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我要去延安

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我要去延安

《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是一套以口述實錄、訪談錄、回憶錄、老照片以及有關原始檔案為基本內容的黨史史料集成。我們試圖以親歷者、當事人、知情者的講述與回憶來補充黨史中的歷史要點和歷史細節,還原歷史事件,呈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程,再現一個本色、真實的延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紅色延安口述·歷史:我要去延安
  • 作者:任文
  • 語言:簡體中文
  • 出版時間:2014年5月1日
  • 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 頁數:291 頁
  • ISBN:9787561371305
  • 開本:16 開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山河的淪陷、民族的痛楚,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從祖國四面八方甚或海外各地,穿越層層阻礙奔赴延安。每個人的延安之旅,都有著一段歷經坎坷、驚心動魄的故事。《我要去延安》通過當事人的回憶,重現了這段歷史。

圖書目錄

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代前言) 劉守華
青春行進曲
告別上海,奔向延安陳明
沸騰的古城,我心中的延安王仲方
尋找中國的新希望帆波
祖孫三代奔赴延安——訪中央文獻研究室顧問李琦 口述:李琦整理:施強
憶當年沂水青年奔赴延安尹平符
投奔延安丁農
一路風塵赴延安余海宇
尋真理離故土奔赴延安 高茜
延安寶塔情章岩
難忘的征程平浪
寶塔山下的小女兵趙馥南
永生難忘的延安歲月 口述:任斌整理:傅兵
女扮男裝赴延安王淑敏
—個艱苦的鍛鍊過程劉鴻志
我的一段風雨歷程吳介民
到革命聖地去 陳慕華
輾轉奔陝北王騰波
招生工作追憶王邦屏
緊張的招生接待工作劉潛
回國抗戰,匯聚寶塔山
從馬來亞到陝北高原陳明
憶由泰國奔赴延安馬松
海外赤子的延安之路白刃
不到延安誓不停張道時吳一舟安岱
從海外到延安譚嵐
歸國奔延安王唯真
從泰國到延安莊國英
撲向母親的懷抱—1939年投身抗戰歷聞 口述:馬興惠整理:何汐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
墮馬折臂去延安光未然
關於我赴延安的經過康濯
延安之歌潘之汀
”信天游“在迎接我們逯斐
從成都到延安,我早期的詩歌活動海棱
嚮往與追求李煥之
杜鵑啼血黃土情唐榮枚
奔赴延安之前莫耶
史實與考辨
通往光明的紅色橋樑李一紅
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奔赴陝甘寧邊區研究程朝雲
抗日時期在延安的華僑青年唐正芒

序言

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代前言)
劉守華
“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著緊張的快活的日子。然後一群一群地,穿著軍服,燃燒著熱情,走散到各個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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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這是70年前作家何其芳對延安的描繪。
其實延安原本只是黃土高坡上的一個小鎮,幾百年來一直處於貧瘠、封閉、破敗不堪的狀況。北宋范仲淹駐守這裡時曾留下“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的詩句。但是在70年前,這裡卻“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動因: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
延安有什麼?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寫道:“在青年們的嘴裡、耳里、想像里、回憶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
這曲“洪亮的動人的音調”就源於這裡是主張抗日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兩黨初步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遷到延安,寂靜的小鎮從此變成了革命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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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在當時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山河的淪陷、民族的痛楚,很多青年趕到南京,希望能參加報效祖國的工作,但他們的抗戰熱情在這裡卻沒有得到回應。有一位叫白刃的華僑青年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戰,到了南京準備參加戰地服務團,但報名處卻冷冷清清,花名冊上只有一個人名。他和同伴要報名。管事的卻讓他們找殷實的商家作擔保,並且說,現在漢奸到處活動,沒有擔保就不讓報名。這讓白刃非常憤慨,轉而奔赴延安。一位上海青年曾回憶道:“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里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就是這樣走掉了。”在陪都重慶,政治上。國民黨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力量,強化新聞報刊審查制度;經濟上,民族工業舉步維艱;軍事上,正面戰場接連失敗。這一切都使大批愛國青年對國民黨政府喪失了信心。 而中國共產黨卻堅決抗日,主張建立統一戰線。同時,延安還有與國統區、淪陷區形成鮮明對比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寬鬆氛圍,有“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的“來去自由”政策。丁玲在1937年撰寫的《七月的延安》中這樣描繪:“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一些喪失了工作和學習機會,或者要擺脫家庭束縛和包辦婚姻的人,似乎也在這裡看到了光明。所有這一切都讓青年們感到,延安才是中國的希望。
延安,這個遠在西北一隅的小鎮,儘管物資匱乏,條件艱苦,但依然不妨礙它成為溫暖、明朗、堅固和蓬勃向上的聖地,成為青年人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當時,很多青年是從《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西行漫記》等書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畫家看過書後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軍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並且辭掉了在上海一家銀行的工作,經香港、廣州、重慶和西安,輾轉用了3個月的時間最終到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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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就這樣,伴著連天烽火,衝破重重險阻,“四方八面來了學生幾千,活潑、聰明,全是黃帝的優秀子孫”。1 938年至1 939年,這股潮流進入高峰,.成為當時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觀。據統計,當時來到延安的學者、藝術家和知識青年大約有六萬人,延安一時間真可謂“天下英雄豪傑雲集”。途徑: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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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最初並沒有遇到過多的障礙,只需要體力的付出就能到達目的地。因為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上半年,全國的抗日浪潮風起雲湧,蔣介石對延安也沒有進行封鎖。那一段時間,通往延安的八百里秦川暢通無阻,大批青年從五湖四海結伴而來,沿途歌聲、笑聲不斷。但是到了1938年秋天,情況發生變化,蔣介石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在路上分段設卡。盤查行人。一些不知情的青年被特務抓去,下落不明。
當時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徑:一是通過黨組織或者個人介紹;二是參加延安各學校的招生考試。
為吸引知識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過北方局、長江局等各地黨組織和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以及一些進步團體、新聞媒介和社會名流引導疏通,組織知識分子前往延安。由於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很多,他們雖有革命願望和抗日熱情,但畢竟未經過系統的革命理論訓練,也缺乏實際鬥爭經驗,思想狀況更是複雜多樣,因此,怎樣在較短的時間內把他們培養成堅強的抗日幹部,就成為根據地緊迫而艱巨的任務。基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把幹部教育作為工作重點,把創建幹部學校作為增加抗日力量的一個辦法。於是,各抗日根據地相繼辦起了各類幹部學校。僅在延安,就先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院校,而且大都面向全國招生,在各地的報刊上刊登招生簡章。
1937年9月5日,陝北公學在全國發布由校長成仿吾署名的《陝北公學招生簡章》,報考地點設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成為負責招生工作的中心。訊息經《新中華報》刊載後,各地青年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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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1938年1月,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抗戰》連載了舒湮的《邊區實錄》,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等方面情況作了系統報導。隨即,他們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讀者來信,詢問抗大及陝北公學的招生情況。《抗戰》馬上刊登相關內客,告訴有志於投考這些學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徑。鄒韜奮還專門撰寫了時評《青年的求學狂》,介紹了陝北公學的特點:課程內容切合抗戰時期的需要;投考年齡擴展至35歲,使年長失學者也有機會;兼顧“具有同等學力者”,並不以文憑為絕對條件;一律免交學費;應非常時期的急切需要,學習時間只有半年到兩年;畢業後介紹到各地參加適當工作。這一系統報導對引導國統區、淪陷區的青年奔赴延安發揮了極大作用。
1940年2月,魯迅藝術學院通過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發布了第四期招生簡章,規定了考試科目,包括政治測驗、政治考核和各系藝術測驗。各系除了都要考作文外,還有自己特殊的專業考試項目,如戲劇系要考戲劇常識、發音讀詞和表演技術,音樂系要考音樂常識、器樂,進行技術測驗(聽音、記譜、指揮、試唱),美術系要考美術常識、寫生、創作(宣傳畫、漫畫、插畫任選一種)。文學系要考文學常識、平時作品(一篇以上)。
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報上看到招生簡章後奔赴延安的。1936年,正在重慶讀初三的李莫愁,由於家境衰落,加上對舊式教育的不滿,自動放棄升學機會。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國抗日浪潮迅速高漲,有一天,她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陝北公學、抗大招生的廣告。這正是她一直嚮往的學習抗日救國的地方。於是,她與同窗好友相約,集合了九個人,於1938年春節過後啟程奔赴延安。先到成都,停留了3天,又分批來到西安。在這座古城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操著各地鄉音準備去延安的青年。他們找到青年幹部訓練班辦事處,負責人說,延安一時還不容易去,動員他們先到安吳堡青訓班學習一期(3個月),然後再到延安。在青訓班的學習結束後,他們步行50多公里回到西安,白天四處打聽去延安的汽車,晚上就睡在青訓班辦公室的桌子上。後來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幫助下,又步行了4天,來到離延安更近的位於旬邑的陝北公學分校。3個月的學習結束後,李莫愁向組織提出希望報考延安的魯藝,並終於在11月初的一個傍晚,看到了被暮色籠罩的寶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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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一路貼到西安。 “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而且對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也一律歡迎,不加一點限制。當時抗大招生名額滿了以後,從延安到西安的電線桿上貼上了“抗大停止招生”的訊息,但還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來,他們來後仍然得到了學習或工作的機會,沒有一個人因被拒絕而回去。延安地方小,抗大第四大隊就搬到了洛川,第五大隊則在甘肅慶陽建校,一些學生還被安排到旬邑縣的陝北公學分校學習。
為了做好接待安置工作,延安專門設立了交際處。一般來說,青年學生到7以後,先由交際處負責安排食宿,登記造冊,然後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安置。絕大部分青年都是先進入各類院校或培訓班,經過學習和培訓後。再分配工作。旅途:穿越布滿哨卡的八百里秦川
要進入陝甘寧邊區,西安是必經的門戶,所以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就承擔了橋樑和堡壘的作用。據統計,僅1937年至1938年,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延安輸送的青年就有兩萬人,這裡成為眾多愛國青年參加革命的起點。1938年上半年以前,由於國共合作形勢好,各地青年來西安的特別多,辦事處的接待工作非常繁忙,負責人伍雲甫不得不親自坐在門口的接待室里接待青年學生。1938年4月,抗大、陝北公學、青訓班都派人在辦事處設立專門的招生點,中共中央還批准辦事處成立“招生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的學習和工作。很多青年到西安後,食宿、路費都成了問題,辦事處在經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擴充了招待所,以解決這些人的生活、住宿困難。而且還對沒有路費的青年學生給予補助,對女青年給予乘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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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延安“
當時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車,有的人能幸運地搭上汽車,大部分人則是步行。油畫家王武廓從武漢到西安後,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編入一個十幾人的隊伍,步行奔赴延安。他們穿上布鞋,帶上草鞋,每天天剛亮就啟程,一直走到天黑。剛開始每天走幾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館,後來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這樣,在黃土高原縱橫的溝壑中走了12天,才到達延安。電影藝術家陳荒煤是1938年9月到達西安的,他運氣不錯,搭上了一輛前往延安送棉花包的卡車,開始了自己的延安之旅。卡車卷著黃土走走停停,開過成陽、三原、洛川。路上去延安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年輕人都背著背包,徒步行走,渾身上下甚至眉毛上都粘滿了黃土。他們這輛卡車上爬上來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擠在一起,在車上搖搖晃晃地顛簸著,但情緒卻隨著目的地的臨近而愈加興奮,最後大家索性扯開嗓子唱起歌來。
從1938年下半年開始,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遭遇了困難,八百里秦川交成了封鎖線。國民黨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後設定了成陽、草濰、三原、耀縣、銅川、中部(今黃陵)、洛川等七處關卡。攔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從延安奔赴抗日前線的畢業學員,或是把他們送往集中營監禁殘殺,或是強迫他們充當特務,手段十分卑鄙惡劣。1939年6月間。國民黨陝西省黨部詭稱“招待赴陝北公學、抗大青年,幫助青年赴陝北求學”,派出特務在成榆線上綁劫了兩百多名愛國青年,並在成陽北門外成立所謂“乾四團特訓總隊”,公開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學生”過著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輕者關禁閉,重者被打死或活埋。不久,在中共中央的抗議和全國人民的聲援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脫虎口,到達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得神經失常或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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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曾經導演過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的著名導演王濱,1938年4月從上海來到武漢,準備轉道西安設法北上延安。他的10天旅途頗具傳奇性。那時火車必須時時給軍車讓道,常在中途停留很久。到達河南省澠池縣時,王濱在等待中閒得無聊,跑到一個土坡上曬太陽。朦朧中見有刺刀逼在胸前,原來這裡是炮兵陣地。士兵將他抓去審問,直到找到一位保人,才釋放出來。他和好友于敏連夜上路,整整走了3天3夜才到達西安。黎明時,又發現盤纏己被偷竊一空,他倆只好當掉大部分衣物。但支付完車錢和店錢後,就只剩下三元錢了。可巧,他們在街上碰見一位熟人,這位朋友慷慨地資助了他們三十元。靠著這筆錢,他們開始向延安開拔,走了7天才到達進入陝甘寧邊區的第一站——洛川。這時,于敏已累得體力不支了,突然一輛卡車卷著黃土開過,車上一人竟然打開車門大叫王濱的名字,原來這是一位上海電影界的同行,籌備了一些經費正準備到延安拍新聞片。於是,最後兩天的路程縮短為4個小時。1938年5月1日下午,他們終於來到了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後來,于敏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感慨道:“人生道路多曲折,信然。以視紅軍長征,不過是泰山與土堆之比。但是足以說明,一代青年為尋找人生之路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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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皖南事變後,在重慶的音樂家賀綠汀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提出去延安的請求。1941年初,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通知:目前國民黨封鎖很嚴。男同志去延安很困難,現有一批女同志可以以八路軍家屬的名義去延安。賀綠汀和夫人姜瑞芝商量,決定由妻子帶孩子先去。次日一早,全家四口雇了一名挑夫挑著行李,來到辦事處。負責同志告訴他們,去延安的大卡車明早就出發,東西不能多帶。因為是家屬的身份,要裝作是大字不識的農村婦女,所以口袋裡不能有鋼筆、照片,而且要改名換姓,以防國民黨軍隨時檢查。
就這樣,一批女同志作為八路軍的家屬,乘坐四輛大卡車,從紅岩村出發了。剛剛製造了皖南事變的國民黨軍,怎么會讓這支車隊輕而易舉地從自己眼皮底下平安通過?果然,車到漢中,國民黨軍便截住車隊,讓車上的人都下車接受檢查。但並沒有查出什麼違禁物品。國民黨軍仍不甘心,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將他們押往城內,並且讓這些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貼著城牆站成一排,舉起槍對準他們。後來,周恩來得到訊息,打電話給蔣介石,要求他下令對這些回延安的人放行。蔣介石迫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有所收斂,他們扣留7一輛八路軍幹部乘坐的卡車,其餘車輛放行。
由於難以通過層層封鎖線,組織上為了安全起見,直到1943年4月初才通知賀綠汀可以去延安。在赴延安之前,賀綠汀特意留起了八字鬍。他改名陳益吾,換上新做的長衫,儼然是個買賣人,來到了上海。在這裡,他花錢讓人幫助辦了一張華北通行證,開始北上。從北平到天津再到太原,幾經周折,來到離石縣的八路軍地區,被送到縣政府。那裡的人對這位穿著長衫,留著八字鬍,自稱是從新四軍那裡來的人非常懷疑,幸虧縣政府有個幹部曾聽過賀綠汀教歌,才給他解了圍。那一夜,賀綠汀睡得特別香,想想穿越敵偽區的經歷,每日每夜都提心弔膽,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來抓,現在總算是回家了。第二天。有人送他過黃河,經吳堡縣、綏德專署,直奔延安。
可以說,70年前,每一位愛國青年都是懷著“朝聖”般的心情奔赴延安的,而他們每個人的延安之旅背後,又都有著一段歷經坎坷、驚心動魄的故事。所以到達目的地後,許多青年都十分動情,一過邊界,就匍匐在延安的土地上,用鼻子聞,用嘴親吻,甚至躺在黃土地上高興地打滾。就這樣,“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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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本文選自《黨史博覽》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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