絳縣石刻

絳縣石刻

石刻,指鐫刻有文字的歷代碑、碣、造像碑、經幢、石幢(內容非經文者)、摩崖題記、墓志銘、畫像石等,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

石刻最大的特點就是能長久地保存下去,故稱為刻在石頭上的歷史,簡稱“石史”。

絳境內歷史遺存十分豐富,歷代各類碑刻數量龐大,內容涉及成治、經濟、文化、宗教、文學、民俗等眾多領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絳縣石刻
  • 類別:雕塑藝術
主要石刻及特點,

主要石刻及特點

景雲宮《維大唐貞觀八年歲次甲午九月庚午朔二日辛未祀觀元始天尊素象之碑》集石雕藝術、唐碑形制及唐初造像手法、書法、文學、宗教於一體,碑四面刻字,兩側及碑陰刻記供養神像的施財者為歿存家人祈福的信息。
《聞喜縣青原里坡底村水利石碣記》,宋熙寧三年刻石。碣文記載坡底村引涑水河灌溉農田並建二座水磨,以水磨收入納黃冊課稅之事,碣記記載的黃冊制度比史書上記載的明洪武十四年(1381)開始的黃冊制度要早311年。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法,推行《農田水利法》,這是貫徹這次變法的一項具體措施,碣記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
太陰寺《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立於元大德元年,碑文不僅記載了金大定二十年、壬辰年(1232)、元大德元年三次重修太陰寺的經過,而且詳細記載了雕印藏經的緣起,人物及雕印藏經過程中所發生的一些事件。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專家丁明夷先生實地考察後認定,碑文中所記雕印“藏經”就是著名的《趙城金藏》。從末題官員職務中,也可考察到元代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漢族地區的管理制度及絳縣當時的人口狀況。元至元二十八年《華山太陰寺澍公苦薩行狀》,敘述了澍公菩薩的俗貫、僧旅及壬辰年間主持修復太陰寺的事跡。它的發現糾正了現存於太陰寺的澍公菩薩塑像的相關口頭傳說。
《絳縣儒學為辟異端以崇正道改佛寺以增學地記》,明正德十一年勒石。碑文記述知縣包得仁上任伊始,在儒學視察時,發現“學後有寺,形勢反高於學”後,竭力推動,毀寺並學,以增學地之舉。為防止後來者重蹈覆轍,儒學眾生員立碑記事,並“將學基量段圖畫昭明四到,備刻碑陰”。立於明萬曆三十二年的《增修學宮碑記》,碑文記載在時任知縣黃維翰主持下,依照譚姓堪輿家“氣脈宜聚不宜散,道路宜順不宜逆,前有拱,後有托”的思路,改建學宮,在敬一亭之後增建規模宏大的文昌閣等建築,並期盼氣數周轉,絳地能厚積薄發,人才輩出的美好願望。
上高池村現存明嘉靖三十年立石的兩通《軍人屯田碣記》,記載了明代從國防需要出發,實行屯田屯牧制度時期,太原前衛舍余在當地承種承佃田地畝數、坐落四至及其姓名。
歪頭山廟宇遺址現存的24通石碑中有5通是關於作醮的記載。作醮是民間最大規模的一項宗教活動,它具有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民生樂利與人丁興旺的意義。作醮起於先秦,在台灣、香港民間是一項比較流行的宗教活動。明萬曆三十二年由河南府儒學訓導李時茂撰文的《朝山建醮碑記》記載了當時歪頭山作醮活動的盛況。
《南柳鎮修寨碑記》、《堯寓莊創修寨記》、《北柳西街殷阜堡碑記》、梅村堡《關聖帝君碑序》、路村《創建關帝廟碑記》等碑都記載有明崇禎年間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絳縣境內後,攻郡邑、殺官長、擄婦女,火焚百里,老弱盡殺的慘烈情景。這些碑刻對研究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原因提供了難得的史料。
《皇清待誥贈承德郎河南商丘縣主薄樂卿張公暨配待誥贈太安人牛氏墓志銘》刻於清康熙二十四年,志文記述了一個家庭的興衰史,從中反映出了當時的倫理觀念和社會矛盾。志文中還特別記載了張樂卿之子張根朴是1636年歷史上著名的傅山領導的三晉諸生赴京請願,為其師袁繼成先生鳴冤事件的主要組織者這一史實。
《明文林郎直隸興濟縣知縣崇祀鄉賢毅齋王老先生神道碑》,立於清乾隆十三年。碑文所記王彬。是南官莊村明永樂丙戌進士,在任直隸興濟縣知縣時,遇運河衝決,因久難整治,他深感內疲。率門役集體投河,以謝罪保民。神道碑詳細記載了王彬的事跡。
清乾隆二年勒石的《重修混元樓玉皇殿及東城碑記》和清道光五年勒石的《合村公議變路施地並典價碑記》分別解讀了從太陰山到東華山名稱的演變和下村村名的美好寓意。
南樊賈李氏石牌坊位於絳縣南樊鎮西堡村中,清嘉慶九年創建。六柱五門七樓式,脊飾、瓦當、橡飛均為青石雕刻,明柱施石獅輪墩。其額枋、斗拱、闌額等部位,有多種形式的石雕裝飾,代表了當時最高水平的石雕工藝。牌坊東南側建有石碑樓。碑樓內嵌碑刻 15 通,主碑居中,其他各碑作屏風式樣。仿木心屜線刻有佛手、扁面、圓形、菱形等各種藝術構圖,圖案中有文人題贊,字型有楷書、隸書、篆書、草書,內容為歌頌李氏節孝的詩詞、歌賦,文章書法均出自當時的士人賢達之手。
《涑陽講舍碑記》,碑文作者是清光緒二十五年時任知縣章同。碑文記述在原華靈書院廢址上重建書院,改名為教山書院,後因思學問之道,當求“實事求是”,遂更名為“涑陽講舍”一事。作者在文中受“戊戌變法”,西學東漸思想之影響,針砭時弊,提出了許多興學治國的新見解。
民國以前,特別是明清時期石刻中的文言文,大都出自科舉進士、舉人之手,碑文引經據典,情景交融,語言流暢,用詞造句十分講究,讀來朗朗上口,給人一種美的享受。
新中國成立後,絳縣人民繼承中華民族的 文化傳統,也立了不少石碑。記載修路、建校、新農村文化廣場建設以及當地文化名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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