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鯀

關於“中原”這一地域的認定，關於“禹布土於九州”中的“土”的理解，關於“鯀舜”忠奸的辨別，作者在書中都有著獨到的見解。就這個意義上說，先生的著作，雖然是以章回體“故事”的形式成書，但把它當作學術專著來閱讀也未嘗不可。太史公司馬遷當年所心嚮往之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境界，在談老先生及其著作中，得到了體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禹鯀
• 鯀：治水
• 禹：子承父業，治理洪水
• 禹鯀：夏代帝王

禹鯀資料

治水鯀

據作者考證，盤古開天闢地之後，作為先民集聚生息之所的中原之地，並非現今的以河南、山東、河北、山西部分地區為界，一直到長江中下游地區那么大，更不是北起大漠，南跨海疆，西自蔥嶺，東至台灣那么闊，而是“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語出《史記·殷本紀》引《湯誥》，《史記·五帝本紀》：黃帝“邑於涿鹿之阿。”《世本》謂涿鹿在彭城，談嘉德在載於《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2期的《古代涿鹿徐州說考論》中考證：涿鹿即今徐州地方。）這四圍中，東之江，絕非今之長江，而是東夷地方的夷水，即現今沂泗之水。世居當時中原東部今山東至淮河的泗水流域的炎帝族，國都在今徐州之彭城，古稱涿鹿，此處正當中原之正中，中國之名即由此而來。

舜，《列子》說他是“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的人人厭棄的孤家寡人；孟子的高足萬章說舜是最壞的人：“‘舜到外面大聲呼號，說他父母虐待他’，以引起別人對他父母的詛咒，咒罵他父親瞎了雙眼，而誇讚舜是孝子。其實，他根本不孝。”（《莊子·讓王》，又《盜跖》）舜的朋友石戶之農說他專憑暴力欺人，人人怕他，耕者不敢不讓畔，漁者不敢不讓澤，攜家帶口逃往荒野。他以奸詐伎倆騙得堯的任用，為其助手（攝政）。鯀是要派去治水，以便將來接班的人，因此成為舜的政敵。在鯀治水功敗垂成之時，舜落井下石，擅自殺鯀於東海羽山（今贛榆縣），拋屍海內。舜為了篡位，不斷地排除異己：逐炎帝後裔三苗於今湖北，貶老臣驩兜於河南西部，強占堯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為妃，在逼堯篡位後，又殺二妃於“江、湘之間”。

鯀以年邁之軀，不辭勞苦，應聘出來治水，功績顯著，被黎民稱為“聖人”。他根據情況，靈活採用堵與疏的措施：在堯都及居民區築圍欄水，以“堵”洪水對人的侵擾，所以，《呂覽·郡守》肯定“夏鯀作城”，“所作當矣”；在其餘地方，則以疏導為主，《韓非子·五蠹》說“鯀禹（皆）決瀆” 疏河，排除了大面積的洪水，黎民在涸出的土地上“鹹播秬黍，莆雚是營”（屈原：《天問》）。秬黍又稱鯀麥，訛稱稛麥，是災民們為了感念鯀送給他們麥種而起出來的名字。莆雚又叫符離，是一種既可入藥又能充飢的野菜。鯀治水有功反而慘遭殺害的考究，糾正了幾千年來關於“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山海經·海內經》），結果被殺的訛傳。即便是息壤之說，作者也認為它是在今洪澤湖西岸不遠處今泗洪縣境內的攔河大壩。至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方尚有高堆五六里，高二丈多（《山海經·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郭璞註：“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踴，長五禹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類也。”）。

子承父業，治理洪水，發展生產，撥亂反正的新說，撕下了罩在舜頭上的“聖賢”的光環，破除了“為尊者諱”的舊習，改寫了關於堯舜禹三代“禪讓”的歷史。

禹在治水的過程中，協助居民把宅基地加土墊高，築圩防水，備草糧以防災患，並選派民間賢能之士，建立起自我管理的組織。這個組織，在當時叫做“社”，古老的“社”字都寫作“土”，所以，古書上多說“禹布土”，後人把“禹布土”誤解為禹布土壤以填洪水。屈原反問說：“洪水如此寬廣，怎么可能用土來填塞呢？”（《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填之？”）《史記·封禪書》說：“自禹興而修社祀。”《書·禹貢》：“禹敷（布）土。”《左傳·襄公四年》：“畫為九州。”《淮南子·修務訓》：“定千八百國。”談先生根據這些古籍的記載認為，禹為原始部落進化到國家組織，作了過渡性的形制，從而推動了社會前進的步伐，為原始社會進入奴隸制而創造條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另，舜在逼堯篡位後，又殺二妃於“江、湘之間”的“江湘之間”，作者認為，地在今宿遷至洋河之間，江，乃沂泗合流之水，湘，本相水，從徐州相縣東流至相水下游的下相（即宿遷）匯入江水，後人加三點水於相而為湘，猶如耳海加水為洱海，只是相旁加水，便被移到湖南去了。而當時湖北還是三苗盤踞，舜及二妃如何至湖南？顯系史家之誤。

1、 浩浩洪水，民不聊生 大禹治水前，中華大地普遍受到了洪水之災，大地一片汪洋。人民爬山找洞藏身、樹梢上學鳥雀築巢而居，地面上草木暢茂，飛禽走獸與人爭奪地盤，人民一天天減少，只有鳥獸的腳跡布滿在洪水暫時退去和還未淹沒的全中國的地方。 2、臨危受命，治水失敗 鯀原是白馬，是黃帝的孫兒。堯見洪災肆虐，憂心如焚，召集四岳和各路諸侯，叫他們舉薦治洪水的人。四岳和在朝諸侯卻說：“啊，叫鯀去好啦！”堯搖頭說那人固執己見，不顧別人的意見，不成。四岳說除鯀之外找不出第二個人。於是，堯只好讓鯀去試試。鯀臨危受命，一治九年，絲毫沒有成績。 3、偷竊息壤，阻障洪患 鯀治水神力不夠，求助諸神。此時，有一隻貓頭鷹和一隻烏龜互相拖拉著走過來，說平息洪水此舉不難，要他去偷竊天上的寶物“息壤”。“息壤”是種生長不息的土壤，看上去沒有多大一塊，但只要弄一點來投向大地，馬上就會生長加多，積成山，堆成堤。鯀不怕祖父的酷刑，竟然將息壤偷竊到手。鯀拿到息壤，馬上到下方治洪。息壤這東西靈妙，只消少許一點，就可以積山成堤。但鯀性情不好，胡作非為，用錯了方法，它用了“阻”和“障”。就是拿泥土來填塞洪水。結果洪水填塞不了，反而愈漲愈高。 4、天帝發怒，殺死伯鯀 當洪水暫時將要平息之時，終於讓天帝知道了他的寶物息壤被竊的事，他痛恨天國出了這樣的叛徒，毫不猶豫的派火神祝融把鯀在羽山這個地方殺死，奪回了剩餘的息壤。

禹鯀治水的成與敗

近日讀到江林昌煌煌八十萬字的巨著《中國上古文明考論》，才對這兩個問題有一點合理的猜測。江著引述地質考古學家的觀點說，在距今4600—4000年之間，黃河入海口由蘇北平原改為河北平原。鯀禹治水的時期，正是黃河改道的活躍時期。這個複雜的改道不是一蹴而就的，肯定經過了多年的洪水泛濫、反反覆覆，最後才完成水道的選擇和確定。

當水道往北偏移的時候，必須在布滿村莊和田園的河北平原上沖開一條新路，給這一帶的部落帶來巨大的災難。而淮北平原、蘇北平原的老河道，本來就沒有居民，讓河水沿著老河道洶湧入海，才是最穩妥最經濟的辦法。看來鯀採取的就是這種治水思路，他在華北平原上築堤設防，攔截河水，逼著浩浩洪水朝老河道前進。可是洪水不隨人願，一次次衝決鯀所建立的堤防，在河北平原橫衝直撞，當地的居民一次次蒙受滅頂之災。一時怨聲載道，部落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部落聯盟的穩定性受到嚴重威脅。這時候，作為政治家的舜為了挽救部落聯盟的凝聚力，只好殺鯀以平息民怨，並修補部落關係。《史記》說“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說明許多部落就等著殺鯀解恨。這與我的猜測頗為相符。

大禹受命於危難之中，立即變更治水思路。他放棄黃河故道，按照滔滔洪水的新趨勢，在河北平原上遷徙村莊，安置移民，調集勞力，開溝鑿谷，有意引導河水循山入川、直奔大海。黃河終於順利改道，洪災於是大大緩解。大禹也在治水過程中建立起了崇高的權威和個人聲望，從而成為空前的民族英雄，還成為夏族政權的奠基者。

鯀禹父子（其實未必是父子，只是同一個氏族的先後酋長，那時候繼任的酋長不一定是老酋長的兒子）之不同抉擇和不同結局，乃是“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之見證。

夏代的疆域問題

目前大體有以下三種說法：

1、傅斯年的說法：“夏之區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陝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東方界線，則其盛時曾有濟水上流，至於商邱，此便是與夷人相爭之線。”目前史學界持此論者較多。

2、以河南偃師二里頭為中心的地區。史學界同意這種說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論者較多。

3、楊向奎的說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實在今山東、河北、河南三省間，而以山東為重點。”“中夏以前，啟以後，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東，其勢力及於河北、河南，晚夏則移居於河東及伊洛，東方仍有孑遺。”目前學界持此論者不多。

關於第一種說法，顧頡剛在對有關夏代的一些地名進行了全面考訂後，曾有一段論述，足以否定此說：“總合其一代觀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為大夏必在夏亡之後，商曆年六百，夏族之變化多矣，昔其事跡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輩只得憑藉地名以作猜想矣。”

對於第二種說法，目前的爭論比較大，但是說這裡是夏文化或者說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堅實的文獻依據，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有專文論述，此不贅。

筆者認為，關於夏代國家疆域的問題，第三種說法最有說服力，史學界識之不深者，蓋因持此論者如顧頡剛所言“只得憑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窺豹之嫌。筆者不揣淺陋，擬從整體上來探討一下夏王朝國家疆域之所在。

夏朝故國的名稱

《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但是，許慎所說的這個“夏”應該是指“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緣關係和親緣關係的諸國，《左傳·閔公元年》：“諸夏親昵”，杜註：“諸夏，中國也。”周人自稱為“夏”或“有夏”，因為他們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們勢力的中心區域稱為“中國”，金文中寫作“中或”，《何尊銘》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薛（乂）民。’”是周人稱其居為中國也。

不過，“中國”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時即有，也是指當時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災）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時為務。”可見古人把唐虞夏時代人們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國”，所以說夏朝人稱為“中國之人”也是有根據的。

郭沫若認為夏人本來是居於中原的：“夏民族當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驅逐以後，……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遷徙了。”此說是確鑿無可易者，蓋夏人本居於中原，湯伐夏桀，夏人戰敗，被商人驅逐到了今山西、陝西一帶，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陝晉，是因為夏人逃避於此而將故國的地名帶過去的，非其故地，楊向奎說：“古人遷徙往往把舊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稱亦可以任意搬遷”，其說得之。但是古代中原範圍廣大，夏人居於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國家叫做“土方”，《詩·商頌·長發》：“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當即卜辭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朔、馭、土古音均在魚部，則所謂土方當即朔方、馭方，知此，則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馭一也。是則‘禹敷下土方’當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於土方之國（即後之華夏、禹跡、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殷墟卜辭中恆見“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敵國，胡厚宣有專文論證卜辭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認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但是，卜辭中的土方已經是遠徙西北之後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國之地也。《詩·長發》說湯伐桀“九有有載”，《叔夷鐘銘》云：“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敗厥靈師。伊小臣惟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這是說成唐（即成湯）受天命伐夏，打敗了夏的軍隊，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輔佐下，完全的占據了九州，居處於“禹之堵”，這裡面所說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實際上就是夏人之國。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古代對夏國的稱呼有夏、土方、朔方、馭方、九州、九有、禹跡、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應該是在今天的山東歷城東北的華不注山一帶，《書·堯典》載帝堯“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現在的華不注山，又稱華山、金輿山，其下有華泉，華水出之，北注於濟水，朔方即在此地。土、朔、馭、夏和華古音都是在魚部，讀音相近，其方國很有可能就是來源於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礎上壯大勢力，建立了夏王朝。

湯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國所在，所以我們要確定夏國的位置，可以從關於湯伐夏桀的記錄中找出答案。

湯伐夏所反映夏國的位置

下面把有關論述的湯伐桀的記載錄於下：

《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按亳，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誌》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虛，商湯之都也。’”

《詩·長發》曰：“武王（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達，九有有載。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左傳·昭公四年》：“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

《左傳·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緡以喪其國。”

《墨子·非攻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諸侯於薄。”

《呂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斗，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呂氏春秋·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書序·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

《史記·夏本紀》：“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正義》：“《括地誌》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國語》雲‘滿於巢湖’。”

《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鬷，俘厥寶玉。”《集解》：“孔安國曰：三鬷，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據這些記載可知，商湯在伐夏之前是都於偃師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師，他伐夏的路線是一路東進的先伐了韋、顧、昆吾，韋即豕韋，在今河南滑縣，顧在河南范縣東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陽，都在偃師之東。然後他命令伊尹當間諜，到夏去和被桀拋棄的元妃妹喜交往，探聽虛實。妹喜告訴他夏桀做了個夢：兩日相鬥，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結果湯就出兵了。因為什麼？因為從方位上講，當時商應該是在西，而夏在東，西方日代表商，東方日代表夏，這個夢就預示著商能勝夏，所以湯才出兵。他是“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就是從商國的東方出兵於夏國的西境開始進攻，有人把這句話標點為“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解釋說是從東方出兵，然後繞了個180度大彎子掉頭向西面的夏進攻，不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樣商就成了東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這個標點和解釋是不對的，那個“國”是指夏國。

《書序》言他們“升自陑”，這個陑其實就是仍，即“桀為有仍之會”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紀》所說的“有娀之虛”，有仍在《韓非子·十過》里是寫作“有戎”，娀即從戎聲，陑、仍古音同（如乘切），與戎乃雙聲（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娀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東濟寧，《殷本紀》言湯敗桀於此。此後或言戰於郕，或言戰於鳴條，或言敗桀於歷山，郕古有二，一為魯孟氏邑，在山東寧陽東北；一為國名，在山東汶上縣西北的郕城，二地都在魯西，相去不遠。鳴條或以為在山西，非是，《孟子·離婁下》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趙歧註：“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可知鳴條之地固在東夷。歷山當時舜所耕之歷山，在河南范縣和山東鄄城間。以上地名，除了鳴條不詳具體地點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東西部。湯敗桀之後，回師的路上又伐滅了三鬷，在山東定陶，也在魯西，可見湯伐桀的主要戰場就是在今天的魯西一帶。根據《墨子·非攻下》的記載，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湯在夏城裡有內應，為了幫助湯攻城，他們破壞了夏邑的西北城牆，並放火給商軍信號，讓他們從此進攻，因為商軍從西攻來，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這方面，《左傳》說他是征伐了有緡之後喪失了國家，有緡在山東菏澤的金鄉，也是在魯西。根據《竹書紀年》，本來桀的都邑是在斟鄩，在今山東的濰坊，而他跑到魯西的有仍舉行方國大會，會上有緡叛了，桀就討伐有緡，之後不久桀就亡國了，說明桀為有仍之會後，一直沒有回到東方的斟鄩，而是在魯西的某個城邑，這個城邑當是《書·太甲上》里所說的“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的“西邑夏”，蓋桀時有兩個都邑，一個在斟鄩，還有一個在魯西，在魯西的都邑相對於斟鄩來說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體地點待考。桀沒有回到東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關。《韓非子·難四》說：“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離”，這個“岷山”，《楚辭·天問》作“蒙山”，岷、蒙雙聲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東的蒙山，當時有個岷山國，其故地當即春秋時為魯邑的蒙，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南，也在魯西南地區。根據《韓非子》的說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導致了天下人心離散而亡國，這個在《竹書紀年》里也有明確記載：“後桀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這是說桀沉迷於琬、琰二女，拋棄了元妃妹喜，滿懷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毀滅了夏。正因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長時間地居留於位於魯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湯才抓住機會向夏桀發動進攻，在今濟寧一帶一番激戰，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敗而走，夏朝隨即滅亡。

《呂氏春秋·慎大》說桀失敗後被“逐之至大沙”，這個大沙應該就是古說的流沙，恆見於《山海經》中，乃是一條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條河川，決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現在的泗水”，說良是也。是桀失敗後沿著泗水乘舟難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於南巢氏也。今有雲桀都在山西者，則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區浮江至南巢？豈不妄哉？

根據以上記載，我們已經可以明確知道夏王朝國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東境內。

夏國之範圍：四海與九州

夏代疆域範圍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跡和四海、九州的關係最為密切：

《書·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

《書·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

《書·禹貢》：“九州攸同，……四海會同。”

《大戴禮記·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此類的記載很多，同時有不少先秦文獻記載，在夏代以前，已經有“四海”之說了，唐、虞時代的帝王已經居於四海之內，蓋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也是居於四海之內，這是因為當時他們國土疆域的四周的確有四個海，是他們疆域界限的重要標誌，關於這一點，筆者已有專文論述，這裡把四海的具體位置再引述如下：

東海：今山東半島以東的黃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澤，又作鉅野澤，或稱大野澤，宋代稱梁山泊，在山東巨野縣，今已堙沒，東平湖即其遺存。

南海：今江蘇省江蘇連雲港以東的海州灣。

在歷史地圖上一對照就可以知道，東海、北海、河、濟、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疆域範圍，基本上就是今山東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蘇省北部的部分地區。在陶唐虞夏時期，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內”的地區。

四海之內的地區禹跡範圍內，古代又稱為九州，“九”本來是虛數，意為很多，並不是說就是實實在在的九個，蓋當時四海之內遭洪水，而有許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稱之為“州”，《說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書記載“九州”的劃分實際上在鯀禹之時，《山海經·海內經》：“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後來九州就叫禹跡、禹之堵等等，如《左傳·襄公四年》：“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叔夷鐘銘》：“鹹有九州，處禹之堵。”每個州便自然形成了一個人類的聚居地，算得上一個方國或部落，所以《廣雅·釋詁一》曰：“州，國也。”《莊子·天下》云：“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置萬國。”《淮南子·修務訓》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這個“置萬國”和“定千八百國”與“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過說法不同而已。這些州國皆禹治水時所定，故稱為禹跡、禹績、禹甸。禹之堵（緒），而整個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組成，故夏國又稱為“九州”。

“九州”本來是虛指，沒有具體的九個州，但後來卻出現了具體的九個州的名字，那是戰國時代的產物。顧頡剛說：“春秋時有九州說，我們已不否認。但我們敢說：那時人只有這一個虛浮的觀念而已，決沒有九個州的具體的地位和名稱，九個州的具體的地位和名稱乃是戰國時人的建設。”他共列舉了《書·禹貢》、《逸周書·職方》、《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覽》、《說苑·辨物》等書中的5種關於“九州”的說法，都不盡相同，正說明這些具體九州的說法正在形成階段，說法各異，沒有定論，不可盡信。只有一些內容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內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貢》的最後幾句說：“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說的就是“九州”的範圍。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脫，原文當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堯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東海，流沙就是古泗水（從魯橋鎮南流入海的河段），交趾在今山東省莒南縣，朔方、幽都在今山東歷城北的華不注山一帶，可知《禹貢》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實際上就是四海之內的範圍，這就是夏國的疆域所在，其主體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東省境，根本沒有象他寫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廣大。《博物志》云：“中國之域，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這個“中國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範圍。

“四海”、“九州”的考古文化

在這個“四海之內”的“九州之域”，先後產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繼相續的考古文化，誕生了燦爛的古代東夷文明。特別是從大汶口文化晚期開始，山東地區的海岱文明蓬勃發展起來，“海岱地區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陸續進入初期文明社會，分別以大汶口、陵陽河等為中心出現了一些大型遺址群，其中有的明顯具有相當於‘都’、‘邑’（上文所謂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級金字塔式社會結構，他們大致就是最初的國家——蘇秉琦所說的‘古國’。”之後，“到龍山文化時期”，城子崖、教場鋪、景陽崗等許多龍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國，有的可能已發展成方國，龍山文化已是古國時代。”再後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與夏代的系年重合，相當於夏代，此時已經是夏王朝建立時期，進入了方國部落聯盟的酋幫時代。逄振鎬說：“從距今約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經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個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是同一個族的居民所創造的不同階段的文化，這同一個族就是東夷族。”而實際上，夏人與東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說東夷人就是夏人，故“在考古界確認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文化為東夷文化的同時，夏民族起源於東方說也一直存在，至今為古史界的一些學者所信從。”所以夏代的故國本來就是在今山東境內的說法，也具有堅實的考古學證據。

總之，夏是一個誕生於山東地區的古國，它的國家聯盟和文化是從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開始，經歷了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直到相當於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謂是源遠流長，輝煌燦爛，它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源頭。夏代故國的位置應該如楊向奎先生所說，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其勢力及於河北、河南，筆者認為它的勢力還包括淮河以北的蘇北地區。夏亡後，其主要勢力遷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區，變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別是 ‘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遷徙，大體上說，或南流入越，或北遷為匈奴，或西徙為羌。大移動的過程，同時也是夏族與當地土著大融合的過程”，可謂得其實矣。

禹 之構想

《繹史》卷十一引《遁甲開山圖》說：“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由此看來，中國在以前還有——個大約一萬年的史前期，洪水也不只一次，治水的禹也就有了兩個，因為歷史久遠，在長期的民間傳說中，就“合二而一”了。

關於禹的出生問題，古書中許多記載，這裡不一一引述。但我對《山海經·海內經》的有關記述很感興趣。因為傳言此書為禹的同時代人伯益開始作的，可能較為可信。如說：“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供水，不持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鏷注引《開筮》說：“鯀死王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地。”這些，看起來是神話，但屬實話。這裡，只就幾個問題，表明我的觀點。第一，黃帝——皇天上帝，這有許多，都是宇宙人，這後一個黃帝，是來到地球後返回“天國”一最發達星球的宇宙人，由於有功於人類，我們視為始祖，他的孫子之一是鯀。據記載，鯀是一個能駕駛龍行飛船之一的“熊”的人和物的綜合體。第二，鯀受命治水，為什麼採取堵的辦法呢？”因為“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是氣候太熱，冰雪融化，海水上漲，倒貫入江河，他未得到上帝同意，擅自盜用最發達星球上的最先進的化學物質，比現在最好的水泥還好，而又能見風膨脹自固的最先進“息壤”進行阻攔，但勞而無功，所以被上帝派火神祝融將他處死。第三，怎么處死的呢？古書上說：“殛鯀於羽山”，“鯀則殛死”，這殛字，據梁啓超解釋，是用電致命。這可能是“雷射”一類的武器，而“羽效”或“羽山”，可能都是指的宇宙飛行物的起落處，因為“羽”表示有翅膀供飛行之意。第四，“鯀殛死，三歲不腐，副（剖）之以吳刀，是用出禹。“三年不腐爛。不是指的人體，而是指的飛行器，這裡的“是用出禹。”與上面引的“鯀復生禹”，並非在通常意義上說的從三年不腐的鯀的肚子把禹引以來，男人生兒子，在古人看來是神話，但現在看並不奇怪，是從鯀的細胞里“克隆”一個“禹”出來。第五，禹被克隆出來以後一段時期“羿射九日”，即能夠駕駛兩艘宇宙飛船進行對接的宇宙人用火箭一類先進武器將上帝之妻——“羲和生（產）十日”——原為宇宙移民加熱——使地球大冰期變熱的九個宇宙人造太陽擊毀後，氣候變化了，這時的洪水，是大雨滂沱，只能採取疏導的辦法了，所以“帝乃命禹卒布上以定九州”，治水才能順利完成。

二

對於神話，古人今人都有許多解說，我都不敢苟同。我認為“神”這個漢字，從“示”從“申”，是給人以“啟示”或“展示”的“申”——一種飛行囂的象徵，古寫如“電”——電形，可以發光的，由能源驅動的東西。神話可分為根神話、乾神話、葉神話、花神話，我認為《山海經》記載的不少是屬於根神話一類，故很零散，不完整，它的珍貴之處，在於記錄一些宇宙點滴史，至少是史前期的一些文明史，從而難於為“愚化”——退化了的地球人所理解。因此，研究古神話，就和預測千萬年後的未來一樣很困難。但只要有靈犀一點，還是可以通的。

話說回來，《世本·帝系篇》說：“顓項生鯀，鯀生高密，是為禹。”《新語·術事》：“大禹山西羌。”《太平御覽》卷四引《遁甲開山圖榮氏解》說：（鯀妻）“女狄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出夏禹。“據周發賢先生講：高密，在古代即為“革命”，按我的意思，所謂“革命”，禹是被“克隆”的，克隆是一種革命性的創舉。再者，羌人，是古代藏族的先民之一，羌又稱“發羌”，“發”字在古代的音讀如“博”（現在廣東一帶讀八如博），而“博”正是藏族人的自稱（bo），“西羌”是東部古漢人對古藏人的稱呼，而藏人稱東方為“夏”，故“夏禹可稱為羌人東方的“禹”。這可以從“西夏”被成吉思汗滅亡後，它的一部分子民，逃亡到西藏，至今在中尼邊境，還有一部分人稱為：“夏爾巴”——即“東方人”可以得到旁證。而“禹”——“高密”，作為革命性的另一層意思是，他作為宇宙人——鯀的後代，從此再不返回“天國”了——是“克隆”的也好，是宇宙人與宇宙移民後代的雜交也好，都預示著一種革命性的變化。故《蜀王本紀》說：“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圻副而生於塗山，取妻生子，名啟。”啟，又名開，都是指“開一代先河”，打開了由原始共產主義到階級社會道路之門，故稱“夏傳子，家天下”——一種社會到另種社會的質的變化。

我國祖先，自稱為“華夏”，華與夏，有什麼聯繫呢？得從遙遠的古代和外星說起。我國《列子·黃帝篇》有一個關於某星球早已完全實現了共產主義現想的記載。它是這樣描述的：“華胥氏之國，在州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距）國（中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好，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其視，雷霆不亂其視，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顯然，這是一篇偉大的記錄，無須我一句句地解釋，總的來說，它無疑是某一整個星球已經共產主義化了的象徵。這裡，我只就它的幾個句號來大體說一下。第一段，首先指出這‘華胥氏之國’絕非地球上的某一個國家，因為整個地球一周才8萬里（4萬公里），而它說幾千萬里、是說距離極遠，不是一般的舟船、車輛或腳力所能達到的，言其在宇宙當中，只能‘神遊’——用思想、精神去回憶、去遊覽。這大概是根據宇宙人的敘述或祖先的經歷而世代流傳下來的。第二段，強調指出它的社會是沒有階級的，故無‘帥長’一類的統治階級；還強調指出它的物質財富已最大程度地得到豐富，人民生活的一切包括精神財富，已最大程度地得到滿足，故無嗜好。第三段是對第二段的進一步說明，具體闡述沒有階級，社會文明得到高度發展，人得到了全面的徹底的解放後，所出現的現象——連利害、逆順、愛憎、親疏這些低級社會的產物，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甚至連生死問題也處之泰然，人性已經完全自然化了。第四段，最後是分彆強調指出“人性歸於自然”後，人得到全面發展所產生的“特異功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既具備“特異功能”而又用最新的科技所武裝著的人，是不可能視、亂聽、滑心、躓步的“萬能之主”。看，他們乘著“申”形的宇宙飛船，象“神”一樣所向無阻，是謂“神行”，當之無愧。在東方，我們稱之為“黃帝”，——宇宙飛行大隊總領隊的那個“天帝”是從哪裡來的；在西方，也許就是稱之為“耶和華”的那個“天帝”也是從哪裡來的；‘華胥氏’、‘耶和華’、‘黃帝’，正巧，都有hua的音，雖然文字不同，但當不是純為偶合。大概，生活在“華胥氏之國”這一星球的人，都是(天帝)‘上帝’、‘安拉’、‘帝釋天’之類，是他們充分發揚了宇宙人道主義——也就是宇宙共產主義精神，才使得人類在地球上繁衍了起來。正是由於如此，所以在夏代，先民就以“華夏”自喻，一方面表示先民的祖先是因為華胥星球人的救護才得以生存下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紀念“夏禹”治了洪水，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之故。

但是據《通鑑輯覽》記載：“太昊伏羲氏，生於成紀。帝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華胥古圓，《環宇記》（記），藍田縣有華胥氏陵。”這個記錄可能是一種附會，至多是先民對華胥氏星球發達社會的某種響往，以其名稱命名某一地域罷了。但也可能有真實性的是，說宇宙人太昊的母親，是華胥星球的人。

三

地球人對華胥星球人都尊之為“天帝”、“上帝”或者“黃帝”甚至是“萬能之主”，但他們地球上還有什麼可資考證的遺蹟呢？我認為是有的。

《山海經·海內西經》說：“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西次三經》又說：“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郭璞注曰“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穆天子傳》卷二說：“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說文（八）》解釋說：“虛，大丘也，崑崙丘謂之崑崙虛。”《海內南經》說：“有木，其狀如牛……其名曰建木，在西弱水上。”《淮南子·地形篇》又說：“建木也廣都，眾帝所自上下。“歷代注家對“開明獸”無法理解，我認為是一種最先進的“機器人”，只不過作為“獸”狀罷了，可能就是埃及金字塔旁的“獅身人面像”，古希臘神話里的“斯芬克斯”、以及南美洲的的喀喀湖的古建築——“太陽門”上的雕像一類的東西，只不過有些是文字記載，有些是形像建築而已。周發賢先生也有一個發現，他說：建木，其狀如牛，牛應是丘，丘即是金字塔。過去，我曾把“建木”解釋為鵬形的宇宙飛船，相當於現在的太空梭一類，這樣一來，崑崙丘是“帝之下都”，也是眾帝——百神上下於天的太空飛行器或升降處，就有了線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