彼得森研究機構的加里胡夫鮑爾稱，儘管做法上還有所保留，他們“打開了更多的機會主義措施的大門”。衰退愈嚴重，復甦越是拖延，經濟爭吵就會愈激烈。 （譯者 譯心譯意的小安）
這種緊張形勢的象徵性例子莫過於中國人民銀行（PBOC）行長周小川最近關於替代美元作為世界上主要國際貨幣地位的建議。在中國人民銀行（PBOC）網站上的一篇論文裡，周小川聲稱當下的危機反映出了基於美元的世界經濟的“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系統性危險”。中國人民銀行相當於美國聯邦儲蓄系統。這就意味著周小川既不是含糊其辭的官僚也不是變節的學者。他的批評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分析是正確的，也許這一點會讓美國人不解。美元化的世界經濟在過去確實滋生了巨大的潛在隱患——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美國的赤字以及亞洲國家的盈餘）以及大規模的互相抵消的國際資金流。但是周小川的分析忽略的內容是很明顯的。那就是說，中國與其他國家受到了美元體系崩潰的牽連。他們通過人為打壓本國貨幣從而照顧出口企業，助長了他們現在指責的巨大貿易不平衡的生成。
中國在助長美國的鋪張浪費並從中獲利後，現在卻倒戈相向指責美國。那些便宜的鞋、電腦以及電視機等進口消費者產品曾為美國的過度消費推波助瀾。從2000年到2008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從840億美元激增到了2 660 億美元。現如今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了讓人吃驚的2萬億美元。這些儲備並非意外而屬有意識的一系列政策的結果。
中國的匯率在過去以及現在都是失調的。美國一些經濟學家稱，中國從膨脹的貿易盈餘里賺取的大量資金打壓了美國國庫券，導致了投資者去其他地方尋找更高收益。那就擴大了風險更高證券的需求，包括次級抵押貸款，也導致了房產泡沫。因此儘管中國的政策不是導致起初金融危機的以及美國過度消費唯一原因，但是其確實在這些方面推波助瀾過。
幾十年來，美元為全球繁榮塗上了潤滑劑。美元被用作主要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小麥以及銅等）的定價以及開展貿易的手段。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學家琳達古格伯特稱，泰國以及韓國等國家的80%以上的出口產品都是以美元支付的。美元還扮演著各國政府以及私營領域跨國界投資主要貨幣的角色。事實上，各國政府持有的 6.7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當中，大約2/3的是美元資產。
但是過度依賴美元也可導致負面影響，當下就已經說明了這一點。一些國家不僅承受了對經濟下滑的美國的出口下降的影響，也失去了需要用於與第三方國家進行貿易的美元貸款。國際投資集團的大衛胡說：“在危機出現之時，美國銀行就削減對於外國借貸者的美元信貸額度。”上一周峰會上同意新增加的國際基金組織放貸就旨在中和這些信貸流失。
就像周小川提議那樣，既然美元有缺陷，為何不換成其他替代品呢？周小川也承認，其中的困難是，好像沒有可替代之物。任何一種國際貨幣的吸引力在於其得到承認的穩定性，其能購買之物以及其投資起來的難易程度。分別占政府外匯儲備27%和3%的歐元與日元是無法與美元匹敵的。周小川提到可多多依賴於“特別提款權”（SDRs）。可是“特殊提款權”並不是實際上的貨幣。它只是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行的一種能夠兌換成美元、歐元、日元以及英鎊的組合的合成貨幣。
多少年來我們一直陷入在美國本位的泥潭裡。為了解決問題，這就要求持有巨額盈餘國家放緩導致美元系統不穩定因素的外貿型增長。中國人越來越認識到了這一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家皮爾特爾伯特利爾稱：“他們深深認識到了促進國內消費的必要性了。”去年11月中國公布了4萬億人民幣的“刺激”計畫。伯特利爾還說，中國政府正在擴大醫療以及養老金津貼此而降低家庭高儲蓄的必要性。
但是中國有一個預設立場，那就是促進出口。中國政府已經增加了出口退稅，也採取了與貿易夥伴的人民幣“互換”以刺激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中國也停止了人民幣的緩慢升值。中國似乎對於這種損人利己的增長經濟做法很是是得意。周小川發表的論文的意義是政治層面上的。它是為這種掠奪性行為找理由的。他們是想：既然我們是美國經濟管理不當的受害者，我們就有權採取必要行動使自己不受影響。
前方的道路上還會有持續的不穩定以及與日俱增的不信任。世界經濟懸繫於上一周20國峰會的高談闊論與國內政治的諸多現實之間.我們已經看到了更多的保護主義。一份世界銀行研究表明，20國集團的當中有17個國家採取了歧視進口產品偏袒國內產品的政策措施。彼得森研究機構的加里胡夫鮑爾稱，儘管做法上還有所保留，他們“打開了更多的機會主義措施的大門”。衰退愈嚴重，復甦越是拖延，經濟爭吵就會愈激烈。 （譯者 譯心譯意的小安）
美國操縱全球經濟力不從心
美國是世界頭號經濟大國，但可能已不再是世界經濟領袖。二者之間存在區別。沒有人懷疑美國經濟的非凡財富和地位。美國經濟規模約為日本的3.5倍、德國的7倍、中國的9倍。美元是世界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主要貨幣，約占各國政府外匯儲備的2/3。美國資本市場和投資銀行仍然無法超越。湯姆森金融公司表示，2003年全球公司和政府出售的股票、公債和其他債券在5.3萬億美元以上，其中58%的資金源於美國。全球最大的5家承銷商都來自美國（花旗銀行集團、摩根斯坦利國際投資公司和美林公司占據前三名）。美國經濟各方面的優勢都十分明顯。
但領導能力在於通過強行實現自己的願望或促使他人追隨自己，從而確立並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全球化”成為時髦辭彙前，美國便開始大力推行全球化進程，無意中削弱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日益繁榮的世界上，開始出現與美國競爭的財富與權力中心：不僅包括歐洲和日本、還有巴西、中國和印度。
布希政府將在第二任期內不可避免地面對有限的經濟領導能力。美國常常在推動局勢發展的同時被其奴役。美國至少需要考慮三個關鍵領域。其一是石油。2004年，意外的油價迅速上漲危及了世界經濟的復甦。美國的問題很簡單。龐大的國內石油消耗推動油價上升。如今美國石油需求60%依賴進口。美國人口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5%，但耗油量占全球石油生產的1/4。
其二是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美國赤字如果無限上升，可能震動全球經濟。標準—蒲耳氏公司的經濟學家戴維·懷斯說，美國2004年的赤字達到創記錄的6640億美元，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7%。美國人在海外的開支遠遠超過他們的收人；在22年內，美國21次出現經常賬戶赤字。同時，外國人利用他們的高額美元收入購買大量美國股票、債券、不動產乃至整個公司。截至2003年底，投入美國的外國淨投資額達到2.4萬億美元。
其三是全球貿易談判。二戰以來舉行過八輪導致降低關稅及其他貿易堡壘的重要談判。目前正在舉行第九輪談判。高盛公司的羅伯特·霍馬茨說，截至20世紀90年代末，“美歐是世界貿易的決策者”。如今不同了。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談判以失敗告終，幾乎導致本回合談判崩潰。以巴西和印度為首的開發中國家認為美歐降低農業保護主義的計畫不夠公正，因此拒絕該計畫。只有在美國和歐盟做出更多讓步後，談判才得以繼續。
這些事件體現出一種普遍趨勢，即美國就算和幾位親密盟友合作，也不能再隨心所欲地操縱全球經濟。
至於“美元危機”，這些巨額赤字並非由美國單方面造成——也不能由美國獨自解決。原因之一是美國經濟成長率高於歐洲和日本，刺激美國進口並損害美國出口。另一個原因是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拒絕重估本國匯率，也傷害了美國貿易均衡。美國必須放慢經濟成長速度，並降低對進口的需求。這些措施很可能遭到反對。也難以確定它們是否能成功恢復對美元的市場信心。
全球化進程並非削弱美國經濟領袖地位的唯一原因。一些有利的傳統政治因素也消失了。最重要的就是冷戰。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也是其主要軍事盟友。它們依賴美國的保護傘。如今，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即伊拉克戰爭）激怒了世界。抵制美國的領導反而受到民眾歡迎。同樣，美國以往受益於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前身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經濟組織的控制。美國仍在這些組織占據主導地位，但勢力已然減弱。更糟的是，這些組織的影響力也在下降。
當然，這些都未必說明美國注定失去其領導地位，但它們意味著領導的性質變了。美國的領導地位已不再是天經地義的事實。美國開始依賴說服工作而不是強權進行領導。亞洲金融危機既提供了教訓也發出了警告。教訓在於全球市場不能永遠良好地自行運轉。它們需要一些廣泛的政治框架保障穩定、遏制不確定因素並處理危機。（摘自2005年美國《新聞周刊》）
但領導能力在於通過強行實現自己的願望或促使他人追隨自己，從而確立並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全球化”成為時髦辭彙前，美國便開始大力推行全球化進程，無意中削弱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日益繁榮的世界上，開始出現與美國競爭的財富與權力中心：不僅包括歐洲和日本、還有巴西、中國和印度。
布希政府將在第二任期內不可避免地面對有限的經濟領導能力。美國常常在推動局勢發展的同時被其奴役。美國至少需要考慮三個關鍵領域。其一是石油。2004年，意外的油價迅速上漲危及了世界經濟的復甦。美國的問題很簡單。龐大的國內石油消耗推動油價上升。如今美國石油需求60%依賴進口。美國人口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5%，但耗油量占全球石油生產的1/4。
其二是美國經常賬戶赤字。美國赤字如果無限上升，可能震動全球經濟。標準—蒲耳氏公司的經濟學家戴維·懷斯說，美國2004年的赤字達到創記錄的6640億美元，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7%。美國人在海外的開支遠遠超過他們的收人；在22年內，美國21次出現經常賬戶赤字。同時，外國人利用他們的高額美元收入購買大量美國股票、債券、不動產乃至整個公司。截至2003年底，投入美國的外國淨投資額達到2.4萬億美元。
其三是全球貿易談判。二戰以來舉行過八輪導致降低關稅及其他貿易堡壘的重要談判。目前正在舉行第九輪談判。高盛公司的羅伯特·霍馬茨說，截至20世紀90年代末，“美歐是世界貿易的決策者”。如今不同了。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談判以失敗告終，幾乎導致本回合談判崩潰。以巴西和印度為首的開發中國家認為美歐降低農業保護主義的計畫不夠公正，因此拒絕該計畫。只有在美國和歐盟做出更多讓步後，談判才得以繼續。
這些事件體現出一種普遍趨勢，即美國就算和幾位親密盟友合作，也不能再隨心所欲地操縱全球經濟。
至於“美元危機”，這些巨額赤字並非由美國單方面造成——也不能由美國獨自解決。原因之一是美國經濟成長率高於歐洲和日本，刺激美國進口並損害美國出口。另一個原因是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拒絕重估本國匯率，也傷害了美國貿易均衡。美國必須放慢經濟成長速度，並降低對進口的需求。這些措施很可能遭到反對。也難以確定它們是否能成功恢復對美元的市場信心。
全球化進程並非削弱美國經濟領袖地位的唯一原因。一些有利的傳統政治因素也消失了。最重要的就是冷戰。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也是其主要軍事盟友。它們依賴美國的保護傘。如今，美國的海外軍事行動（即伊拉克戰爭）激怒了世界。抵制美國的領導反而受到民眾歡迎。同樣，美國以往受益於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前身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經濟組織的控制。美國仍在這些組織占據主導地位，但勢力已然減弱。更糟的是，這些組織的影響力也在下降。
當然，這些都未必說明美國注定失去其領導地位，但它們意味著領導的性質變了。美國的領導地位已不再是天經地義的事實。美國開始依賴說服工作而不是強權進行領導。亞洲金融危機既提供了教訓也發出了警告。教訓在於全球市場不能永遠良好地自行運轉。它們需要一些廣泛的政治框架保障穩定、遏制不確定因素並處理危機。（摘自2005年美國《新聞周刊》）
政府阻止了一場蕭條
知名專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Robert Samuelson)10月5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評論文章時轉述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的觀點，稱在這場經濟危機中，美國距離第二次大蕭條只有一步之遙，可謂九死一生，是政府的有力舉措讓經濟避開了一次蕭條。
以下是該評論文章原文：
我們當初距離第二次“大蕭條”有多近？單是這個問題就可造就一大批新的著作、研究課題和研討會。但是歐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Christina Romer)已經有了答案：一步之遙。她的結論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因為羅默在之前的學術生涯中是一名研究“大蕭條”的學者。
“蕭條”是一個專門術語，它不僅僅是一個嚴峻的經濟滑坡過程。蕭條與嚴重衰退有一個顯著區別，那就是令人手足失措的對未知的恐懼，這種恐懼如此強烈，導致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均全線潰退、陷入恐慌。他們囤積現金，不顧一切地削減支出。他們賣出股票和其他資產。信心的流失如河流決堤，它所刺激起的行為壓倒性地戰勝市場的自我修正機制(利率降低、庫存下降、物價下降)，而通常這種自我修正機制能夠防止一場衰退演變成深度的、持續的衰退：蕭條。
通過對比1929年和2007-2009年，羅默發現這次剛開始的時候信心受到的打擊遠遠超過1929年。的確，從1929年9月到12月，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當時持有股票的美國人遠不如現在這么多。而且，當時房價幾乎沒有下跌。從1928年12月到1929年12月，總體住房的價值僅下降了3%。但相比之下，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2月間，房地產縮水17%，是當時的5倍多。這次股票和房地產均遭受了更大的損失，而且持有這些資產的人也更多。
經濟遭受如此重創，按理說應該進入自由落體並陷入蕭條。的確，美國經濟確實進入了自由落體運動。9月中旬，在雷曼兄弟倒閉一周年之際，許多人作出評論，認為即便當初拯救這家投資銀行，也不能避免這場危機。確實。但是允許雷曼倒閉幾乎確定無疑地令危機惡化。雷曼的破產製造了更多的未知因素——比如哪些公司將會獲得救援、“有毒”證券價值幾何等等——將普通的焦慮轉換成極端恐懼，並引發恐慌情緒。
隨著信貸市場凍結，股市一瀉千里。到去年年底，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已經從雷曼兄弟倒閉之前的水平暴跌了23%，比一年前則縮水34%。金融恐慌毒害了大眾心理。2008年9月，經濟咨商局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為61.4。到2月份，信心指數暴跌至25.3。消費者紛紛放棄購買汽車、家電和其他高價產品。2008年第三季度，這些“耐用”消費品的支出按年率下降了12%，第四季度降幅擴大為20%。儘管略有滯後，企業也開始削減投資項目，2008年第四季度企業支出下滑20%，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39%。
羅默辯解道，這些巨幅下挫並未導致蕭條，主要是因為政府所採取的措施抵消了這些力量。產品、服務、勞動力和證券的私人市場的確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但在對未知的極端恐懼之下，恐慌情緒會不斷強化自身並讓這些企穩的傾向沒有用武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政府才能保護整個經濟，因為大部分個人和企業都在紛紛採取自保措施，而這種自保行為恰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20世紀30年代初期，正是因為政府未能扮演這一角色，才使得衰退演變成了蕭條。1933年3月5日，當新上任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將所有銀行關閉的那一刻，這一局面才得到扭轉。許多銀行遭受到恐慌的儲蓄者的瘋狂擠兌，已經提前關閉了。然而當3月中旬銀行重新開張的時候，美國人又將大部分的錢重新存進了銀行。這其中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令人安心(“將你們的錢存進重新開張的銀行比放在床墊下面更加安全”)。羅斯福的承諾之所以可信，是因為聯儲已經獲得授權，向所有重新開張的銀行提供與其存款等量的貨幣。
過去的一年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學者們將會爭論哪種干預措施收效最為顯著——是聯儲對失效的信貸體系的支撐、“問題資產救援計畫”、還是歐巴馬的“刺激”計畫和銀行“壓力測試”？不論怎樣，所有這些措施的目的卻是一個，那就是讓人們放心：自由落體可以被阻止，並進而控制住了強化自由落體運動的恐懼情緒。經濟中的復甦機制要起作用，首先必須要恢覆信心。這一點似乎已經做到。上個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反彈至53.1。住房價格已經停止了下跌，根據凱斯-希勒房價指數，房價已經連續3個月上漲。
但是信心儘管有所提升，卻仍談不上樂觀，只不過已經不再是恐怖。消費者信心指數依舊疲軟。失業率(9.8%)是無底的深淵，復甦的力度仍是未知數。這一點從20世紀30年代也可找到相似之處。儘管1933年經濟已經觸底，但“蕭條”真正結束是在二戰以後。當時政府並未給復甦提供保障，有些政策有幫助，而有些則有害。就今天來講，好訊息只是壞訊息並未變得更壞。
以下是該評論文章原文：
我們當初距離第二次“大蕭條”有多近？單是這個問題就可造就一大批新的著作、研究課題和研討會。但是歐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Christina Romer)已經有了答案：一步之遙。她的結論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因為羅默在之前的學術生涯中是一名研究“大蕭條”的學者。
“蕭條”是一個專門術語，它不僅僅是一個嚴峻的經濟滑坡過程。蕭條與嚴重衰退有一個顯著區別，那就是令人手足失措的對未知的恐懼，這種恐懼如此強烈，導致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均全線潰退、陷入恐慌。他們囤積現金，不顧一切地削減支出。他們賣出股票和其他資產。信心的流失如河流決堤，它所刺激起的行為壓倒性地戰勝市場的自我修正機制(利率降低、庫存下降、物價下降)，而通常這種自我修正機制能夠防止一場衰退演變成深度的、持續的衰退：蕭條。
通過對比1929年和2007-2009年，羅默發現這次剛開始的時候信心受到的打擊遠遠超過1929年。的確，從1929年9月到12月，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當時持有股票的美國人遠不如現在這么多。而且，當時房價幾乎沒有下跌。從1928年12月到1929年12月，總體住房的價值僅下降了3%。但相比之下，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2月間，房地產縮水17%，是當時的5倍多。這次股票和房地產均遭受了更大的損失，而且持有這些資產的人也更多。
經濟遭受如此重創，按理說應該進入自由落體並陷入蕭條。的確，美國經濟確實進入了自由落體運動。9月中旬，在雷曼兄弟倒閉一周年之際，許多人作出評論，認為即便當初拯救這家投資銀行，也不能避免這場危機。確實。但是允許雷曼倒閉幾乎確定無疑地令危機惡化。雷曼的破產製造了更多的未知因素——比如哪些公司將會獲得救援、“有毒”證券價值幾何等等——將普通的焦慮轉換成極端恐懼，並引發恐慌情緒。
隨著信貸市場凍結，股市一瀉千里。到去年年底，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已經從雷曼兄弟倒閉之前的水平暴跌了23%，比一年前則縮水34%。金融恐慌毒害了大眾心理。2008年9月，經濟咨商局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為61.4。到2月份，信心指數暴跌至25.3。消費者紛紛放棄購買汽車、家電和其他高價產品。2008年第三季度，這些“耐用”消費品的支出按年率下降了12%，第四季度降幅擴大為20%。儘管略有滯後，企業也開始削減投資項目，2008年第四季度企業支出下滑20%，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39%。
羅默辯解道，這些巨幅下挫並未導致蕭條，主要是因為政府所採取的措施抵消了這些力量。產品、服務、勞動力和證券的私人市場的確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但在對未知的極端恐懼之下，恐慌情緒會不斷強化自身並讓這些企穩的傾向沒有用武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政府才能保護整個經濟，因為大部分個人和企業都在紛紛採取自保措施，而這種自保行為恰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20世紀30年代初期，正是因為政府未能扮演這一角色，才使得衰退演變成了蕭條。1933年3月5日，當新上任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將所有銀行關閉的那一刻，這一局面才得到扭轉。許多銀行遭受到恐慌的儲蓄者的瘋狂擠兌，已經提前關閉了。然而當3月中旬銀行重新開張的時候，美國人又將大部分的錢重新存進了銀行。這其中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令人安心(“將你們的錢存進重新開張的銀行比放在床墊下面更加安全”)。羅斯福的承諾之所以可信，是因為聯儲已經獲得授權，向所有重新開張的銀行提供與其存款等量的貨幣。
過去的一年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學者們將會爭論哪種干預措施收效最為顯著——是聯儲對失效的信貸體系的支撐、“問題資產救援計畫”、還是歐巴馬的“刺激”計畫和銀行“壓力測試”？不論怎樣，所有這些措施的目的卻是一個，那就是讓人們放心：自由落體可以被阻止，並進而控制住了強化自由落體運動的恐懼情緒。經濟中的復甦機制要起作用，首先必須要恢覆信心。這一點似乎已經做到。上個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反彈至53.1。住房價格已經停止了下跌，根據凱斯-希勒房價指數，房價已經連續3個月上漲。
但是信心儘管有所提升，卻仍談不上樂觀，只不過已經不再是恐怖。消費者信心指數依舊疲軟。失業率(9.8%)是無底的深淵，復甦的力度仍是未知數。這一點從20世紀30年代也可找到相似之處。儘管1933年經濟已經觸底，但“蕭條”真正結束是在二戰以後。當時政府並未給復甦提供保障，有些政策有幫助，而有些則有害。就今天來講，好訊息只是壞訊息並未變得更壞。
歐巴馬的債務風險
導語：《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羅伯特·薩繆爾森(Robert J.Samuelson)5月18日發表專欄文章稱，美國總統歐巴馬公布的預算赤字規模巨大，巨額政府債務將來可能引發不可預測的風險。以下為文章摘譯：
一位總統必須簽字批准多大規模的政府債務才會被貼上“不負責任”的標籤？答案很顯然要比歐巴馬總統預想的多很多。歐巴馬上周公布的2010年預算案最終版本就是政治權宜之計和經濟賭博的案例研究。
讓我們仔細看一下。從2010年至2019年，歐巴馬預計年度預算赤字總計7.1萬億美元。到2019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從2008年的41%上升至70%，這將是1950年(當年為80%)以來最高水平。但是，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期更為悲觀，預計2010年至2019年的預算赤字總額將達到9.3萬億美元，到2019年，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82%。
但即便這也可能低估了美國的債務規模。多種渠道預測，歐巴馬的醫療保險改革計畫在未來十年可能花費1.2萬億美元，歐巴馬在預算中僅記入了6350億美元。再者，2008年至2019年美國聯邦支出總額將增長75%，而國防支出將僅增長17%；除非外在威脅減退，否則軍費支出和預算赤字將來都可能進一步增加。
除了一些共和黨議員，幾乎沒有人對這些令人吃驚的數字給予過多關注。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目前這場經濟危機上，而正是經濟危機為聯邦政府的大規模預算赤字做出解釋、提供理由。幾乎沒人注意到，巨額赤字正在無限期地繼續。
歐巴馬如此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他已經向每個美國人承諾減稅和增加支出。除少部分人外，95%的“工薪家庭”都有資格參與減稅計畫。歐巴馬將增加對“主要科研院所”基礎教育的支出，他還希望建設高速鐵路網路。歐巴馬可以通過借款來實現這些承諾並做更多事情。
通過增稅或削減支出來彌補將來的赤字將需要做出重大調整。自1961年至今，除5年外幾乎每年的聯邦預算均為赤字，但因此導致的政府債務一直維持在GDP的50%以下。但是，歐巴馬的巨額預算赤字將打破這一模式，變得更加危險。
最佳情況下，債務成本不斷上升將加劇增稅和削減支出的壓力，否則將造成更大規模、難以為續的赤字。巨額預算赤字還將“擠出”私人投資，從而抑制經濟成長。
最壞情況下，迅速膨脹的債務將來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在1983年至1987年間擔任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的經濟學家魯迪·佩納(Rudy Penner)指出，危險在於“我們將不能夠以合適的利率出售(財政部債券)。”當前環境下，這一擔憂並不會發生，美國和外國投資者一直偏好“安全的”美國國債。但債券供應過剩、通脹擔憂或其他突發事件可能有一天會摧毀投資者信心。債券價格可能急劇下跌，利率將會上升。後果將是全球性的，因為外國持有半數的美國國債。
歐巴馬預算正在“挑逗”延遲的風險，儘管我們並不確定危險將在何時以何種形式爆發。只顧眼前利益將會為未來的痛苦付出代價。就像目前的經濟危機顯示的那樣，不明智的政策最終會引發事與願違的後果，即使時間和性質是不可預測的。(興亞，來源：理財18)
一位總統必須簽字批准多大規模的政府債務才會被貼上“不負責任”的標籤？答案很顯然要比歐巴馬總統預想的多很多。歐巴馬上周公布的2010年預算案最終版本就是政治權宜之計和經濟賭博的案例研究。
讓我們仔細看一下。從2010年至2019年，歐巴馬預計年度預算赤字總計7.1萬億美元。到2019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從2008年的41%上升至70%，這將是1950年(當年為80%)以來最高水平。但是，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期更為悲觀，預計2010年至2019年的預算赤字總額將達到9.3萬億美元，到2019年，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82%。
但即便這也可能低估了美國的債務規模。多種渠道預測，歐巴馬的醫療保險改革計畫在未來十年可能花費1.2萬億美元，歐巴馬在預算中僅記入了6350億美元。再者，2008年至2019年美國聯邦支出總額將增長75%，而國防支出將僅增長17%；除非外在威脅減退，否則軍費支出和預算赤字將來都可能進一步增加。
除了一些共和黨議員，幾乎沒有人對這些令人吃驚的數字給予過多關注。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目前這場經濟危機上，而正是經濟危機為聯邦政府的大規模預算赤字做出解釋、提供理由。幾乎沒人注意到，巨額赤字正在無限期地繼續。
歐巴馬如此受歡迎的原因之一是他已經向每個美國人承諾減稅和增加支出。除少部分人外，95%的“工薪家庭”都有資格參與減稅計畫。歐巴馬將增加對“主要科研院所”基礎教育的支出，他還希望建設高速鐵路網路。歐巴馬可以通過借款來實現這些承諾並做更多事情。
通過增稅或削減支出來彌補將來的赤字將需要做出重大調整。自1961年至今，除5年外幾乎每年的聯邦預算均為赤字，但因此導致的政府債務一直維持在GDP的50%以下。但是，歐巴馬的巨額預算赤字將打破這一模式，變得更加危險。
最佳情況下，債務成本不斷上升將加劇增稅和削減支出的壓力，否則將造成更大規模、難以為續的赤字。巨額預算赤字還將“擠出”私人投資，從而抑制經濟成長。
最壞情況下，迅速膨脹的債務將來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在1983年至1987年間擔任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的經濟學家魯迪·佩納(Rudy Penner)指出，危險在於“我們將不能夠以合適的利率出售(財政部債券)。”當前環境下，這一擔憂並不會發生，美國和外國投資者一直偏好“安全的”美國國債。但債券供應過剩、通脹擔憂或其他突發事件可能有一天會摧毀投資者信心。債券價格可能急劇下跌，利率將會上升。後果將是全球性的，因為外國持有半數的美國國債。
歐巴馬預算正在“挑逗”延遲的風險，儘管我們並不確定危險將在何時以何種形式爆發。只顧眼前利益將會為未來的痛苦付出代價。就像目前的經濟危機顯示的那樣，不明智的政策最終會引發事與願違的後果，即使時間和性質是不可預測的。(興亞，來源：理財18)
美國需要危機
羅伯特-薩繆爾森(Robert J. Samuelson)5月25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專欄文章表示，美國國會和總統(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只有在被迫的情況下才會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因此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信託基金越早破產越好，美國需要“危機”。
以下為文章概要：
經濟衰退使所有事情都變差。《華爾街日報》頭條曾報導稱：“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很快將破產”。實際上，這種報導是好訊息，如果標題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2010年有破產風險”就更好了。
越來越明顯的是，國會和總統只有在被迫的情況下才會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而迫使他們解決問題的最合理的因素就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將破產：信託基金乾涸、所要提供的福利高於現有所得稅收入。這種狀況越早發生越好。
從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基金受託人的報告來看，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遲早要破產。報告顯示：未來75年，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要支出103.2萬億美元，而這段期間稅收總額將僅為57.4萬億美元，資金缺口為45.8萬億美元。
醫療保險精算師表示，一旦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信託基金用盡，“根據現有法律沒有資金能解決這個問題。一旦資產用完，稅收收入不足以保證支出。”意思就是說：福利將下降。
社會保險規模將收縮，一些醫療保險賬單不能獲得全額償付，而且缺口會越來越嚴重。退休員工將驚聲尖叫、醫院可能關門大吉。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和國會都不會袖手旁觀，即使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面臨破產威脅就已經讓國會和總統坐不住了。但是，國會和白宮想要解決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資金缺口問題，還面臨根本性問題。
1940年，美國男性平均壽命為61.4歲，女性平均壽命為65.7歲。2008年，美國男性和女性平均壽命分別增至75.4歲和80歲。因此：隨著健康狀況改善和壽命延長，人們應該從何時退休並有資格獲得政府提供的退休補貼？更加富有的退休人員應獲得多少退休補貼？
或者：國防、教育、研究、交通或足夠的家庭收入等其他國民需求能夠取代多少應向退休人員提供的資金？1990年，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支出占聯邦支出的28%；到2019年，這部分支出將占聯邦支出的比例增至40%。隨著支出增長，提高稅收、增加預算赤字和削減其他項目支出的壓力將增加。那么應該怎樣平衡過去和未來？
又或者：如何改革醫療體系以改善醫療和控制支出？根據一些估計，有三分之一的醫療支出是不必要的和沒有效率的。
不幸的是，根據最新預測，醫療保險信託基金在2017年以前、社會保險信託基金在2037年以前不會枯竭。雖然這兩個時間比去年估計的(去年預計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信託基金枯竭時間分別為2019年和2041年)有所提前，但仍離我們很遠。從現在到那時，這兩個基金的資金將穩定減少，而解決方式只有三種：更大的預算赤字、提高稅收或者削減支出。
但是如果不是真正被迫採取應對舉措，總統和國會都會迴避這個問題。他們會對該問題表示擔憂，但他們的建議是表面的、無效的。前總統比爾-柯林頓 (Bill Clinton)聲稱：“我們必須為21世紀拯救社會保險”；前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則警告稱：“根據當前路徑，該系統正在走向破產”；現在，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也要採取類似方式。
歐巴馬總統表示：“我們現在位於路的盡頭。”——多么華麗的修辭，但也就這么多。儘管歐巴馬剛剛上任4個月，還沒人預料他會有一個偉大的藍圖，但他已經暗示，會對必要的政策提供總體支持：逐步上調退休年齡、逐步下調更富有退休人員的福利、對醫療體系進行全面改革。實際上，歐巴馬擴張政府支付的醫療保險的計畫可能會提高醫療保險支出。
拖延是一項非常不好的政策。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帶來的痛苦就越大。退休人員和納稅人所要承受的痛苦將越來越高。美國上次被迫對社會保險實行改革是在1983年，當時信託基金水平極低。經驗教訓是：“危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以下為文章概要：
經濟衰退使所有事情都變差。《華爾街日報》頭條曾報導稱：“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很快將破產”。實際上，這種報導是好訊息，如果標題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2010年有破產風險”就更好了。
越來越明顯的是，國會和總統只有在被迫的情況下才會解決老齡化社會問題。而迫使他們解決問題的最合理的因素就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將破產：信託基金乾涸、所要提供的福利高於現有所得稅收入。這種狀況越早發生越好。
從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基金受託人的報告來看，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遲早要破產。報告顯示：未來75年，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要支出103.2萬億美元，而這段期間稅收總額將僅為57.4萬億美元，資金缺口為45.8萬億美元。
醫療保險精算師表示，一旦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信託基金用盡，“根據現有法律沒有資金能解決這個問題。一旦資產用完，稅收收入不足以保證支出。”意思就是說：福利將下降。
社會保險規模將收縮，一些醫療保險賬單不能獲得全額償付，而且缺口會越來越嚴重。退休員工將驚聲尖叫、醫院可能關門大吉。在這種情況下，總統和國會都不會袖手旁觀，即使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面臨破產威脅就已經讓國會和總統坐不住了。但是，國會和白宮想要解決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資金缺口問題，還面臨根本性問題。
1940年，美國男性平均壽命為61.4歲，女性平均壽命為65.7歲。2008年，美國男性和女性平均壽命分別增至75.4歲和80歲。因此：隨著健康狀況改善和壽命延長，人們應該從何時退休並有資格獲得政府提供的退休補貼？更加富有的退休人員應獲得多少退休補貼？
或者：國防、教育、研究、交通或足夠的家庭收入等其他國民需求能夠取代多少應向退休人員提供的資金？1990年，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支出占聯邦支出的28%；到2019年，這部分支出將占聯邦支出的比例增至40%。隨著支出增長，提高稅收、增加預算赤字和削減其他項目支出的壓力將增加。那么應該怎樣平衡過去和未來？
又或者：如何改革醫療體系以改善醫療和控制支出？根據一些估計，有三分之一的醫療支出是不必要的和沒有效率的。
不幸的是，根據最新預測，醫療保險信託基金在2017年以前、社會保險信託基金在2037年以前不會枯竭。雖然這兩個時間比去年估計的(去年預計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信託基金枯竭時間分別為2019年和2041年)有所提前，但仍離我們很遠。從現在到那時，這兩個基金的資金將穩定減少，而解決方式只有三種：更大的預算赤字、提高稅收或者削減支出。
但是如果不是真正被迫採取應對舉措，總統和國會都會迴避這個問題。他們會對該問題表示擔憂，但他們的建議是表面的、無效的。前總統比爾-柯林頓 (Bill Clinton)聲稱：“我們必須為21世紀拯救社會保險”；前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則警告稱：“根據當前路徑，該系統正在走向破產”；現在，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也要採取類似方式。
歐巴馬總統表示：“我們現在位於路的盡頭。”——多么華麗的修辭，但也就這么多。儘管歐巴馬剛剛上任4個月，還沒人預料他會有一個偉大的藍圖，但他已經暗示，會對必要的政策提供總體支持：逐步上調退休年齡、逐步下調更富有退休人員的福利、對醫療體系進行全面改革。實際上，歐巴馬擴張政府支付的醫療保險的計畫可能會提高醫療保險支出。
拖延是一項非常不好的政策。改革的時間拖得越長，帶來的痛苦就越大。退休人員和納稅人所要承受的痛苦將越來越高。美國上次被迫對社會保險實行改革是在1983年，當時信託基金水平極低。經驗教訓是：“危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
個人生活
兄弟：保羅·薩繆爾森
妹妹：安妮塔·薩默斯
侄子：拉里·薩默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