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我要去延安

《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是一套以口述實錄、訪談錄、回憶錄、老照片以及有關原始檔案為基本內容的黨史史料集成。我們試圖以親歷者、當事人、知情者的講述與回憶來補充黨史中的歷史要點和歷史細節，還原歷史事件，呈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程，再現一個本色、真實的延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我要去延安
• 作者：任文
• 語言：簡體中文
• 出版時間：2014年5月1日
•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 頁數：291 頁
• ISBN：9787561371305
• 開本：16 開

內容簡介

“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山河的淪陷、民族的痛楚，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從祖國四面八方甚或海外各地，穿越層層阻礙奔赴延安。每個人的延安之旅，都有著一段歷經坎坷、驚心動魄的故事。《我要去延安》通過當事人的回憶，重現了這段歷史。

圖書目錄

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代前言） 劉守華

青春行進曲

告別上海，奔向延安陳明

沸騰的古城，我心中的延安王仲方

尋找中國的新希望帆波

祖孫三代奔赴延安——訪中央文獻研究室顧問李琦 口述：李琦整理：施強

憶當年沂水青年奔赴延安尹平符

投奔延安丁農

一路風塵赴延安余海宇

尋真理離故土奔赴延安 高茜

延安寶塔情章岩

難忘的征程平浪

寶塔山下的小女兵趙馥南

永生難忘的延安歲月 口述：任斌整理：傅兵

女扮男裝赴延安王淑敏

—個艱苦的鍛鍊過程劉鴻志

我的一段風雨歷程吳介民

到革命聖地去 陳慕華

輾轉奔陝北王騰波

招生工作追憶王邦屏

緊張的招生接待工作劉潛

回國抗戰，匯聚寶塔山

從馬來亞到陝北高原陳明

憶由泰國奔赴延安馬松

海外赤子的延安之路白刃

不到延安誓不停張道時吳一舟安岱

從海外到延安譚嵐

歸國奔延安王唯真

從泰國到延安莊國英

撲向母親的懷抱—1939年投身抗戰歷聞 口述：馬興惠整理：何汐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

墮馬折臂去延安光未然

關於我赴延安的經過康濯

延安之歌潘之汀

”信天游“在迎接我們逯斐

從成都到延安，我早期的詩歌活動海棱

嚮往與追求李煥之

杜鵑啼血黃土情唐榮枚

奔赴延安之前莫耶

史實與考辨

通往光明的紅色橋樑李一紅

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奔赴陝甘寧邊區研究程朝雲

抗日時期在延安的華僑青年唐正芒

序言

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代前言)

劉守華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延安

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對延安的描繪。

其實延安原本只是黃土高坡上的一個小鎮，幾百年來一直處於貧瘠、封閉、破敗不堪的狀況。北宋范仲淹駐守這裡時曾留下“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的詩句。但是在70年前，這裡卻“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動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延安有什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寫道：“在青年們的嘴裡、耳里、想像里、回憶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

這曲“洪亮的動人的音調”就源於這裡是主張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初步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遷到延安，寂靜的小鎮從此變成了革命的聖地。

延安

在當時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山河的淪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趕到南京，希望能參加報效祖國的工作，但他們的抗戰熱情在這裡卻沒有得到回應。有一位叫白刃的華僑青年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戰，到了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卻冷冷清清，花名冊上只有一個人名。他和同伴要報名。管事的卻讓他們找殷實的商家作擔保，並且說，現在漢奸到處活動，沒有擔保就不讓報名。這讓白刃非常憤慨，轉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憶道：“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里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在陪都重慶，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經濟上，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軍事上，正面戰場接連失敗。這一切都使大批愛國青年對國民黨政府喪失了信心。 而中國共產黨卻堅決抗日，主張建立統一戰線。同時，延安還有與國統區、淪陷區形成鮮明對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寬鬆氛圍，有“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一些喪失了工作和學習機會，或者要擺脫家庭束縛和包辦婚姻的人，似乎也在這裡看到了光明。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感到，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

延安，這個遠在西北一隅的小鎮，儘管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依然不妨礙它成為溫暖、明朗、堅固和蓬勃向上的聖地，成為青年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當時，很多青年是從《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等書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畫家看過書後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軍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並且辭掉了在上海一家銀行的工作，經香港、廣州、重慶和西安，輾轉用了3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延安

就這樣，伴著連天烽火，衝破重重險阻，“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1 938年至1 939年，這股潮流進入高峰，．成為當時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六萬人，延安一時間真可謂“天下英雄豪傑雲集”。途徑：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延安

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並沒有遇到過多的障礙，只需要體力的付出就能到達目的地。因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國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蔣介石對延安也沒有進行封鎖。那一段時間，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暢通無阻，大批青年從五湖四海結伴而來，沿途歌聲、笑聲不斷。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況發生變化，蔣介石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路上分段設卡。盤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務抓去，下落不明。

當時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徑：一是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二是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為吸引知識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過北方局、長江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以及一些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引導疏通，組織知識分子前往延安。由於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很多，他們雖有革命願望和抗日熱情，但畢竟未經過系統的革命理論訓練，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思想狀況更是複雜多樣，因此，怎樣在較短的時間內把他們培養成堅強的抗日幹部，就成為根據地緊迫而艱巨的任務。基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把幹部教育作為工作重點，把創建幹部學校作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個辦法。於是，各抗日根據地相繼辦起了各類幹部學校。僅在延安，就先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

1937年9月5日，陝北公學在全國發布由校長成仿吾署名的《陝北公學招生簡章》，報考地點設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成為負責招生工作的中心。訊息經《新中華報》刊載後，各地青年踴躍報名。

延安

1938年1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抗戰》連載了舒湮的《邊區實錄》，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等方面情況作了系統報導。隨即，他們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讀者來信，詢問抗大及陝北公學的招生情況。《抗戰》馬上刊登相關內客，告訴有志於投考這些學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徑。鄒韜奮還專門撰寫了時評《青年的求學狂》，介紹了陝北公學的特點：課程內容切合抗戰時期的需要；投考年齡擴展至35歲，使年長失學者也有機會；兼顧“具有同等學力者”，並不以文憑為絕對條件；一律免交學費；應非常時期的急切需要，學習時間只有半年到兩年；畢業後介紹到各地參加適當工作。這一系統報導對引導國統區、淪陷區的青年奔赴延安發揮了極大作用。

1940年2月，魯迅藝術學院通過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發布了第四期招生簡章，規定了考試科目，包括政治測驗、政治考核和各系藝術測驗。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還有自己特殊的專業考試項目，如戲劇系要考戲劇常識、發音讀詞和表演技術，音樂系要考音樂常識、器樂，進行技術測驗(聽音、記譜、指揮、試唱)，美術系要考美術常識、寫生、創作(宣傳畫、漫畫、插畫任選一種)。文學系要考文學常識、平時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報上看到招生簡章後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慶讀初三的李莫愁，由於家境衰落，加上對舊式教育的不滿，自動放棄升學機會。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日浪潮迅速高漲，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陝北公學、抗大招生的廣告。這正是她一直嚮往的學習抗日救國的地方。於是，她與同窗好友相約，集合了九個人，於1938年春節過後啟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3天，又分批來到西安。在這座古城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操著各地鄉音準備去延安的青年。他們找到青年幹部訓練班辦事處，負責人說，延安一時還不容易去，動員他們先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一期(3個月)，然後再到延安。在青訓班的學習結束後，他們步行50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處打聽去延安的汽車，晚上就睡在青訓班辦公室的桌子上。後來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幫助下，又步行了4天，來到離延安更近的位於旬邑的陝北公學分校。3個月的學習結束後，李莫愁向組織提出希望報考延安的魯藝，並終於在11月初的一個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籠罩的寶塔山。

延安

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 “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而且對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也一律歡迎，不加一點限制。當時抗大招生名額滿了以後，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桿上貼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訊息，但還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來，他們來後仍然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沒有一個人因被拒絕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隊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隊則在甘肅慶陽建校，一些學生還被安排到旬邑縣的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專門設立了交際處。一般來說，青年學生到7以後，先由交際處負責安排食宿，登記造冊，然後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安置。絕大部分青年都是先進入各類院校或培訓班，經過學習和培訓後。再分配工作。旅途：穿越布滿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進入陝甘寧邊區，西安是必經的門戶，所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承擔了橋樑和堡壘的作用。據統計，僅1937年至1938年，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延安輸送的青年就有兩萬人，這裡成為眾多愛國青年參加革命的起點。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於國共合作形勢好，各地青年來西安的特別多，辦事處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負責人伍雲甫不得不親自坐在門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學生。1938年4月，抗大、陝北公學、青訓班都派人在辦事處設立專門的招生點，中共中央還批准辦事處成立“招生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學習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後，食宿、路費都成了問題，辦事處在經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擴充了招待所，以解決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難。而且還對沒有路費的青年學生給予補助，對女青年給予乘車的便利。

版畫”延安“

當時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車，有的人能幸運地搭上汽車，大部分人則是步行。油畫家王武廓從武漢到西安後，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編入一個十幾人的隊伍，步行奔赴延安。他們穿上布鞋，帶上草鞋，每天天剛亮就啟程，一直走到天黑。剛開始每天走幾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館，後來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縱橫的溝壑中走了12天，才到達延安。電影藝術家陳荒煤是1938年9月到達西安的，他運氣不錯，搭上了一輛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車，開始了自己的延安之旅。卡車卷著黃土走走停停，開過成陽、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年輕人都背著背包，徒步行走，渾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滿了黃土。他們這輛卡車上爬上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擠在一起，在車上搖搖晃晃地顛簸著，但情緒卻隨著目的地的臨近而愈加興奮，最後大家索性扯開嗓子唱起歌來。

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了困難，八百里秦川交成了封鎖線。國民黨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後設定了成陽、草濰、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攔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的畢業學員，或是把他們送往集中營監禁殘殺，或是強迫他們充當特務，手段十分卑鄙惡劣。1939年6月間。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詭稱“招待赴陝北公學、抗大青年，幫助青年赴陝北求學”，派出特務在成榆線上綁劫了兩百多名愛國青年，並在成陽北門外成立所謂“乾四團特訓總隊”，公開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學生”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輕者關禁閉，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議和全國人民的聲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脫虎口，到達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經失常或遇害。

延安

曾經導演過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的著名導演王濱，1938年4月從上海來到武漢，準備轉道西安設法北上延安。他的10天旅途頗具傳奇性。那時火車必須時時給軍車讓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達河南省澠池縣時，王濱在等待中閒得無聊，跑到一個土坡上曬太陽。朦朧中見有刺刀逼在胸前，原來這裡是炮兵陣地。士兵將他抓去審問，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釋放出來。他和好友于敏連夜上路，整整走了3天3夜才到達西安。黎明時，又發現盤纏己被偷竊一空，他倆只好當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車錢和店錢後，就只剩下三元錢了。可巧，他們在街上碰見一位熟人，這位朋友慷慨地資助了他們三十元。靠著這筆錢，他們開始向延安開拔，走了7天才到達進入陝甘寧邊區的第一站——洛川。這時，于敏已累得體力不支了，突然一輛卡車卷著黃土開過，車上一人竟然打開車門大叫王濱的名字，原來這是一位上海電影界的同行，籌備了一些經費正準備到延安拍新聞片。於是，最後兩天的路程縮短為4個小時。1938年5月1日下午，他們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後來，于敏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視紅軍長征，不過是泰山與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說明，一代青年為尋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延安

皖南事變後，在重慶的音樂家賀綠汀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提出去延安的請求。1941年初，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通知：目前國民黨封鎖很嚴。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難，現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軍家屬的名義去延安。賀綠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決定由妻子帶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著行李，來到辦事處。負責同志告訴他們，去延安的大卡車明早就出發，東西不能多帶。因為是家屬的身份，要裝作是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所以口袋裡不能有鋼筆、照片，而且要改名換姓，以防國民黨軍隨時檢查。

就這樣，一批女同志作為八路軍的家屬，乘坐四輛大卡車，從紅岩村出發了。剛剛製造了皖南事變的國民黨軍，怎么會讓這支車隊輕而易舉地從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過?果然，車到漢中，國民黨軍便截住車隊，讓車上的人都下車接受檢查。但並沒有查出什麼違禁物品。國民黨軍仍不甘心，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將他們押往城內，並且讓這些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貼著城牆站成一排，舉起槍對準他們。後來，周恩來得到訊息，打電話給蔣介石，要求他下令對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蔣介石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有所收斂，他們扣留7一輛八路軍幹部乘坐的卡車，其餘車輛放行。

由於難以通過層層封鎖線，組織上為了安全起見，直到1943年4月初才通知賀綠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賀綠汀特意留起了八字鬍。他改名陳益吾，換上新做的長衫，儼然是個買賣人，來到了上海。在這裡，他花錢讓人幫助辦了一張華北通行證，開始北上。從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幾經周折，來到離石縣的八路軍地區，被送到縣政府。那裡的人對這位穿著長衫，留著八字鬍，自稱是從新四軍那裡來的人非常懷疑，幸虧縣政府有個幹部曾聽過賀綠汀教歌，才給他解了圍。那一夜，賀綠汀睡得特別香，想想穿越敵偽區的經歷，每日每夜都提心弔膽，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抓，現在總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過黃河，經吳堡縣、綏德專署，直奔延安。

可以說，70年前，每一位愛國青年都是懷著“朝聖”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們每個人的延安之旅背後，又都有著一段歷經坎坷、驚心動魄的故事。所以到達目的地後，許多青年都十分動情，一過邊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聞，用嘴親吻，甚至躺在黃土地上高興地打滾。就這樣，“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延安

（本文選自《黨史博覽》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