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土地之歌:世界》是“紅土地之歌”系列之一，作者是曉劍。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時代大潮變遷中所展示的不同人生態度，全書重點講述了他們思想的淨化過程以及為當年那些荒唐行為而產生的懺悔及一生彌補的人生歷程。
基本介紹
- 書名：紅土地之歌:世界
-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 頁數：482頁
- 開本：32
- 品牌：武漢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曉劍
- 出版日期：2012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7092747, 7307092743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紅土地之歌:世界》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上卷：世界
中卷：長河
下卷：逆行
後記 遙想當年知青路
中卷：長河
下卷：逆行
後記 遙想當年知青路
後記
我成為知識青年絕對是自願的。
當毛澤東在1968年12月一個寒冷的深夜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時，我已經完成了批判“三家村”、揪斗老師和校長、串聯了大半箇中國、接受毛澤東檢閱、大破“四舊”、步行長征、參加“聯動”等幾次大規模行動和複課鬧革命等幾乎北京市中學生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該經歷的一切過程，而在那個冬日裡，我正和表哥及北京市委大院的一些孩子們腳蹬回力鞋，身穿國防綠軍裝，戴著紅呢子袖章，騎著錳鋼腳踏車穿過天安門廣場到王府井大街一帶，拍“婆子”，擺“份”，招搖過市。
我對前途一無所知，對理想茫然惶惑，精力旺盛，青春狂烈，可又無所事事，無聊至極，按現在的價值判斷，屬於“多餘的人”。
“上山下鄉”於我毫無疑問是打了一針雞血，使我如同停課鬧革命、參加紅衛兵、到外地煽風點火、抄家封門、衝擊公安部一樣感到從心理到生理的強烈刺激，那是一種靈魂的躍動，一種生命存在的暗示，一種未泯童趣的死灰復燃，一種少年潛意識的衝動，我渴望到農村去，到我想像的廣闊天地中表現力量。
陝北的黃土高原是我的首選之地，延河、寶塔山、棗園的燈光、鳳凰山的落日、窯洞和小米是我當時對“革命”一詞領悟的延伸，也可以叫表層感悟，能到那裡去，我認為自己就完成了解放全人類的啟程儀式。
然而，我沒能乘上西去的列車，因為在報名的日子裡我幾乎沒在學校度過，因而我只有到北京火車站去感受送“紅衛兵”戰友的熱烈與悲壯，還捎帶著和另一夥叫“碴巴”的“痞子”們打了一架，差點被收進“局子”里去。
當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以解放軍的名義和屯墾戍邊的口號來招人時，我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的大名寫到了志願書上，可張榜之時，我站在寒風中仔細搜尋了三次，也沒從赴內蒙古的光榮榜上見到我的名字。後來得知，因我母親已經由共產黨員變成“國民黨中統特務”而政審不過關，為防止潛在的階級異己分子出現在敏感地域，我這一類新“狗崽子”不能應徵。
於是，我被已經由軍宣隊和工宣隊掌握實權的校方決定留在北京，當然不會進機關事業單位，連正規的企業也不可能進，我被先後分配到郊區的磚瓦廠和水泥構件廠，還幾乎被分配去補鋁鍋和鐵盆的小鋪子。我無法想像當時我若真的去了這些地方，今天的生活會是一個什麼樣了，是否會更輝煌或更慘澹？反正我沒有服從分配。
我不願意留在城市，更準確地說，我不願意成為一個城市苦力或手工業勞動者！當時的社會氛圍使我更嚮往農村，使我更願意和好友們一同“戰天鬥地鬧革命”。
終於，管分配的老師給我安排了一個到農村去的機會。那裡是吉林白城子地區，一個我從沒有聽說過的寒冷的山區。得知訊息後，已經成為“走資派”的父親親自為我準備了行裝，其中包括厚厚的棉大衣和氈靴，他在東北修過鐵路，告訴了我一個玩笑：晚上出去小便要帶一根木棍，以便在尿一出來結成冰柱時敲斷它。
在我孤零零準備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管分配的老師突然登門拜訪，然後告訴了我一個新的分配去向：到雲南省河口縣紅河人民公社去插隊落戶。
他說那裡其實是國營農場，每月有工資，那裡香蕉成林，鳳梨遍野，而且四季如春，氣候宜人，神秘的熱帶雨林中有著奇花異草，鳥獸成群，那裡還是少數民族聚集地，風情獨特，風光優美。
並非他的這些誘惑打動了我，其實只要是去農村，到共和國的任何一處田野山林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答應。我是被這位管分配的老師的誠懇所感染的，他吐露了他的苦衷，他必須完成一定人數赴雲南的任務，否則工宣隊會讓他這沒有改造好的臭知識分子寫自我批判的大字報，因為父親和母親被批鬥的遭遇，我的靈魂委實正在蛻變為階級異己分子。我同情這個老師，因而放棄了北上，轉為南下八千里路雲和月。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舉國歡慶之時，我乘坐直達昆明的列車，奔赴我命運中必然要度過六個年頭的地方，從這一刻起，我成為了一個知識青年，許多年以後，我又被稱為“知青作家”……
當毛澤東在1968年12月一個寒冷的深夜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時，我已經完成了批判“三家村”、揪斗老師和校長、串聯了大半箇中國、接受毛澤東檢閱、大破“四舊”、步行長征、參加“聯動”等幾次大規模行動和複課鬧革命等幾乎北京市中學生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所該經歷的一切過程，而在那個冬日裡，我正和表哥及北京市委大院的一些孩子們腳蹬回力鞋，身穿國防綠軍裝，戴著紅呢子袖章，騎著錳鋼腳踏車穿過天安門廣場到王府井大街一帶，拍“婆子”，擺“份”，招搖過市。
我對前途一無所知，對理想茫然惶惑，精力旺盛，青春狂烈，可又無所事事，無聊至極，按現在的價值判斷，屬於“多餘的人”。
“上山下鄉”於我毫無疑問是打了一針雞血，使我如同停課鬧革命、參加紅衛兵、到外地煽風點火、抄家封門、衝擊公安部一樣感到從心理到生理的強烈刺激，那是一種靈魂的躍動，一種生命存在的暗示，一種未泯童趣的死灰復燃，一種少年潛意識的衝動，我渴望到農村去，到我想像的廣闊天地中表現力量。
陝北的黃土高原是我的首選之地，延河、寶塔山、棗園的燈光、鳳凰山的落日、窯洞和小米是我當時對“革命”一詞領悟的延伸，也可以叫表層感悟，能到那裡去，我認為自己就完成了解放全人類的啟程儀式。
然而，我沒能乘上西去的列車，因為在報名的日子裡我幾乎沒在學校度過，因而我只有到北京火車站去感受送“紅衛兵”戰友的熱烈與悲壯，還捎帶著和另一夥叫“碴巴”的“痞子”們打了一架，差點被收進“局子”里去。
當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以解放軍的名義和屯墾戍邊的口號來招人時，我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的大名寫到了志願書上，可張榜之時，我站在寒風中仔細搜尋了三次，也沒從赴內蒙古的光榮榜上見到我的名字。後來得知，因我母親已經由共產黨員變成“國民黨中統特務”而政審不過關，為防止潛在的階級異己分子出現在敏感地域，我這一類新“狗崽子”不能應徵。
於是，我被已經由軍宣隊和工宣隊掌握實權的校方決定留在北京，當然不會進機關事業單位，連正規的企業也不可能進，我被先後分配到郊區的磚瓦廠和水泥構件廠，還幾乎被分配去補鋁鍋和鐵盆的小鋪子。我無法想像當時我若真的去了這些地方，今天的生活會是一個什麼樣了，是否會更輝煌或更慘澹？反正我沒有服從分配。
我不願意留在城市，更準確地說，我不願意成為一個城市苦力或手工業勞動者！當時的社會氛圍使我更嚮往農村，使我更願意和好友們一同“戰天鬥地鬧革命”。
終於，管分配的老師給我安排了一個到農村去的機會。那裡是吉林白城子地區，一個我從沒有聽說過的寒冷的山區。得知訊息後，已經成為“走資派”的父親親自為我準備了行裝，其中包括厚厚的棉大衣和氈靴，他在東北修過鐵路，告訴了我一個玩笑：晚上出去小便要帶一根木棍，以便在尿一出來結成冰柱時敲斷它。
在我孤零零準備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管分配的老師突然登門拜訪，然後告訴了我一個新的分配去向：到雲南省河口縣紅河人民公社去插隊落戶。
他說那裡其實是國營農場，每月有工資，那裡香蕉成林，鳳梨遍野，而且四季如春，氣候宜人，神秘的熱帶雨林中有著奇花異草，鳥獸成群，那裡還是少數民族聚集地，風情獨特，風光優美。
並非他的這些誘惑打動了我，其實只要是去農村，到共和國的任何一處田野山林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答應。我是被這位管分配的老師的誠懇所感染的，他吐露了他的苦衷，他必須完成一定人數赴雲南的任務，否則工宣隊會讓他這沒有改造好的臭知識分子寫自我批判的大字報，因為父親和母親被批鬥的遭遇，我的靈魂委實正在蛻變為階級異己分子。我同情這個老師，因而放棄了北上，轉為南下八千里路雲和月。
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舉國歡慶之時，我乘坐直達昆明的列車，奔赴我命運中必然要度過六個年頭的地方，從這一刻起，我成為了一個知識青年，許多年以後，我又被稱為“知青作家”……
序言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裡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