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茫茫

《秋白茫茫》是1996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李輝。

基本介紹

• 作者：李輝
• ISBN：9787530925515
• 頁數：218
• 定價：10.70
•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6-11
• 裝幀：平裝

作品目錄

目錄
總序 肖復興
碑石
――關於吳晗的隨感
書生累
――關於鄧拓的隨感
舊夢重溫時
――關於“五七幹校”的隨感
清明時節
――關於趙樹理的隨感
秋白茫茫
――關於這個人的絮語
平和，或者不安分
――追思沈從文先生
與夏衍談周揚
他們眼中的周揚
尚情無我
――關於梁漱溟的隨感
在黑白灰的世界裡
――吳冠中印象
後記

作品內容

秋白茫茫

——關於這個人的絮語

一

瞿秋白為自己的靈魂種下了苦果。

他欲追求人生徹底的休息。他也真的在死亡來臨時，以解剖生命的方式最終獲得了平靜與坦然。然而，“大休息”（瞿秋白）只是一種願望，他的坦率、他的真實與無情到極點的解剖，他的《多餘的話》，並沒有給他的靈魂帶來真正的“休息”。相反，在他死後，他預料到的或者沒有預料到的一切，從沒有讓他安寧過。

其實，恰恰是他的安寧讓後人、讓世間無法安寧。他太與眾不同，甚至他太超越現實，獨特的驚世駭俗，獨特得難以接受。

政治的常規的世俗的目光，看慣了生命尋常風景，總是按照既定的軌道打量芸芸眾生。一旦一個奇特的景色突兀而現，它們便困惑了，迷茫了。於是，更多的時候，不是讓自己去欣賞去適應這景色，而是將之納入自己的範疇，去界定，去斧削。

從而，瞿秋白的靈魂便不可能平靜。從而，一篇由生命寫就的自白連同主人，在漫長曲折的歷史中，注定要被不同的手翻閱，被不同的語言詮釋，循環反覆，跌宕起落。

包括我現在，仍在翻閱著他。

天地茫茫，世事茫茫，我心茫茫。

秋白茫茫。

二

瞿秋白死得很英勇，和所有英雄一樣。

他從容地走向刑場。他走出福建長汀的中山公園，臉上沒有一點兒畏懼神情，邊走邊與同行者談話。於是人間多了一個偉大的瞬間，目擊者多了一幅其心痛切的場景，記者們的筆下，也因此多了一段人生絕響：“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韮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獨坐其上，自酌自飲，談笑自如，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公餘小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睡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高唱國際歌，酒畢徐步刑場。”（分別載於1935年的《大公報》與《逸經》雜誌）人們說，他是用俄語高唱著《國際歌》。他指著一處草坪，微笑著說：“此地很好！”便選定了自己告別人間的場所。然後盤膝而坐，直到那聲罪惡槍響。這是與千百年來所有英勇就義的英雄一樣的壯舉，死亡面前依然以這樣感人的方式擁抱著理想。

可是，至少在我剛剛喜歡讀書看報的時候，被謳歌讚美的英雄中，並沒有瞿秋白的名字。相反，他是被描述為革命的罪人、叛徒、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對立面。“文革”中的報紙，是以這樣的文字與語調，使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人：

1935年3月，瞿秋白在福建游擊區為國民黨軍隊所捕，在獄中，他拋出了一份名為《多餘的話》的自首書，再三向反動派表示“懺悔”、“自新”，把參加革命活動說成是“歷史的誤會”，說參加共產黨和做黨的工作是“不幸”，“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惡夢”，並且聲言，“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在自首書里，瞿秋白泄露了從大革命失敗以來至被捕時黨內的軍事機密和組織情況。為了活命，他還對革命表示“萬分的厭倦”，胡說什麼“不管革命不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要“永久休息”，等等；向反動派求饒，保證今後“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這封自首書先後被登在國民黨特務刊物《社會新聞》和《逸經》等反動刊物上。瞿秋白這種自首叛變的卑劣行徑，並沒有得到敵人的饒恕，結果還是被國民黨槍殺於福建長汀。

類似的批判，在許多報刊上比比皆是，我無法記起當年是在哪裡看到它們。但它們留在我少年心中的影響，卻是不會忘記的。於是，在二十多年後，為寫這篇文章我從圖書館又把它們找出。查照時，我也是在翻閱自己的心靈歷程。我甚至有些好奇地回望，少年時代的我，還有那些同齡人，顯得似乎陌生得很。

那時我只有十多歲，還跟著母親住在鐵路附近的一個鄉村國小。我還小，沒有資格投身“文革”，只是站在鐵道旁，好奇而羨慕地看著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串聯去，“長征”去。第一次看到五彩的傳單，從火車上撒下來，我跑著去拾，去讀，去感受一種興奮。現在回想起來，我興奮，是因為在我的眼中，那些意氣風發的紅衛兵，是開創偉業的英雄。

我想不僅僅我一個人如此，男孩子大概都崇拜過英雄，做過五光十色的英雄夢。在他們看來，身邊的世界過於狹窄過於平淡，或者也許他們本身過於孱弱，所以他們嚮往著驚天動地，嚮往著叱吒風雲，嚮往著自己也會成為那些偉岸英雄中的一員。儘管日子平平常常地一日一日流過，這樣的男孩子們卻會讓浪漫與想像一天天把自己的內心變得不同尋常。

現實卻常常跟這樣的孩子開玩笑。你原本想像的嚮往的英雄壯舉，恰恰會成為歷史的笑柄；你原本崇拜的熱愛的一切，最終又給你苦澀甚至悲切。相反，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被誤解被忽略的人物，你不注意不理解的東西，卻能在歷史背景中逐漸顯露出光彩與偉大。至少，能啟發後人更客觀更冷靜地去體味豐富的生命形式，去理解與認識“英雄”所包含的其他內涵。

瞿秋白便是這樣終於從歷史迷霧中向我們走來，顯出他生命的偉岸。

歷史的真實使人們的目光具備了全新的意義。

於是，我相位我們不再幼稚，儘管我們永遠成不了英雄。

三

今年三月，我在上海住了幾天，慢步於瞿秋白當年行走過的街道，我的思緒中總是少不了他。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家中，我們談起了他。我談到自己對瞿秋白的思考，談到計畫中的這篇文章。

和我的性格不同，朋友穩健而持重，是個理性更強的學者，他以往對歷史現實文學現象的分析，常常讓我感到邏輯的力量與思想的沉重。這次，他對瞿秋白的見解，又一次觸動了我。他說瞿秋白是千百年來真正看淡死後名聲的第一人。在他看來，中國的文人或者政治家，一生行為的善惡美醜固然重要，但死後的名聲，則更為重要。於是，生活在現實中，卻把目光瞥向未來，在晚年，在死亡來臨的時候，儘量為自己塑造一個完美的形象。瞿秋白卻不，他已把自己的功名全然拋開，他更願意毫不掩飾地把自己的靈魂袒露出來。他看重的是真實地抒發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真實而無情地解剖自己。他這樣做，並不在意是否會影響自己的名聲。他的靈魂自白，並沒有絲毫損害他的理想，更沒有破壞他所熱愛的事業，相反，他為我們留下了一篇千古絕唱，留下一個真實的生命，從而達到了一個別人無法企及的人生境界。

我得承認朋友的話對於我有一種衝擊力。也許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它從另外一個角度加深著我的思考。

按照通常我們所接受的“英雄”的概念，刑場上的瞿秋白與《多餘的話》的瞿秋白，的確難以重疊在一起。在死亡來臨之時，他已經把自己的靈魂赤裸裸地呈現在陽光之下，他曾經擁有過的浪漫、熱情、執著、苦悶、困惑、堅定……都以本來的面目留在兩萬多字的自白中。讓人費解的是，《多餘的話》總是讓人感受到作者內心的痛苦、憂鬱、厭倦，這就為把污衊為“叛徒”留下了口實，後來即使許多善良的人為他打抱不平時，也不能不用惋惜的口氣，感嘆於作者的低沉消極。這恰恰說明，瞿秋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複雜的文本，一個難以解說的生命。

我們達不到他的境界，我們沒有經歷過他的時代他的生活，但是，我們卻應該儘可能地深入到他的內心，去感受他所產生的種種情緒。當他的時代漸漸久遠之後，處在世紀之交的我們，完全可以用一種年輕的目光平靜地看待他。

如同朋友所言，在解剖文人與政治的矛盾之後，在隱隱約約地流露出對黨內殘酷鬥爭的厭倦之後，“烈士”的稱號對於瞿秋白已變得無足輕重。他十分清楚，作為錯誤路線領導人而被解除職務後，這些年來，即使活著的他，早已被那些正掌握著領導權的人視為“異類”。因此，他可以從容死去，卻是以一個真實的完整的個人，而非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的人。

事實正是如此。雖然自己會從容慷慨地走向刑場，瞿秋白卻不願人們在他身後把他作為“烈士”：

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1932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訊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么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我，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們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多餘的話》）

這段文字最明白不過地吐露出瞿秋白對名聲的淡漠。他只想表現出完整的真實的自己，別無所求。不過，這又並非心境完全平靜如水而寫出的文字。讀它們，顯然能感受到瞿秋白說不出的無奈和無法排遣的憤懣。

四

瞿秋白留戀文人的角色。

熟悉他的人，理解他的這種留戀。聽說當年很多人懷疑《多餘的話》的真偽，但同瞿秋白有過密切往來與友誼的丁玲，卻相信這是他的真實心情，這是他的文字風格。

友人印象中，瞿秋白文質彬彬，才華橫溢，多悉善感。一個浪漫的情人，一個浪漫的文人。少年的他在繪畫、治印、音樂方面，頗有造詣。這不僅僅出於對藝術的好奇，而是他的天性，更適合於在這樣的領域裡揮灑。於是偶而在月夜他吹起洞簫，友人便會產生奇妙的感覺：他和婉轉淒楚的單調，已經融會在一起。

月夜下吹奏洞簫，一個充滿傳統文人詩意的意象。當殘酷時光把瞿秋白淹沒之後，他的友人，仍然願意把它作為他的象徵珍藏在記憶里。而瞿秋白在心底也未必不同樣嚮往著這樣的情境，雖然對於他這已經屬於永遠不能實現的夢。

一開始瞿秋白就明白自己的天性更像一個文人，興趣也在文學。因此，早在20年代投身於社會運動並進入共產黨領導層後，他便用“犬耕”來說明他是活躍在根本不適宜自己的領域，他在《多餘的話》中也一再強調自己是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歷史的潮頭。但是，在那些年裡，這種清醒從沒有讓他放棄政治理想與熱情，更沒有妨礙他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而是“歷史地”成為共產黨的領袖。在風雲變幻殘酷險惡的日子裡，他從沒有遲疑沒有膽怯，憑著信念與勇氣，活躍在歷史漩渦之中。我想，那時的他，寧願自己不帶絲毫文人氣息，至於月夜洞簫的浪漫，更是無暇夢起。

不過，當一切都將成為過去，當生命即將終結時，所走過的人生對於瞿秋白，便具備了不同意義。在《多餘的話》中，他那樣深情地留戀文學，那樣明白無誤地表現出對政治的厭倦，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作為心靈解剖，我欽佩他的坦率與真誠，但是，我又不能不認為，“文人”這一角色，在瞿秋白那裡，未嘗不是精神的避風港，是疲勞跋涉者的宿營地。用他的話來說，他是在尋找人生“大休息”，而政治與文學之間，在他看來，只有後者能帶給他慰藉、平靜與安寧。

實際上，“文人”角色，並非只具備瞿秋白所留戀所想像的這些特徵。作為瞿秋白，由於已經沉溺於對這一角色的迷戀，希望以此來得到生命解脫，這樣，他便不可能承認，或者不願意承認，他所走過的人生，同樣也屬於文人的一部分。雖然表現形態不同，但活動於其中的那個人物，始終扮演著文人的角色，只不過呈現出的是他不願意看到的那一面而已。

瞿秋白說過自己身上有浪漫氣質。

浪漫不只是屬於詩歌，屬於藝術，在許多時候，浪漫同樣屬於政治。“達則兼濟天下”，“以天下為己任”，古往今來多少文人擁有過如此浪漫的情懷，他們常常躊躇滿志地開始他們的青春。瞿秋白當然屬於他們中的一員。他是充滿熱情投身於政治活動之中。那種對理想對革命的執著，曾經與身上的文人氣質是交融一起的。在風雲變幻的日子裡，為理想獻身的壯舉，同樣能使他從中感受到充實，感受到滿足，因為莊嚴使命感與歷史責任，不也是他追求實現的生命意義嗎？許多類似的文人，往往同他一樣，其實也願意在這樣的時刻在這樣的領域，用超越平淡的方式尋找生命的詩意。所以，不管情形發生多少變化，在漫長歷史的進程中，總是有一個個文人滿懷熱情投身於社會革命。而原本最適宜他們的文化創造，似乎只是在品嘗了政治生活的種種苦澀之後，在浪漫逐漸趨於平緩之後，才使他們情願（或許還帶些無可奈何）全身心去擁抱。從這個角度可以說，瞿秋白達到了一個文人在現代中國所能達到的極致。

憂鬱與困惑也由此而產生。政治需要浪漫，需要熱情，但同時更需要除此之外的其他一些素質。瞿秋白無法擁有其他，便只能在變幻無窮的現實政治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蒼白，甚至無能。他還得承受他從未預料到的種種壓力與磨礪。於是，他把目光移到另外一片天地，他把文人的另外一面形態，予以理想化。美妙誘人的景象讓他迷戀，讓他陶醉。他為沒有自始至終走文人的道路而懊悔，為最終有四年時間致力於文學創造而欣慰，或者，為在政治之外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可寄寓精神的所在而滿足，而解脫。我甚至覺得，他是將政治生涯的曲折與文學興趣的無法實現，有意識地進行強烈的對照，並用這種反差構成《多餘的話》的框架。

當提示人生的這一矛盾之後，當以理想化的方式獲得心靈平靜之後，也許瞿秋白覺得他最終完成了對自己生命的塑造。

五

我時常有種困惑，或者說是不解。政治、生活、生命，本是不同形態的存在，我們卻習慣將它們混為一體，用某一孤立的邏輯來概說一切。這樣，一些簡單的政治原則，或者一些膚淺的生活倫理，在許多時候被視為絕對的惟一的東西。在這樣的目光下，複雜就變為了簡單，單純則用來衡量複雜。

於是，在歷史和歷史人物面前，現實中的我們不斷地表現出簡單、淺薄與武斷。結果在經過生活摔打和時間磨礪之後，我們又不得不花費更多精力去正視自己的錯誤，去修補因偏頗而造成的缺憾。

不管是誰，批判者還是同情者，都必須面對《多餘的話》中那些毫不掩飾的困惑、苦悶，它們因瀰漫著濃濃的憂鬱而讓人感到難以解說與歸瞿秋白。現在想來，瞿秋白的價值，可能恰恰在這一方面體現得最為豐富。在他的面前，人們習慣運用的方式和簡單思維，顯得多么無能多么蒼白。是他這樣一個有著不平凡經歷的革命者，把政治、生活、生命諸種存在形態，如此豐富地結合在一起。我們非常熟悉的許多革命者，在獄中在刑場，其壯舉可歌可泣，常常用一種形態或者原則，就被概括殆盡。瞿秋白卻不。他那樣英雄就義，卻又那樣充滿憂鬱，充滿心靈感傷。對於他，顯然我們必須採取不同的複雜的方式來解說。

人們能理解他的苦悶他的憂鬱嗎？又該怎樣去理解？

我想到了另外一個人的故事。

七八年前，為劉尊棋先生寫傳時，聽他講述過30年代的經歷。他講到過與共產黨人潘東周的相遇，以及潘東周最後的犧牲。對於潘東周，我至今所知瘳瘳。但是，就是這個歷史人物的經歷，曾經誘惑過我，讓我產生過許多感慨。甚至當時我還構想有一天能深入到歷史的迷霧之中，描述出他那不平凡的人生。

潘東周同瞿秋白一樣，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過，並與王明同屆。他從蘇聯回國後，曾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任中宣部秘書，主編過《紅旗》。在王明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凡是與李立三路線有關的人，都受到排擠、打擊。當時北方的環境比上海要遠為嚴峻，王明派便將屬於李立三勢力的黨員派到北方。潘東周就這樣被派遣到北方擔任順直省委宣傳部長，不久，省委機關被破壞，他便逃到北京，成為劉尊棋公寓的常客。

在相聚的日子裡，潘東周以苦悶的心情把在黨內遭受到的排擠告訴了劉尊棋。只有20歲的劉尊棋剛剛入黨，他無法理解和接受所聽到的一切，但潘東周憂鬱的目光，卻如同刀刻一樣留在他的記憶里。半個多世紀過去之後，歷盡坎坷的他，對我轉述這件往事時，又多了深沉與痛楚。他說他當時不敢相信潘東周講述的事情。在他年輕的心靈里，充滿著真誠、熱情、也包括單純。他相信在一個偉大理想的照耀下，黨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純潔真誠的。因此，他驚奇於潘東周的故事，也同情潘東周的苦悶，但是單純的他，卻不知該用什麼樣的話語去安慰一個複雜的心。於是，每次他只是坐在一旁，任潘傾訴。

很快他們就先後被捕入獄。被提審時，劉尊棋在過道上意外地碰到了潘東周。潘東周顯得沮喪，他欲說話，最終沒有開口。劉尊棋注意到那雙眼睛籠罩著一層煙雲，透露出精神被遭受到沉重一擊之後留下的痕跡。匆匆一瞥，他覺得看到了潘的內心的痛苦。想到潘過去對自己講述的一切，他更能想像潘此時此刻的複雜盡情。

潘東周后來的故事，劉尊棋講了許多。出獄後的潘成了張學良的老師，專門講授《資本論》，並翻譯出版了這本巨著。當1934年張學良坐鎮武漢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時，潘還成了他的機要組秘書。經潘東周之手，許多重要軍事機密被送到蘇區。身份暴露後，由蔣介石親自下令將潘在武漢處決。

潘東周同樣就義得非常從容。極為欣賞他的才華與能力的張學良，為不能保護他而表示遺憾。被處決前，張學良問他：“你還有什麼身後的事要辦？”他神態自若，從容地說：“我把我妻子的地址寫下，希望你能通知她。別的，我沒什麼話可說。”然後，英勇地走上刑場。聽到他的死訊，劉尊棋油然產生崇敬，同也有幾分疑惑。他心中閃動著重疊的影子：情結壓抑充滿苦悶的潘東周，曾經被認為是自首出獄的潘東周，英勇就義的潘東周……年輕的他無法把它們一一理清。直到1979年，潘東周的兒子找到劉尊棋，他才知道潘是中央特科的成員，直屬周恩來領導。1949年，是周恩來親自發電報到武漢，指示找到潘的家屬，並作為烈屬對待。直到這時，劉尊棋心中的謎團才解開。

不過，剛剛經歷過“文革”在監獄中度過將近十年時間的劉尊棋，顯然想得更深。我相信，他在我面前這所以突出地敘述潘的故事，其實是想以他所經歷的往事，來說明一個充滿理想的革命者，如果遭遇到來自政黨內部的打擊，其內心的痛苦遠遠超出來自其他方面的打擊。而且，在更多的人身上，這種因黨內殘酷鬥爭帶來的苦悶與憂鬱，深沉是深藏於心，並不輕易流露出來。它們固然會影響某一時刻的心境，卻不會影響他們的信仰，一旦需要仍會毫不遲疑地去為理想而獻身。

我記不清當時自己是如何同劉先生討論的。反正對於我，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想我應該理解他，贊同他，然而我又似乎無法真正他所說的一切。後來他患重病，半身不遂，我們之間語言的交流中斷了。我再也沒有機會和可能就這一話題同他做更深入的交談。前不久，他去世了，帶走了一生的曲折磨難，帶走了種種沒有完成的思想，我想，許多曾經讓他痛苦讓他思索的一切，都隨生命的終結而不再打擾他的靈魂。但願如此。

死者留下的話題，自然只能由生者敘說下去。無疑，不會有同樣的切身感受，但或許會有更為無情的客觀，甚至超然的淡漠與冷靜。

六

從時間和經歷上看，潘東周與瞿秋白肯定是相識的，他們因同樣的原因而擁有同樣的心情。現在讀者可以明白，我為什麼此刻要穿插著講述這樣一個陌生的人物，陌生的故事。

他們當然並不盡然相同。不同身份不同承受，瞿秋白內心的苦楚必然更甚過潘東周。他那樣熱誠地投入到革命之中，並多年處在領導中心，卻不得不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裡，被冷落一旁，不斷地受到指責與批判。紅軍從蘇區撤退時，把他這樣一個文弱書生留下尋找突圍之路，顯然有一種被遺棄的意味。這對於他本來壓抑的心情，無疑是雪上加霜。在逃亡的路上，在被捕後的日子裡，在書寫《多餘的話》的時候，他不能不更為深切地感受到所經受的這一切。

不僅僅這些。我覺得他還會想到瞿景白在莫斯科的“失蹤”。

1929年，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瞿秋白在參加過共產國際大會後還留在莫斯科。正是在這期間，中山大學的許多中國學生，因反對王明及其支持者校長米夫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迫害。陸定一回憶，這時史達林的清黨已經開始。那些反對者，輕則被開除黨籍、團籍，重則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改。還有一些人無法面對突兀而來的壓力，選擇了自殺。瞿景白是在瞿秋白的引導下成為革命者的，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還同瞿秋白合編過《中國職工運動材料彙編》。對瞿秋白研究頗有建樹的陳鐵健先生，在他的《瞿秋白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寫到了瞿景白的遭際。當時中山大學米夫召開十天會議，集中批判瞿秋白的“機會主義錯誤”，並做清黨動員。瞿景白對之極為不滿，一氣之下，把他的聯共黨員黨證，退給聯共區黨委。“就在這一天，他失蹤了。是自殺，還是被捕？當時誰也說不清，也不敢說清楚。”弟弟的突然“失蹤”，“清黨”發生的一切，對於瞿秋白不能不產生感情與思想的刺激及影響。《瞿秋白傳》在這方面沒有更多的敘述，但作者用這樣一句話，留給了歷史以巨大的空間：“景白‘失蹤’，對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當深的。”

至今仍不知道瞿秋白是否就弟弟“失蹤”寫過什麼，但由此產生的矛盾心情，應該說已經融進《多餘的話》的複雜的情緒中。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想像與存在之間，在集體與個人之間，在文人與政治家之間，有意無意之中，瞿秋白為自己劃定出一個無限廣闊的區域。他既然選擇了這樣的人生，他就注定要在這樣的區域裡戰鬥，沉默或高歌。他也注定要承受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從而他的偉大他的豐富，均得以完成。

瞿秋白的價值正在於他寫出了自己感受到的一切。當歷史塵埃落定，當走過風風雨雨，今天的人們似乎更容易理解瞿秋白，更容易理想《多餘的話》。他的自白，是一個政治家的靈魂解剖，是一個文人的千古絕唱，也是人格與精神的最終塑造。而且，它不僅僅屬於他個人。

像他這樣坦誠地寫出自己的感受，袒露自己的靈魂的人並不多見。可能是我的興趣所致，在閱讀一些重要歷史人物的傳記時，常常為不能讀到他們述說自己的文字而感到遺憾。特別是被歷史風雲席捲的那些人物，我相信其內心一定是一個無比豐富的世界。可是，我們無緣觀看到。譬如在“文革”風暴中受到迫害而死的一些著名政治家，我就非常了解他們在告別人間的時刻，精神與心靈究竟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況。我想面對突然降臨於身的災難和發生根本變化的命運，他們的心境必然不同於從前。那么，在那樣的一些日子裡，他們該會用什麼目光回望過去，環視周圍並審視自己呢？如果有機會，他們又該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描述經歷過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

這當然只是我不切實際的願望。當時的環境與條件，個人的性格與精神層面，都不可能讓歷史的庫房裡多一些更有價值的精神記錄。

彭德懷大概要算一個例外。他的自傳儘管與瞿秋白的自白有許多差異，但他在被迫交代的日子裡，還是用樸素坦率的風格，講述出自己的人生。性格依舊，風采依舊。他用這樣一部難得的著作，讓自己走到歷史的前台，親切地向人們揮手致意。讀他的自傳時，我便有這樣一種感覺。

七

還是回到最近一次上海之行。

在離開上海的頭一天晚上，朋友帶我去一個叫做“JJ”的迪斯科舞廳。那是一個由劇場改建的舞廳，可以容納千餘人，甚至還要多，是我所見過的最大的迪斯科舞廳。那天正好是周末，入場口排起了長隊。走進光怪陸離的舞廳，呈階梯狀延伸的布局，顯示出它的獨特。年輕的男男女女，把舞廳塞得滿滿當當，他們扭動著身軀，陶醉在震耳欲聾的節奏瘋狂的音樂中。

一切似乎頓時不再存在。只有音樂中的搖滾，搖滾中的身軀旋轉和手臂揮舞。

我覺得自己也忘了其他。當然，我缺乏他們那種全身心的投入和真正的陶醉。不過，後來想來，在那樣的場合，在那樣的時刻，血液涌動和感覺伸縮，必然會不同於平常。我不在乎別人怎樣評說這樣的娛樂方式和場所。我欣賞這樣的燈光，習慣閃爍燈光下無休止的喧囂，更樂於在顯得嘈雜的氣氛中感受一種單純。這是過去沒有的場所，帶給我們的當然是過去沒有的感受。依我看，生活多一種色彩多一種風格，是非常美妙的。

那個夜晚，我感到滿足。實際上我遠不如少男少女那樣瘋狂。我想我應該如痴如醉。可我卻沒有。現在想起來，我可能還顯得非常冷靜，是在有意識用一種觀察的目光參與其中。但是，即使理性仍在，在這種地方，五光十色的思緒中，也絕對不會出現瞿秋白的影子。

想到瞿秋白，是在走出舞廳之後。我送朋友回家再坐車返回賓館。正好路過瞿秋白當年居住過的南市一帶。瞿秋白當年是在這些彎曲街巷裡，度過他最為留戀的日子。在這裡，在那些日子裡，他與魯迅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並在文化創造中，找到了自己喜愛的位置，為後人留下至為寶貴的文學遺產。可以構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一定是以深深的留戀，回憶起魯迅帶給他的溫暖，回憶起在南市度過的交織著恐怖、緊張、興奮、滿足的日子。正是以這樣的回憶，他開始了《多餘的話》的寫作，開始了生命的最後旅程。

車窗外街燈一一閃過，明滅不定，讓我想像中的歷史陳跡，呈現出斑駁影子。從舞廳到一個與搖滾毫無關聯的歷史人物，思緒發生如此之快的轉折，是我沒有想到的。我推測，瞿秋白這個名字，對於那些年輕男女想必是陌生的。完全可以理解。他們不必把歷史和自己連在一起，更不必一定要讓歷史的沉重來影響他們生活的輕鬆。這不正是他們——還有我自己——的幸運？

瞿秋白會不會對眼前的景象感到陌生？他能想像今天和他同樣年齡的人，會以這樣的方式去陶醉？這是難以回答的問題。這也不必回答。彼此之間，沒有類比的可能和必要。但有一點我想可以確定，瞿秋白所嚮往的不正是每個人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嗎？

怎么會一下子用了一連串的“？”，我感到奇怪。寫到此時的我，反倒不如前面那樣充滿自信與果斷。我覺得自己仍然沒有認識瞿秋白，更沒有把一片茫茫，化為鮮明的爽朗。

我心依舊茫茫。

悠悠歲月中匆匆走過多少人，他們總是會被人想起或淡忘。被人淡忘，未必不是一種幸福；被人想起，又未必不是一種。幸福或悲哀，其間的分別又在哪裡？我說不清楚。

會有說清楚的時候嗎？或許永遠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