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人物評價,和以色列,訪問中國,和余萬里對話,學說剖析,
人物經歷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著名國際關係理論家。2012年5月21日正式受聘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名譽教授。他的代表作《大國政治的悲劇》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出版，他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在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界激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鳴。在這部著作中，米爾斯海默教授直言不諱地指出：21世紀早期，中國的崛起將"像美國支配西半球一樣支配亞洲"，而“美國將竭力阻止中國獲得地區霸權，因為美國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與之匹敵的競爭對手，其結果便是中美之間激烈而危險的安全競爭，這種競爭類似於美蘇冷戰期間的那種對抗"。米爾斯海默教授也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代言人。
人物評價
米爾斯海默其人
米爾斯海默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言人。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安全的稀缺性，為獲取安全而展開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採取進攻性的戰略，結果便常常導致衝突和戰爭。大國被迫最大化地擴充它們的相對權力，因為這是獲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徑。
Mearsheimer在中國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政治學者。因為他在不同的場合不停地說只要中國按照現在的速度發展下去，中國和美國的衝突不可避免。因此，無論學者、普通百姓還是政府官員對他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似乎他成天只會宣傳“中國威脅論”。
但Mearsheimer的作品，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Back to the Future都是膾炙人口的上乘之作。這緣於文章的一個標準：邏輯清晰。寫文章最簡單的就是將問題複雜化，列出一堆的變數，卻理不出變數之間的關係；而最難得的則是將複雜問題簡單化。這也是不喜歡英國學派，尤其是Barry Buzan的原因。英國學派往往列出一個問題的所有相關變數，看似分析全面而無紕漏，其實等於什麼都沒說。政治學研究的目的不在於還原問題原來的面目，而是發現不同變數之間的邏輯關係。不喜歡Buzan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沒有一貫的學術立場，現實主義盛行的時候他寫現實主義的文章，自由主義火的時候又捧自由主義。並不是說一個學者不能有學術態度的轉變，而是說做學問如果也是牆頭草的話那最終也不會有可能傳於後世的東西，也無助於學問的積累。
Mearsheimer所有作品的邏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連貫。在他的所有作品裡，他都在堅持著現實主義理論的一個底線：無政府狀態和自助原則（self-help）。這也是國際關係研究的起點，因為國際體系畢竟不同於國內政治。Marsheimer向我們講述的故事也非常簡單。在一個叢林裡，要生存就是要變得強大。如果一頭狼看到一隻小老虎而不吃掉的話，總有一天會成為它的腹中餐的。Mearsheimer在提醒美國人關注中美衝突的時候也是在提醒中國人：別忘了國際政治還是遵守“叢林法則”的。
喜歡讀Mearsheimer的文章並不是說贊同他的所有觀點。當然對無政府狀態和自助原則是十分贊同的，也是分析所有國際關係的邏輯起點。但是Mearsheimer的觀點只強調自修昔底德以來國際關係中不變的因素，卻忽視了國際體系中發生了變遷的因素。自二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中許多因素都發生了變化，其中最明顯的當屬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程度的提高。國際制度、國家之間的互動和溝通、經濟往來這些因素都能夠緩解當代國際體系中無政府性，頗似Bull所謂的“無政府社會”。無政府性的削弱也會緩解國家之間的緊張狀態，緩解國家之間的衝突。
當然，現代國際體系中新興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緩解該體系的無政府性質，是否能夠阻止霸權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武裝衝突，這些都尚未有明確的答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國際體系是一個變遷性和連續性並存的體系。
和以色列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John J. Mearsheimer的觀點並不是中國喜歡的，不過最近他夥同哈佛大學肯乃迪政治學院院長Stephen M. Walt發表的言論惱火的卻是以色列Likud鷹派和美國內的親以色列勢力，包括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
Mearsheimer和Walt這次其實很正確的指出，美國國內的親以色列遊說勢力過度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政策，而美國對以色列的偏幫已到了危害美國自身國家利益的程度。
兩學者特別批評了美國內最有勢力的以色列遊說組織America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可以預料，有人批評他們反猶（anit-Semitism）。
訪問中國
2003年10月28日，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應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邀請，赴上海進行學術交流。為期12日的中國之行，米爾斯海默在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浙江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進行了演講和研討活動，並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繼續“中國威脅論”
米爾斯海默的理論落腳於應對“歐亞大陸可能出現的地區霸權對美國構成威脅”這一美國式的經典命題。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他提出了一個觀點：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在21世紀早期面臨的可與之匹敵的對手是中國，而且中國將比20世紀美國所面臨的任何對手都更強大。
早報：在復旦的四個講座結束以後，您對復旦大學的學生有什麼印象？
米爾斯海默：他們非常聰明，對國際政治非常認真，很關注。我可以感覺到，復旦的學生已經閱讀了相當多的中國書籍和外文書籍，他們不僅了解中國，也了解國際事務。當我和他們面對面的時候，與給美國最好的學生上課根本沒有什麼差別。我面對他們，就像面對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學生一樣。
早報：第一次到中國，踏上這片土地，有沒有改變您以往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中國印象”？
米爾斯海默：我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通過閱讀文獻，很多文獻。我讀過西方歷史學家寫的中國歷史，也讀過中國一些古典軍事文獻，比如《孫子》。到了上海，我看到了現在的中國風貌。我發現，大部分美國人對上海的描述都是很精確的。美國人不光談到上海是一個繁榮的城市，而且提到上海的規模很大，人口很多，有很多的建築。當我與中國學者和中國一些外交決策人員接觸的時候，我並不認為他們和美國的同行之間有什麼差別。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都很相似，在國際問題上的觀點也沒有重大的差距。
早報：那么這次中國之行，並沒有改變您“中國威脅論”的觀點？
米爾斯海默：在沒來中國之前，我通過文獻以及和一些研究中國方面的人接觸，對中國已經有很多了解。到了中國之後，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國和中國人民，但是，並沒有改變我對中國的基本觀點。在美國，我與很多的中國學者有大量接觸，他們與我談論中國。我發現，我看到的中國和我想像的中國並沒有太多差別。我所見到的中國人，他們與歐洲和美國人也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在來中國之前和中國之後的體會，類似於婦女生育孩子。在她還沒有生孩子之前，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會很緊張，只有當她有了這個行為，她才能真正體會其中滋味。
早報：一個國家的文化常常不能在文獻的具體數據中獲得，這有時候是兩回事情。
米爾斯海默：我並不認為文化在對外戰爭中起到作用。國際政治是現實的，國際關係在本質上非常兇惡無情，所有的國家都生活在危險之中。而且，很多西方和中國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文化。
早報：您很喜歡提“孫子兵法”。但是我想說，“孫子兵法”在中國語境中是一種方法論，他與中國的“道”其實是兩回事情。
米爾斯海默：我知道，中國非常重視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強調和諧、和平、解決衝突。
早報：那么您的“中國威脅論”從何說起呢？
米爾斯海默：中國的儒家文化並沒有教導中國人民很多關於中國的對外政治知識。這正如，美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對美國政府對外政治的決策方面也沒有提供太多的幫助。中國有“和為貴”的文化，其實，美國很多人也是這樣認識和期盼的。我認為，您的問題，是“中國例外論”的明顯例子。
早報：相反，看您的作品，我感覺到您身上的“美國例外論”。
米爾斯海默：我不認為有“美國例外論”，我覺得那是個神話。美國在對外政治中是強硬的。美國領導人對美國人民展露的是美國的美好。中國的儒家文化應該也是一樣。何況，我們應該注意，中國現在的周邊環境不是很安全。
早報：東方有朝貢國際體系的歷史，這個事實可能表明即使中國有一日強盛，也不可能按照美國的經驗去行事。
米爾斯海默：我本人對中國的朝貢體系知之不多。在中國古代，小國對大國進貢食物和其他物品，大國控制周邊的小國，這也是權力的體現，這就是大國政治。
早報：您現在有沒有感覺到我的侵略性？
米爾斯海默：我並不相信中國現在已經足夠強大。如果有一天，中國非常強大，成為經濟超級大國，它一定會受到對外侵略的誘惑。小國受到侵略，不是馬抗訴諸戰爭，而是以一種非常細微的方式。今天的美國，對外也是非常有侵略性的，但是當你和一幫美國人談話的時候，你也不會感覺到這種侵略性。
國際政治中沒有上帝
作為學者謹慎和嚴謹的一面，米爾斯海默低頭思考的側面，尤其讓人印象深刻。雖然米爾斯海默的學說並不能簡單歸為“中國威脅論”，但其指向確實是中國。《大國政治的悲劇》翻譯之一王義桅認為：米爾斯海默的“中國威脅論”與以往“中國威脅論”版本的區別在於，他認為競爭的原因並非任何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因素，而是因為國際關係就是一場赤裸裸的“叢林競爭”。
早報：10月15日，中國載人航天飛行成功。它是否有可能會被西方一些戰略學家作為是對美國太空資源乃至整個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例證？
米爾斯海默：中國太空成功發射，是一個最強烈的證明：中國要成為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大國，中國也想和美國平起平坐。但是，中國的太空技術現在還不足以強大到對美國的太空技術構成威脅。
早報：它會被看作是對中美之間大國權力競爭的一種新模式的起點么？
米爾斯海默：不會。
早報：畢業於西點軍校，之後又在美國空軍服役五年，這段軍事經歷會否使您過度關注軍事。
米爾斯海默：我在軍隊學習的時候學到了兩個事情。第一，軍事力量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軍事力量也是有限度的。我與布希政府的觀點有截然的差別，布希認為可以利用軍事優勢來重新塑造世界的秩序，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沒有參軍過的人，會認為軍事很容易被利用。相反，參過軍的人，會知曉軍事力量並不總是被有效地利用。
早報：您一直強調，日本和德國在美國的庇護下。如果美國撤離保護，他們有沒有能力製造核武器？
米爾斯海默：這是冷戰結束以後帶來的國際政治的結構。冷戰期間，美國控制了日本和德國。顯然，沒有控制中國和蘇聯。冷戰結束後，結構沒有發生變化，德國和日本還是由美國在控制。如果美國不給日本和德國提供安全保護，他們會獲得空間，將會給日本和德國的鄰國帶來不安，中國也會為此不安。中國並不希望美國的軍事力量離開亞洲。
早報：由此可見，日本和德國有潛力成為大國。
米爾斯海默：中國和俄國已經是大國，日本和德國有可能成為大國。
早報：您曾經說美國政治文化的深處是自由主義，但往往根據現實主義行事。這其實是在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喜歡披上道德外衣行使權力利益。這些理論，有沒有使您的同胞們不高興？
米爾斯海默：當然，他們很不開心。
早報：如果您的孩子在學校里受到欺負，您會怎么處理？
米爾斯海默：如果我的孩子在學校里受到攻擊，我會叫他去向上面的領導報告發生的事情。如果這些不管用的話，當然這很有可能，我會叫他直接反擊。如果他的領導失職的話，我們應該像國際政治一樣，自己保護自己。
早報：那么，您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像大國政治之間的關係充滿緊張？
米爾斯海默：不是。
因為在日常的生活里，通常上面會有一個權威，而在國際政治中沒有上帝。我想告訴你，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差距。談到“欺負”這個詞的話，如果中國足夠強大，沒有人會欺負你。記住，在國際體系中，當有國家欺凌你的時候，你是孤力無助的，根本沒有人會來幫助你。你只能自助。
早報：您心中的英雄是一個什麼概念，他會是什麼樣的人？
米爾斯海默：這很不容易得出推論。中國的抗日戰爭中的很多將軍，他們贏得了很多戰役，有助於擊退日本侵略者。在大多數中國人眼裡，他們就是英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另外一些中國人，他們沒有去參加抗日戰爭的話，不是英雄。但是，他們都熱愛和平。（沉思）誰是英雄呢，我對這個問題想得很少，看得也很少。我頭腦里基本沒有英雄的概念。這不是一個產生英雄的時代。
早報：多年來，我不斷感覺到周圍在變化，您始終有自己信奉的觀點，您是否為此感覺幸福？
米爾斯海默：我對自己的信念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並不感到高興。因為我對世界的未來發展基本是悲觀的。
我喜歡讀馬克思
從穿過“的士”前后座隔板遠遠伸過來的雙手中，可以清晰地感覺到米爾斯海默的熱情。11月的上海夜晚已經很有涼意，他安靜而長久地為在車內整理東西的同行朋友開著“的士”車門。之前，他去了豫園，並在襄陽路買了很多衣服和生活用品。他笑說，對於家中期待禮物的孩子來說，這些東西是他進行“自我保護”的武器。
早報：您在童年裡愛看童話么？
米爾斯海默：我的童年裡沒有童話。童年的時候，我對軍事也不感興趣。我喜歡運動，特別喜歡籃球。我想成為姚明。
早報：能不能和我們談談您的童年？
米爾斯海默：我出生在紐約市，是冷戰的產品。我是我們家五個孩子中的其中之一，我是老大。在二戰前，美國的家庭還是很小的。二戰後，出現了嬰兒高峰，孩子很多。1947年，我出生了。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美國出生率最高的一年。這個事情不難理解，二戰是1945年結束的，接著戰士們復員回家，接著1946年他們結婚，接著1947年，他們開始生育孩子。
早報：您現在的家庭？
米爾斯海默：我有五個孩子。如果是在中國的話，我可能要惹大麻煩了。（笑）我的大女兒是營養學的碩士，在芝加哥伊利諾大學，馬上將要畢業。我的二兒子學習繪圖設計，將要本科畢業。我的孩子中，有一個學習歷史，我的小女兒現在在讀國小一年級。最小的兒子是我孩子中最聰明的一個，他老是喜歡在家具之間走動。我的妻子是財務顧問，做理財工作。我很愛他們。
早報：您有宗教信仰么？
米爾斯海默：宗教有很好的作用，大多數的西方人應該有一個信仰。這樣可以安全地生活，克服生活中的艱辛。大多數的宗教都是教給人們良好的信念，社會可以變得更美好。但是我本人並不信教。
米爾斯海默：是的。所有這些給我們帶來偉大思想的智者，他們對我的影響都很大。他們都很看重強權，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我也是。
早報：您也喜歡讀哲學書？
米爾斯海默：是的，主要是政治哲學，我喜歡讀馬克思的作品。我喜歡雄辯的理論，這個理論可能是錯誤的，但是我依然喜歡。現實中有很多問題，中美關係也是21世紀國際政治中重大的問題。不同的人對他們之間未來的發展持有不同的意見。就中美的問題，我喜歡和有理論的、有觀點的、有想法的人交談。
早報：您的理論中，哪些地方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
早報：結構在你的理論中有很重要的分量。一個持有結構主義的人，通常會弱化人的作用，而強化結構。
米爾斯海默：是的。結構的作用是大於人的，人是結構中的人。我的觀點是，結構領導人來確定對外政策。一個有五個孩子的家庭和一個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是不一樣的。結構對個人有深刻的影響。
早報：你覺得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米爾斯海默：如果不談家庭的話，工作應該是第一位的。
約翰-米爾斯海默
約翰·米爾斯海默，這個名字對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也許比較陌生。作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言人，米氏的觀點被認為與布希政府的外交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雖然其理論延續了現實主義學派靜態歷史觀的局限性，但還是引起國際關係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和爭鳴。進攻性現實主義是否是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論源泉？米氏如何用他的理論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實踐？在米爾斯海默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記者抱著這些問題，坐在了他的面前。
米爾斯海默曾有過長達十年的軍旅生涯。由於進攻性現實主義十分強調對軍事力量的運用，因此令人很容易想到這段經歷對其後來理論的影響。於是，記者的第一個問題就圍繞這段經歷展開。有意思的是，儘管認為這段經歷使他意識到權力和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但米爾斯海默並不認為這對其後來從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有很大的影響。
當記者就“先發制人”與布希政府的反恐戰爭詢問其看法時，米爾斯海默卻有驚人之語：布希政府偷換了概念。2002年9月17日，即“9·11”事件發生一年後，美國總統布希發表了《美國國家戰略》。在這個檔案中，布希系統闡述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並提出了“先發制人”這個概念。米爾斯海默認為布希政府口頭上說對伊拉克發動的是“先發制人戰爭”，而真正付諸實踐的卻是“預防性戰爭”。“先發制人戰爭”與“預防性戰爭”的一個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前者是建立在證據和情報的基礎上的，對方的確有進攻的意圖或能力，而後者只是一種主觀的感覺。米爾斯海默認為，“先發制人戰爭”是“各國能接受的”，而“預防性戰爭”則是對可能的威脅的一種想像，不具有合法性。很明顯，布希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是一場“預防性戰爭”，因為當時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那么，布希政府為什麼要給這場戰爭貼上“先發制人”的標籤呢？米爾斯海默認為，布希政府必須這么做，否則它無法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其實，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後會陷入“情報門”，在情報問題上被緊追猛打、備受質疑。
事實上，米爾斯海默本人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這並不涉及他對戰爭與和平的價值判斷，而完全是理論演繹的結果。米爾斯海默認為，伊拉克戰爭對美國有害無益，事實上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儘管軍事上獲得了成功，但美國在戰後卻陷入了更大的泥潭。米爾斯海默認為，繼續核查和避免戰爭是更合理的選擇，因此美國其實是錯失了解決伊拉克問題的最好時機。
既無證據，又不是最好時機，那么布希政府為何執意要發動伊拉克戰爭呢？對於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米爾斯海默的回答很簡單：這一切是為了重塑中東秩序。對於美國來說，解決了伊拉克問題就能進一步介入中東，從而對中東地區的政治版圖施加影響。如果這次戰爭成功，那么對接下來解決伊朗問題甚至對解決巴以衝突都會有所幫助。然而，事實證明，一切正在朝白宮預想的相反方向發展。
和余萬里對話
余萬里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余萬里：教授，美國的軍用直升機在伊拉克遭到襲擊，又有美軍士兵傷亡了……
米爾斯海默：是的。美國已經陷入了“伊拉克泥潭”。除了本地的抵抗力量之外，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眾多恐怖分子也紛紛潛入伊拉克，把伊拉克變成打擊美國的戰場。美國在伊拉克遭遇了典型的游擊戰，就像當年的越南。我從西點畢業之後，曾在越南服役，根據我的戰場經驗，美國在短期內很難從這個泥潭中脫身。
余萬里：您如何評價這場戰爭？
米爾斯海默：這是一場愚蠢的戰爭。布希政府還幻想通過軍隊在伊拉克，甚至在整箇中東實現民主，這個想法更加愚不可及。布希政府過於迷信美國的軍事力量，他們以為軍事優勢能夠讓美國在國際政治中保持行動的自由，副總統切尼說：美國在世界各地“像蝴蝶一樣自由飛翔，像蜜蜂一樣隨意蜇人”。現在，蝴蝶的翅膀已經被牢牢地粘住，美國只能在泥潭裡掙扎了。
余萬里：您剛才說現實主義者都反對伊拉克戰爭，但在布希政府內占據主導的是“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也信奉權力和實力，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在哪裡？
米爾斯海默：在外交方面，現實主義同新保守主義的區別主要就一點。新保守主義相信美國只要使用武力，或者威脅使用武力，其他國家就會害怕、恐懼、舉手投降。這就是所謂的“跟隨強者”行為——只要美國顯示武力之後，其他國家就會屈服，然後跳上美國的戰車。他們以為美國打擊伊拉克之後，伊朗、敘利亞、朝鮮就會害怕，就會放棄支持恐怖主義、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把薩達姆趕下台之後，阿拉法特也不得不屈服，巴以衝突就能一併得以解決。他們稱之為“通過耶路撒冷的道路要經過巴格達”。
現實主義者則會說：“不對，美國動用武力只會激發其他國家的反對和自我保護意識。”事實證明，美國在伊拉克遭到了越來越激烈的抵抗，巴以衝突愈演愈烈。俄羅斯、中國，甚至美國的傳統盟國，法國和德國都強烈反對在伊拉克動武。伊朗和朝鮮可能會加快發展核武器的進程，更多的國家會希望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樣才能保護自己免受美國的威脅。
余萬里：現實主義者認為美國的軍事威脅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抗和警惕，而不是屈服和投降。您認為其緣由何在？
米爾斯海默：民族主義，這是驅動當代國際政治的原動力。簡單地說，民族主義就是區別“我們”與“他們”的認同感。比如說我是美國人，你是中國人，我們之間就存在著文化、價值觀、宗教、制度等等方面的認同差異。你生長在中國，無論如何都不會把日本人當成自己的同胞。在伊拉克人民眼裡，美國人就是“他們”、外國人、入侵者、占領者。在伊拉克和中東還必須考慮宗教的因素，伊斯蘭教更加劇了這種認同的差異感。儘管我不同意把“文明”作為國際政治的分析主體，不過，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對國際政治中宗教因素的分析還是很有啟發的。
余萬里：您認為伊拉克戰爭會對美國的反恐戰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布希政府把薩達姆同國際恐怖主義相勾結作為戰爭的一個理由，這原本在事實上就不成立。當美國把薩達姆政權推翻之後，卻又在伊拉克造成了無政府的混亂，反而成為國際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的機會。伊拉克原來不是恐怖主義的國家，現在真的變成了恐怖主義盛行的國家。布希政府實現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余萬里：目前伊拉克局勢會對美國外交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米爾斯海默：很顯然，伊拉克幾乎吸引了布希政府高層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這些人時時刻刻都在考慮如何脫身。伊拉克消耗了美國巨大的經濟和軍事資源，例如駐紮夏威夷的第21步兵師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預備隊，即將被調往伊拉克。這種狀況使美國沒有足夠精力把鼻子伸到別處。這對很多國家來說，都是個好訊息。我覺得伊拉克周邊的國家寧願看到美國被釘在伊拉克，這樣美國就不會在它們頭上揮舞大棒。朝鮮也在利用這個機會……
余萬里：談到朝鮮，您對目前的核危機有何看法？
米爾斯海默：如果我給金正日出主意的話，我一定建議他加快核武器發展計畫。等朝鮮真正擁有若干核武器之後，美國不僅不敢用武力威脅朝鮮，而且必然要被迫地同它謀求妥協和交易。實際上，美國對目前的朝鮮核問題已是無計可施，只能乞求中國的幫助。應該說，這是布希政府惟一明智的選擇。中國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表現也確實令布希政府感到萬分欣慰。美國被困在伊拉克泥潭裡，布希政府現在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是在東亞出現新的危機和衝突。
米爾斯海默：我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不帶任何感情或意識形態的色彩，只是從理論的角度預測未來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如果你是中國領導人，你希望看到日本、俄羅斯、印度威脅中國嗎？當然不希望。消除這種威脅的最好辦法是讓自己變得強大，以至於周圍的國家更不敢向你挑戰。這就是我對地區霸權國的定義。美國在西半球獲得了這樣的霸權，你們能構想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巴西向美國發動攻擊嗎？不能。美國可以把鼻子伸到世界各地，干涉歐洲、亞洲、非洲的事務，因為它沒有後顧之憂。
中國目前還不具備這樣的實力，但並不意味著中國不希望獲得這樣的實力和地位，而且中國具備獲得這種實力和地位的條件。中國的財富增長很快，有人說全世界將近一半的大吊車都樹立在中國，我看一點都不誇張。我在長春參觀了汽車廠，現代化的流水線上生產著豪華的奧迪A6轎車。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而且還在增加，這是成為地區霸權的有利條件。歐洲、俄羅斯和日本都不可能成為地區霸權，因為它們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
我的理論不能解釋現在的中國和中美關係。但在幾十年後，當擁有超過日本、俄羅斯幾十倍的GDP之時，中國就像現在的美國一樣，不必擔心周邊國家會威脅自己的安全。到了那個時候，中國就會關心起西半球的局勢和問題了。
學說剖析
約翰·米爾斯海默提出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說是近年來在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界表現得異常活躍、備受矚目的理論成果之一，引起了廣泛的學術爭議，充分體現了該理論所蘊含的深刻影響，彰顯了它所提研究議程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米爾斯海默在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下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理論，被認為是現實主義流派自摩根索經典現實主義和沃爾茲新現實主義問世以來最為重要的理論發展。從學術層面看，進攻性現實主義顛覆了摩根索現實主義的權力觀和華爾茲的戰略觀，在理論分析上獨樹一幟；從實踐層面上說，進攻性現實主義是美國部分精英層的國際政治觀的集中流露，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一種美國精英思潮對中國國際角色和中美關係本質的理論分析，對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做些必要而深入的探究必然有助於在理論認識與戰略思想上更多地洞悉國際關係的本質。本書是系統研究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的嘗試。它從權力一安全觀及其戰略邏輯的雙重層面對進攻性現實主義進行了解讀和評判，既有從思想淵源、理論體系層面對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系統解讀，也有對進攻性現實主義本身所論證的霸權的誘惑、霸權爭奪戰略與霸權護持邏輯等方面的剖析。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對大國博弈的分析具有啟示意義。它警示我們要正視國際競爭必然帶來的戰略壓力，更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加強綜合國力建設、長期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