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淵源
起源學說
唐代宮廷舞變種之說:汾陽民俗研究會會長、作家劉瑞祥認為,汾陽地秧歌由唐代在汾陽民間流傳的宮廷舞演變而來。汾陽城以西栗家莊、堡城寺曾是汾陽王郭子儀的餉田。堡城寺村歷史上也叫郭太尉莊。郭氏家族中餉田的經管人,由長安來到汾陽後,將宮廷中流行的打擊樂舞傳到了栗家莊,並由此發展為汾陽地秧歌。漢以來,民間流傳一種踏地為節,邊歌邊舞的“踏歌”。“踏歌”在唐代分為兩支,一支在民間流行,另一支被加工成
宮廷舞蹈。周穆門《武林踏燈詞》曰:“且看燈前村婦艷,插秧先試踏歌聲”。“踏歌”可能是秧歌的前身。栗家莊民間也有,“磕花棒的全憑腿腳哩,打鼓的全憑胳膊哩,篩鑼的全憑‘圪尺’哩”的行話,這說明秧歌在這一代非常盛行。
歌頌梁山好漢之說:傳說北宋末年,河北獵戶田虎占據汾州、平陽、潞安等五州五十六縣,並在汾州稱晉王,與北宋對峙。梁山好漢曾來此平亂,汾陽人民仰慕梁山好漢的俠義,於是形成以歌頌梁山好漢為內容的民間舞蹈。汾陽地秧歌中磕棒小生是武松的化身,腰鼓花臉是時遷的扮相,小鑼女子是孫二娘的裝束。田虎在汾陽起造宮殿的事情,汾陽曆代文獻中尚未找到佐證,只在《水滸傳》中有提及,但秧歌的表演形式已經和現代大抵相同。潮州鶯歌也有飾梁山好漢的情節,而且其表演形式與汾陽地秧歌並無太大分別,此外,在山西平定武迓鼓的表演中也有梁山英雄的情節。因此,汾陽民間傳說地秧歌中融入梁山故事並非空談。康保成在《
儺戲藝術源流》一書中,明確地談到,“山西汾孝地秧歌也屬於同類”,將平定迓鼓、潮州鶯歌與汾陽地秧歌歸為一類,既有文場也有武場。
祭神禳瘟之說:這一說法源自汾陽地秧歌演員的臉譜常常繪有蠍子、蜘蛛、蜈蚣、蛇、蟾蜍“五毒”的圖案。汾陽地處黃土高原,十年九旱,易遭蟲災禍害。每年人們都要舉行專門的活動,祈神求雨,禳除蟲災。在這些酬神賽享的活動中,人們將滅殺的蝗蟲等屍體送入田間埋,並以舞蹈的形式,以示神聖,表達希冀。明代嘉靖年間,邑人孔天胤在《謝郡侯張公禱雨輒應》中寫道,“笙鼓水龍喧社處,兒童竹馬躍城陰。”正是這一活動的真實寫照。
插秧說:“秧歌是中國農民在從事集體的農作勞動中,為了統一動作、減輕疲勞、增加速率,而集體創作出來的”。這一結論從起源學上對秧歌進行解釋,即秧歌是插秧之歌。清代汾陽提督學政李觀光有這樣的詩句,“載酒鶯啼聞晛睆,插秧人滿滴空濛”。這說明,歷史上汾陽民眾種植水稻並在此基礎上產生秧歌是很有可能的。
發展歷程
形成期:據已故秧歌藝人朱學寬和馬振勝講,汾陽地秧歌形成的時間應在清代之前。《山西戲劇概覽》中明確指出,“祁太秧歌的形成,應不晚於明代末期,它是受汾孝秧歌的影響而產生的,當時屬於踩街秧歌,不在舞台上演唱,唱詞大都是第三人稱的。”據此,在明代晚期,汾陽地秧歌已經形成了,而且不再是以舞為主的形式,已開始在平地演唱。
活躍期:20世紀20—30年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汾陽地秧歌最活躍的一段時期。當時活躍在汾陽、孝義一帶的秧歌班不下20個,其傳承以自願為特徵,為社會鬆散型組織,並非家族性傳承。當時收徒授藝、學唱秧歌非常盛行,以胡銀兆(藝名一根胡)最有影響,跟他學唱藝的徒弟很多。汾陽三泉鎮任家堡的朱氏兄弟(藝名五寶、六寶)組織了秧歌班招徒授藝。抗戰時期,汾陽磕板秧歌的演出一度停止,一些秧歌唱手即興編詞,宣傳抗日,多用舊調編新詞,如《八路軍威名震天響》《抗日領袖人人都愛他》等。
繁榮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汾陽地秧歌成為人們慶賀豐收、歡度佳節的文藝形式。20世紀50年代,汾陽縣文化館多次召集汾陽磕板秧歌演唱骨幹進行培訓,並對武場地秧歌的音樂和服裝進行改革,組建“汾孝秧歌”隊,1961年汾陽羅城大隊地秧歌隊參加了山西省民間文藝調演,武場地秧歌首次被搬上了舞台,為了適合舞台調度,對原來“掏場子”套路作了較大的改動,使地秧歌的面貌煥然一新。文革期間汾陽地秧歌曾一度衰竭。文革結束後,再次復興。這一時期全市近200多個村莊有地秧歌隊,也曾有過一個村就有十幾支秧歌隊的紅火景象。
衰落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在多元文化的衝擊下,汾陽地秧歌的演出活動越來越困難,許多秧歌班紛紛解散,只有少量村落中的秧歌班進行磕板秧歌的演出。直至2005年後,汾陽文化局開始了對汾陽地秧歌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工作,這一傳統民間藝術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
舞蹈特色
表演形式
汾陽地秧歌分為文場和武場。文場,就是不配絲弦的乾板腔秧歌。原是農民們在田間地頭唱的一種民間小調,後隨著武場秧歌的興起,發展為文場地秧歌。唱秧歌的演員,在武場停止表演打奏後演唱,由十二個武場角色和器樂伴奏者輕敲樂器邊,掌握節奏,唱完後武場樂器樂即奏,雙方配合默契,唱角一般不化妝,全憑唱取勝。唱角一般箍上
牡羊肚手巾,別一枝紙花,耳朵上吊上兩個染紅的棉花球,當作耳環,頭上插一朵花,扮武生的則反穿老羊皮襖當戲服。文場秧歌大體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過街唱的四六句子,也俗稱過“街板”,由一個人演唱,還有是兩人唱或多人對唱,內容未定。其中,一部分是採用傳統的秧歌小段,一部分是由藝人們自己編創的反映社會現實的小劇目。
武場,是十二個角色邊敲打鑼鼓邊按套路進行,可在固定場地表演,也可以邊走邊表演。表演中,除了各自的獨特演技外,地秧歌的隊形變幻也融進了兵家陳勢的演變,有二龍出水、梳辮子、四對面、蛇褪皮、蒜辮子、單勾心、十字花、三十六連勾、剪子股等多種。時間可長可短,有的不重複套路隊行可表演長達三,四個小時。
舞蹈動作
汾陽地秧歌的動作很有特點,它的各種勢法與流傳在當地的武術動作的架勢有密切的關係。除打小鑼的女角外,凡是參加“地秧歌”者,差不多都會兩下拳腳。“汾陽地秧歌”的
舞蹈動作豐富多彩。磕花棒的動作剛勁舒展,基本動作有“獅子大開口”“叫棒”“虎勢”“丁字七星步”“金雞獨立”“桿子勢”“旋風腳”“跳馬勢”“餓虎撲羊”“踢腿打虎勢”等。打小鑼的女角婀娜多資,基本動作有“懷中抱月”“天女散花”“坐盤”“挑辮鏈”“篩鑼”等。打鼓子的動作滑稽矯捷,基本動作有“鳳凰單展翅”“
鳳凰雙展翅”“串花”“虎勢”“馬勢”“硬翻身”“朝天一柱香”“猴格佬馬蜂”“黑虎拖鞭”“兔刨土土”“野雞串”等。表演隊伍的底功越好,場子掏的就越精彩。
曲調特徵
不管走到誰家門口,都要停下來唱幾句“四六句子”,這叫做“打過街板”。由於唱的都是些恭賀喜慶、滑稽詼諧的詞句,因此,家家戶戶為圖吉利,都要厚備煙茶糖灑來酬謝。人們習慣地稱此為“排街”。當時把這些唱曲兒的歌手稱之為“蠢廝兒”“蠢女子”。汾陽地秧歌曲調淳樸、健康、音調別致,特色鮮明。曲調各有特點,韻味各有不同,有的以曲調優美、秀麗,節奏舒展、抒情性強見長,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鮮明的地方特色。有的則以節奏緊湊、音調簡潔,似說似唱,善於敘事著稱。有的又因曲調較快、活潑,風格清新、開朗,適於載歌舞的表演。
道具樂器
地秧歌作為道具的樂器有花棒、小鑼、腰鼓。外圍烘托氣氛的樂器主要有大鑼、大鼓、饒鈸和亮鑼。花棒由兩根長30厘米,直徑為3厘米的棗木木棒削制而成。小鑼形似晉劇小鑼,直徑20厘米,發音尖怪。腰鼓又稱“花鼓”,長33厘米,口徑為15厘米。外面的大鑼口面直徑為40厘米,鑼邊寬3厘米,發音低沉,音色洪厚。大鼓種類不一,大小不等,全由秧歌隊的建制而定,參與的人多就用較大的鼓,參與的人少就用較小的鼓。饒鈸的大小規格不定,只要求兩付饒鈸音色不同即可,為的是在演奏中形成對比。亮鑼的口徑約25厘米,發音要“蘇”,它在其中起間奏的作用,聽起來歡快活潑。
傳承保護
傳承價值
汾陽地秧歌不僅有鮮明的地域特點,濃郁的生活氣息,熾熱的思想感情,獨特的藝術風格,而且還保留著豐富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古老的民間藝術特色,為汾陽民間傳統文化底蘊增添光彩,對於研究黃河流域農耕文化,探索當地人民娛神崇祀等民俗活動有著重要的價值。
傳承狀況
汾陽地秧歌傳人匱乏,技藝日漸簡單化,演出隊伍萎縮,人員老化現象嚴重,亟待搶救。
保護措施
2019年11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布,
汾陽市人民文化館獲得“秧歌(汾陽地秧歌)”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2023年10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布,汾陽市人民文化館獲得“秧歌(汾陽地秧歌)”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社會影響
重要活動
2014年,汾陽市文廣新局主辦的活力汾陽·百姓大舞台—讓文化遺產活起來活動在汾陽市城市廣場舉辦,汾陽地秧歌進行了表演。
2017年9月28日,2017山西(汾陽·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覽會在山西省汾陽市開幕,汾陽地秧歌在開幕式上進行表演。
2019年9月13日,
國家藝術基金2019年度藝術人才培養資助項目《晉陝甘寧秧歌舞創新人才培養》在山西大劇院小劇場舉行匯報演出,演出節目包含汾陽地秧歌為元素的《對·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