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毛澤東開始提出以蘇聯為鑑，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1956年黨的八大也提出了正確的路線。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創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經濟社會發展觀的一次歷史性飛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 屬性：社會建設大綱領
• 通過日期：1958年5月
• 通過會議：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基本點

這條總路線的基本點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儘快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總路線的制定，反映了廣大人民民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然而後來的執行過程中，表現出許多忽視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現象，及對國民經濟計畫的綜合平衡，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尤其是在後來的宣傳工作中，片面強調總路線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等等，使“左”的指導思想蔓延，盲目求快壓倒了一切，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不應有的嚴重損失。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提出從根本目的和出發點上看是正確的，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八大關於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總任務，但由於中共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在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以後，偏離了經濟建設這箇中心，特別是在對總路線的理解、宣傳和實踐過程中，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脫離了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實際，片面地追求經濟建設的高速度，結果欲速則不達，出現了好心辦壞事的結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路線應該就是黨現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從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到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反映了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艱難探索的歷史過程。在我國改革開放進入關鍵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發展階段的今天，認真回顧和總結這段不平常的歷史，對於我們深刻領會和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和基本要求，提高執行科學發展觀的堅定性和自覺性，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擬以這段歷史為線索，以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與科學發展觀的比較分析為重點，揭示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上的飛躍過程及其歷史必然性，以求昭示現在，啟迪未來，使我們在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偉大強國的征程中，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對主觀主義和形上學，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少犯錯誤，做好工作。

背景回顧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勝利地開展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五大運動，使屢遭戰爭創傷的國民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恢復和發展，政權穩固，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經濟社會一片升騰。第二，在人民政權得到穩固、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初步發展之後，我黨又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客觀前提。第三，自1953年起，我黨制訂和實施了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畫。1956年，計畫規定的各項經濟指標提前並超額完成，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改善，人民民眾的社會主義覺悟空前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為進一步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第四，1956年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面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作出了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即將開始。第五，建國初期，由於我們缺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物質基礎，不得不以蘇聯為借鑑。但是，經過幾年實踐，又發現蘇聯的經驗有長有短。如果全盤照搬，必然會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不良後果。於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結合起來，既借鑑別國好的和成功的經驗，又不脫離自己的國情，探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便成為我黨必須認真對待和著重思考的問題。第六，上世紀50年代中期，韓戰結束，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受到重挫，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民主和民族獨立運動空前高漲，國際形勢趨向緩和。但以美帝為代表的西方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由其構築的新月型反華包圍日漸拉緊。同時，蘇共20大召開，修正主義思潮泛濫，中蘇開始出現分歧，蘇共領導推行的大國沙文主義日益膨脹，對我國經濟政治的干涉和控制有增無減。於是，如何打破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有效抵制蘇共領導對我國的干涉和控制，維護民族的獨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便成為擺在我黨面前一項嚴肅而艱巨的任務。

上述國內國際的環境和形勢，必然會對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路和決策，乃至對飽受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苦難而剛剛獲得新生並當家作主的廣大人民的情緒產生極大影響。於是，趕超先進，擺脫落後，反對干涉和控制，打破封鎖和包圍，富民強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烈願望和迫切心情便日益強烈起來。毛澤東同志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分析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並向全黨和全國發出“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的偉大號召。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和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是非功過評析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制定和實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首先，總路線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具有高瞻遠矚的第一次規劃。“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富內涵，“打破常規，大膽試驗，走自己的道路，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富有創新精神的構想；“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振奮人心和富於鼓動性的遠大目標，激勵著我國人民尤其是幾代年輕人為之奮鬥和獻身。

其次，總路線中貫穿著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充滿著生動活潑的辯證法。從總路線的基本內涵來看，“鼓足幹勁”意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力爭上遊”，意在奮發進取，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力爭走在世界的前列，永不自滿；“多”是指經濟建設中的產值產量；“快”是指經濟發展速度；“好”是指經濟發展的質；“省”是指經濟發展的成本和效益。“多快好省”體現了經濟發展中質和量、速度和效益的統一。從總路線的基本結構來看，“社會主義”是奮鬥目標，“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多快好省”是實現目標的基本要求。從總路線的實質來看，既體現了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目的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又規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實現目的、履行宗旨的途徑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以及與此相關並由此決定和制約的其他經濟規律。

第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制定和實施，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它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發揚革命的大無畏精神，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包圍，反對大國沙文主義的干涉和控制，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革命行動；它是我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奮發圖強、自力更生，改變經濟文化落後狀況，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它是我國以蘇聯為鑑戒，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大膽試驗，尋求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探索；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五大運動勝利結束、三大改造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初步成就、廣大人民民眾經濟政治地位改善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所激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熱情龐勃迸發的具體表現。總路線的制定和實施，吹響了我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偉大號角，標誌著一場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即將全面展開，表現了六億中國人民意氣風發、勇往直前、改天換地的英雄氣概和追求並實現美好理想的頑強意志和堅強決心。

但是，由於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方面還缺乏經驗，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面貌、打破帝國主義封鎖和包圍、建設社會主義偉大強國的願望十分迫切，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條件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實施上存在著許多缺陷，有些甚至是嚴重的錯誤。

第一，指導思想上急於求成。由於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我國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當時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產生了急於求成的思想。1956年2月16日，國家計委提出《國民經濟十五年遠景規劃綱要》，要求“到1967年，完成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完成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階級和產生階級的根源；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使國家強盛，使人民生活富裕。” 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但脫離中國實際甚遠。

第二，提出了超越國情國力的奮鬥目標。1957年11月，毛澤東同志提出要用15年時間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英國。1958年元旦社論，明確提出了“超英趕美”的戰略任務。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批准的國家計委制定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意見書》提出：經過“大躍進”三年苦戰，再加上後兩年努力，我們有可能使糧食產量達到1.5萬億斤或者更多一些，鋼產量達到8000萬噸，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在工業上做到獨立自主，農業上基本上實現現代化，並且提前五年時間實現十二年科學規劃。這樣，就有可能在1962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裡在鋼鐵方面超過英國，在1972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裡在鋼鐵等方面超過美國。 這種奮鬥目標顯然超越了當時經濟發展水平，脫離了我國實際。

第三，不切實際的超越國情國力的奮鬥目標和高指標，壓出了“浮誇風”。1958年8月3日，國家統計局發表1958年上半年國民經濟計畫執行情況的報告說，上半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34%；全國夏糧作物產量預計可達1010億斤，比上年增長69%。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批准的“二五”計畫《意見書》更提出：在“二五”期間，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長7.4倍。五年內基本建設投資3850億元，比“一五”時期增長6.8倍，重大工業建設項目1000個以上。與“八大”提出的《建議》相比，計畫指標大幅度提高，有的高達四倍、五倍，甚至更多，嚴重脫離實際。 上面高指標、搞浮誇，下面也仿而效之。許多省市自治區提出“苦戰三年，改變面貌，十年規劃，五年完成”的目標。河南提出當年糧食產量可比上年增加50%—100%，兩年全省實現水制機械化，五年實現農業機械化。地處西北的甘肅省竟然提出一年內地方工業產值要比現在增長16倍至19倍。

第四，高指標導致高積累。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積累率分別為33.9%、43.8%、39.6%。新增積累額占新增國民收入的比重，1957年為33%，1958年增至80%，1959年則超過100%。

第五，片面強調產值產量，忽視產品質量，粗製濫造，有些產品一生產出來便是無用的廢品。同時，在生產過程中，大搞“人民戰爭”，不搞成本核算，鋪張浪費成風，經濟效益低下。

第六，提出“以鋼為綱”，要“鋼鐵元帥升帳”，用鋼鐵工業的發展帶動工業全面發展，結果破壞了工業內部和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使國民經濟結構嚴重失衡。

第七，片面強調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地球開戰，濫開、濫采、濫伐，結果造成自然資源嚴重浪費，環境污染，生態退化，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

第八，片面強調生產關係變革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所有制上急於過渡，生產資源上“一平二調”，收入分配上實行“供給制”，搞平均主義，結果挫傷了人民民眾的積極性。

第九，缺乏一套系統、具體、切實可行的政策和辦法。為了調動積極性，無原則地下放計畫管理權、基本建設項目審批權、物資分配權、財政稅收權、勞動管理權、商業管理權和信貸管理權，結果在巨觀上失去控制，各省盲目蠻幹，自搞一套，經濟建設處於無政府狀態。

第十，缺乏調查研究，片面強調主觀能動性，忽視客觀規律性和現實可能性，在世界觀上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在方法論上滑向形上學主義。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實施過程中的問題，造成我國農作物大幅度減產，糧食供應異常緊張；輕工業產品嚴重短缺，市場供應量急劇下降；財政赤字連年攀升，物價成倍上漲，通貨膨脹嚴重；加上蘇共領導背信棄義，撒毀契約，索還債務，結果使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遇到嚴重困難。

反思與改革

面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實施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我們党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和總結。

首先，反思從理論學習開始。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為了使各級領導幹部更多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以便更好地認識和糾正當時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毛澤東同志向中央、省區、地、縣四級黨委建議讀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和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又重申這一建議和要求。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又分別組織讀書小組，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進行逐章逐節的學習和討論。 在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帶領和推動下，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活動逐步展開，拉開了我黨對幾年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進行總結的序幕。

在總路線的實施過程中，毛澤東同志以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敏銳眼光，發現了生產和建設中的一些問題，並及時作了批評和糾正。在1959年2月召開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共產風”、積累率過高和管理中存在的浪費問題； 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中，毛澤東批評了虛報浮誇、說假話的問題； 關於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問題，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 關於生產中只顧產值產量，不顧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 工業管理“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 “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急於求成的問題，毛澤東意識到：“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 毛澤東還檢查了出現問題的原因，他說：“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很少了。” 他號召黨政領導幹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事物發展過程中矛盾和問題的暴露往往是在造成一定結果之後，在總路線的實施過程中，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雖然發現了一些問題並及時作了批評和糾正，但還是給我國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損失和嚴重困難。為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襟，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坦率承擔了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錯誤。同時，還要求把所犯錯誤傳達到基層。

針對國民經濟面臨的困難和問題，196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方針。 經過調整，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工業體系建設和技術創新有了較大進步，長期依賴進口的石油基本實現了自給，電子、原子能、航天工業成長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係恢復正常，財政收支平衡，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有了較大改善。1964年底召開三屆全國人大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我國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高漲，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並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同時還提出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分兩步走的戰略思路。可惜的是，由於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和分兩步走的戰略思路未能得有效實施和執行。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系統總結了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做出了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在我國制定的“六五”計畫中，首次提出工農業總產值到2000年“翻兩番”的戰略規劃。1982年黨的十二大，進一步提出我國到2000年經濟建設分兩步走的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和戰略步驟。1984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的中外代表時，提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構想，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5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並闡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的十二個重大關係。在改革開放的大思路下，我國經濟逐步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並創造了建國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1979—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9%。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達58478.1億元，提前5年完成了原定國民生產總值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目標。20世紀的最後幾年，雖然有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國內特大洪澇災害的干擾，我國經濟依然實現了較快增長。1996—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了9.6%、8.8%、7.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8.4%、7.6%、6.7%。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9396億元，經濟總量居開發中國家之首，世界排名第7位。 進入21世紀，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達95933億元，經濟總量進一步躍居世界第6位。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達117251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9101元，按官方匯率換算超過1000美元，達到1100美元， 人民生活在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水平的歷史性跨越。

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多年，是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得到最多實惠的二十多年，是我國社會保持安定團結、政通人和的二十多年，是我國國際影響顯著擴大、國際地位明顯提高、民族凝聚力極大增強的二十多年。這說明，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含的“必然”的認識，與以往相比，是全面得多和深刻得多了。在我國進行的偉大而艱巨的、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已經獲得了較多的經驗和自由。但是，在我們面前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在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的運行中，也還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例如：在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總量迅速擴大的同時，粗放的增長方式未能根本轉變，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仍在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質量和低效益並存的狀況下進行，資源、生態、環境形勢日益嚴峻；產業結構依然存在某種程度的失衡，技術創新能力仍然很低，本已縮小的地區經濟差距和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和激烈市場競爭導致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產業結構變動、人口規模龐大、適齡勞動人口增多所引起的就業問題日益突出，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的社會利益關係重大調整和重組所導致的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發展相對滯後、公共資源供給能力不足、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人們安全感係數降低；國際形勢在總體上趨於緩和，新的世界大戰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打不起來，但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仍未根本改變，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在增加，如何抓住機遇，應付挑戰，加快發展，是我黨面臨的新課題。上述矛盾和問題，有些是我國長期和早已存在而未能有效解決的，有些是在近年來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當今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最新提出的，如果得不到及時而有效地解決，不僅直接危及經濟社會發展，而且也將危機我國的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然而，這些矛盾和問題不是運用已有的經驗和思路所能解決的，而必須在借鑑已有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放思想，探求新的思路、新的途徑和新的方法。面對上述矛盾和問題，我們黨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在十五大上提出面向新世紀的“三步走”戰略目標，十六大又對這一戰略目標作了進一步確認和具體化。之後，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新的科學發展觀。

歷史性飛躍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統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科學發展觀，是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概括和總結。從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制定和實施，到新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經濟社會發展觀的一次歷史性飛躍。與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相比，科學發展觀無論在哪個方面，都具有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新穎、更具時代意義的內容和持點。

第一，具有“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內涵。“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民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外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承續發展。

第二，提出了“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新目標：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民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尊重、保障、依法保護人民民眾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權益，不斷提高人民民眾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體健康素質，創造一個人們平等發展、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文化社會環境。

第三，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正確處理市場機制和巨觀調控的關係，推進經濟結構最佳化、促進轉變增長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切實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調整結構、深化改革、轉變經濟成長方式上，保護好、引導好、發展好各方面的積極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第四，提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這就是：①以人為本，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不斷滿足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③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切實把經濟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調整結構、深化改革、轉變增長方式上來，切實提高經濟成長的質量和效益。④下大力氣解決“三農”問題，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發揮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進城鄉良性互動、共同發展。⑤把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環節，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⑥全面貫徹區域發展的整體戰略，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⑦不失時機地推進改革開放，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強和改善巨觀調控，努力從體制機制上解決制約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的深層次問題。⑧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⑨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健全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和管理辦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全面推進，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全面發展。⑩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第五，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觀念，即“以人為本的觀念”、“節約資源的觀念”、“保護環境的觀念”、“人與自然相和諧的觀念”、“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的觀念和經濟社會統籌協調、持續發展的觀念，等等。

第六，強調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體說來就是：“求真務實，認識規律，把握規律”，尊重規律，按規律辦事的思想方法； “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善於統籌，善於協調”，“以長遠眼光謀劃發展，以全局意識統籌發展，以科學態度抓好發展，更加自覺地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的工作方法；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講真話、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的工作作風； 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貫徹黨的民眾路線， 深入基層、深入民眾、深入實際，通過開展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切實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切實提高政策水平，切實提高工作水平， 堅決反對形式主義、主觀主義，消除盲目性，增強自覺性。

在發展觀上實現的從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到科學發展觀的飛躍，使我黨跳出了傳統發展觀的框子，從不斷地錯誤和挫折中走了出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找到了符合我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同時，還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更加充實、更加豐富、更加系統、更加完善、更加科學，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

結論和啟示

回顧我國五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史和在發展觀上實現歷史性飛躍的過程，使我們從中得到許多結論和啟示。

第一，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在這個歷史的長河中，人的認識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既是無限的，又是有限的，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統一。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人們認識能力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有限性和無限性的關係，正確地對待勝利和挫折，正確地對待成績和缺點，耐心地聽取來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和批評，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第二，在人類認識史上，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完成。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我們要遵循人類認識運動的規律，敢於實踐，勤於實踐，一切經過試驗，從中吸取成功的經驗，獲得正確的認識，避免盲目性，增強自覺性。

第三，規律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固有的本質的必然聯繫，具有客觀實在性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性。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正確認識和處理客觀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性的關係。要認真記取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中片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忽視客觀規律的沉痛教訓。要反對拜倒在客觀規律面前的悲觀主義、奴隸主義和無所作為思想，更要反對脫離實際的急於求成思想和盲動主義。

第四，要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在實際工作中，只有通過調查研究，摸清情況，抓住事物的本質，才可對症下藥，定下政策，解決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凡事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留有餘地。不打無把握之仗，不做通過努力而辦不到的事情。要堅持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既要反對主觀主義，又要反對經驗主義。

第五，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聯繫和互相制約的。同樣，國民經濟也是一個由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各個行業組成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有機整體。在經濟社會發展計畫的制訂和執行過程中，我們要用普遍聯繫和變化發展的觀點觀察和處理問題，要尊重按比例發展規律，自覺地搞好綜合平衡，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統籌兼顧，適當安排。

第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必須充分注意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連續性，同時還必須充分注意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的區別，注意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原理。在這方面，我們既有正確處理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關係，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前進的成功經驗，也有片面強調不斷革命，超越發展階段，急於求成，盲目冒進，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受重大挫折和困難的沉痛教訓，必須牢牢記取。

第七，凡事都要作具體分析，既不要絕對肯定，也不要絕對否定，否則，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為了保留事物發展中的好的積極的因素，把不好的消極的因素也保留了下來；或者，為了剔除事物發展中不好的消極的因素，把好的積極的因素也拋棄掉。要歷史的辨證地看問題，不要絕對化。要堅持歷史唯物論，反對歷史唯心論，既要反對教條主義，又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經過錯誤和挫折的教訓，我們在對待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上，變得更加成熟和更加聰明起來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可以相信，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通過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我們的現代化目標一定能夠圓滿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更加欣欣向榮，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將更加強盛，偉大的中國人民也將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