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應逵

秦應逵(1850—1915),字鴻軒,湖北孝感人。清末連中兩元、並中進士,曾重修泰山南天門的清末名臣,著名藏書家、教育家。自幼秉性忠直,聰明好學,每次靜讀,必帶筆而讀。凡妙處、奇處、疑處、異處、感人處,必將看法和感受注在書楣、字縫、頁邊。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中會元舉人會試榜首),此事見於《清朝同治13年甲戌科進士名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秦應逵
  • 別名:字鴻軒
  • 出生日期:1850
  • 逝世日期:1915
秦應逵《會試闈墨》是同治甲戌科會試考生文章匯集。共收錄第一至第十七名考生的文章30篇。考試題目有三道,分別為《子曰君子坦蕩蕩》、《自誠明謂之性》、《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第一名是湖北秦應逵,第二名是山東米協麟,第三名是順天路金聲”。《會試闈墨》一書出版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今收藏於湖北黃岡市檔案局紅安縣檔案館。當時,黃兆晉(今孝南三汊埠鎮同昶村大黃灣人)、秦應逵(今孝南西河鎮秦家松林人)、屠仁守(今孝南區西河鎮屠家祠堂人)三人家相距不足十里,因此,孝感民間至今流傳著“十里三進士,一科(同治甲戌科)兩會元”的佳話。鄉民自動捐資,為他仨建廟立祠,蓋了一座題為“三元宮”的寺廟,讓他們接受家鄉善男信女的香火膜拜。秦應逵後殿試賜“進士及第”,任翰林院編修及山東滕縣、泰安、歷城知縣。扇子崖位於泰山西溪西側。這裡奇峰突兀,高聳竣峭,形如扇面,故名。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扇子崖元始天尊廟年久失修,廟貌傾頹,神像欹側,至是奉安府參將恆山、泰安知縣秦應逵等鳩工重予整修,並於廟中創建真武洞一所。東阿縣增生周文蔚撰《重修元始天尊廟並創建真武洞碑記》立於廟中。毛澄曾讀嘉慶間泰安知府金素中所著《泰山志》一書,十分嘆賞,遂起重刊之志。但原書書版因“歷年已久,漸多殘佚”,毛澄為了還書舊觀,乃如意“訪求善本,訂訛補缺”,重付剞劂。書工未竣因發生“泰安教案”,毛澄被遷官(光緒二十年,法國傳教士在泰安購地修建教堂,毛公不予批准,事發後,清廷在法人的壓力下,將毛公改任。事見《山東教案史料》頁58),由其後任秦應逵主持完成,《泰山志》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行。此書雖題“秦應逵重刊”,而實毛公之力居多。秦應逵在泰山遺留有“重修泰山南天門關帝廟碑文”。據《中國日報》載,2007年,記者從南天門西側台基旁雜物堆中發現了《重修泰山南天門記》碑,又在摩空閣屋內東北角發現了《重修泰山南天門關帝廟碑》。《重修泰山南天門記》碑文記錄了泰山的影響、朝廷“禮岱”、天子發金維修等情況,接著又敘述了南天門的重要性、現狀以及捐俸維修的過程。此次維修的捐款人、撰書碑文者程德潤,字玉樵,湖北竟陵(今天門市)人,清嘉慶甲戌(公元1814年)進士,歷官山東鹽運使、甘肅按察使、甘肅布政使等,撰有《續修中衛縣誌》等。“重修泰山南天門關帝廟碑”全文如下:“南天門上關聖帝君行宮,志謂自白雲洞移來。重修者,道光乙未山東鹽使,吾鄉先達竟陵程公德潤也。夫天門形勝,左抱月觀,右揖日觀,寒宵虹跨下界煙迷。凡步天衢、趨琳宮,有事於泰山者,無不由此而漸入佳境。西顧長安天邊之樹若薺;南望句吳門外之馬如練。三竿紅日滄海東騰;一發青山碣石北眺。而黃華一洞,仙家雞犬時聲聞霄漢間,洵異境也。顧門登之難:過大龍峪,道通一線,累累石級百迭儼矗梯空中,前人履踵拂後人眉睫,遙望之,若畫重累人然。即勇若賁□,至此亦復氣奪。乃數百年來,遊人如織,磨胸舁石,曾無失足蹉跌之聞,則帝之所為呵護者良多也。無如廟踞門□垂出梁間,風生窗里,秋陽酷烈,冬雪嚴封,磚落瓦飛,游者慨之。道人屢以修葺請,爰於戊戌秋,鳩工庀材,囑邑人楊君玉成、錢君奉祥董其事。三月工始竣。雖杧桷楹棟不及程公之壯麗,而革故鼎新,足蔽風雨,用以肅明禋、亦守土者所莫敢廢也。況帝君功在荊襄,其德澤被吾楚獨先,吾楚人之於帝君,尊而親之若私□焉,亦固其所。程公諱德潤,嘉慶甲戌進士,釋褐先余(余指我秦應逵)六十年。余以乙未蒞泰安服官,亦後公六十年。公子左卿,刺史,與余同寅稱莫逆。公孫邵春,曾及余門,丁酉鄉試又與兒子翔南(秦應逵子)北稱齊年生。程公位終甘藩,余浮沉下吏,今垂垂老矣。事業於程公,無能為役,而三世因緣,獨於修此帝廟相後先,亦事之奇也。因並及之,至於經費多寡,別有記,不具載”。
落款為:“同知府銜,泰安府泰安縣知縣秦應逵立石。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小陽月穀旦”。此碑立於公元1898年。碑高0.48米,寬0.88米;碑文31行,滿行18字,字徑1.7厘米;楷書。撰文者秦應逵,字鴻軒,湖北孝感人,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任泰安知縣。在這一泰山石刻中,秦應逵形容了十八盤之險,讚嘆了“天門形勝”,記載了維修經過。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文中寫到在他到泰安上任之前60年,同鄉程德潤對泰山南天門的維修,以及因南天門的先後維修而與程德潤結下的“三世因緣”。孝感人秦應逵所留下的這一古蹟,不僅是泰山的一段佳話,也成了南天門歷史的惟一實物證據。《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緒朝)實錄41》載,泰安縣知縣秦應逵才品政績,均有可觀,著李秉衡傳旨嘉獎。義和團運動,是清末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最初流行於山東、河南等地,以設拳場、練拳術等方式組織民眾。義和團不但反洋教,而且與官兵的矛盾也尖銳地對立起來。庚子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北方部分地區達到高潮,引起八國聯軍武力干涉,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紫禁城皇宮,慈禧西狩躲到西安。李鴻章為議和大臣,與八國談判。德國統帥瓦德西對李鴻章說:“倡此戰爭的罪人還在西安,我要引兵前往誅戮他們。”李鴻章說:“等我三天,如果沒有結果,到時再動兵不遲。”慈禧太后獲電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正月初三開始議大臣之罪。《西巡迴鑾始末卷四》載,秦應逵袒庇拳匪,明示仇視各國人民,忍令境內教民慘受殺害,罪應革職,永不敘用。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權代表奕匡和李鴻章與11國代表達成了屈辱的《解決1900年動亂最後議定書》,也就是中國史稱的《辛丑條約》。1955年,在北京各界歡迎東德代表團大會上,東德總理格羅提渥將當年德軍繳獲的義和團旗交還給周總理。周總理隨後指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秦應逵被革職,這正是他的開明之處。縱觀秦應逵的一生,他最大的貢獻是古籍收藏。他一生愛書如命,以集書為好,離職還鄉時,與其他官員不同的是,運回家的並非金銀財寶,而是帶回數十口書箱,以作珍藏,家裡建有藏書樓一座,藏書萬冊。他藏書不獨以重金收購,還手抄輯納、工楷抄錄了明清兩代名人雜文選計139篇。為了研究藏書系統化,他繪製了將《古今圖書集成》和《二十四史》兩套書分類裝箱、組合上架的“藏書目錄圖”,對研究古籍館藏之法,具有參考價值。湖北省圖書館館藏的秦應逵的《手批讀杜心解》對當代研究杜詩具有重要的價值。《讀杜心解》是清雍正學者浦起龍所著的一部獨具匠心的杜詩註解著作,在杜甫詩研究集大成的清代,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秦應逵以收藏家獨特的視角,對當時這部被學者廣為推崇的《讀杜心解》,進行了大膽的肯定或否定的價值點評。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文研究中心教授曾紹皇曾撰考證論文,對秦應逵的《手批讀杜心解》作出過極高的評價。秦應逵離職還鄉後,從事教育工作。據《文史資料·孝感大事記》載:“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創孝感西湖書院(今書院中學),設教育會,會長為秦應逵”。於1915年去世,享年65歲。一九五七年二月,湖北省圖書館收到《長江日報》編輯部轉來讀者來信,反映孝感縣楊店區供銷社廢品站堆放了一批古籍,未作處理,急待搶救。時任省圖采編部主任的孔憲凱馬上叫上幾名工作人員拉上幾輛板車,連夜趕往孝感。經過兩天的跋涉,館員們趕到了孝感縣楊店區供銷社。在清理中,發現這批圖書為清同治間孝感縣進士秦應逵所藏古籍。書中鈐有“孝感秦氏家藏”朱文方印、“秦應逵藏書”朱文方印。經過七天七夜清理,他們選擇刻本較早、刊印較精以及有學術參考價值之抄本運回省館,其中有清代列入禁毀書目流傳較少之明崇禎刻本《皇明世法錄》、明崇禎刻本《冊府元龜》、明萬曆刊《唐類函》、明刻本《詩雋類抄》、鐘選《文歸》、清抄本《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其他明清刻本。這些書雖不少缺卷短冊,但仍屬可貴之珍本。館員們在當地僱車僱人,將這批古籍全部從供銷社折價收回,用10餘輛板車將這些“寶貝”拖運回來。其餘的普通版本全部留存孝感縣圖書館。孝感圖書館也喜獲巨大豐收。除省館拉走的以外,秦應逵的大部分藏書成了孝感圖書館古籍的重要來源,使得孝感圖書館藏書,由1956年的藏書8495冊,到1957年底驟增至2.7萬冊,可見秦氏藏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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