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明法解
- 出處：《管子》
- 作者：管仲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體裁：散文
原文,譯文,作者簡介,
原文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得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眾。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眾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奸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奸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奸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眾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眾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眾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愨願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奸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奸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奸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奸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奸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奸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唯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奸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群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眾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慧型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群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慧型，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譯文
英明的君主，掌握權謀策略而不可欺瞞，明確法度禁令而不能侵犯，分清上下職事而不容顛倒混亂。所以，群臣不敢行私舞弊，貴臣不能壓制賤者，近臣不能阻礙遠者，孤寡老弱不會喪失經常供養，國內尊卑分明而沒有互相僭越的情況。這個就叫作治理得好的國家。所以，《明法》篇說：“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法，是君主用來統一人民役使臣下的；私術，是臣下用來侵犯朝廷擾亂君主的。所以，法度廢而私術行，人君就沒有依靠而陷於孤立，臣下就拉幫結派而形成朋黨。這樣就形成主弱臣強的局面，這個就叫作混亂的國家。所以，《明法》篇說：“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君在上位，有必治的權勢，群臣便不敢為非作歹。所以，群臣之所以不敢欺君，並不是喜愛君主，而是因為害怕君主的權勢；百姓之所以爭為君用，也不是喜愛君主，而是因為害怕君主法令。因此，明主掌握著必勝的策略，來統治不得不被使用的人民；控制著“必尊”的勢力，來制服不得不服從的臣子，這樣就令行禁止，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所以，《明法》篇說：“尊君卑臣，非親也，以勢勝也。”
明君治國，立爵祿來鼓勵人民，人民可以得利於君主，故君主能使役他們；立刑罰來鎮懾人民，人民就將畏懼於君主，故君主能統治他們。所以，沒有爵祿，君主就沒有辦法鼓勵人民；沒有刑罰，君主就沒有辦法鎮懾人民。故人臣遵守規範執行君命，並非出於愛君，不過是出於趨利而避害；百官執行法度不行惡事，也不是出於愛君，不過是出於接受爵祿而躲避刑罰。所以，《明法》篇說：“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君主，專擅生殺，據有威勢，掌握令行禁止的大權來駕御他的群臣，這就是為君之道。人臣，處在下位，奉行君令，嚴守本身職責，做好分內工作，這就是為臣之道。君行臣道則陷於混亂，臣行君道則陷於危亡。所以，上下沒有分別，君道與臣道混同，是亂國的根本。所以，《明法》篇說：“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惶恐而謹慎地事奉君主，是因為要求生存怕死。假使人們都不要求生存，都不怕死，那就無法控制了。生殺之權專在大臣之手，而君主不危亡的事，是沒有的。所以，國家治亂如不決定在法度，而是由重臣決定；生殺權柄如不掌握在君主自身，而是旁落在下面，這就是寄生的君主。所以，為人君主專願把權勢送給別人，就一定有被劫殺的憂患；專願把法度送給別人，就一定有亂亡的禍事。這些都是亡國之君所走的道路。所以，《明法》篇說：“專授則失。”
凡是身為君主而不得行其政令，法度廢馳而對群臣放任，威嚴已經喪盡，權勢已被剝奪，政令發不出去，群臣不為所用，百姓不為所使，國內的民眾不能為所控制，那么，國就不是屬於他的國，民也不是屬於他的民。這種情況，乃是被欺滅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說：“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君的做法，接觸下層人士不等待貴臣介紹，進用國家大臣不依靠左右進言，對百官的聯繫是順暢的，對群臣的了解是明白的。對受罰的，君主明見他的罪；對受賞的，君主知道他的功。所見與所知沒有謬誤，所賞與所罰沒有差錯。因為他有不受蒙蔽的辦法，所以沒有被“墮遏”的憂患。昏君就不是如此，他的法令通不到人民民眾，被疏遠隔絕而不得了解情況。這種狀況，乃是被壅遏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說：“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能弄權行惡，是因為攬奪君權。人臣中一有攬奪君權的，君令就不能貫徹，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離在君臣之間，使好壞的情況不得發表，禍福的事例不得通報，人君迷惑而無從覺悟，這種情況，便是被閉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說：“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君，多聽獨斷，聽取意見的門戶是很多的。對群臣的政策，也要求下級可以提醒上級，賤者可以評說貴者。所以奸臣不敢對他欺騙。昏君則不然，了解情況沒有辦法，裁決事情又不用參考驗證。所以，無能的人上來，邪曲之臣專政，君主的視聽被蒙蔽阻塞，忠臣想要設謀進諫的，又不得進用。這種情況，乃是被侵奪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說：“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君治國，沒有不具備法令和賞罰的。所以，法令明確而賞罰規定得當，君主就尊顯而不出奸臣；法令錯誤而賞罰規定不當，群臣就一方面行私而蔽塞君主，另一方面結黨而劫殺君主。所以，《明法》篇說：“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是君主用來控制天下而禁止奸邪的，是用來統治海內而事奉宗廟的。私意，是可以產生禍亂、滋長奸邪而危害公正原則的，是可以蒙蔽君主、喪失正道而導致危亡的。法度得行則國治，私意得行則國亂。英明君主，雖對自己心愛的人，無功也不賞；雖對自己憎惡的人，無罪也不罰。按照法度規程來檢驗得失，與法度無關的事是不留意的。所以，《明法》篇說：“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君治國，總是根據恰當合適的原則，執行正確道理。所以，對於當賞的，群臣不得推辭；對於當罰的，群臣不敢逃避。賞功罰罪，本來是為天下興利除害的。雜草不剷除，就危害莊稼；盜賊不懲治，就傷害良民。如果棄公法而行私惠，那就等於便利奸邪而助長暴亂了。因為行私惠而賞了無功的人，就等於讓人民貪圖僥倖而謀求向上討好；行私惠而赦了有罪的人，就等於讓人民輕慢君主而輕易為非作歹。棄公法而行私意，明君是不肯乾的。所以，《明法》篇說：“不為惠於法之內。”
大凡君主沒有不要求人民效力的。使人民效力，就必須建立法度而推行政令。所以治理國家使役人民莫如有法，禁止淫亂抑制暴行莫有刑。貧者並非不願意奪取富者的財物，然而他不敢，是法度不讓他奪；強者並非不能施加暴行於弱者，然而他不敢，是畏懼法度的懲治。所以，百官的工作，都按法度檢查，奸邪就不會產生；暴慢之人，都用刑律懲治，禍亂就起不來；群臣並進，都用政策來駕御，私術就無法建立。所以，《明法》篇說：“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君主之所以能控制臣下，靠的是權勢。所以，權勢旁落在下，君就被臣控制；權勢掌握在上，臣就被君控制。一個被蒙蔽的君主，並不是誰堵塞和封守著他的門戶，然而他令不能行、禁不能止、所要求的什麼也得不到，就是因為喪失了權勢的緣故。所以，權勢獨攬在君主手裡，群臣就畏懼恭敬；法度政令由君主獨自決定，天下就服從聽命。如果權勢分散於臣下，命令就無法推行；法度政令產生於臣下，百姓就不會聽命。所以，明君治理天下，堅持獨攬權勢，而不與臣下共分；堅持獨定法度政令，而不許出自臣下。所以，《明法》篇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君，統一法規，建立準則，而且堅決地維護它們。所以，命令一下人民就服從。法，是天下的規程，萬事的準則。執法官吏，是牽制著人民生命的。所以明君治國，對於阻礙法令的就罰。這樣，依法治罪，人民受死也無所抱怨；依法量功，人民受賞也不必感恩。這些都是按照法度處理事情的功效。所以，《明法》篇說：“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君，握有一種法度的控制力量，所以群臣都出於正確的治理而不敢行惡。百姓也理解君主是依法辦事的，所以官吏對他們的派使，合法則服從，不合法則抵制不動。人民用法度和官吏互相牽制，下面憑法度與上面辦理事務。所以奸詐的人不能欺騙君主，嫉妒的人無法行害人之心，進讒面諛之人不能用其機巧。千里之外，人們都不敢為非作歹。所以，《明法》篇說：“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是用來計算輕重數字的，然而人們不去事奉它，並非心裡不愛財，而是因為“權”不能替他創造數量的多少，“衡”不能替他創造重量的輕重。人們看到事奉權衡本身沒有益處，所以不去事奉它。所以，有明君處在上位，官不能枉法，吏不能行私，人們看到事奉官吏也沒有什麼益處，所以就不用財貨行賄於官吏了。能做到權衡公正來處理一切事情，奸詐的人就不能行私。所以，《明法》篇說：“有權衡之稱者，不可以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這些單位，都是用來取得長短實數的。所以用尺寸計量短長，就萬元一失。尺寸的計量，雖對於富貴眾強的人們，不替他增長；雖對於貧賤卑辱的人們，也不替他減短。它是公平而沒有偏私的，所以奸詐的人不能製造錯誤。所以，《明法》篇說：“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家之所以亂，是因為辦事不根據事實而根據誹謗夸譽的議論。所以英明君主在聽取意見的時候，對於提建議的，要責成他拿出真實證據；對於夸譽人的，要用試官的辦法考驗。言而不實的，給予懲罰；試官而敗壞官職的，也給予懲罰。所以，假話無人敢說，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職。昏君則不是如此，聽取意見不考核其真實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虛名來推薦私黨；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績，因而愚污的官吏就進入朝廷。這樣，群臣就互相吹捧他們的美名，互相藉助他們的功勞，力求擴大交結而不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說：“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昏君不肯明察臣下的實際功勞，只看夸譽的人多，就行賞；也不肯詳察臣下的實際罪過，只看誹謗的人多，就處罰。這樣一來，就形成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受罰。功多而無賞，臣下就不肯盡力；行為忠正而受罰，聖賢就無法竭能報國；行賄賂而得爵祿，惡濁的人就混進宮府；委託重任的人不賢而官位很高，人民就背離公法而趨炎附勢了。因此，忠誠之士反而失其職守，廉潔之官反而治理不好。所以，《K明法》篇說：“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一般官吏為官，如行法而不掏私，奸臣便得不到什麼好處。這樣，奸臣就力求對他誣陷中傷。人君若不對他的“罪過”調查核實，根據不實之詞懲罰他，作人臣的就不得不事奉權貴來求得他們的夸譽，以便躲避刑罰而謀求祿賞。所以，《明法》篇說：“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奸臣的敗壞君主，總是採取漸漸敗壞的方法，使君主迷惑而不自覺察。他們在上面對君主進行偵查，在下面向人民收買名譽。他們夸譽同黨讓君主重視，誹謗非同黨的人讓君主廢黜。對他們所要利之、害之的，如君主聽而行之，這樣，群臣就全都忘掉君主而發展私交了。所以，《明法》篇說：“比周以相為匿，是故忘主死伎，以進其譽。”
君主沒有權謀策略，群臣就容易對他欺騙；國家沒有修明的法度，百姓就容易為非作歹。因此，奸邪之人若是執掌國政，群臣的切身利害仰望於他，這樣，替奸臣作耳目的人就多了，雖有不義之人，君主也是無從知道的。所以，《明法》篇說：“佼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
凡是所謂忠臣，都是力求修明法度政策，日夜幫助君主掌握法度政策的道理，來治理天下的。奸臣知道法度政策修明國家必治，國治則奸臣困難，而堅持法度政策者尊顯。所以，奸臣所努力爭取的，就是法度不要修明，。君主不要覺悟，而自己可以為所欲為。所以，正直之臣得用則奸臣因傷，這乃是正直與奸邪不能並用的必然趨勢。奸臣在君主左右，不能不憎惡忠臣。唯其憎惡，就必然窺伺君主的時機而日夜進言危害。君主若不明察而錯用其言，忠臣就會無罪而困死，奸臣就會無功而富貴。所以，《明法》篇說：“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君沒有不願意的。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君沒有不願意的。蒙蔽、欺騙、侵權、僧越，人君沒有不厭惡的。失天下，滅宗廟，人君沒有不厭惡的。忠臣修明法度、政策以實現國君的所願，消除國君的所惡，奸臣的專權者，便用行私來進行危害，忠臣就無從進用他的公正政策了。所以，《明法》篇說：“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昏君的授爵賜祿，不是依據法度審查功勞；判處刑罰，也不是依據法度審查罪過。而全是聽從權重之臣的主意行事。所以，重臣要賞的，君主就替他賞；重臣要罰的君主就替他罰。廢其公法，專聽重臣的主意。這樣，群臣就發展私黨，重視其臣而忘掉其君，奔走於重臣的家門而不肯進入朝廷。所以，《明法》篇說：“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君的治理臣下，明確他們的職務，而監督他們完成。勝其任者留官，不勝其任才廢免。所以群臣都竭盡能力來完成職務。昏君則不是這樣行事的。所以群臣只占據官位，接受厚祿，而沒有致力於治理國家的，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門而獨專其利，只期望統治搜刮人民而獨富其家。所以，《明法》篇說：“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君在上面掌權，國內民眾就都能盡心竭力來擁護君主，百官也分工治理來安定國家。昏、君在上面掌權就不是這種情況。雖然國內有勇力之士，卻被大臣們私養起來，不讓他事奉君主；雖然有聖智之士，卻被大臣們私用起來，不讓他治理國家。所以，統率的人數雖多，卻不能進用；百官雖然完備，卻不能支配。這種情況就是有君主之名而無其實。所以，《明法》篇說：“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君，使臣下盡力工作而守法，故群臣努力尊君而不敢顧其私家；使君臣本分明確，地位分明，故大臣各安其位而不敢私相抬舉。昏君則不然，法度廢而不行，故群臣可努力發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可以私相抬舉。這種情況，不是朝臣少，而是眾朝臣不為君主所用。所以，《明法》篇說：“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君主的安官設吏，不只是尊重他們、厚養他們就算完事了，而是使他們遵行君主的法度，執行君主的政令，來治理百姓鎮壓盜賊的。因此，誰擔任的官職大，那就爵尊祿厚；誰擔任的官職小，那就爵低祿薄。爵祿，正是君主用來使用和治理官吏的。至於昏君的官員，則是處在尊高的地位，拿著優厚的俸祿，養著自己的黨羽，而不以官職為本務。這種情況，官吏就沒有作用了。所以，《明法》篇說：“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君選拔賢者，對於號稱有勇的人，用當兵作試驗；對於號稱有智的人，用當官作試驗。在軍隊里試驗有功的就提拔他，在官府里試驗幹得好的就任用他。所以，用戰功的事實鑑定勇怯，用官職的治績鑑定愚智，這樣，勇怯愚智的表現，就象黑白一樣分明了。昏君則不然，聽言論而不試驗，所以說假話的人也得以舉用；任用人材而不試官，所以不肖者也沒有什麼困難。因此，英明君主用法度驗證人的言論以求其實際，把官職放在人的身上以考其成果，是專靠法度取人而不搞個人舉薦的。所以，《明法篇》說：“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勞，乃是指安定國君，謀利於萬民的。破敵軍，殺敵將，戰而勝，攻而取，使君主沒有危殆滅亡之憂，百姓沒有死亡被俘之患，這是軍士用來作為功勞的。奉行君主的法、度，管好境內的政事，使強者不欺凌弱者，人多勢眾的不殘害人少勢弧的，萬民竭盡其力來事奉君主，這是官吏用來作為功勞的。匡正君主的過錯，挽救君主的失誤，申明禮義以開導君主，以致君主沒有邪僻的行為，也沒有被欺矇的憂患，這是大臣用來作為功勞的。所以明君的治國，分清職務而考計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罰，賞罰之所加，各得其宜，而君主不用搞私人干預。所以，《明法》篇說：“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君治國，分辨是非，考察事物情況，都是用法度審核。合於法度則實行，不合則不實行。客觀成果能證實其人的主張，就給予賞賜；不能證實者，給予懲罰。所以，對所謂有智慧型的人，必須見到成果而後才用他；對所謂有惡行敗德的人，必須見到罪過而後才免他。這樣，士人就可以下情上通而無人能夠妒忌，不肖者就困窘失敗而無人能夠舉用。所以，《明法》篇說；“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君的治國之道，是定出人民所喜歡的措施來促使他們立功，所以規定爵祿鼓勵他們；定出人民所厭惡的措施來禁止他們行惡，所以規定刑罰震懾他們。因此，按其功而行賞，按其罪而行罰，這樣則群臣即使夸譽無功的人，也不敢進用，即使誹謗無罪的人，也不可能廢免。所以，《明法》篇說：“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控制群臣，專擅生殺，是君的本分；牢記君令，接受節制，是臣的本分。威勢尊顯。是君的本分，卑賤畏敬，是臣的本分。令行禁止，是君的本分；奉法聽從，是臣的本分。所以君臣之間的高下地位，有如天之與地；其劃分的差別，有如白之與黑。所以，君臣的界限分明，就形成君尊臣卑的局面。這樣，臣下服從君主，就象迴響適應聲音一樣；臣下效法君主，就象影子跟隨身體一樣。所以，上面發令而下面回響，君主行事而臣子聽從；令則行，禁則止，求則得，這就是所謂容易治理。所以，《明法》篇說：“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君有一套策略來任用臣下，使群臣可以獻出他們的智慧型，貢獻他們的專長。因此，智者便獻出他的計策，能者便獻出他的成果。用他們的前言核對後果，所貢獻的合宜，就賞賜他；不合宜，就懲罰他。設官任吏治民，都根據法度檢查成果。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自身既不煩勞而又可使百官分工盡職。所以，《明法》篇說：“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