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32歲的青年植物學家奉命前往他的母校、外省的一所農學院檢查工作。臨行前，李森科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里亞德諾院士要他注意，那個學院有一個以“無軌電車”為首的摩爾根學派的地下組織在活動。來到學院後，他發現，所謂地下組織的活動，是一批科學家為培育上更新品種而背著里亞德諾院士和該院院長瓦里切夫所搞的科學實驗。領導科學實踐的是副院長波索什科夫院士、遺傳與育種教研室主任赫依費茨教授和外號為“無軌電車”的實驗室主任斯特里加列夫副教授。里亞德諾曾經竊取了斯特里加列夫研究的土豆新品種“五月花”，探聽到副教授又在研究一個更好的土豆新品種，大為惱火，決心要整掉這個試驗小組。傑日金雖然被任命為教研室和實驗室代主任，但他以自己的坦誠和正直贏得了斯特里加列夫等人的信任。斯特里加列夫向他詳細介紹了自己的育種工作，並希望他保護和繼續改良新培育的土豆新品種，為社會進步服務，而不能落入里亞德諾之手，成為他沽名釣譽的資本。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穿白衣的人們》
- 創作年代：現代
- 文學體裁：小說
- 作者：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杜金采夫
內容概要,作品賞析,作者簡介,
內容概要
1949年5月，院長宣布，克格勃破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赫依費茨、斯特里加列夫扣其他一些集團成員都被捕了。第二天，傑日金潛入已被查封的斯特里加列夫的秘密試驗地，取出了他的土豆種和切片機，並從里亞德諾那裡得知斯特里加列夫並沒有被抓獲。斯特里加列夫偷偷來到傑日金的宿舍呆了兩天，寫下了有關土豆育種工作的所有數據，離去後不幸被克格勃逮捕。傑日金明白，只有拿出土豆新品種，讓全世界知道斯特里加列夫的成就，才能拯救被捕的人們。但是，他也知道無知的長官們並不理解真正科學家的學說和成就，他們只相信里亞德諾之流的偽科學。
《植物學問題》第8期刊登了傑日金的老師、摩爾根學派權威波索什科夫院士化名薩馬林的一篇文章，文章批評了里亞德諾的學說，指出里亞德諾引為得意的論據、長黑赤楊葉的樺樹枝並不能說明一種植物上會長出另一種植物，那只不過是一種菌的孢子引起的樺樹葉的病變。但很快雜誌編輯部被改組。這個月，劫後餘生的斯特里加列夫培育的十八株土豆新品種獲得了成熟的塊莖；傑日金利用斯特里加列夫多年研究的結晶，把南美野生土豆與家土豆雜交的品種，也有三朵成功地結出了果實。他意識到，這是有世界意義的成果，許多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許多人為保護這一成果仍在擔著風險，他決心繼續把先行者的研究繼續下去。過了十月革命節，農學院在小會議廳召開學術委員會會議，里亞德諾的助手布魯扎克從莫斯科趕來督陣。波索什科夫院士的文章受到了批判，傑日金據理反駁，認為遺傳學理論是尊重客觀的、是正確的，波索什科夫院士的文章，是在用事實反駁里亞德諾學派。布魯扎克氣急敗壞地把波索什科夫院士稱作“隱藏的、還在活動的摩爾根遺傳學分子”，罵傑日金是“法西斯思想的宣傳者”。當晚，波索什科夫給傑日金打電話，要傑日金晚些時候到他家去。當傑日金趕到時，老人已經服毒自殺。老人把一筆巨款留給傑日金，希望他繼續未竟的事業。老人還寫了一封給科學院院部的信，信中責備院土們當初把里亞德諾這個只會整人、阻礙科學發展的庸人選為院士，也為自己終於能夠站出來揭露他們而自豪。他之所以自殺，是因為忍受不了“同志們”的折磨。
傑日金被開除出農學院，罪名是“積極參與反對先進的米丘林學說，宣傳魏斯曼和摩爾根的反動思想”，並受到克格勃的傳訊。在克格勃一位上校和民眾的幫助下，傑日金帶上培育的土豆和種籽以滑雪作掩護逃出了農學院，躲過了“滑雪者”對他的追捕，搭乘一輛汽車，來到離農學院很遠的一個火車站，在那裡乘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車。幾天后，一輛急救車把傑日金從莫斯科車站直接送進了醫院。他發著高燒，昏迷中還緊緊抓著那個寶貴的背囊。傑日金病癒後，找到了被解職的茨維亞赫教授。
為了給秘密的土豆育種工作創造條件，茨維亞赫自願到一個遠離鐵路線的農場擔任場長。傑日金在那裡隱姓埋名勤勉工作，幾年的時間內，新品種土豆田已發展到一公頃。他欣慰地想到，他總算把斯特里加列夫的“產兒”撫育成“人”了。這時，他記起剛到農學院時與茨維亞赫討論善與惡的情景。他說，“善行中是沒有利己主義的。”茨維亞赫回憶說，他父親生前也喜歡議論善與惡，並常常引用《聖經》中的一段話來讚美捨己為人的人：“這些穿白衣的人是誰？他們是為體驗巨大的痛苦而來的。”他發現，那幾年中，他並沒有感到自己是“穿白衣的人”，因為人在艱苦奮鬥時，根本不會去想自己穿的是什麼衣服。
20世紀60年代初，里亞德諾陷入了眾叛親離的境地，人們都不願接近他。史達林逝世後，他曾向新領導人許諾，四年內拿出小麥新品種，在這一許諾落空後，新領導人對他失去了興趣。他只有在午餐時，糾纏著食堂里的鄰坐，發泄他的牢騷。他向別人吹噓說，“將來我的學說還將復興。”令他不解的是：“他們當年有多少人啊！成千上萬。可是我只是單槍匹馬。他們為什麼向我投降？而今天為什麼我卻失敗了？”茨維亞赫解釋里亞德諾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一生只是在追逐幸福，在為自己而努力。幸福不喜歡這種努力，避開這種努力。幸福在你本身，你用自己的身體供養親人，你流淌著鮮血，歷盡苦海，奄奄一息地爬上海岸，那時，幸福自己就會找到你，雖說你並沒有想到幸福”。
作品賞析
很多讀者都不太喜歡文學作品過多地與政治問題掛鈎，但對於前蘇聯文學來說，關注民生與社會，思考社會與政治問題，恰恰是它的一個顯著特點。許多作家即使在被冷落歧視、甚至遭批判迫害中仍然默默地筆耕，莊嚴的社會責任感讓他們依然恪守不渝，而不幸的遭遇又使他們更深刻地反思歷史，得以窺見歷史的真面目。
20世紀50年代，杜金采夫因《不單為了麵包》遭批判。在此後30年的時間裡，再沒有發表過什麼大部頭的有影響的作品，他的名字幾乎已從前蘇聯文壇消失。但《穿白衣的人們》的問世，使人們認識到30年來處在逆境中的作家把自身的全部的思索、追求、心血和對人民的愛澆鑄在這部作品之中。與作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相比，《穿白衣的人們》雖然繼續著《不單為了麵包》的主題，但是由於所描寫的已經不單是圍繞一個中學教員的發明而展開的鬥爭，而是前蘇聯生物學界一場充滿血腥味的驚心動魄的鬥爭。儘管作品中所塑造的以波索什科夫院士、斯特里加列夫教授和青年科學家傑日金為代表的三代前蘇聯正直生物學家的形象，以及里亞德諾、布魯扎克等靠竊取他人成果，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的“學術權威”是虛構的，但熟悉和了解前蘇聯歷史的讀者立刻就會在斯特里加列夫等人的形象中，看到被迫害致死的前蘇聯著名生物遺傳學家瓦維洛夫等優秀知識分子的品質，而在里亞德諾身上，則可以看到李森科之流的影子。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對社會歷史的思考角度和他所使用的價值尺度都有了某種程度的深化。以往，在涉及知識分子題材時，前蘇聯作家，包括杜金采夫本人的視點通常都集中在知識分子對事業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以及他們在政治、工作、生活上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從而展開對官僚主義、市儈心理的批判。到後來，《穿白衣的人們》把主人公的命運放在李森科之流給前蘇聯社會和生物學界造成的巨大災害這種大背景上，明確地把波索什科夫、斯特里加列夫、傑日金等人當作前蘇聯生物科學的精英和舉足輕重的人材來對待。這樣，他們所受到的種種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善惡是非之爭，而是發生在前蘇聯社會生活中的文明與愚味的衝突，科學與偽科學的較量、民主與專制的抗爭。作者不僅是在為某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識分子伸張正義，更是在為歷史上無法彌補的失誤和前蘇聯科學事業所遭受的巨大損失而大聲疾呼，為社會改革和體制的完善在大聲疾呼。作者通過里亞德諾本人之口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當年會有那么多的人向我投降？”又通過傑日金向波索什科夫的小兒子安德留沙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說：“你爸爸是個好人，但不是大家都知道這一點。我們剛剛度過了好人可能不被理解的時代。當時，有些人大喊大叫，說他是個很壞的人。他們是因為害怕而喊叫，而不是因為真是這樣。還經常有一些真正的壞人，他們要求別人也像他們一樣壞。誰能裝樣子，他們就把他叫作好人。”作者借用《聖經》的典故，把波索什科夫、斯特里加列夫、傑日金等人稱作“穿白衣的人”，讚頌他們為人民和祖國的利益、為真理和科學勇於獻身的精神。同時又深刻地揭示在歷史的某些反常時期，在錯誤路線下，往往是這些人會失去民主的權利，受到限制、迫害、甚至被自己的“同志”處死。
為了藝術地揭示造成這一歷史悲劇的深刻根源，作者不僅用跌宕起伏的情節、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展現一幅幅驚心動魄的畫面，揭露了極左路線給前蘇聯社會和科學造成的危害，而且加強對正反兩面各式人物的細緻的心理描寫，一方面再現了正直知識分子的痛苦思索和道德精神的成長過程，另一方面對深藏在人們靈魂深處的追名逐利、嫉賢妒能的卑劣心理進行了猛烈的鞭笞。讀者讀完這部作品之後，會對尊重科學、尊重科學的客觀規律和珍惜人才，特別是珍惜那些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的卓越人才，有更深的理解。
作者簡介
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杜金采夫，前蘇聯作家。1918年生於哈爾科夫州庫皮揚斯克市。1940年畢業於莫斯科法學院，同年徵召入伍，參加衛國戰爭，受傷後從1942年至戰爭結束在西伯利亞軍事檢察院工作。1946年—1951年任《共青團真理報》特寫記者。1952年出版短篇小說集《七勇士》和《尼娜車站》，1954年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在自己的崗位上》。1956年長篇小說《不單為了麵包》問世，小說描寫主人公（中學物理教師）搞了一項發明，與官僚主義者、學術權威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作品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但受到批評界的嚴厲批判，被認為是“誣衊性的作品”。以後幾十年主要致力於前蘇聯少數民族文學的翻譯工作，其間還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1959）、《短篇小說集》（1963）和《新年的童話》（1965）。1986年9月，《星火》和《科學與生活》兩家雜誌分別發表了他構思並寫作20餘年才得以完成的新作《穿白衣的人們》的片斷，引起讀者極大的興趣。1987年，《涅瓦河》雜誌在第1—4期上連載了這部長篇小說，獲得評論界的高度讚揚，並於1988年獲前蘇聯國家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