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慕頤，國民政府軍統特工，曾任軍統上海區行動組組長。1938年4月，戴笠指示程慕頤，搞一個專門向共產黨根據地潛伏的特別訓練班。程慕頤把這個特訓班辦到陝西漢中郊區的陳家營，對外掛出天水行營游擊幹部訓練班的牌子。班主任由戴笠兼任，實際事務由副主任程慕頤負責。程慕頤不在時，由政治指導室主任沈之岳負責。沈之岳在1937年潛入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二期就讀，並混入共產黨。1939年秋天，沈之岳又隨程慕頤在漢中辦班。程慕頤在招收學員方面頗花了一番心思。他要求學員必須以陝、甘兩省的青年學生為主，這樣培訓後就容易以進步青年的身份投考延安的學校，畢業後通過組織分配進入共產黨組織。延安時期共抓獲55名潛伏的軍統特工，1949年後抓獲170多人。1955年共產黨軍攻占一江山島，從繳獲的相關材料中發現漢中特訓班竟然有670多人，還有人已經是高級幹部，之前發現的只是冰山一角。後來公安部特地為此開展了603專案。軍統在1938年開始開設特工培訓班，其已知的陵訓班、黔訓班、息訓班等訓練班前後畢業人數大致在兩萬人左右，其中有多少在1949年後潛伏下來並且沒有被破獲的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程慕頤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職業：軍統特工
- 信仰：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開辦漢中特訓班、派遣特務潛伏延安
程慕頤，國民政府軍統特工，軍統上海區行動組組長。1938年4月，戴笠指示軍統上海區行動組長程慕頤，組建一個專門向共產黨根據地潛伏的特別偵察組。為了培訓特務，程慕頤在溫州辦了一個特訓班。張國燾叛逃後，便給軍統出謀劃策，建議成立專門對付延安的特訓班，向中共首腦機關派遣培訓後的特工。此計正合戴笠心意，當即委任張國燾為軍統少將高參，具體負責對中共各首腦機關的策反。張國燾接受指令後，感到溫州特訓班距離陝甘寧邊區太遠，建議遷址。
陝川甘接壤區漢中，城市街衢井然，店鋪毗連，人口稠密，商業繁榮，是一個理想的辦學點。1939年9月，軍統以“天水行營游擊幹部訓練班”的名義，在漢中城郊陳家營辦班，圈內代稱“漢訓班”。“漢訓班”在漢中城繁華街道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號設有接待站，學員到漢中後由接待站負責護送到陳家營“漢訓班”學習。漢中特訓班招收的學員都是具有國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男女。訓練期間,所有人員一律以代號相稱，彼此不知道真實姓名。訓練內容除了在思想上進行反共教育外，還教授射擊、爆破、暗殺及竊取情報等技術。
這個塵封七十多年的漢訓班，在陳家營長者的記憶中已十分模糊。在他們的印象中，它是一所軍人看守、戒備森嚴的秘密單位。漢訓班班規森嚴，令人生畏，違者輕的遭鞭笞、禁閉、悔過具結;重者喪命。訓練時間以3個月為一期，期滿後便偽裝成進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長期潛伏。此外，“漢訓班”還規定，潛伏人員橫向之間不可發生聯繫，也不主動同上級機關進行聯絡，而是等候時機，接到指令後配合國軍行動，實施刺殺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破壞軍事設施，炸毀橋樑、倉庫等活動。
國民政府軍統局將這些人員稱為“第五縱隊”，視為出奇制勝的法寶。到1941年10月，這個特訓班已經辦了九期。漢訓班的幹部配備相當強，班主任按照軍統慣例由戴笠兼任，實際事務由化名程益的副主任程慕頤負責。程慕頤不在時由政治指導室主任沈之岳負責。沈之岳，浙江仙居人，1937年曾奉命潛入延安，在抗大二期就讀，並成功打入共產黨中央機關。1939年秋，沈之岳從延安成功退出後，即隨程慕頤在漢中辦班。延安潛伏經歷使得沈之岳在中國國民黨特務機關很是風光。三十多年後，沈之岳在台灣扶搖直上，當上台灣安全局中將局長，且成為蔣經國的心腹。他在自己寫的回憶錄中，回憶了當年進出延安的經過。政治教官朱增福也在1938年6月打入延安，在陝北公學二期加入共產黨，離開延安後在溫州特訓班當教官，後來到“漢訓班”專門講授如何偽裝，打入中共首腦部門。特技教官杜長城是綏遠人，先後在“蘭訓班”第一期和“漢訓班”第一期受訓，後留班任教。此人後來成為軍統的爆破專家，1948年任特技總隊少將總隊長，負責南京、上海、重慶等大城市撤退時的破壞，曾經指揮炸毀廣州珠江大橋。軍事教官王紹文是“蘭訓班”的高才生，負責射擊等軍事訓練。漢訓班還自己培養人才，二期的李德、四期的祁三益、六期的李昌盛，畢業之後都升任教官。據史料記載，張國燾也曾多次到過漢中，為特訓班主講“中共問題”。
在軍統系統，這個漢訓班不像臨澧特訓班、蘭州特訓班那樣出名。但是，打入邊區卻最為成功。張國燾叛逃後建議：共產黨重視吸收知識分子，打入延安應從學生入手。軍統“漢訓班”招收學員，就注意選擇知識青年，而且還是邊區當地人。“漢訓班”的學員大多是甘肅平涼、陝北榆林等幾個中學的學生，培訓後很容易以進步青年身份投考延安的抗大等學校，也容易通過中共的政審，而後通過組織分配進入中共組織。戴笠十分器重這個漢訓班，1940年秋，他專程從重慶趕到漢中，為“漢訓班”訓話。他要求“漢訓班”學員：“要從共產黨手中拉回民眾，從日本人手中拉回漢奸。”戴笠除了精神動員之餘，還拿出錢財獎勵：程慕頤200元，其他每人20元至50元。獎勵之高，出手之大方，漢訓班一時成為軍統的天之驕子！
如何打入“匪區”，一直是軍統的難題。1941年前後，程慕頤的“特別偵察組”已經滲入中共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豫皖蘇邊區、鄂豫皖邊區、冀魯邊區、魯蘇邊區以及江西、浙江根據地。戴笠指示將這個頗有成效的“特別偵察組”擴編為“特別偵察站”，下設延安、環縣、府谷、韓城、長（治）、宜（川）、五台、新鄉、潢川、蒙城、泗縣、即墨、定陶、乾陽、麗水、孝豐、鹽城、溧水、贛北18個特偵組,以及一個設在浙江的東南分站。主要任務是打入中共要害，長期潛伏，伺機而動。
戴笠對軍統特工滲透情況十分滿意。親自布置程慕頤：根據形勢發展，延安組要在一兩年之內做出轟轟烈烈的成績。戴笠的重視鼓舞了程慕頤，程慕頤決心針對延安的中共乾出點名堂來。程慕頤的西北特偵站本來在洛川建有專門針對中共中央的延安組。但是，這個延安組卻總是不能在延安立足。直到有了“漢訓班”，才有一批特工成功地打入延安。至1942年5月，“漢訓班”畢業的胡士淵、楊效衛、夏秉打入中央軍委二局；王治和潛入聯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滲入邊區保衛處；馬鳴、趙西湖、劉一平考入延安抗大學習；馮善述、朱浪舟進入中共陝西省委；石進中、宮兆豐來到綏德專署；陳明在隴東專署；張秉均潛入安塞兵工廠。可是，這些“漢訓班”的特工進入邊區就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與西北特偵站失去聯絡，很難發揮更大作用。由於張國燾在重慶磁器口親自籌辦“特政班”，1941年3月，戴笠決定停辦性質相同的“漢訓班”，還將程慕頤的西北特偵站從漢中遷到西安，改名西安特偵站，任務是啟用已經打進延安的“漢訓班”特工，擬針對中共開展破壞活動。
根據上峰要求和形勢發展需要，程慕頤在西安專門召集會議，擬把打入延安的所有潛伏人員組織起來，形成一個有效的特工網路。會議決定派遣趙秀為延安總聯絡員，祁三益、李昌盛、王繼武分別擔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組的聯絡員，聯絡延安各機關單位的潛伏人員。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當地中國國民黨駐軍關係，以22軍大車隊為掩護，往來榆林與西安之間。派遣張林清打通洛川與延安之間的聯絡。派遣馮小泉在延安，韓自忠在清澗，以開店為掩護設立秘密聯絡點。程慕頤還拿出精心保管的所有“臥底”，讓各聯絡員熟悉潛伏人員的情況。趙秀、祁三益、李昌盛、王繼武等四人雖然是教官，以前卻並不知道“漢訓班”有這么多人打入延安，見了這些“臥底”名單，甚為吃驚。這些特務已成功打入軍委二局、聯防司令部、邊區保衛處和其他諸多要害部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